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务员制度发展之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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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务员制度发展之路
中国公务员制度发展之路
李克实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交流的题目是“中国公务员制度发展之路”。
这个话题我想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来谈谈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以及成效,第二,我们讲一下公务员制度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的探讨,第三,未来公务员制度发展的前景和展望。
一、中国公务员制度建立和成效
(一)中国建立公务员制度的起因
现在我们就从第一个题目开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我想从四个方面给大家介绍,第一,我们国家建立公务员制度的起因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公务员制度,一直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制度,为什么说后来提出要建立公务员制度,这个我想有这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就是说中国建立公务员制度是中国政府治理和实现社会发展现代化的必要保障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干部制度不科学,不合理,不能够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同步,这样就制约中国的政府治理,制约中国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的进程,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也是我们要建立公务员制度主要的原因。
具体来说,还有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引起我们对公务员制度建立的重视。
第一就是问题就是政权的安全问题。
国家治理需要对干部管理的法制保障,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可以说当时大家的一种共同感受,特别是中央对这个事情也是感觉到非常的重要。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引起人们反思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一个国家主席说打倒就打倒。
在我们治理国家发展过程,发展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会有几百万的干部受到不公平的错误的对待,这个原因是什么,我想还是缺乏一部对干部管理的法制化的章程。
缺乏这个制度引来的问题是什么,我想引来的问题的话,一个直接的反映就是政权的安全问题,或者说我们现在还能不能够保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说得严重一点就是亡党亡国,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二,就是说发展转型问题。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我们国家可以说是当时整个社会结构受到了非常大的破坏,我们在发展道路上,也是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这是对过去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体制的挑战,也是说如何去发展经济,政府应该干什么,怎么样去治理国家,这都提出了直接的挑战,或者说我们提出全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去发展经济,推动社会的进步,这就需要重新梳理政府治理问题,直接的问题就是干部问题。
我们也知道,80年代初期前后,我们开始对平反冤假错案,鉴别工作量都超常,最后就是一风吹,凡是在错误的形势下作出错误的判断,这个就是全部的平反。
我们知道总数是300多万,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平反就是230万,这是个大数。
230万什么概念呢,按照文革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从1966年开始算起,大概占到20%,就是对错误处理的干部占所有干部的比例的20%。
