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与《四库全书总目》对明儒评论之比较 二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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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儒学案》与《四库全书总目》对明儒评论之比较二一
《明儒学案》与《四库全书总目》对明儒评论之比较
(二)
(一)
5.对止修、泰州学派之评论
除上述各地王门学者外,还有师承王门而又别立宗旨者,学者们多称其为王门别派。
这样的学派主要有李材的止修之学和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
据《学案》本传,李材初学于邹守益,“学致良知之学”,后几经变化,“拈出‘止修’二字,以为得孔、曾之真传”。
李材抚治郧阳时,因改公署为书院,激起兵变,后又被劾冒功遭逮问,黄宗羲对此力予辩护。
但对于止修之学,黄宗羲则颇不以为然,指出:
“其实先生之学,以止为存养,修为省察,不过换一名目,与宋儒大段无异,反多一张皇耳。
”《总目》对李材更是多所批评。
《李见罗书》提要云:
“材尝患世之学者每以朱、王两家格物致知之说争衡聚讼,因揭修身为本一言,以为孔、曾宗传,而谓知止即知本,又谓格物之功散见八条目中,以朱子补传为误。
其学较姚江末派稍为近实,故顾宪成颇称之。
然材在郧阳,侵官地为书院,至于激变诸军,狼狈弃城,仅以身免。
及被劾遣戍,犹用督抚仪从赴谪所,为当代所非。
黄宗羲《明儒学案》记之最详,则亦何贵乎讲学耶!
”《观我堂摘稿》提要又云:
“其学出于姚江,而稍变其说,遂开止修一派,与良知一派并传。
然制行颇率意自恣。
官巡抚时,毁参将署为书院,致激兵变。
后云南巡按御史劾其破蛮冒功,逮问坐系十余年,谪戍福建,乃用巡抚仪从以往,为当时所怪。
黄宗羲《明儒学案》谓其以师道自任,不因患难而改,不知者谓其不忘开府门面,则失之。
然师道尊严,岂在鼓吹张盖?
宗羲以姚江一派门户相同,从而为之曲说耳。
”
对于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黄宗羲的评价基本上是功过参半。
《泰州学案》小序云: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王艮)、龙溪(王畿)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
”在《学案》“王艮传”中,黄宗羲指出:
“阳明而下,以辩才推龙溪,然有信有不信,惟先生于眉睫之间,省觉人最多。
谓‘百姓日用即道’,虽僮仆往来动作处,指其不假安排处示之,闻者爽然。
”对于王艮著名的“淮南格物”说,黄宗羲援引其师刘宗周之言,谓“后儒格物之说,当以淮南为正”,但又指出“第少一注脚,格知诚意之为本,而正修治平之为末,则备矣”。
《总目》于王艮无多评论,只谓其《心斋约言》“皆发明良知之旨”。
王艮之子王襞,《学案》谓王阳明令其师事王畿、钱德洪,“心斋(王艮)没,遂继父讲席,往来各郡,主其教事,归则扁舟于村落之间,歌声振乎林木,恍然有舞雩气象”。
《学案》认为王艮、王襞父子有味乎曾点之乐,但又指出:
“然此处最难理会,稍差便入狂荡一路。
……细详先生之学,未免犹在光景作活计也。
”《总目》于《东崖遗集》提要谓王艮、王襞父子“同刻意讲学,非以文章为事者”,又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语,谓王襞诗“亦有活脱之趣,然终非专门也”。
王艮从弟王栋,亦师事王艮,所至以讲学为事,《学案》谓其为学大端有二,“一则禀师门格物之旨而洗发之”,“一则不以意为心之所发”。
后一点因与刘宗周看法相合,故极得黄宗羲称赏。
《总目》对于王栋,只是援引《学案》之言,指出其禅学倾向。
《一庵遗集》提要云:
“王守仁良知之学有泰州一派,始于王艮,栋为艮从弟,故独得其传,所至皆以讲学为事。
…黄宗羲《明儒学案》,尝称栋‘意非心之所发’一语,为独得宗旨,而又谓泰州之学,时时不满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致阳明而为禅云。
”
王艮弟子徐樾,先事王阳明,后卒业于王艮之门。
徐樾的传承弟子中,有名于时者较多,且都浸染于禅。
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赵贞吉,其学即得之徐樾。
《学案》谓赵氏“初不自讳其非禅学”。
