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专业精神之形塑1917194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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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专业精神之形塑19171948

胡成：

“科学史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专业精神之形塑（1917-1948）

作者：

文章来源：

《史林》2014年第3期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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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3日

摘要：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史学”在世界范围内专业精神和提升了其专业地位。

伴随着“科学史学”的不断推进，体现在近代中国，是自1917年后，史学不只在学术建制上脱离了文学门，且还试图在专业意识上与各自然科学同列；再以着重于细密专题论文的“科学规范”开辟了研究的新局面，并向各国派出优秀留学生，逐渐赢得国外学术界的尊敬，使史学在现代学术发展中脱颖而出，成为其时专注于精深研究的一个示范和领军学科，这其中虽有特定历史和文化原因，但不应忽略那一代学人为形塑史学的专业地位而付出的高瞻远瞩、坚韧不拔的努力。

关键词：

科学史学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史学专业地位

19世纪中叶在欧陆兴起的“科学史学”（scientifichistory），与那个时代以实验室革命（thelaboratoryrevolution）为基础的科学研究相呼应，宗旨是希望通过严格审核史料以尽可能复原历史真相。

这一进程的始创者，就是后来被称为“科学史学”之父（thefatherofscientifichistory）的兰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

尽管他只偶然谈及“科学史学”（Historik）的概念，但其对原始史料的强调，以及自1833年起在柏林大学创办的学术研讨班（seminar），极力推动史学在德国高校成为独立于宗教和哲学的一门专业学科，并使之拥有了犹如自然科学一样严谨的学术尊严和声誉。

①

相对于同一时期的其他文明，中国虽拥有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但就史学专业地位而言，却并不能让国人稍感心安。

长期游学于日本和欧美的陈寅恪，曾评论有清一代经学虽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

原因之一是史学研究的非专业化，即其时研治史学之人多为返回故里的退休官员，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

陈寅恪说：

“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

由今思之，诚可哀矣!

”②虽则，道咸以降，受国势衰败和纷至沓来的西学影响，风气趋新，学校林立，但史学专业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不足称道。

1926年前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柳诒徵，谈及眼前的学术发展，还抱怨道：

“历史一科，人多忽之。

裨贩欧风，几亡国性。

”③再按照《新史学九十年》作者许冠三的说法，自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之后，新史学发展的主流不断“科学化”。

新史学各派——不论是史料派，抑或史观派；不论偏重实证，抑或强调理论，莫不以提高史学的“科学”为职志，与时而变的只不过是其内容和准则。

④

本文的基本问题是：

“科学史学”的这一高歌猛进，在那个时代学术发展进程中，如何形塑了史学专业精神和怎样提升了其专业地位就历史实际发展来看，至少到1930年代中期，史学已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脱颖而出，光彩照人。

作为证据，是此时作为国家最高研究机构的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设立的包括气象、物理、地质以及社会学等十个研究所中，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人员最多，⑤有所谓“天下第一所”之戏称。

再至1948年中研院评出的81名院士中，史学的院士人数最多，占到9位。

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则分别是考古与人类学5位、哲学4位、语言学2位、经济学1位。

⑥这些骄人的数字，或可印证顾颉刚1945年对百年中国史学发展的评述：

“一百年前，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与别人家比较起来，依旧相去很远，我们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

但是，话说回来.这一百年之中，我们各部门的文化，也有比较进步迅速的，史学便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门。

”⑦

与本文问题相关的前人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篇（部）：

一是罗志田的《清末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⑧另一是刘龙心的《学术与制度：

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⑨。

总体而言，罗志田从中国传统经史之学的内在理路，关注了新、旧史学的升降沉浮；刘龙心则从机构设置和学术制度层面，关注如学生招收、课程安排、教师评聘，乃至学术奖项和基金颁授等诸多现代演化。

不过，我们或可从现代学科地位确立的角度再做一点讨论：

就纵的方面来看，与传统经学剥离之后，在现代学术发展进程中，史学有哪些重要发展；就横的方面而言，与其他相邻学科，如国文、哲学，以及与差不多同时从西方（日本）引入的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相比，史学做出了哪些值得称道的努力。

一　后来居上及与自然科学同列之诉求

一般认为，史学专业化的肇始，可追溯到1917年夏，即北京大学史学门从文学门的附属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可归结到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治学理念。

⑩不过，就该学门教授构成来看，成员除部分来自前国史编纂处的编纂员之外，其余是文学门中那些不慊于陈独秀、胡适等鼓吹新文学者，在治学取向上没有几位钟情于“科学史学”。

1917年2月，北大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发展是刚被任命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吹响了文学革命与白话运动的号角。

当年下半年，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担任“西洋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讲席，并于1919年春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卷。

一场学术思想方法的革命正不断发酵。

然而，在这一波现代学术发展进程中，史学门没有多少亮丽表现，处在学术中心的是现代文学。

这就能让人理解曾作为文学门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朱希祖，在被划归史学门之后，何以有那么多的不情愿。

因为他正热衷于新文学研究，“曾著《文学论》及《白话文之价值》等文，从事鼓吹，不愿改入史学门。

”（11）实际上，不愿来史学门的，并非朱希祖一人。

按照沈兼士多年后的回忆，此时北大新文学运动，人所共晓，至于史学的革新，却为一般人所忽视。

“初设史学系，大家都不重视。

凡学生考不上国文学系的才入史学系。

”（12）

与风光旖旎的文学革命相比，显示史学后来居上的，是顾颉刚于1923年在《努力》周报所附月刊《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