到了80年代开始,就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那个时候干部队伍人数多了,当时我们干部队伍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时候,按照现在的报道数据大概是1200万,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大概是2000万多一些。
也就是文革十年,干部队伍人数增加了800万,这里头原因也是比较复杂,好像看起来文化大革命党政机关都不工作了,都瘫痪了,怎么还会增加人数,我想靠国家供养的人数还是在增加。
一个是没有新的就业渠道,第二没有退休制度,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
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文革期间大概占的比例也不是很大,还有的话,更多的,当时在位既得利益者这个力量显然是说是比你受迫害的人数要多,这就是造成了平反冤假错案强大阻力,而且是在社会转型发展的时候,这些时候也没有积极性,就造成社会发展的前进的巨大阻力,当时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下这么大功夫,讲实事求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一个电视剧拍的《历史转折时期邓小平》,因为是电视剧,它不能把问题反映得那么清楚,但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当时的阻力有多大。
我那个时候还很年轻20多岁,但是也经历了那一段,可以说是惊心动魄,阻力是相当大,包括搞特区建设,我觉得反对的比赞成的还多,这个非常难,当时的形势也可以说,用一个词来表达一下,就是危若累卵,这个真是不过分,这个事情弄不好就弄砸了。
当时感觉到说是,我们需要合格的干部,需要能够适合于社会转型发展,有志气,有文化,能够实事求是,又是对党和人民真诚的一大批干部,这个也是说是如何通过一个制度去保障,去迅速的发展的一支队伍,这是非常迫切的任务。
第三,公正公平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为什么有一个不可收拾的文化大革命这么一种接受,真正说是公民参加国家的治理,它的权利、义务、要求,这些东西没用。
实际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还是少数人主观臆断决策,包括从干部的来源,干部的使用各个方面,能够体现社会公民的意志,这种东西几乎是没有,公平、公正是受到严重的践踏,这是从历史脚教训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问题。
第四,管理体制。
从整个管理来说,还是太多的依靠一层一层的领导,拍脑袋瓜子决策,包括干部感觉当中进人、培训、职务晋升、流动调配、人日常管理一直到退休,所有的环节都不通,没有一个一定之规,所以这些环节都不成系统,也没有一个制度,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碎片的政策规定,当然相互之间也不能很衔接,各种问题的处理也没有一个大的章法,也比较混乱。
比如说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十年,干部的工资、级别就没有动过,社会虽然发展很慢,但是它还是在变的。
就是没有一个随着社会的变化能够提出大家的收入水平,没有,连级别都没有动,那个时候是工资跟着级别走,中间有职务调整,但是你拿的是级别工资,也就是说,当官也不提工资。
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是军队转业到地方。
我记得转业的时候,我行政是21级,行政21级相当于连级干部,什么概念呢。
我到了地方以后,我和处长、局长都是拿一样的工作,他们年龄比我大很多,那时候我才20多岁,这个非常不合理,没有一个规定,这是管理体制的问题。
人员素质问题。
我们要发展社会发展国家提高经济水平,提出要建立高效政府,我们没有人不行,当时我印象当中特别缺的就是专业人才,像万金油干部倒不少,那时候的干部总量,大的干部概念就是党政人群也有2000多万,包括事业单位。
但是真是专业人才,我们大体上这么一个概念,比如说当时的外贸部门,里头有1000人,这1000人当中懂业务的大概也就是100人,还是说得比较高,可能还不到,最多也就这样十分之一。
外贸要和人家谈判,要懂外语,外务水平能够达到不需要专业的翻译可以直接跟人家谈项目的程度,人家问的问题你能听得懂,你能按照你的意思去用英语讲话人家听得懂,像这样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一,这个百分之一和我说的十分之一懂业务的干部还不重叠。
比如说,懂外语的他可能就是一个翻译,他专业完全不懂。
那么,懂专业的话,他外语完全不懂,说这个就是说这些人他不是同一个人,同一个说我1000人的单位,我又懂外语又懂专业,能够直接和外商谈判的人有多少,大概1000人的单位里头也就是一个两个人,那么你怎么去开展业务,而且这一个人两个人指不定是什么人,按照当时的标准说是不是坏分子一类的,这就是极度的缺乏能够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专业型干部,非常缺,这些问题带来这种急迫感。
