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交织中的摩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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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交织中的摩登
“红与黑”交织中的“摩登”
内容提要:
革命文学和国民大革命息息相关,可是以往研究界基于单一的立场把复杂的国民大革命简单化,进而把丰富的革命文学狭窄化。
从多维的革命视野出发,考察1928年国民党中央在上海创办的《中央日报》及其文艺副刊,就可以发现大革命文学中的“红与黑”、“摩登”等诸多有意义的命题。
胡也频、沈从文、丁玲创办的《红与黑》及其他文艺副刊,再现了革命与反革命、红与黑交织下的革命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
田汉等主导的《摩登》副刊,带给我们对于革命和摩登新的理解,又给我们提供了认知中国文学现代性、摩登性的新思路。
对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考察,既是对革命文学谱系的历史还原和重新梳理,也是在民国历史语境中对中国文学“现代性”、“摩登性”的重新探究。
作者简介:
张武军,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继法国大革命之后,被冠以“大革命”称谓的是中国的国民大革命,这的确是一场由国共合作,广泛动员各级民众参与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然而,随着1927年上海及武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对这场革命的评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
从国民党方面来说,1927年4月12日,上海清党及其查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军事活动,避免了中国革命沦为苏俄的附庸以及无序的工农专制暴力运动,这是国民党在危难时刻挽救了革命,是对革命的维护;就共产党人来说,四·一二政变及其后武汉事件是国民党背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致使中国革命背离了由苏联引领的世界革命潮流,这是对革命的公然背叛,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为。
直至今日,这种巨大的分歧和各自针锋相对的判定依然主导着各界对国民大革命的阐释。
1927年以后国共双方都继续高举着革命的大纛,把自己视为革命的唯一代理人,而斥责对方为“反革命”。
“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看似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地带和第三种的可能,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但“革命”和“反革命”又是如此交错混乱且不断相互转变,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既截然不同,又同为一体,一体两面。
然而,这种“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在我们谈论“革命文学”时却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我们只注意到了其中的一面,并由此来理解和阐述革命文学。
例如我们常常把1928年视为革命文学的开端,把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视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即便有研究者把革命文学向前追溯,也仅仅只是寻找到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等人的相关论述。
很显然,这只是注意到大革命中的一面,忽略了其一体两面中的另一面,在此基础上的革命文学建构无疑是把丰富的革命文学谱系简单化、狭窄化,而由此做出的所谓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相关论述就更经不起推敲和质疑。
所谓的“红色三十年代文学”既不是那一时期文学的全部,也不是“革命文学”的全部,有一个和红色相对而又相近的颜色——黑色,“红”与“黑”正如“革命”与“反革命”一样一体两面。
“红与黑”是关涉大革命的最佳文学题目,在法国的文学史上已有这样一部巨著,对于大革命时代的中国作家们来说,不可能不注意到“红与黑”这么一个好名称。
事实上,1928年上海创办的《中央日报》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副刊,就是《红与黑》,主编和参与这一副刊的3个人在后来文学史上都鼎鼎大名——被国民党杀害作为革命烈士而载入史册的作家胡也频,获有从“文小姐”到“武将军”殊荣的左翼女作家丁玲,文学成就斐然却对革命文学不以为然的沈从文。