赵贞吉曾说过:
“就禅教中分之为两,曰如来禅,曰祖师禅。
如来禅者,先儒所谓‘语上而遗下,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是也;祖师禅者,纵横捭阖,纯以机法小慧牢笼出没其间,不啻远理而失真矣。
”《学案》认为赵氏“亦从弥近理而大乱真者学之”,“若其远理而失真者,则断断无一好人也”。
是对赵氏尚有所回护。
《总目》《文肃集》提要谓:
“贞吉学以释氏为宗。
姜宝为之序曰:
‘今世论学者,多阴采二氏之微妙,而阳讳其名。
公于此能言之,敢言之,又讼言之,昌言之,而不少避忌,盖其所见真,所论当,人固莫得而訾议也。
’其持论可谓悍矣。
”对其宗释氏明显持批评态度。
徐樾弟子对后世影响最大者为颜钧,《学案》对其持批评态度。
《泰州学案》小序云:
“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抟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
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柱杖,便如愚人一般。
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
”又谓颜氏“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及时有放逸,然后戒慎恐惧以修之,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
颜钧弟子有名于世者为何心隐(本名梁汝元)、罗汝芳。
何心隐之学,《泰州学案》小序谓“不随影响,有是理则实有是事,无声无臭,事藏于理,有象有形,理显于事”,并谓其“一变而为(张)仪、(苏)秦之学矣”。
罗汝芳之学,《学案》本传谓“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并谓“虽素不识学之人,俄顷之间,能令其心地开明,道在现前,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顾未有如先生者也”。
《学案》指出罗氏得禅学精髓,“然所谓浑沦顺适者,正是佛法一切现成”,“先生真得祖师禅之精者”;同时又指出不能因罗氏近禅就对其全盘否定,“若以先生近禅,并弃其说,则是俗儒之见,去圣亦远矣”。
《总目》对罗氏近禅,则批评颇严。
《一贯编》提要云:
“汝芳习其师说,故持论恍洋恣肆,纯涉禅宗,并失守仁之本旨。
……是当时持正之士已纠其谬,朝廷且悬为禁令,然运当末造,风气浇漓,好异者终不绝也。
所以世道人心日加佻薄,相率而趋于乱亡欤!
”《识仁编》提要云:
“是书皆提唱禅宗,恣为幻杳之论,特假借程子以为名耳。
”《近溪子文集》提要云:
“其学出于颜钧,承姚江之末流,而极于泛滥。
故其说放诞自如,敢为高论。
”
罗汝芳有两大弟子,一为杨起元,一为周汝登。
杨氏之学,与乃师一样,亦颇近禅,《学案》指出,“以夫妇知能言道,不得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言性,是即释氏作用为性之说也”。
《总目》对于杨氏学术,严加抨击,《证学编》提要谓其“援儒入墨,诬诞实甚”,“变乱先儒,其流毒且及于经义矣”。
《诸经品节》提要谓“起元传良知之学,遂浸淫入于二氏,已不可训。
至平生读书为儒,登会试第一,官跻九列,所谓国之大臣,民之表也。
而是书卷首乃自题曰比丘,尤可骇怪矣”。
周汝登之学,《学案》批评“以性为无善无恶,失却阳明之意”,“即释氏之所谓空也”,并谓周氏“教人贵于直下承当”,“皆宗门作略也”。
《总目》亦批评周氏之说,《圣学宗传》提要引《明史·儒林传》,谓:
“汝芳传杨起元及汝登,起元清修姱节,然其学不讳禅。
汝登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
盖万历以后,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云云。
”《海门先生集》提要又谓:
“其释良知二字,谓‘良训甚也,当如至善、至德、至乐、太极、太初等。
至字、太字,皆甚字之义,有不可拟议,不可名言之妙’。
其立意新奇,非惟孟子无此说,即王守仁亦无此说。
斯真龙溪末派,惟所欲言者矣。
”
耿定向之学亦出于泰州,《学案》对其学术评价颇低,谓其学“不尚玄远”,“其说未尝不是,而不见本体,不免打入世情队中”。
对于耿氏为人,《学案》更是颇多指责。
《总目》对于耿氏,基本上亦持否定态度,但对其不尚玄远则有所肯定。
《耿子庸言》提要云:
