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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及文化素质
中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与文化素质(上)
杨师群
内容提要:
由于人们的生存地理环境、生活生产方式、文字语言习惯诸方面存在差别,中西方社会的人们在认知思维活动中所运用的方法、角度、线路等方面出现相当的不同,形成迥异的认识和思考世界的思路。
在这一民族精神基因基础上修筑起的文化素质,对两者的社会发展产生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中西方传统社会、思维方式、文化素质、特点差异
中西方传统社会的不同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民族文化基因组合的源头。
经长时期的潜意识运作和深层积淀,默默地控制着两者集体中个体思维的过程,综合成一股顽强的文化定势,在其民族传统文化模式的建构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对两者社会发展起着隐蔽不见但又是绝对重要的影响。
一、思维模式主流形态的基本特点
西方文字的拼音性质,决定其概念具有相当的抽象性,逐渐远离感性、远离形象,而具有一定程度的概括性。
并随着形式逻辑发展的需要,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日益确定。
“在西方人那里,概念是对于对象事物的直接抽象和概括,因此,反过来它成为对象世界的直接表征,直接地蕴涵有对象世界的意义。
只要概念清楚明白,那么对象世界的意义也就清楚明白。
只要掌握了概念的确切意义,也就把握了对象世界本身的意义。
西方人致力于对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决不允许有丝毫含糊,其道理或许正由于此。
”[1]逐渐形成一个完备的知识概念体系。
然而中国文字的象形性质,始终保持着或多或少的感性特征,与具体事物若即若离,不追求高度的抽象性,也不讲究概念的纯粹性。
在思维极不重视形式逻辑的状况下,以意象和隐喻为工具,也不要求概念的明确性和确定性,而总显得模糊和游移,或还有无穷的多义性。
如有关宇宙自然的“天”、“道”、“气”、“阴阳”、“太极”、“五行”之类概念,都是模糊思维X畴,就是在讨论社会现实问题时也常常如此。
中国人思维中使用概念有模糊性、笼统性、随机性等特征,像西方人那种经过严密定义的概念及其系统,在中国古代始终没有形成。
西方在逐渐建立起一个精致而完备的知识概念体系的同时,开始进行严密的逻辑思维。
其哲学中的思维论证方法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主要就是在完备定义、精确概念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严密的演绎推理,很早就形成较完备的概念运展体系:
形式逻辑。
其演绎推理的每一步行进都要求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则,将其应用于演说、辩论、论著及相关的活动中,对其XX法治诸制度无疑也起到推进作用。
中国在没有建立起严谨概念体系的基础上,主要进行的是直觉思维。
所以先秦诸子的思维模式主要是一种没有严格定式的任意直觉的意会性判断。
名家与后期墨家虽然对于某些概念也提出了一些初步性的探讨,然而在模糊性定义和意会性思维的习惯基础上,加上家长制君主统治的有关文化束缚,无法发展出系统严密的形式逻辑学。
古人也或进行相关的类比推理,其根据是有关对象某些方面的相似性而推出其他相似方面,如儒家的“推己及人”、“闻一知十”、“举一反三”之类,乃至重大命题:
“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也都建立在此类比推理的基础上。
这类比推理依然离不开形象,它不是以概念为基础,而是以经验为基础,只具模糊性与笼统性。
西方人逻辑思维的严密性和规则性,其推理环环相扣,要求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再考虑价值判断,这才有说服力,所以整个判断的基点是客观的事实基础,就是说其价值判断服从事实判断。
遇事首先考虑其是“真”还是“假”,真理至上成为悠久的传统。
其科学精神就是一种热情追求和探索真理的精神,一种真理至上而超越功利的精神,所以其纯学理的各学科都得到发展。
中国人直觉思维无须严密的推理,以领悟力为贵,所以遇事首先考虑的是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或者说整个判断的基点是主观的价值观念,而事实常常被纳入到价值判断的框架中加以裁剪和理解。