另外还有一些,像这都是属于这个方面,怎么去提高他的素质呢,显然当时最急迫的,一个是文化知识问题,学历程度都非常低,那个时候在我们公务员队伍里头,干部队伍里头找点大学生,那是非常少,大概占总数不到百分之十,这么一个概念,100人的单位里头不到10个大学生,这个比例非常低。
再有一个就是专业性也很差,那时候分配就是乱点鸳鸯谱,不对口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学不能致用,学这个不是干这个,干这个不是学这个,而且没有一种你到了这个岗位去上,针对这个岗位能够有一个系统的培训,这些都非常差。
可以说是很多都在混日子,这个混日子不是说这些人不努力,他没有机会,不给他这个条件,这是知识化、专业化方面。
再有一个就是说年龄。
我记得当时万里同志讲到一个问题,他开玩笑说了一句话,说七个书记八颗牙。
然后说完自己在那笑,人家说没听清楚说的什么意思,后来他们听懂的就解释,他说七个书记加在一块嘴里头一共有八颗牙。
打个比方,就是说这个干部多老了,因为你没有正常的退休制度,离休制度,这样的话你为共产主义奋斗到终生,那也不能说我退休了,我不干了这样的概念,没有这个制度。
所以说,建国初期的干部都岁数大了,十几年过去了,怎么办,后头谁来接,这是个年龄问题。
当然,同时我们还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有革命化问题,所以当时提出来就是干部四化,还是从人员素质这上面考虑,所以说总得有人去做。
还是一些像废除领导干部终生制也是这样,小平同志带头。
世界上这是一个大难题,在领导班子接替的时候产生混乱和矛盾,中国社会几千年就没解决好这个问题,也包括国外的一些做法,这里头也是有很多的弊端,怎么样去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也是保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能够走向科学治理的道路,这是一些关键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要求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高效的,能够保证我们事业发展的制度,可以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基础工作。
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公务员制度。
有一些说法可能需要我谈谈我的想法,当时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以后看发达国家怎么搞,所以说我们是学了发达国家的文官制,我想这是一个误解。
我是1988年到人事部担任党组秘书,那时候20多岁过去,30岁出头吧。
主要做一些服务工作,从那时候开始研究这个制度,讨论这个制度,我主要说是做一些会议服务党组秘书,当时党组讨论一些问题整个过程我都参与了,也都在其中,只不过我是学习的过程。
我们看整个过程下来,有没有说学人家,这肯定有,哪个国家有类似的制度基本上都搜集遍了,资料是非常全的,但是照着哪个国家做的,这还真说不出来。
我们要搞是因为我们的事要办和美国、欧洲出发点也不一点,想法也不一样,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照葫芦画瓢画人家的,恐怕一点也没有,所以我们有时候理解公务员制度,就是像引进一个流水线一样,我们也引进了,流水线可以引进,这个东西真是引进不了,这是费了很大功夫,怎么和我国的发展和需求相衔接的过程,我想第一个问题就说,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个制度。
(二)中国公务员制度与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不同
第二我们说一下中国公务员和西方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话,我想有这么几点,可以看出来中国公务员制度和西方的完全不是一个思路,有一些我们尽可能参考它科学的、有效的和合理的部分,就说要有一个制度,这肯定是我们向人家学习的经验,干部管理当中没有系统的制度,这肯定不行。
但是说,我想有这些不同:
一,它是符合中国宪法的制度。
中国宪法和美国宪法很不一样,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说宪法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说明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情,它的特殊性,我们的制度一定是在符合中国宪法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看一下中国宪法对我们国家的,国体的解释是什么。
这可能有很多同志长期不接触就淡漠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后来改革开放,很快对新宪法进行了修订,也是做一些重要的更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释的定义,我想有这么一句话大家不要忘了,最早的是决定宪法的时候是小平同志提出来,正式写进宪法,就是对我们国家的性质的基本定义是什么,这个到现在都是行之有效,现在还是这个话。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四个关键词。