“定向之学出于泰州王艮,本近于禅。
然有鉴于末流之狂纵,不甚敢放言高论。
故初请李贽至黄安,既而恶之,而贽亦屡短定向。
然议论多而操履少,遂不免有迎合张居正事,为清议所排。
讲学之家,往往言不顾行,是亦一证矣。
”《耿天台文集》亦云:
“大抵定向之学,兼讲作用。
观其全集,大略可知。
”对耿氏所著《先进遗风》,更颇加肯定:
“是书略仿宋人《典型录》之体,载明代名臣遗闻琐事,大抵严操守、砺品行、存忠厚者为多。
盖明自嘉靖以后,开国敦庞之气日远日漓,士大夫怙权营贿,风尚日偷。
定向陈先进懿行以救时弊,故所记多居家行己之细事,而朝政罕及焉。
……其间如曲誉李东阳之类,未免乡曲之私;提唱姚江之学,未免门户之见。
然著书大旨不在是,略其小疵可也。
”
耿定向、罗汝芳的弟子焦竑,以博洽闻名,《学案》称其“师事耿天台(定向)、罗近溪(汝芳),而又笃信卓吾(李贽)之学,以为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门第二席,故以佛学即为圣学,而明道(程颢)辟佛之语,皆一一绌之”。
《总目》对于焦氏友李贽、鼓狂禅,痛加抨击,《焦弱侯问答》提要云:
“竑师耿定向而友李贽,于贽之习气沾染尤深,二人相率而为狂禅。
贽至诋孔子,而竑亦至尊崇杨墨,与孟子为难。
虽天地之大无所不有,然不应妄诞至此也。
”《易筌》提要云:
“是书大旨,欲以二氏通于易,每杂引《列子》、《黄庭内景经》、《抱朴子》诸书以释经。
史称竑讲学以罗汝芳为宗,而善耿定向、耿定理及李贽,时颇以禅学讥之。
盖不诬云。
”《阴符经解》提要亦云:
“盖竑与李贽友善,故气类熏染,喜谈禅悦,其作此注,仍然三教归一之旨也。
”但《总目》亦认为焦氏博学,《中原文献》提要谓:
“竑虽耽于禅学,敢为异论,然在明人中尚属赅博。
”对于焦氏所著诸书,《总目》区别对待。
有的予以否定,如谓其《国史经籍志》“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有的予以肯定,如谓其《老子翼》“不立道德经之名,亦不妄署篇名,体例特为近古,所采诸说,大抵取诸道藏,多非世所常行之本,竑之去取,亦特精审”,“盖竑于二氏之学,本深于儒学,故其说儒理者多涉悠谬,说二氏之理者转具有别裁云”。
管志道的学术渊源,《学案》谓其受业于耿定向,《总目》则谓其学出于罗汝芳。
据《泰州学案》小序,管氏“著书数十万言,大抵鸠合儒释,浩汗而不可方物”,并谓其“平生喜谈鬼神梦寐,其学不见道可知。
泰州(王艮)张皇见龙,东溟(管志道)辟之,然决儒释之波澜,终是其派下人也”。
《总目》对于管氏之学,亦大加批评。
《孟义订测》提要云:
“是书诠解《孟子》,分订释、测义二例。
订释者,取朱子所释而订之,测义者则皆自出臆说,恍惚支离,不可胜举。
盖志道之学出于罗汝芳,汝芳之学出于颜钧,本明季狂禅一派耳。
”《问辨牍》提要云:
“志道之学,出于罗汝芳。
原本先乖,末流弥甚,放荡恣肆,显唱禅宗,较泰州(王艮)、龙溪(王畿)尤甚。
其《答王塘南书》,谓‘孔颜真是即心是佛,即经世是出世,与文殊之智、普贤之行,两不相违为’。
其宗旨可见矣。
虽为儒言,实则佛教。
”《从先维俗议》提要亦谓其讲学语“理杂二氏”,“盖心学盛行,而儒墨混而为一,是亦明季之通病矣”。
泰州学派中在摆脱名教羁络方面走得最远的是李贽。
李贽曾师事王艮之子王襞,泰州后学耿定理、焦竑等皆曾与李贽交往密切,故李贽理所当然应属泰州一派,但因其走得过远,故黄宗羲未将其列入《学案》。
《总目》将李贽视为名教之罪人,屡加抨击。
《藏书》提要云:
“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
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
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特以贽大言欺世,同时若焦竑诸人,几推之以为圣人,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
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
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
”《初潭集》提要云:
“大抵主儒释合一之说,狂诞谬戾,虽粗识字义者皆知其妄,而明季乃盛行其书,当时人心风俗之败坏,亦大概可睹矣。
”《李温陵集》提要云:
“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刭,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荧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
