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民众抗税现象小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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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后期民众抗税现象小探
绵阳师范学院
本科生毕业论文
题目明朝中晚期民众抗税现象小探
专业历史学
院系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
学号**********
姓名吴显胜
指导教师贺方润讲师
答辩时间二○一二年五月
明朝中晚期民众抗税现象小探
学生:
吴显胜
指导老师:
***
摘要:
明朝中后期,军屯遭到破坏,屯粮减产,屯军逃亡,明政府不得已实行了募兵制;加之战事逐渐频繁,军费开支成为明政府财政沉重的负担。
又因皇室的奢侈腐化和宗室的膨胀,明王朝财政入不敷出,陷入了财政困境。
为走出困境,明政府少有开源节流,而是直接向民众增派税收,引发了民众抗税的风潮。
在抗税过程中,大多数民众采用偷税漏税、投献、不完额纳税,或成为流民等温和的方式逃避税收。
有些民众行为激烈,以致引发了民变,在苏州“织佣之变”及武昌民变中,就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
在极端情况下,民众铤而走险,走上了农民起义的道路,武装反抗政府,明末农民大起义,更是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
民众对增派税收反应如此之大,其实并不是明王朝的赋税税率过高,而是民众不满加税降低了自己生活水平,因而抵制加税;以及明政府对充当货币的白银缺乏管理,导致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全国各地不断呈现,严重降低了民众纳税的能力。
而任用太监充任矿监税使,又增加了民众对加税的抵触情绪,使各种抗税现象层出不穷。
关键词:
明朝;抗税;民变;白银
ResearchontheTax-refusalPhenomenonintheLateMingDynasty
Undergraduate:
WuXiansheng
Supervisor:
HeFangrun
Abstract:
InthelateMingDynasty,theMilitaryFarmingwasdestroyed,thestoredgrainsreducedandthesoldierranaway,thusthegovernmenthadtocarryoutEnlistingSystem.Inaddition,therewerefrequentwars.Themilitaryexpenditurebecameaheavyburdenforgovernment.Whatwasmore,theroyalhouseholdwasluxuriousandcorruptandtheimperialclanexpanded.Asaresult,thegovernmentcouldn'tmakeendsmeetsandthegovernmentfellintofinancialdifficulty.Inordertogothroughthedifficulty,thegovernmentdidn'tmakegreatefforttoincreaseincomeandreduceexpenditurebutincreasetaxes,whichledtotax-refusalunrest.Duringthetax-refusalunrest,manycivilianappliedtaxevasion,offering,payingtaxnotinfullorbeingrefugeetoavoidtaxes.Somecivilians'behaviorwasviolentthusitcausedpeasantuprising.DuringtheSuzhouWeavingUprisingandWuchangPeasantUprising,therewereseriousbloodshedevents.Intheextremesituation,thecivilianwouldriskandwentinforpeasantuprising.Theywouldwentagainstwiththegovernmentwithmilitaryequipment.ThepeasantuprisinginthelateMingDynastyoverthrewtheMingDynastygoverning.ThepeasantreactedsofiercelynotbecausethetaxofMingDynastywastoohighbutbecausethetaxpaymentdowngradedtheirlivingstandard.Thustheyrefusedtoincreasetax.Sincethegovernmentlackedmanagementonsilverdollar,theinflationanddeflationapperaedaccrossthecooutry.Asaresult,thetaxpayingabilityofthecivilianweakened.Furtherly,thegovernmentappointedtheeunuchtobeminesupervisorandtaxtaker,whichincreasedthetaxpayingboycottmoodofthecivilian.Asaresult,allkindsoftax-refusalphenomenonappeared.