这是我们的国家,那么《公务员法》搞的话,一定得符合宪法的核心精神,必须要符合这个。
我们说是和美国的文官制度一样,那怎么可能,他们国家的定义就不是这个。
所以说,我想这一条是非常重要。
第二条,也是宪法里的几句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我们在宪法里头是非常鲜明提出这一条。
第三,各级政府是人民行使权利的行政机关。
第四,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能够把这些写到宪法里头,我觉得也是中国是这么些的,所以说我们《公务员法》是以这个宪法,这个提法,基本的这种定位作为《公务员法》制订的依据,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跟国外去比较什么东西,反过来说,我们如果背离了宪法,那么《公务员法》的问题可能就非常大,大概也有不同意见,说宪法是不是可以改,可以。
但是说要有道路,要有程序,随着社会发展它的变化。
但是我们就目前来讲,我们制订最基本的一条,我们得符合宪法的要求。
这是第一个不同。
第二,就是说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这个在国外也是不可能有这一条,我们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来理解,我们是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讨论,这边也不能算讲课,就是交流,我想参与这个交流的都是在职干部,有这些一个概念,就是公共权力的掌握者,也就是我们讲施法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谁来治理国家,说是法治,谁来制定法,谁来实施法,我想从整个社会结构,大的利益格局来讲,保证所有人的利益,只能最高的就是法,但是这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法和利益最后的实现落实中间是有执行法,包括立法、执法、行政,这些我们可以叫施法者,施法者可以理解为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机构,或者一种制度,那么的话,它是发生这种作用,使法在利益结构调整的时候能够保障它的合理性,能够有各种渠道,能够无所不达,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调整所有的利益,这是第一点。
二,就是说,我们当时搞公务员队伍的时候,明确地讲,小平同志讲我们不可以搞西方文官制度,三权鼎立那一套,三权对立,就是立法和执法、行政,它是分离的。
但是说,往往分离它的统一非常热,这其实也是它的一个缺陷,我们专门搞了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会讲得更透一点,这里我们不展开讲的。
理解说党管干部是什么呢,就是三权对立统一体,说这样的结构。
也就是说,说是权大,法大,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因为权是溶于法,但是法又依靠权去推行,应该说它是一种互为作用,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对立统一体,既是说在一些局部上它是对立的,同时的话,它在实施的时候它又是一个统一体,我想这是第二个观念,可能增益比较大,但是说我希望能够平心静气的进行讨论,这应该说立国之本,立党之本的讨论。
三,全民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监护者。
我们过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代表的大多数利益,是95%,还剩下5%是什么人呢。
那就是阶级敌人,我们整个文化大革命搞得破破烂烂的,就是抓那5%的人,最后的话远不止这个数,干部抓了20%。
现在我们再来想这个问题,我们一个执政党,这个提法说我就是95%的代表,我代表绝大多数的利益这个提法,这也是有些条件,我认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提法太局限。
回想一下,当时学习三个代表思想的时候,有一个提法就是一闪而过,没有展开去讨论,就是为人民服务是为每一个服务,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这个我想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你作为一个执政党,你恐怕不是代表百份之多少人的利益,你要代表所有人的利益,所以人说那敌人的利益我们要代表吗,这个我觉得就是强词夺理,我说所有人是作为公民这个角度,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角度,你不能说社会人当中多少是敌人,这是作为国家治理来讲,百分数划分缺乏科学性,所以说你一定是全民利益的代表者,你一定是代表所有人,为人民服务是到每一个人。
如果说咱们抬杠的话,那说犯人他也有他的权益,是不是,说死刑犯执行程序怎么样,也不是我煮一锅开水把他烫死,那也不行,那不是胡来吗。
所以说,这个这是抬杠了,但是我想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执政党是管到所有人,它不是大多数。