但是我们后来只看到了《中央日报》及其副刊的“黑”而无视其“红”,或者说只是把其视为“反革命”的思想钳制和舆论管控。
所谓的“大革命失败”不过是“红”与“黑”、“革命”与“反革命”纷繁交错中的一种描述,至少我们任意翻检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就会发现,不论是其主刊还是副刊,压倒一切的核心词汇只有“革命”,文艺副刊的主题同样是“革命”和“革命文艺”。
由此可见,考察包括《红与黑》在内的《中央日报》副刊,是我们认知1928年革命文学复杂性的重要切入点,也意味着对革命文学谱系的历史还原和重新梳理。
(一)多维革命视域下的《中央日报》及其副刊 1928年2月1日上海《中央日报》创刊,编列“第一号”,后来台湾的新闻史大都以这一天作为国民党中央党报的开端。
《中央日报》社也把这一天作为社庆创刊日,1978年的2月1日和1988年的2月1日,台湾相关机构都有隆重的《中央日报》50周年、60周年庆祝活动,中央日报社特别编撰了《中央日报五十年来社论选集》、《中央日报与我》、《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其中收录了不少当事人的回忆文章。
这为我们了解《中央日报》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其中有关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的具体内容却很少。
台湾学界虽然强调1928年《中央日报》作为党报的开创意义,但具体阐述和研究几乎无人涉及,即便在学者徐詠平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党报发展史略》专文论述中,上海《中央日报》时期也都只是一笔带过,“是年杪中央决在上海创办中央日报,于十七年元月一日创刊,日出两大张。
旋中央颁布‘设置党报办法’,规定首都设中央日报,决定将上海中央日报迁京,是年十一月一日该报停刊。
翌年二月一日《南京中央日报》创刊”①。
而就在这一笔带过的论述中,作者还把创刊时间误作1928年元月1日。
相比较而言,大陆新闻史和学界似乎更看重上海《中央日报》,并把其视为国民党新闻统制的重要一环来强调,这一部分甚至已经成为新闻专业学生学习和考研的重要知识点。
然而,在各大教材和各种著述中有关上海《中央日报》的具体论述却错漏百出,例如上海《中央日报》社长这么关键的内容,各种教材和著述几乎都表述有误。
从较早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写的《简明中国新闻史》,到最近的各种《中国新闻史》的精品教材和规划教材②,包括极富特色摆脱以往革命斗争史观的《中国新闻事业史》③等,这些教材都一致认为,“丁惟汾任社长”,“宣传部长丁惟汾兼任社长”。
其实,不少教材的这一错误表述是从著名学者方汉奇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④而来,唯一以《中央日报》副刊作为主旨的专著《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中央日报〉副刊研究(1928-1949)》,作者也错误地把宣传部长丁惟汾视为社长。
“1927年底上海《商报》停刊,国民党南京政府收购《商报》的设备,于1928年2月1日在上海创办《中央日报》。
国民党宣传部长丁惟汾担任社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任总经理,彭学沛任总编辑。
”⑤事实上,根据上官美博编撰的有关《中央日报》的“六十年大事记”和“本报历任重要人事一览表”,上海《中央日报》创办时“社长由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兼任”⑥,同样曾担任社长的陶百川、程沧波等人的回忆中明确指出了第一任社长是潘宜之⑦。
和上海《中央日报》创刊关系非常密切的陈布雷在回忆录中也明确提到潘宜之为社长,陈布雷的撰述是更可靠之证据,因为上海《中央日报》就是收购了和他渊源密切的《商报》而创办,有志于报业的他也为蒋介石所赏识,被视为是担任《中央日报》主编主笔的第一人选。
陈布雷曾这样记载道:
“已而《中央日报》社长潘宜之(字祖义)来京,蒋公告潘约余为《中央日报》主笔,然《中央日报》有彭浩徐(学沛)任编辑部事,成绩甚佳,何可以余代之,遂亦坚辞焉。
”⑧ 之所以有很多教材和研究者认为宣传部长丁惟汾兼任《中央日报》社长,是因为大家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即蒋介石的重新上台和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进行思想和舆论管控,或是从第二任社长叶楚怆是中宣部长兼任推及而来,并把这些都纳入到国民党中央新闻事业统制的建构中。
但实际上,不仅丁惟汾兼任《中央日报》社长有误,宣传部部长丁惟汾的说法更是错上加错。
查阅有关丁惟汾的传记和记事,包括台湾政治大学有关该校重要创始人丁惟汾的介绍以及国民党的党史资料,从未有1928年丁担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材料。