Keyword:
MingDynasty;Tax-Refusal;PeasantUprising;SilverDollar
前言
税收乃国之重器,是一个国家维持政府运转,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应对外部侵略等所需经费的来源。
明代自开国以后,实行较低的税率水平,这一政策亦被其后继者所继承,然而到明王朝中晚期,这一低税率对于各种开支已无法满足。
由于明政府的法定货币是宝钞和铜钱,对白银充当货币的事实消极对待,缺乏有效的管理。
又任用太监充任矿监税使,降低了民众纳税的能力和意愿,加之增税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使明政府在增派税收时引起了民众使用各种抗税手段加以抵制。
这些手段或是温和的逃避税收,或是激烈的民变反抗,或是极端的农民起义,一起将明王朝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这些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对它的关注,总览这些研究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首推黄仁宇及其著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在该书中,黄仁宇对明代中后期民众不完额纳税的情况进行了详细叙述,并提出了明代赋税税率低下的崭新观点,影响颇大。
[1]其次有江地及其论文《明代中期政治经济与农民战争》一文,江地是较早对明代抗税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在该文中,江地对明代中后期民众偷税漏税的方式进行了描述。
[2]本世纪初,有关明代中后期抗税问题取得了新的重要进展,由徐进、赵鼎新合著的《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对苏州“织佣之变”和武昌民变中人民的抗税行动做了详细描述,是不可多得的个案研究,对于我们丰富明代中后期抗税认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3]此外,欧阳秀兰、曾耀辉《明王朝衰亡的苛税诱因与启示》中对农民因不堪税收揭竿而起进行的分析[4],以及段士朴在《明末农民起义军在山西的活动及影响》一文中对明末农民起义军在山西的活动情况的研究[5]等等,对我们多角度认识明代中后期民众抗税的原因、行为、影响都有借鉴意义。
然而总体来看,这些著作和文章中,缺乏对明朝中后期民众抗税现象的整体性分析。
因此本文从明朝的财政困境入手,对明朝中后期民众抗税的背景、方式和原因进行了阐述和总结。
这对于人们加深对明朝中后期民众抗税现象的整体认识,以及了解明代中后期财政状况、社会运转形势,具有一定意义。
一、明王朝的财政困境
(一)军事开支巨大
明朝初期,为了不让军费开支成为朝廷财政的重担,减轻民众纳税的负担,明太祖朱元璋实行了广泛的军事屯田。
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曾对这一事件进行了高度评价:
“寓兵以屯,且耕且守,有备无患,此赵充国金城之遗迹也。
”[6]朝廷财政仅是补充性质。
但从明朝中期开始,军屯逐渐遭到破坏,军屯兵士、土地大量流失,屯粮收入锐减。
宣德元年(1426),屯田收入为“722万石”[7];成化十年(1474),屯田收入降到“295万石”[8];到明朝中期正德元年(1506),屯田收入下降到“104万石”[9],只有明朝前期的七分之一。
这使明政府不得不承担起更加沉重的责任,国库拔出的边饷从“弘治、正德年间的40余万上涨到万历晚期的近400万。
”[10]同时,由于军屯兵士大量逃亡,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明政府不得不实行募兵制以保持军队战斗力。
而募兵就需要饷银,根据黄仁宇先生的考证:
“1500年前后,北方军营里以募兵来填补空额已经成为一种通行上的做法……16世纪以来,每人每年可得白银六两,这并不算少……到16世纪末,许多募兵年饷为18两,这成为17世纪早期通行的标准。
”[1]
而同样从明朝中期开始,明朝进行的战争也逐渐频繁。
首先,位于明朝北边的鞑靼人崛起之后,一直骚扰着北部边境,多次入侵内地。
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侵至京师一带,在京畿大肆劫掠八日,史称“庚戌之变”。
其次,在东南沿海地区,倭寇也愈演愈烈,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大举入侵浙东和江南江北地区,戚继光和俞大猷等率领明军与之作战十多年,才得以平定。
再次,在辽东,女真贵族从万历年间开始,不断向明王朝进攻,直至明朝灭亡。