说我们现在搞一个政策,说大多数接受就完了,实际上的话很多人不满意,你怎么去统计这个大多数,那么这些人不满意算是合理的吗,显然不行。
说你现在拆迁的话,最后钉子户就剩一个人,一个人的问题干脆说是把他抓起来管关进监狱,一枪毙了算了,不会是这样。
社会发展,我们治理理念也都是在变化,这就是你不能说大多数就完了,这个提法我觉得不可能再这么讲,作为政策不完全的一种掩饰,那就更不对了。
第四条,党要管党。
党是什么,党不是一个人,可以说是代表国家利益,代表全民利益的一个政治集团,它也是一个综合体。
它自身谁来管,党要管党。
过去,早在建国初期,现在看文献记载提出党要管党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后来的话也是说是被认可这个的提法,但是没有把它提到一定的高度,最近我们在组织学习的时候,也是在强调,党要管党是一种机制,它是一种什么机制,就是自身调整修复的功能,这么一种机制,不能够就是说我是最大,我最大就是没有人能够监督我,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么,监督党的是谁,就是党的这种机制,也不要理解为,比如说中纪委,那是机构。
党要管党它是一种机制作用,中纪委谁管,所有说这种机制是保证每一个党员都要置身于监督之内,没有一个人是特殊的,这就是机制,就是自身调整修复功能,有党,有原则,有组织纪律,工作程序有很多的规定,这些都是它的保证保障,我想这是党管干部。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和西方的公务员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
第三,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没有独立的群体性利益,就是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就要比农民、工人,我要多一些什么东西,多一些就是责任,就不能多一块钱,说我们在工资分配的时候你是共产党员,他不是你就工资比他高十块钱有这种吗,没有。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它没有独立的群体利益,它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它是融合于社会各个群体组织当中,你也可以说共产党员在哪个群体都有,也可以说哪一类群体都可能有共产党员也包括好的坏的穷的富的,所以说这一点跟西方也是非常大的差别。
我们讲一下,说我们是非独立的利益集团。
我们把中西方的工资福利的一些规定规则我们作一个比较,大概是这四条,一是公务员要调整工资,它的政策制订权限在哪里,我们是中央政府,但是西方公务员基本上都是各地执行各地的,就是地方政府,当然他是联邦制,他是权利相对都是独立的,这是一个区别。
二,工资标准,我们是全国统一。
西方公务员是地方制订。
三,就是说工资标准的依据,依据我们是《公务员法》里头明确规定,叫做企业水平调查。
但是西方公务员没有,就是一种群体感性。
四,晋升工资的渠道,我们是国家统一规划,作为政策部门工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作为保障部门就是财政部,其他应该说都是执行部门,要涨工资的话要经过国务院批准,甚至更高层次决定。
就是国家统一规划。
西方国家的公务员怎么涨工资,它是基于一种群体感性,相应来说,它是一个独立利益集团。
比如说从组织结构上,它有公务员工会,我们没有这样的,公务员俱乐部。
它这个公务员工会是和政府对立,它不是政府所属,应该是公务员是靠公务员缴纳的会费来养活,也是代表公务员的利益。
代表公务员的利益要做的事情,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和政府去谈判,公务员反映说我们工资太低了,现在物价这么涨得这么厉害,他不管说整个社会收入水平怎么样。
比如说欧洲近几年经济不景气,公务员说我已经感觉到钱不够花,但是城市居民你们是什么情况,那他不管,凡是就是说我感觉到不到,那么我就不干,我就不干的话,他也是有组织的,然后公务员公工会就会跟政府谈判,跟财政部裁判,说我们要求提高工资,提高多少呢,经过我们计算不少于7%,那财政部说没钱,那7%,现在本来就困难,一分都没有。
说没有的话,从最短答复,我给你7天,7天以后你不答复我,就组织全国的公务员罢工,全市的公务员罢工,那么他就这样干。
那政府说还是别罢工了,公务员罢工的话,那我们社会不乱了吗,说好那就商量商量,给个1%。
不行,说最低也得5%,就是讨价还价,最后形成了最后的意见,2.5%不干,3%也不干,最后弄了个2.7%,最后说好,公务员提高了2.7%的工资,是这来的。
你想想这里头有可能就是说,公务员就会独立出来,他可能就说公务员闹得厉害,闹得厉害了以后我就涨工资了,我涨工资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呢,可能就没有一个参照值,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状态可能也就不挂钩,我们为什么说要考虑企业增长水平保持一种合理关系,这就考虑到社会价值在增加的关系上,特别是二产企业是直接关系价值。