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宁汉两方在党务上并未达成一致,有关各方的党部党务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丁惟汾当选为国民党中常委,他和蒋介石、陈果夫提议改组中央党部案,会议通过的最终改组方案是只设组织、宣传、训练三部,蒋介石任组织部长,戴季陶任宣传部长,丁惟汾任训练部长⑨。
很显然,把1928年2月1日创刊的《中央日报》描述为由宣传部长兼任的话,那也不该是丁惟汾而应是确定要担任中宣部部长的戴季陶。
丁惟汾确曾有短暂兼任中宣部部长,但时间是1933年任职中央党部秘书长时⑩。
由此可见,不仅丁惟汾没有兼任《中央日报》社长,1928年的中宣部部长丁惟汾更是子虚乌有,中宣部长兼任上海《中央日报》社长体现国民党集团控制新闻事业,这更是后来者主观立场投射下的事项呈现。
桂系主要人物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兼任上海《中央日报》社长,这更能说明这份报纸及其副刊是如何颠簸在大革命的浪潮中。
尽管作为社长的潘宜之并不能干涉主编彭学沛的具体工作,但整个报刊的命运多少和政治革命者潘宜之在大革命中的起伏相关联。
潘宜之既是上海清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也曾私自释放被捕的共产党首脑周恩来,更是娶了怀有身孕待决的女共产党员刘尊一为妻,难怪后来有通俗类读物记叙潘宜之题目为《扑朔迷离的爱国将领》(11),其实扑朔迷离的革命家更为适宜,这也一再说明,我们需要在扑朔迷离的革命浪潮中探析《中央日报》及其副刊。
1928年下半年随着蒋桂之间矛盾越来越突出,而身为桂系主要人物的潘宜之则难逃漩涡,1928年底上海《中央日报》的停办直至在首都南京接续复刊,和蒋桂之间的纷争多少有关联。
正是基于这样的史实,有论者谈及这一时期《中央日报》为桂系所掌控,“掌控”同样把民国时期《中央日报》运行机制简单化,但至少说明,《中央日报》及其副刊绝不是什么蒋介石和南京中央政府舆论控制的体现,这也是上海《中央日报》不同于后来南京《中央日报》的复杂性、多维性体现。
我们不仅要正视上海《中央日报》和之后南京《中央日报》的差异,同时也需要关注它和之前武汉《中央日报》及副刊的关联。
在重新编号的上海《中央日报》之前,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曾在武汉创设《中央日报》,著名的副刊大王孙伏园主编其副刊。
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及,台湾新闻史论者有意回避武汉《中央日报》的存在,“民国十六年三月,汉口曾有《中央日报》之发刊,自三月二十二日起至九月十五日停刊,计共发行一百七十六号,因为当时武汉政治局势,甚为混淆,报纸亦无保存可供查考,故本报仍以十七年二月一日为正式创刊之期”(12)。
很显然,“报纸亦无保存可供查考”只是个说辞,而“政治局势,甚为混淆”则是史实,更明确说,当时宁汉双方正展开革命与反革命的相互攻讦。
武汉《中央日报》及其副刊基本上展示出武汉中央极其激进的革命态度,就副刊来说,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创刊不久就刊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曾登载了郭沫若的《脱离蒋介石以后》,还包含了鲁迅的演讲和一些文章。
这些极其激进的革命理念和旗帜鲜明的反蒋姿态正是后来台湾史家无视武汉《中央日报》的原因,而武汉政府后来的“反革命”转向也成了大陆学界回避的理由。
事实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同样是我们了解“革命文学”谱系的重要一环,而迄今为止学界少有人论及。
上海《中央日报》固然不像武汉《中央日报》及其副刊那样激进,不过,宁汉合作后各方虽然在北伐和“反共”的名义下党政趋于统一,但有关革命理论的阐述和建构却并未走向一致,反倒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多维化的特征。
上海《中央日报》的主编彭学沛在政治派系上被认定为是不折不扣的汪精卫改组派核心人物,事实上,彭学沛真正追随汪精卫是1929年之后的事了,所以有很多评论认为上海《中央日报》为汪派改组派所把持,这显然不符合史实但也并非没有道理。
因为改组派一直都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政治团体,从政治理念和革命理念上来说,彭学沛在1928年主编《中央日报》时较为接近改组派。
改组派之所以成为一个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治团体,也得益于陈公博、顾孟余等人的革命理论宣传。
陈公博的两篇重要理论文章《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
》、《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以及创办的刊物《革命评论》,顾孟余创办的刊物《前进》等,在当时掀起了革命思想的巨潮,在国民党党员和革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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