对人首先考量他的道德素质如何,不管他有多大才能,如果道德上有问题,不忠不孝之类,那就一无是处,忠孝道德至高无上,它凌架于一切价值判断之上。
对事物首先考虑的是实用价值如何,所以中国古代纯学理的科学发展极为贫乏,几乎是空白,而所谓“科技”主要都是应用型的,大多为统治者需要的大一统技术。
中西方人们思考问题的顺序:
如西方人XX的排序,先是自己的名字,其后或是父名,最后才是族姓。
其地址的排序也同样,先是个人所居屋的门牌号,然后才是街道、区、市,最后为省份和国度。
记时也是由小到大,以秒、分、时、日、月、年为序。
而中国人的相关思维排序则正好相反。
这种完全相反的思维顺序排列不是偶然的,而是受其特定的思维文化所支配的,它体现出中西方人们在思考问题时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和思路特点。
概括讲,西方人的思路是从个体开始,由小到大,从个体出发去理解整体,把现实事物看作是无数的细小部分组成的复合体,以个体组合成群体,局部组合成整体的方式来解释世界与万物,去描述世界与万物的生成,建立的是个体本位的思维路向。
如西方哲学最初是用元素论、原子论来解释宇宙;医学也把人体看作由无数最小元素按照一定规律组合出来的集合体,在发展到用细胞学来解释生物,其治疗方案建立在解剖学(即结构组织学)的基础之上。
其世界观认为这些能分割的基本粒子的地位很重要,个体有独立的价值,形成个人主义和机械整体观。
其“分析、综合”诸方法,为科学发展打下基础。
而中国人的思路则从整体开始,着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强调事物的结构与功能,不注重它的基本元素,建立的是整体本位的思维路向。
中国人从整体出发去理解个体,由大到小,以整体化生的方式去理解个体,去描述世界与万物的生成。
如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是用元气论来解释宇宙,元气是连续的、无边界且无形的整体,它充斥并运动于宇宙之间,然后生化万物,所以宇宙自然是不可分割的。
中医把人的生命看作是宇宙中元气的一种特殊状态,用气的运动来说明人体功能,把生命归之于“一口气”,用气功追求健身、养生的目的。
从而认为生命是不可分解的,解剖是违背生命原理的,通过解剖是不可能得知生命的真正奥秘的。
其世界观认为整体联系紧密而地位重要,形成有机整体观而轻视个体的独立性。
中国人理解事物的思维模式是:
“阴阳五行”方法。
即对事物的整体运动形态进行一些有关的测验,然后在信息反聩基础上作出意会性的直觉判断,中医有关的“经络”、“针灸”、“气功”、“按摩”诸理论,及传统社会的“易经”、“看相”、“算命”、“风水”之类的神秘文化,都是其特有思维模式下的杰作。
与上述思维模式相关,西方人视“知”为一种思辨性和实证性的纯粹理性思辨。
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
通过古希腊智者的一系列思辨探索,确立了“知识”的独立性、至上性和权威性。
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追求科学是为了求知,而不是为了实用。
所以在西方,与其说是生产力的需要推动了科学,还不如说是其对真理的追求而创造了科学。
中国人则视“知”为一种实践性和功能性相结合的实用性思维,可称实用理性思维,或说是一种渗透着感性,又与经验、价值相联的悟性思维。
它把客体的知识主要维系在主体的使用上,使求知与道德、生活实践结合在一起。
所以其哲学不是探求纯粹的“知”,而是与“行”结为一体的“行知”,即受实用功利支配的“知识”。
这种“知识”相当大的比重为政治、人伦、道德之类的规X,它一旦和统治需要相结合,即可上升为先验的原则、绝对的真理,然后由士人们去编造一些相关实用的理论,以作进一步的解释。
人们只须无条件地接受和服从它,不能否定和怀疑它。
两汉统治“独尊儒术”后,人们便不能怀疑和批判儒学,只能在有限的几部经典上一代又一代地重复进行注释。
中国没有“知识”独立性和至上性的传统,所以“知识”往往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乃至玩具。
观察中西方古代社会思维模式的主流形态,可以从两者的不同路径中感觉到其中存在的极大差异。
我们认为,古代西方倾向于一种理性思辨型的思维方式,善长用比较精确的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和逻辑推理,较有系统和条理地把握事物,寻找因果关系和重视纯粹理论探讨,且有一种多元化的不断求知探索的精神;而古代中国则倾向于一种表象意会型的思维方式,注重直观经验的综合而短于实证分析,大都用一些模糊概念进行整体性的含混解说,满足于玄幻博大的把握及其实用价值,表现出一种经验主义与感觉主义的倾向。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或可简称理性思维与直觉思维。