从工业企业的角度,我们去判断,判断就是大体上代表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实际上是这么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作为人民公仆,我作为为老百姓服务的仆人,我不能说仆人很有钱,主人很穷,这个说不过去。
像有一些国家宪法规定,公务员的收入不可以超过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就是你的平均收入水平,当然这里头根据等级不一样,还是有差别,但是说你的平均收入水平不能够超过当地的,比如说土耳其就是这么规定。
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按统计来说,现在的统计数说实在的,我觉得水分可能很大,仅供参考,我们现在的统计数据是,我们国家的公务员收入水平略高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这是在土耳其是违法的,因为土耳其宪法规定,不可能超过,甚至要低于,当然它对公务员的范围、性质跟我不一样,我们公务员叫做执政者,执政机关工作人员。
它可能就包括普通服务,包括一些社会服务,它的公务员划定是,凡是拿财政工资的人就是公务员,范围很大,包括工勤人员,我们是排除工勤人员在外的。
所以说他的平均工资水平比我们低一点,可能也就是差不多。
这是统计口径问题。
我们讲公务员有三句话,通俗一点来讲,做官事,戴官帽,拿官薪,这就是公务员,所以工勤人员不算,编制外的不算,没官帽,不拿财政开支的不算。
我们现在包括编制外的人拿的实际上都是财政的钱,我们说要拿财政的钱,那公务员的概念那就大了所以说统计口径不一样。
关键是我们要保持和整个社会公民收入的关系,但是在很多西方国家里头没有这个规定,它是一个独立的,甚至是反政府的,他要罢工,那你要罢工你罢给谁看,我们这些人就是政府的构成,你跟政府对着干就是跟你自己对着干,是这种体制不一样。
第四,在制度原则上明确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这里头我们也客观地看,也不是说西方人家就不讲德,我看一些宣传材料,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是讲求道德品质,西方国家不讲。
西方国家怎么不讲,他也讲的,但是说我们从制度体系上,明文规定上这样里讲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还真没有。
那么,他是把这些作为一般行为规范,但是我们公务员制度尤其强调,就是我们要高于要求公务员在品德方面要做表率,要高于一般公民,这一点确实是西方制度里没有这个要求,我们是有的。
我们说一下什么是德,按照中国汉语解释的德,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不一定准确,就是说大家包括顺应自然的,整个社会的和整个全人类的一种一般认知和客观需求去做事,这就是德。
比如说我们这种不当得利,不当得利说人家掉了钱包,我捡了,我给留给,像这种事,大概所有人都认为这不对,应该还给人家,应该物归原主,这是全人类的认知,它不光是中国人的,全世界说我捡钱包我就不给你,恐怕也不能说,你只能说个别人,你不能说人家民族就这样,人家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不能这么说,所以说像这类的事,我们都可以给叫做德,就是大家认知应该怎么做,但是你就偏这么干,那就是不道德,就是这样理解很简单的。
从此引申出来讲的,就是讲品行,一个人的品行,包括一些情义、恩惠、理念信念,像这些的话,都把它纳入德的反映。
我们要求公务员的德,主要的方面来衡量一个公务员的德,党政领导干部的德就三条,一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现在的话,中国发展到今天来之不易,我们应该说是通过成果反思我们的道路,它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这里头要讨论的事情很多,我不展开讲,确实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也是实践证明了,也只有这条路子,一直到现在像网络有一些批评共产党,批评政府,有很多说法,没有令人信服的依据,包括理论,也包括一党和多党的争论,也包括多党论的学者到现在也没有拿出来一条令人信服的理由,为什么说一党不行,一定是多党最好的,包括解释多元化也是解释不通,非信的话我们一党也有,多党也未必有,这是理论问题我们不展开讲,但是说这个是说不通。
也包括亨廷顿的很多观点,他也是承认,从一种治理形态上讲,他只不过是是说共产党是一种形态,他也没有讲说你这种形态不行,不行的原因他也说不出来,所以说这是历史的选择,这是一条。
你不讲这个道路就没有德行,我们要慢慢消化,也可以再深入讨论,就是这句话,你不讲这个就是没有德行。
第二,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说得比较远,比较大,但确实有一个尺子,你按照这个尺子去我们衡量我们的圆形,这个没有错。
三,甘于奉献,并作出榜样。
这就要求我们公务员,领导干部要有更高更严的标准去进行要求。
四,就是说公务员的素养,这也是一种德。
我想在这讲四个从简,都是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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