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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灾难性信息传播中的“阿毛效应”现象

论文摘要：

灾难性信息由于其重大性、突发性、紧迫性特点，对民众生活影响很大，在传播过程中容易产生“阿毛效应”现象。

不论是激励性信息、伤悲性信息还是警示性信息，如果传播策略失当，强度、角度、频度不能进行准确把握和调整。

则会适得其反，降低正向传播效果。

因而，在信息本身的真实可信前提下。

媒体体应分析受众心理，转变报道思路。

提高报道技巧，避免无休止重复传播而产生“阿毛效应”现象。

　　论文关键词：

阿毛效应；审美疲劳；沉默的螺旋；第三人效果

　　汶川大地震使中华民族经受了重大考验。

灾情发生后，媒体能迅速反应，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渠道，及时、有效地传播信息。

通过第一时间信息权威发布，消除民众对信息的不确定性，阻止了谣言传播；不回避问题，对灾情的严重程度予以客观、真实、及时报道，呼吁和感谢社会各界的鼎力援助，体现出构建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的理念。

宏扬社会正气和民族精神，将大灾面前良好的国民形象向全球传播，赢得了世界的肯定和赞扬。

在民族灾难面前，正是媒体的快速反应、有责任感的权威报道，稳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起到了良好的舆论引导作用。

　　信息传播要达到良好效果，要有—个量的积累过程，同时要营造出有利的舆论氛围，从这一方面来看，几次灾难性事件报道做得较为到位。

但是，从受众对信息的接受规律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灾难性信息传播的强度、角度、频度应该进行准确把握和调整，否则会适得其反，降低正向传播效果，出现“阿毛效应”现象。

陪出许多眼泪来。

”人们的厌烦是由于故事重复得太多，人们已经失去新颖感。

“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

”当她一开口：

“我真傻，真的。

”他们便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

这种现象可称之为“阿毛效应”。

　　笔者认为，“阿毛效应”是指同一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传播次数的增加而传播效果逐渐降低的现象。

即使高信度的信源和信息，经过单一形式的高频度传播，也会使正效果下降，甚至带来负效果。

着名传播学者霍夫兰等人通过实验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可信度信源的说服效果会出现衰减，而低可信度信源的说服效果则有上升的趋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种较有力的解释是人脑的忘却机制在起作用。

根据艾宾豪斯的忘却曲线原理，人脑对信息的记忆量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少，而忘却是从信息的次要属性开始的。

也就是说，由高可信度信源发出的信息，由于人们对信源的信任，其说服效果最初可能会大于信息内容本身的说服力，而低可信度信源发出的信息，由于人们对信源怀有不信任感，其说服效果最初可能会小于内容本身的说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信源与内容联系的记忆逐渐淡漠下去，由信源居主导地位的可信性效果趋于减弱或消失，内容本身的说服力才能较完全地发挥出来。

但内容本身如果是对受众感性刺激的话，这种刺激也会随频度的增强而效果下降。

　　二、灾难性信息传播产生“阿毛效应”的危害及原因分析

　　激励性信息，如多次传播，会减弱激励性。

同样，伤悲性信息，如多次传播，也会减弱伤悲性。

激励是通过正面引导，促使受众感情的瞬间进发，对诉求现象产生良好感受，进而向其靠拢，诸如在战争年代，大战之前先放映一些凸显英雄形象的影片，使士兵在很短时间内形成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和对敌人的仇恨，使其在即将面对的战争中奋勇杀敌，增强其爆发力。

众所周知，能量是守恒的，爆发力越强，持续时问越短。

就如同抗震救灾宣传一样，刚开始，民众会从民族大义出发，出现一系列积极反应，比如争当志愿者、捐款捐物。

但当热情过后，就会出现身体与心理的疲惫，而对持续不断的激励性信息反应迟钝，甚至抵触和抱怨。

伤悲性信息也一样，刚开始，出于人的善良本性和人道主义舆论环境，会表现同情和不安，但久而久之，伤悲会削减，出现对“阿毛事件”一样的态度。

　　同样的道理，警示性信息，传播次数过频，也会降低警示效果，甚至出现娱乐化倾向。

运用“敲警钟”的方法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促成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向一定方向变化，也是一种常用的说服方法。