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为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庶无识之士不至怵于虚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瘅之义也。
”
泰州后学中,也有不满于禅学倾向者。
如方学渐,《学案》谓其“见世之谈心,往往以无善无恶为宗,有忧焉,进而证之于古,溯自唐虞,及于近世,摘其言之有关于心者,各拈数语,以见不睹不闻之中,有莫见莫显者,以为万象之主,非空然无一物者也”。
《学案》对方氏说法表示反对,认为其言“煞是有病”,并谓其“在泰州一派,别出一机轴矣”。
《总目》因方氏排斥玄寂,对其有所肯定,《心学宗》提要云:
“是书专明心学,自尧舜至于明代诸儒,各引其言心之语,而附以己注。
其自序云:
‘吾闻诸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闻诸孟子仁,人心也,闻诸陆子心即理也,闻诸王阳明至善心之本体。
一圣三贤,可谓善言心也矣。
’盖学渐之说本于姚江,故以陆王并称。
……大意谓主心体至善,一辟虚无空寂之宗,而力斥王畿《天泉证道记》为附会,故其言皆有归宿。
宪成序其首曰:
‘假令文成复起,亦应首肯。
’盖虽同为良知之学,较之龙溪(王畿)诸家犹为近正云。
”
三、对明后期非王学诸儒之评论
在王阳明心学兴起和传衍的过程中,不断有思想家与之辩难,甚或对其展开尖锐批判;这些批评者中,有湛若水等与之宗旨相近的思想家,但更多的是学术宗旨与之相对的程朱学者。
此外,明后期许多学者,虽然论学宗旨与王学不合,甚至对王学持激烈反对态度,但其学术思想实际上已受到王学影响,往往带有兼糅朱、王的色彩。
1.对甘泉学派之评论
甘泉学派与王学同时并立,两家弟子互有出入,正如《甘泉学案》小序所说:
“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
”
甘泉学派的创始人湛若水出于陈献章之门。
据《学案》介绍,湛氏“与阳明分主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良知之学,各立门户”。
有人以为“天理即良知也,体认即致也”,试图调和两家之说,《学案》则认为“然先生论格物,条阳明之说四不可,阳明亦言随处体认天理为求之于外,是终不可强使之合也”。
对于湛氏批评阳明之言,《学案》力加批驳,认为湛氏所言“不足为阳明格物之说病”,“仍为旧说所拘”,“其言终觉有病也”。
《总目》认为湛氏为学与程朱不合,《甘泉新论》提要云:
“若水之学以虚明为宗,故其论心则以为主一而无物,其论性则以宋儒理气对举为非,视程朱所论颇殊。
”又指出湛氏之学与王学并立,而与宋程颐相近,《遵道录》提要云:
“初与王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
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
守仁言若水之学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致之说不可信者四。
学者遂分王湛之学。
若水得力于献章,每教人静坐,其学洒然独得,故于宋儒中独推尊明道,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
”
湛氏之学在明代一直传衍下来,但其后学的学术宗旨则未必固守湛氏之途辙。
其中不少门人出入湛王二家。
如湛若水及门弟子吕怀,主张“天理良知本同宗旨,学者功夫无有着落,枉自说同说异”,《学案》认为其说“就中指点出一通融枢要,只在变化气质”,并称其《心统图说》之论“极为切实,可以尽横渠(张载)之蕴”。
但《学案》并不同意变化气质之说,认为“横渠之失,浑气质于性,先生之失,离性于气质,总由看习不清楚耳”。
《总目》对吕氏著述,率加批评,称其《周易卦变图传》“大抵支离牵合,若有意义,而实非易之本旨也”,《箫韶考逸》“繁衍无当,又以阴阳术数之说附会其间,益杂糅矣”,《律吕古义》“其中心统之说,颇近释氏,所论亦时多牵合,未能得律吕之本也”。
至于唐枢,虽出湛门,而其学更近王氏。
《学案》称唐枢“于甘泉之随处体认天理、阳明之致良知,两存而精究之,卒标‘讨真心’三字为的”,“真心即良知也,讨即致也,于王学尤近”。
《总目》则将唐氏当作王学末流看待,而大加抨击。
如《宋学商求》提要谓:
“其学援儒入墨,纯涉狂禅。