思维方式的总体性差异使人们从不同的方位角度、认识图式、思维逻辑来观察和考虑宇宙同人类的关系问题,从而形成了相当不同的世界观,极大地影响着中西方社会文化类型的走向与定型。
二、宇宙观的唯物与唯心问题
在对宇宙本原或世界构成要素诸自然观问题的讨论中,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已经开始各种线路的理性思辨,一开始就出现了多种不同倾向,其中尤其以将宇宙物质化的种种解释与探索的唯物论倾向令人关注。
许多人以某种基础物质作为万物之本原,并演绎深入到了基本物质内部的微粒结构层次及其运动状态诸本质问题。
如泰利斯提出水为世界万物的始基。
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万物的基质是气。
赫拉克利特相信火是万物之本原,并指出万物都处于流变状态。
阿那克萨哥拉提出世界的本原是微粒物质“种子”,并认为太阳和许多星体都是火炽的石头。
而恩培多克勒提出有土、气、火和水四种原质,其中每一种都是永恒的,它们以不同的比例混合起来,便产生了世界上种种变化着的复杂物质。
留基伯与德谟克利特提出万物都是由不能再分的微粒物质“原子”构成的,原子的种类是无限的,是永远运动着的。
后来,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都继承了原子论学说,并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大致来说,其从“元素论”起步,逐渐发展定型为“原子论”。
此外,也有一些不以基本物质为本原的思考探索者,其思维角度绝对是多元化的。
如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数”,由数产生点、线、面、立体,再从立体产生一切物体。
爱利亚学派提出:
事物是不会变化运动的,存在即是思想之概念,所以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
柏拉图认为宇宙的本原是无人格禀性而完美、真实的理念,最高理念是“善”,是造物主。
亚里士多德提出著名的事物“四因论”:
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对各种因素进行了综合思辩。
而怀疑论学派认为事物是不可知的,包括神、灵魂同样如此。
……总之,古典哲学中多种线路分别探索的思维特色已很明显,各学派都取得一定的成就。
一些成就尤可视为人类划时代的进步,许多唯物论者开始把人与自然区分开来,把万物作为人之外的独立对象来看待和研究;如阿那克萨哥拉的奴斯(心灵)学说,首次把精神性的东西:
心灵,与物质对立起来,使物质与精神的分化明朗化。
唯心论者巴门尼德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开始区分事物的本质与现象,并首次把逻辑推理的方法引进哲学领域;二元论者亚里士多德的综合性成就,为许多门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奠下坚实的基础;而怀疑论者揭示了人的认识能力的相对性,所谓真理都只是在相关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结果,根本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条件真理,从而打破了绝对真理的神话。
中国先秦时期对宇宙本原的认识,大多建立在表象物体与直观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意会性的模糊思维X畴,进行整体性的猜测与论说,而不存在对纯粹物质世界的深入探讨。
如《周易》从自然界中选取了人们直观接触到的八种东西作为宇宙之主体:
天、地、山、泽、雷、风、水、火,演布为八卦。
其中可分为四对概念:
天与地,山与泽,雷与风,水与火。
并认为自然界和生物一样都由相对的两极或两性演化产生,而从中抽象出“阴”、“阳”两个基本对立的X畴,提出“乾元”(阳气)与“坤元”(阴气)为万物本原的思想,即以乾、坤二卦,阴、阳之象,推演出整个宇宙结构,以此把握所有事物的变化发展,并作为其占卜预测学的依据。
《系辞》上:
“一阴一阳之谓道”。
由是,天地间万物阴、阳两极演化的学说成为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形式的基本出发点和核心内容。
李泽厚说:
“‘阴阳’。
原意为何,各有其说。
如天地、日月、男女、昼夜、向背、青铜器凸凹两面等等。
阴阳出自天地,似为新出土的郭店竹简证实。
但拙意仍以为阴阳最早应源起于巫术操作中的动、静两种最基本的形态。
”[2]
一般很容易将中国古代的“五行”思想与唯物论联系起来。