最后,在西北地区,天启七年(1627),爆发了蔓延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并将崇祯皇帝逼的上吊自杀。
这些战事无一不规模宏大,持续多年。
除此之外,明王朝还进行了各种大型战役。
重要的有史称“万历三大征”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以及镇压地方性的各族人民起义。
为了应对这些战事,明王朝不得不拥有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其所需军饷及用于配置武器装备、战马的开销更如天文数字。
单从辽东军饷来看,“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润四月起至泰昌元年(1620)十二月止,共计发银二千一十八万八千三百六十六两”[11],平均每年600多万两,超过户部收入200多万两,其他的地方战事的支出还未统计。
军事开支对明政府造成的财政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以至于缺饷成为常事,袁崇焕就在崇祯二年(1629)的一份奏疏里说:
“今九边兵饷无处不缺,缺非一二月,居恒不得一饱”。
[12]
(二)皇室开支惊人
首先,皇帝生活的奢侈腐化。
明朝中期开始,实物税收向白银税收转变。
由于白银具有巨大的购买力,因此实物自身特点带来的对皇室开支的限制也就消失了,皇室生活逐渐更加奢侈腐化,“先时只用十二万余,至正(德)嘉(庆)时,用至三十六万,尤称不足。
”[13]到万历时,甚至每年进入皇帝内库100万两的金花银都已不够用,为了满足自己的铺张浪费,皇帝经常违制要求户部向自己的内库进供。
比如万历十二年(1584),明神宗“以宫中赏赉,内库缺乏,命取太仓银二十万。
”[14]四年之后,明神宗又说“圣节阅陵,赐赏繁多,内库不给,于太仓银二十万两进用。
”[15]对于万历皇帝这种因家事而耗国财的行为,户部尚书李汝华曾上奏疾言痛陈:
“以内供言之:
万历六年,共进过大工铺宫各库监局钱粮,共八十七万六千三百七十五两。
二十七年至三十年,进过册立分封冠婚典礼钱粮,共二百五十五万七干二百四十七两。
几盖一岁之入。
福王成婚,进过四十余万。
圣母两上徽号,前后共四十七万有奇,并进过所费香蜡等项,又约二十二万。
长公主婚礼,用至十三万五千两。
七公主婚礼,共折解十万余。
今瑞王婚礼,又用过十万余。
”[16]以上数据仅是户部给万历皇帝的进供,还不算上万历皇帝自己内库出的钱。
同时,由于皇城经常发生火灾,重建也花费了大量钱财。
如万历三十一年,重建毁于火灾的皇极殿、中极殿和殿极殿,“朝廷令湖广,贵州,四川三省采办名贵楠杉大木,仅大工钱就耗银930余万。
至于整个三大殿的重建工程费用,更是不计其数。
”[17]
其次,宗室消耗膨胀。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贫寒,对于饥寒交迫之感有切肤之痛,不愿子孙后代再挨饿受冻;又对过去王朝诸子争立、自相残杀的现象深恶痛绝。
于是他“大封宗藩,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
[18]规定朱氏子孙每年由国家拨给丰厚的禄米,但不能外出做事。
这些宗室闲着无事,除了吃喝玩乐,就是娶妻纳妾繁衍后代,宗室人口增长极快。
“1529年,就报告说玉牒中有8203人,40后这一数字达到28492人,估计到明末,开国皇帝的直系男性后裔接近100000人。
”[1]日趋膨胀的宗室人口给明政府的财政造成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
嘉庆四十一年(1562),御史林润指出:
“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
天下岁贡京师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
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石。
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石。
是二省之粮,皆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
”[18]隆庆五年(1571)礼部也报告说,约占全国存留粮总数百分之八十的870万石税粮支给了亲王郡王和各级将军,其中还不包括宗女仪宾。
面对庞大的军事开支和皇室无法节制的奢侈消耗,明政府财政年年吃紧,如何解决财政困难成为困扰整个王朝的难题,大学士沈一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内供固急,边供尤急脱巾而起,当之奈何?