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敲警钟”具有双重功效：

首先，它对事物利害关系的强调可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的注意，促成他们对特定传播内容的接触；其次，它所造成的紧迫感可促使人们迅速采取行动。

但是由于“敲警钟”基本上是通过刺激人们的恐惧心来追求特定效果，会给对象带来一定的心理不适；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容易招致自发的防卫性反应，对传播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要寻找产生“阿毛效应”的原因，必须从美学、传播学中的几个关键词来分析和探讨，如“审美疲劳”、“沉默的螺旋”、“第三人效果”等。

　　在经典的文艺美学着作中，与“审美疲劳”这个词意义相近的一个词是“审美反感”，“审美反感”是“对丑的作否定评价”的审美体验。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几篇文章中，有人把“审美”和“疲劳”相结合成“审美疲劳”，并把它运用到美学论述中作为美学词汇来使用。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由于大众媒介传播信息具有批量化、杂糅化特点，加上大众文化的诉诸感官的特点，如果感觉上的官能刺激过剩且得不到有效地舒解（情感升华），那么，就会由于心理上的厌倦而产生审美疲劳。

多媒体时代的大众文化，它的目的在于使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体验，这主要是获得一种感官或者生理上的满足。

21世纪，我们已经进入了数码和网络时代，互联网、电视、电影、手机都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淹没在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中，这使得我们的感官始终处在官能的兴奋状态，当代大众传媒技术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感觉的需求。

然而，当声光色影等那种人与环境直接而直觉的关系满足了人们的官能需要时，令人回味的“文字增强人的逻辑分析和留有余地的思维空间”也随之断裂，这势必会造成感觉上的官能刺激过剩造成人的感官的忙乱。

正如麦克卢汉把声光色影构成的场景比喻为“一场芭蕾”，通过电子媒介进行阅读是一个使眼睛和耳朵形成交互穿梭的过程。

“眼睛耳朵和口语的复杂的穿梭关系一旦参与这一场芭蕾，那就必然要重塑整个的摄取生活，包括内心和外在的生恬。

就要创造那种当代艺术重新发现的‘意识流’，但是同时它必然要产生感知和回忆活动的多重障碍”。

“人体的感官”毕竟不同于“技术的感官”，人类在单位时间内对信息的接受量是有限的，即便不会像电脑那样当信息量增大时会“死机”，但也会因“应接不暇”而疲劳!

　“沉默的螺旋”理论是由德国女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于1974年提出的。

诺依曼强调人的社会天性，为防止交往中的孤立，人总是寻求与周围关系的和谐。

这样，就形成一种“沉默的螺旋”现象：

当人们感觉到自己的意见（可能是一种新的意见，或者是一种业已存在的意见）属于“多数”处于“优势”时，便趋向于积极大胆地发表这种意见；当发觉自己的意见属于“少数”或处于“劣势”时，遇到公开发表的机会，可能为防止孤立而保持“沉默”。

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种一方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

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介，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传播的内容具有公开性、显着性，传播几乎无处不在，加之报道内容的类同，传播在时间上的持续和造成的信息积累，它们所提示的和强调的意见很容易被视为主流意见，或者是未来有发展前途的意见，这些意见可以从容表达而不会受到孤立。

于是，“沉默的螺旋”现象最大量地出现于公众接受大众媒介之时，这种认知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压力或对安全感的需求，使得多数公众在公开表达意见时采用媒介上不断重复的词汇和观念，并产生判断和行为上的连锁反应。

但同时也会因压抑寻找途径发泄，正如此次地震发生后出现的“范跑跑事件”，在凤凰卫视讨论和网上调查时，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赞同的声音。

这就说明，舆论如果不能正确引导，少数人的“沉默”会从另外的方向爆发出来，产生非正向的效果。

　　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efect）理论是最近十多年来西方传播学者极为重视研究的范畴之一。

最早提出第三人效果的学者是美国人戴维森（Davison），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到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则故事：

那时，日本人通过侦察获知，在一个太平洋小岛上的美国驻军由白人军官和黑人士兵组成，于是便向该岛空投大批传单，传单上写道：

“这是白人挑起的战争，日本人和有色民族并无纷争因此黑人弟兄们“不要为白人送死，要找机会投降或逃亡”。

结果，在空投传单的第二天，该岛上的美军竟然全部撤退了。

后来发现，传单其实对岛上的黑人士兵并没有产生影响，而是白人军官担心士兵们真的会逃亡。

因此造成了这批美军的退却。

同样的道理，在一些传播效果的个案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大多数人会认为大众媒介对别人的影响力较大，而对自己的影响力较小。