虽说上古时的五行思想是以直观的五种物质元素作为基础,然而它又与五方、五星、五色、五味、五声、五帝、五德、五官、五脏、五态等概念混而为一,人们以五为数,把各种天文、地理、历算、气候、形体、等级、人体……种种天上人间所接触到、观察到、经验到的对象,以及社会生活、政治制度、个体生命的有关现实与理想,统统纳入一个整齐的宇宙图式中。
所以“五行”并不是五种元素,而只是五个符号,中国人用这五个符号组成一个系统,将其与阴阳演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无须外部动力的自身进行动态平衡的宇宙整体运动模式,形成阴阳五行学说。
其中以阴阳五行演化的自然宇宙图式与其相对应的五德终始论的社会循环观为核心,即将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的相生相克演化与人间王朝兴替、乃至人的命运联系起来,充溢着神秘主义,完成了典型的天人合一的循环论宇宙观。
李泽厚指出:
“我以为,‘五行’作为天人交感的反馈系统,正是巫术活动中普遍遵行的相似律的抽象化的理性产物……‘五行’由于出于巫术而具有神圣性质,上古君王‘威侮’还是‘敬用’五行,关系乎盛衰成败。
”[3]所以,中国古代的“五行”思想实为巫术之源,与唯物论完全是貌合神离的两种思维方式。
儒家中孔子与孟子对于天道物理自然运行之事,除“天命”外几乎没有什么论述。
只有荀子比较详尽地谈到了宇宙天道,说: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指出这些自然现象都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则。
然而又认为:
“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因为君子“之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
”即对大自然运行的奥秘不必深究,而在善于利用,所以其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主要是一种实用功利思想,并非所谓把握自然战胜自然的唯物论世界观。
这样荀子对自然界的起源及其运作也只满足于一些模糊空泛的解释,所谓“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还是阴阳演化学说那一套。
同时,或也会说:
“人之命在天”、“死生,命也”等自然天命论的观点。
[4]这样,不管是意志之天或是自然之天,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论应是其共同的特点,而没有对大自然的起源及其运行规则进行积极探索的唯物论要求。
墨家也极少关于宇宙天道观的论说,对认识客观事物提出“三表”说: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并用它来批驳了儒家天命论的虚妄,提出“非命”论,似乎有那么一点唯物论的味道,却又用它来证明了鬼神的存在,而在此基础上提出“明鬼”,尊崇“天志”。
可见其思想有相当的神秘色彩,是直观经验主义与XX鬼神崇拜的矛盾混合体。
道家以“道”作为宇宙天地之本原,所谓: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其“一”应为“气”,“二”是“阴阳”,“三”是“天地人”,即整个宇宙。
一些思想家从“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诸说中认为“道”是混沌未分时的原始物质而套以唯物主义的桂冠。
其实“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5]就是说“道”是一个阴阳相和、有无相间、无所不包、又根本说不清楚的神秘东西和模糊概念。
此外,道家也是阴阳演化学说的继承和发扬者,也是“气”说理论的倡导者。
总之,使用模糊X畴来解释大自然的运作,给人以神秘莫测的感觉,道家可谓登峰造极。
法家韩非继承了老子的“道”学思想,提出:
“道、理”组合X畴,所谓:
“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
……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
”一般认为,这“道”是指自然界之总规律,而“理”是指不同事物的特殊规律,由此给韩非加以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桂冠。
我们再听一听韩非接着如何阐释这一命题:
“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轩辕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与天地统,圣人得之以成文章。
”[6]可见同样是个结合存在(天)与思维(人)的综合X畴,无法进行唯物、唯心之区别。
有学者根据《管子·水地篇》谓:
“水者,何也?