”[19]最终,明政府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增税,即加派。
嘉靖三十年(1551),为了给抵御俺答汗入侵北京的军队饷银,尚书孙应奎加征田赋银,开创了增税的先例。
为征剿倭寇,嘉靖三十六年(1557),在江南等地加征四十万两,称“提编”。
万历三大征的费用也基本靠加征,“朝鲜用兵,置军天津,月饷六万,悉派之民间。
”[20]辽东军饷更是四次加征,崇祯时,第四次“亩加九厘之外,再增三厘。
”[21]还有剿饷、练饷层出不穷。
除此之外,对少数民族的掠夺也是常事。
二、民众的抗税行为
对于为应付战事的各种增税加派,民众似乎并不愿意“共赴国难”,爽快纳税。
反而上至富裕士绅地主,下至贫苦百姓,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抵制税收。
由于手段众多,我们按其行为激烈程度分为三大类型:
较为温和的偷税漏税、投献、不完额纳税及放弃土地成为流民等逃避税收的方式为第一类;带有暴力行为的民变事件为第二类;武装反抗的农民起义为第三类。
(一)逃避税收
由于后两种类型行为非常激烈,成本也比较高昂(以生命为代价),风险较低的逃避税收是绝大多数民众采用的方式。
在明代,实行的是“累进制”的征税方式,田产越多税率越高,这一点黄仁宇先生曾证实:
“对那些少于30亩土地小田主来说,税收负担通常占到他们粮食收成的5%,累进制税也能得到证实,对一个有用300亩土地的中等田主而言,税收接近他收成的10%左右。
”[1]因此,富裕的士绅阶层和平民为了降低自己的税率,少纳税粮,主要用两种方式偷税漏税。
一是在购买土地时并不集中购买,而是在周围州县小块购入土地,使在每个州县占有的土地都比较少,以达到降低税率、增加收入的目的,人称“飞洒”。
二是将自己的田地伪报在其他无地、少地的民众名下,已达到同样的效果,人称“诡寄”。
至于田少的小地主和农户有些则使用投献的方式来逃避税收。
“投献”就是把自己的土地献给那些拥有免税权的宗室王府或功勋大臣,自己成为庄农、佃农。
这些王府和功勋大臣为了和朝廷争抢民户,往往与投献的民户约定更低的税率来吸引他们。
除此之外,民众还普遍使用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
不完额纳税。
士绅阶层和富裕的田主,往往只上交不足额的赋税,但许诺明年补齐,而明年又不足额,推至后年补齐,年复一年,累欠税额高昂。
而明朝地方官三年一任,又不是本地人,为了不得罪当地上层,减少自己当政的阻力,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不了了之。
一般民众则宁愿挨官府杖责,也不足额纳税。
“花钱请一些身体身体素质好的人代杖延挨,就是不肯纳税”[1]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更有甚者,有些贫苦农民不愿纳税,抛弃土地,外出“趁食”,成为流民。
大量田地荒芜,到明末时已十分严重。
崇祯时,江南居然出现了“荡然一空,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的情况,征收赋税也就无从谈起。
这些流民跑进山野林区,进行生产,养家糊口,成为“山寇”、“矿盗”、“茶盗”,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由于逃避税收的行为严重,税收总是收不齐。
“数十年来,各州县逋负数十万”,“天启时,仅山东、河南、南北直隶四省的逋欠正额田赋,达二百一十余万两。
”[22]据黄仁宇先生从《崇祯存实疏抄》里统计,崇祯五年(1632),占整个帝国纳税区1/4以上的340个县的税收拖欠达到了50%。
面对严重的逃避税收行为,明政府也想过办法。
例如对拖欠的大户,部分地方就曾要求户主自己解运税粮;对流民也进行封山、招抚等,万年三年也层实施“带征法”,“于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带征三分,”[23]但收效甚微。
于是,朝廷不得不默认民众逃避赋税的事实。
明朝中后期,历任皇帝都以登基、皇子出生、立太子为由,赦免全国各地所欠赋税,并成为惯例。
明政府对官吏政绩的考核也因此而被迫放宽。
“固终明之世,官以八分为考,民间宽至七八分者便称良户,宽六七分者亦为不甚顽梗也。
”[24]税收缴纳八成还算纳税积极,这足以使人感到惊叹。
(二)民变
民众温和的抗税行为在官府催租手段过于粗暴或朝廷政策不当的时候就可能会演变成民变。
特别是万历年间,万历皇帝鉴于明初制定的商税“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25]税率太低,于是四处派出税使、矿监,设关收税,以增加收入,缓解财政压力,却导致了大规模的民变。
万历二十二年(1594),福州发生抢米风潮;万历二十七年(1599),山东临清发生万人抗税事件;万历二十七至万历二十九年(1599-1601),武昌爆发了两次民变;万历二十八年(1600),广东新会发生“谯门之变”;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发生“织佣之变”;万历三十年(1602),苏松地区机户官文煽动劫掠骚乱;万历三十一年(1603),杭州发生大规模机户罢工、逃亡的群体性事件等等。