换句话说，人们会倾向于低估大众媒介对自己的影响力，或高估大众媒介对别人的影响力。

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也会由于第三人效果原因而出现相互之间的消极依赖，比如救灾的行动，很多人会认为这样大的民族灾难，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伸出援助之手而不在乎一两个人的力量，有那么多的人捐款，而不少我这几个小钱，结论很明显，都这样想就会出现大难面前无人伸手的尴尬。

　　三、防止灾难性信息传播中“阿毛效应”产生的建议

　　首先，信息本身的真实可信是前提和基础。

这就要求信息传播者必须从事实出发，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

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我们的官方媒体表现值得肯定。

第一时间权威发布，消除民众对信息的不确定性，阻止了谣言传播。

但应当承认，“非典”时期，我们的大众媒体并非如此。

就“非典”本身而言。

它有危害性，威胁到人的生命和生存；它有破坏性，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它有不可预料性，难以估计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更可怕的是它有难控性。

事实上，任何灾难性事件都具有以上特点。

而“非典”信息报道并不是及时而且真实，在网络背景下，加上民众间人际传播，出现了令官方和大众媒体尴尬的境遇，最后不得不真实报道，才遏止住了谣言传播和大众的恐慌。

但毕竟后果很严重，尤其是媒体公信力受到重大挑战，直到当下，重构媒体公信力仍然是热门话题。

这样看来，立足事实的真实报道仍显重要，

　　其次，应该避免无休止重复传播。

虽然说重复是信息传播的基本特点，信息需要重复，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超过这个“度”，就会朝相反的方向去了。

从更深一个层次来看，出现审美疲劳的受众对信息的感知和刺激会变得迟钝，当真正重要的信息出现时，也不会有明显反应。

当下很多媒体为了提高收视率，精心策划并播放一些弱势群体或者急需帮助的人与事，拨动受众善良而敏感的心弦，刚开始，民众的本真与善良会使一部人得到帮助，但慢慢地，民众会出现审美疲劳，见怪不怪了。

而当真正需要帮助的信息出现时，民众会不为所动，最终被视为善良的泯灭。

同时还会出现第三人效果，很多人会认为对别人影响不断增强而对自己影响不明显；会出现“沉默的螺旋”效果，声音被压制而得不到有效释放，最终会出现反感情绪甚至走向反面。

这样看来，应该负更大责任的是传播者的过度重复传播。

如同“阿毛效应”一样，不能怪“阿毛”，更不能怪周围的民众，而只能怪传播次数过多和频度过高。

要避免重复传播，可以丰富素材，多角度、全方位报道，一方面，信息的丰富可以缓解受众的审美疲劳。

另一方面，可以消解一个声音的枯燥，两面诉求可以避免一面诉求的绝对。

同时适当调整报道频度，拉长间隔可以修复过高频度带来的心理抵触。

　　最后，分析受众心理，转变报道思路，提高报道技巧。

前文提到，激励性信息，如多次传播，会减弱激励性；伤悲性信息，如多次传播，会减弱伤悲性；警示性信息。

传播次数过频，会降低警示效果，甚至出现娱乐化倾向。

周作人说过，人毕竟是人，人只有人的力量。

如果过分宣传英雄，会拉远普通人与英雄之间的距离，感觉这仅仅是一部分人能做到。

跟自己关系不大，显得遥不可及；如果伤悲被消解，会使民众失去同情心，感觉见怪不怪了；更为可怕的是警示被消解，会减低民众的警惕意识，“狼来了”心理作祟，防范意识消失，灾难来临时会措手不及，人为增强灾难的破坏性。

应该打破一味说教的传统思路，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比如对话讨论、文艺作品再现真实存在，增强新颖性和可读性。

　　总之，正确面对灾难，最大程度减少灾难损失，持续保护民众关注灾难，同情弱者，共同伸出援助之手，展现社会正义，众志成城共度难关，需要全社会努力，更要求主流媒体树立公信力，提升传播水平，避免产生“阿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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