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
”便提出当时有人提出了水是万物根源的唯物论学说。
实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紧接着的一句是:
“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
”该篇开头对“地”也如此阐释: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
”就是说人的容貌、性情、思想、品质也都由“地”或“水”的性质来决定,甚至还认为它们是治理国家和礼乐教化的关键所在,“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
”完全将物质与思维两个世界混而为一。
春秋战国间,“气”的理论概括逐步深化。
《老子》、《管子》、《荀子》都有相关的论述,最早把“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之一,这一思想后代不断有人进行补充论证。
一些学者往往把古代以“气”作为宇宙本原的思想冠以唯物论的美称,其实该“气”绝非简单的空气之气,也非所谓纯粹的细微物质,而是集气象、阴阳、有无、虚实、动静等属性于一体的一种无形虚拟的模糊概念,所谓“天有六气”。
[7]还有所谓“精气”,如《管子·内业篇》谓:
“精也者,气之精者也。
”“凡物之精,化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
藏于胸中,谓之圣人。
是故名气。
……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
敬守勿失,是谓成德。
德成而智出,万物毕得。
”其中更是赋于了神灵的意念,不但变化莫测,且可用“德”、“意”、“智”来“安”、“迎”、“得”,决非一种纯物质的东西,哪里有唯物论的影子。
李泽厚指出:
“‘气’。
至今此词在外文中仍难确译。
它亦身亦心,亦人亦天,亦物质亦精神。
既非灵魂、理性、意志、形式,又非物质、质料、经验、空气。
但又兼二者而有之……它实际是巫术活动中所感受和掌握到的那种神秘又现实的生命力量理性化的提升。
”[8]
总之,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宇宙天道的思考,大致从“阴阳论”起步,逐渐发展定型为“元气论”。
其中几乎找不到一种是对纯粹物质微观世界的探讨,没有出现以物质元素的精密分解为特点的理论思维,而基本处于一种“物—我”浑然一体,混沌不分的状态,思想被感觉材料所湮没,倾向于将物质的直观表象与虚拟的模糊概念溶合在一起,以作出一些神秘空泛的随意性解释,满足于一些非确指性的X畴演化学说而不求甚解。
总之,在宇宙观方面没有纯粹唯物论的思维模式,而大都走向一种神秘混沌的思维倾向。
传统理论将哲学基本问题定格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如果说它对于西方哲学史的讨论有一定价值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思想史的本质内涵而言却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可以这样说,由于中西方人们思维方式的不同,对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都几乎很难用这个标准进行相关的准确划分,上述一系列模糊概念,也都是一种物质与思维结合于一体的思维X畴,是不能用唯物或唯心之类的概念来概括的,所以这一争论决非中国思想史的基本问题。
比较中西方社会的人们在哲学思考及其世界观诸方面的思路历程,无法用这一问题作为切入点,然而它正是中西方人们这方面思维方式基本不同的最好佐证。
[1]高晨阳: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XX大学1994年版,第181页。
[2]李泽厚:
《己卯五说》,中国电影1999年版,67页。
[3]李泽厚:
《己卯五说》,中国电影1999年版,68-69页。
[4]《荀子·天论,礼论,宥坐》
[5]《老子》四十二章,二十一章,十四章。
[6]《韩非子·解老》
[7]《左传·昭公元年》,还可参阅《XX子·本经训》,X载《正蒙·乾称,太和,参两,神化》等有关记载。
[8]李泽厚:
《己卯五说》,中国电影1999年版,69页。
中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与文化素质(下)
杨师群
三、外在和内在超越的探索方向
在上述思维模式差异的前提之下,人们对于世界和宇宙的总体认识,对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及对人类社会存在意义等问题的主题思索,也必然产生很大的差异。
其中人与宇宙天地之间的关系问题应是其世界观的核心,对于这个核心问题,中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传统作出了几乎是截然相反的回答:
西方出现多元并立的各色世界观,其中尤以天人相分观念形成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最为突出;中国则多为天人合一学说,形成一元化的整体性传统世界观。
也就是说中西方人们的世界观在早期就已出现了相当不同的认识定势和框架基础,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成为人们思维活动的基础、核心和深层特征,用海德格尔的概念说,成为人们思维活动得以进行的“理解前结构”。