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古史讨论。

当然，在此之前的1920年，朱希祖被蔡元培力推为史学门主任，矢志于“将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

为提升史学门的专业地位，他在课程设置上强调“先把社会科学学习，做一种基础”。

（13）不过，这只是从教学方面所做的努力，其时史学专业地位之低，症结在于没有多少能被视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朱希祖承认：

“然课程虽改，而无科学的历史家为之教授，则甚引遗憾。

”（14）同样，1923年2月13日，顾颉刚日记中也认为“以此科学术不备，实无可教学也”。

（15）职是之故，当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辨》出版之后，傅斯年说：

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

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

拿这两样比着看量，以前是语文学的成绩较多。

恐怕是从事这类的第一流才力多些。

“这一派比较发达上差少的史学考订学，一遇到顾颉刚手里，便登时现出超过语文学已有的成绩之形势”，（16）或可表明这可能还是知识界的一个普遍看法，即1926年6月，顾颉刚收到厦门大学请其担任研究所导师和国学系教授的聘书，然当他于8月25日抵达时，却被通知改聘为史学研究教授。

顾颉刚骇问其故，得知自《古史辨》出版后，“学术地位突高，故称谓亦改变”。

（17）

如果就史学专业精神之形塑和地位之提升来看，顾颉刚此时关于“科学史学”的认知，似主要来自胡适鼓吹的历史应整理出一些井然的系统、建构出一个进化线索，以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怀疑精神，而非强调对资料辨析及在论证过程中应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严谨和细密。

（18）毕竟，没有留学经历的顾颉刚，也无太多时间和精力阅读欧美及日本关于“科学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原著。

其时，中国学术界对于兰克的翻译，只有一些介绍性的评述。

最早大概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21年出版的《史地学报》，徐则陵以《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为题，介绍“德之朗开氏（Ranke，1795—1886）”的“根据之学（documentary，Science）”。

（19）再至1924年，《史地学报》又刊发《五十年来历史的讨源述略》的翻译文章，介绍兰克（鸾克）“不以现代之感情揆度过去之史实而惟真足尚一语，使历史成为精确之科学。

”（20）虽则，顾颉刚日记有读过《史地学报》的记载，且读得精神爽利，“就寝果不得眠”，（21）但上述两篇文字加起来，关于兰克的内容寥寥百字，估计没有给顾颉刚留下多少印象。

他的“古史辨”，在资料搜集和考订方面，难免遭到一些不够“科学史学”的批评。

王国维说：

“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之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22）

鉴于科学已成为那个时代最具统摄力的学术追求，终使史学成为现代学术发展重心的，应是1928年由傅斯年主持成立的中研院史语所，大力强调要确立与自然科学同列的专业意识。

一方面，这体现在机构设置上，即相对于此时只作为大学系科的文学、哲学，此举让史学在中研院的平台上，有了作为最高科学研究机构的国家队；另一方面，这体现在发展方向上，即相对于同时成立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史语所拥有更多引领现代科学发展，尤其在引领人文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雄心和抱负。

这就比顾颉刚从胡适那里接受到的主要是来自杜威“实验主义”的“科学”更为彻底和坚定。

据说，中研院筹建之初，原本没有规划专门历史研究机构，曾是1919年“五四”运动北大学生领袖，后留学欧陆的傅斯年向老校长蔡元培慷慨陈词，指出近代欧洲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新兴“科学”；中国过去虽有很多关于历史和语言的著述，却没有德国那种具有科学性格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所以中研院应该针对这两个领域，设立专门的研究单位。

据说，蔡元培虽被傅斯年说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专门史学研究机构，但还是有些拿不准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是否具有像物理、化学那样的科学秉性。

在1928年重新定位中央研究院时，蔡元培把原来讨论决定的“最高科学研究机关”，改成为“最高学术研究机构”。

此外，他也不能确定人文学是否能像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那样，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不言而喻、或不辩自明的贡献，称：

“果能以事理之真布之世人，开拓知识之领域，增加对于人文进化之理解，其影响纵属迟缓而间接，其功效有时乃极巨大。

”（23）然而，对于傅斯年来说，“科学史学”的科学性和对民族国家的贡献，是斩钉截铁、泰山不移。

他说：

“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

故如以历史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与同伦。

”（24）

二　看重细密专题论文及不同研究领域的开拓

傅斯年强调“史学”是“史料学”，希望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25）常被误认为是“史料学派”最坚定的鼓吹者。

罗志田最近指出，这只是其行文时惯用的矫枉务必要过正的手法，“希望增进新知识，促成学科之进展，是傅斯年史学的主要目的”。

在罗志田看来，实际上傅斯年还有“疏通知远”的学术追求。

（26）不过，“证与疏”作为一个学科的具体治学方法，大概仅相对于主要工作为文本及文献研究的史学，如果要想“促成学科之进展”，把史学建设得如同生物学、地质学那样，傅斯年在“证与疏”的基础之上，还应执意于那些能够与自然科学共通、或共同的学术准则。

因为对生物学、地质学来说，虽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但作为自然科学又有共同遵循和恪守的基本规范。

傅斯年就此似也有明确的提及。

1940年7月8日，傅斯年致函时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会长的朱家骅，谈及该会资助哲学一科之事，提醒他：

“但请注意一事，贵会补助各科，皆应以成一种WissenschafitlicheDesziplin者为限，否则一阵紊乱耳。

今日国内之哲学，要以有基础者为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