所刻《木钟台稿》,无非恣肆之论。
此编评论宋儒,大抵近于禅者则誉,不近禅者则毁,不足以辨是非。
”《一庵杂问录》提要谓:
“其论学以禅为宗,而附会以儒理。
”《辖圜窝杂着》提要谓:
“盖专言心学也。
其大旨宗王守仁,……盖沿姚江之末派而失其本原,宜其惝恍无归矣。
”《因领录》提要谓:
“皆枢讲学往复书札。
词意诞谩,多涉佛理。
……其提唱禅宗,悍然无忌,又不止于阳儒而阴释矣。
”《唐集辑要》提要谓:
“枢之学纯出于禅,所言大抵空虚幻杳。
”
唐枢的弟子许孚远、再传弟子冯从吾,为学皆尚笃实。
《学案》称许孚远曾受学于唐枢,后“与四方知学者游,始以反身寻究为功”,又称其“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尝规近溪公(罗汝芳)为后生标准,令二三轻浮之徒,恣为荒唐无忌惮之说,以惑乱人听闻,使守正好修之士,摇首闭目,拒此学而不知信”。
《总目》对许氏亦颇加肯定,《敬和堂集》提要云:
“孚远之学,虽出于唐枢,然史称其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
故与罗汝芳、杨起元、周汝登断断相争。
在姚江末派之中,最为笃实。
冯从吾、刘宗周、丁元荐传其所学,皆能有所树立。
”冯从吾学出许孚远,《学案》摘引其疏辩讲学之语,谓其学“全要在本原处透彻,未发处得力,而于日用常行,却要事事点检,以求合其本体”。
《学案》对于冯氏的“救世苦心”是赞许的,但不同意其“太将气质说坏”。
《总目》于《冯少墟集》提要,对冯氏学术加以肯定,谓其“讲学之作,主于明理,论事之作,主于达意,不复以辞采为工。
然有物之言,笃实切明。
虽字句间涉俚俗,固不以弇陋讥也”。
但对于冯氏提倡讲学,则力加批评:
“士大夫自甲科通籍,于圣贤大义,不患不知,顾实践何如耳,不在乎聚而讲也。
……无故而舍其职司,呼朋引类,使其中为君子者,授人以攻击之间,为小人者,借此为攀附之途,党祸之兴,未必非贤者开门而揖盗也。
”
吕怀的弟子杨时乔,学术宗旨则近于程朱之学。
《学案》撮述杨氏学术大旨是:
“以天理为天下所公共,虚灵知觉是一己之所得。
故必推极其虚灵觉识之知,以贯彻无间于天下公共之物,斯为真儒之学;若单守其虚灵知觉,而不穷夫天下公共之理,则入于佛氏窠臼矣。
”《学案》对其说法不以为然,并讥其曲解阳明学说:
“阳明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此正儒、释界限,而以禅宗归之,不几为佛氏所笑乎?
阳明固未尝不穷理,第其穷在源头,不向支流摸索耳。
至于敛目反观,血气凝聚,此是先生以意测之,于阳明无与也。
”《总目》对杨氏学宗程朱,加以称肯,《周易古今文全书》提要谓:
“其大意在荟萃古今以辟心学说易之谬,所宗惟在程朱。
”《杨端洁集》提要谓:
“江右之学,惟时乔一本程朱,故集中《大学》、《周易》诸序,及孔、朱二像碑,皆力辟心学之误云。
”
2.对攻驳王学诸儒之评论
据《诸儒学案》小序,列于《诸儒学案》中卷的学者,“皆骤闻阳明之学而骇之,有此辨难,愈足以发明阳明之学,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罗钦顺是当时最重要的王学批评者,曾致书王守仁进行论辩。
《学案》认为,罗氏“论理气最为精确”,但又指出其“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相矛盾”。
高攀龙曾称罗氏“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学案》深契斯言,引述之后,赞叹说:
“呜呼,先生之功伟矣!
”《总目》对于罗氏,颇予肯定,并对其排斥王学特加强调。
《困知记》提要云:
“盖其学由积渐体验而得,故专以躬行实践为务,而深斥姚江良知之非。
尝与王守仁书,辨《朱子晚年定论》,于守仁颠倒年月之处,考证极详。
此书明白笃实,亦深有裨于后学。
盖其学初从禅入,久而尽知利弊,故于疑似之介,剖析尤精,非泛相呵斥、不中窾要者比。
高攀龙尝谓自来排挤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可谓知言矣。
”《整庵存稿》提要云:
“钦顺之学,以穷理格物为宗,力攻王守仁良知之说。
……然集中所作,虽意境平衍,而典雅醇正,犹未失成化以来旧格。
诗虽近《击壤》派,尚不至为有韵之语录,以抗行作者则不能,在讲学诸家亦可云质有其文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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