古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主要就是建立在天人相分的观念基础之上,如柏拉图《理想国》中以绝对理念来考量现实社会,彼岸理念与此岸摹本对峙。
由此,开始对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分开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思辨研究。
希腊哲学家对宇宙图式提出了不同的本原学说,大多为非人格的物质本原,事物的存在和运动有其自在的规则性,并不受神的任意支配,而这种规律性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和理性思辨被发现。
同时很早形成这样的观念:
即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是统治者与征服者,而自然则是被统治者与被征服者。
基督教在罗马世界中崛起,其将希腊之理念、罗马之永恒法、希伯莱之天神,凝合为一个拟人化之对峙体——上帝,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构成了西方历史上最为漫长的一个历史对峙之局,其以神之应然规约人之实然。
基督教之德化是建立在对上帝的迷信之上,它反过来破除了对世俗政治秩序之迷信。
基督教重视人的原罪,强调人的反省、忏悔,以求得灵魂的升华,有内在超越的要求;同时也认为,上帝在造人时便给了人统治并享用世界上一切的权利。
这样,逐渐确立起人是世界存在的真正目的,如何探索和征服世界成为其主要思路,又存在外在超越的世界探索方向。
西方研究世界的思维方式,其自然观理性精神的最好体现,便是物质世界原子论思想的出现与发展。
其发轫于古典哲学,到文艺复兴时代,达·芬奇以它作为反对神学的有力武器,布鲁诺仿效提出“单子说”,以对抗神学。
近代培根也继承了有关的方法论特点,进一步提出关于粒子运动的“分子说”。
伽利略、笛卡尔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原子论,随后伽桑狄《伊壁鸠鲁的哲学体系》提出原子——分子——种子的物质组织层次,系统复兴了原子论哲学。
此后,原子论逐渐摆脱了纯思辨的猜测,在实验的基础上朝着科学的方向不断得到推进。
可以说“天人合一”是先秦思想家最为普遍的观念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观念不断强化,如汉代董仲舒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提出一系列天人感应的相关学说。
积淀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最基本的世界观,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特征。
而“天人之分”的观念却被中国哲学家所忽视,除历史上偶尔爆发出一点火花,随即稍纵即逝。
如唐代柳宗元曾提出天和人“各不相预”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宋代理学家又进一步阐释天人一体之理,如《二程全书·语录》中程颢认为:
“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
”朱熹在《朱子语录》中也说:
“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
”其思维定势产生的惯性,渗入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习俗、心理底层等各个领域。
儒家哲学中没有对峙的彼岸,是其致命的缺陷,也是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
其内部结构是一元论价值独断的连锁结构,其外部特征则呈自圆自足的封闭面貌。
经数千年的运作和论证,已成为中国人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
中国在天人合一与缺少超验思维境界的前提下,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人如何才能与天、地和谐相处是人们思考的主题,因为它是这个世界存在的目的所在,所以走的是“内在超越”的世界探索方向。
《左传·昭公十八年》所谓“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因为对天道的研究是不易进行的,然而在“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观念中,便可以从人道着手,认识了人道,也就认识了天道。
所以《孟子》说:
“知其性者则知天”。
《中庸》说得更明白: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就是说认识天道不需要向外超越去研究大自然,只要向内深入了解人道便可。
甚至认为知识不在外部世界,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个人都先天地具有领悟知识的潜能,学只不过是用来敲开心灵门户、使这一潜能充分发挥出来的一种手段。
所以价值之源在于一己之心,由是中国人十分注重个人的身心修养,提出这样的认知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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