其中,苏中的“织佣之变”和武昌民变中,民众行为十分激烈,持续时间非常长,最引人注目。
1.苏州“织佣之变”
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织造太监孙隆受令“代征苏松之岁”[26]。
起先,他在城门等处征收商税已引起民众的不满。
后来他又违背对丝织行业不征税的诺言,“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
人情汹汹,讹言四起。
”[27]引起民变发生。
先是机户全面罢织,继而断绝了几千名等待织户雇佣的机匠的生计。
接着,几千名染工也因染坊关门导致难以维持生计。
于是,几千名佣工在机匠葛成的带领下奋起抗税。
为了表明他们只是抗税而非“造反”反对朝廷,他们一起对天发誓,并在各个城门处张贴榜文表明他们的目的:
此次行动只针对税使孙隆和他的爪牙税官,绝不侵犯苏州百姓及官府。
他们用石块砸死了税官黄建节,把来不及逃跑的税官捉绑在大道上群殴致死,并把他们的住宅纵火焚毁。
暗中支持征税的巨绅丁原复家也被他们洗劫。
吓得孙隆翻墙逃跑,藏匿于附近的官宦家中,两天后逃往杭州,再也不敢去苏州。
驱逐完税使及其爪牙之后,葛成主动自首,让官府体面的结束了这次民变事件,苏州民众尊称他为“葛将军”。
官府迫于民意,在关押他十三年后,将他释放。
2.武昌民变
相比较苏州“织佣之变”,武昌民变不仅漫长而且血腥,参加的阶层和人数以及波及地区也要多得多。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太监陈奉被派到荆州市充任矿监。
他四处开矿,征收店税,引起民众的不满,大学士沈一贯在奏章中提到:
“不独省城,即通省无不怨者。
”[28]十二月二日,武昌生员一起前往设在武昌的湖广巡抚衙门击鼓鸣冤,鼓声迅速引来了数万名早已对陈奉不满的士民。
随着人们情绪的逐渐失控,愤怒的人群纵火焚烧了陈奉的署衙,杀死了陈奉手下许多税官。
几天之后,陈奉调动武昌驻军配合自己的私人卫队对参加过的士民进行了血腥报复,许多人被杀,住宅被毁。
许多地方官员向万历奏请罢免陈奉,因此时官员与万历皇帝矛盾重重,不仅没得到批准,许多官员反被罢免,陈奉更加嚣张。
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陈奉又张贴告示,挑衅士民情绪,引起了一场波及整个湖广地区的民变。
几万人涌向税使署衙,放火烧了巡抚衙门的正门。
一万余人“围绕陈奉公署,誓必杀奉。
奉从后门潜匿楚王府中。
民众将番校耿等等一十六名困缚手足,投之于江。
”[29]两名万历皇帝派来的缇骑也在动乱中被砍伤,武昌民变的消息传至湖广地区的主要府、州、县,也引发了类似的抗税骚乱。
直到四月,万历皇帝召回了陈奉,武昌及湖广地区的民变才得以平息。
(三)农民起义
当民众在天灾人祸等特殊情况下不能缴纳税收甚至无法养活家室的时候,还会走上另一个极端:
造反,即农民起义。
许多流民由于生计问题有时也会揭竿而起。
在明朝中后期加派税收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农民起义更是高潮不断。
据粗略统计,光正统至万年年间,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农民起义就有76起。
在明朝中后期爆发的起义中,又以正德年间的刘六、刘七起义和明末农民大起义最值得关注。
1.刘六、刘七起义
河北地区靠近京师,因此大量皇室和勋贵在河北置办田庄。
这些大户们除常侵占农民土地以外,还经常把税收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
同时,马政也给农民带来极大的负担。
明朝初期,朝廷让在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地区的农民充当养马户,饲养种马,缴纳马驹;后来又令北京附近州县农民改养寄养马。
这些养马户负担很重,当时有“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的说法。
许多农民因不堪税负或者丧失土地,聚山为盗,成为“响马盗”。
为了京师安定,正德四年(1509)九月,明朝廷派出捕盗御史,“分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凤鸣于淮扬,专事捕盗”[30],致使这些地方的民众铤而走险。
正德五年(1510)十月,文安人刘六、刘七在霸州率众起义,仅半个月就有数千余人参加,周围州县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
第二年,整个起义队伍发展到数万人。
他们从河北攻入山东,又从山东攻京师附近地区。
而后他们兵分两路,相互照应,几个月之间,就“破邑数百,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31]。
起义军所过之处,人民“乐于供给,粮草器械皆因于民,弃家从乱者比比皆是”[32],震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
这年八月,两支起义军合兵一处进逼京师,遭到精锐明军的阻击而失败,于是转而南下。
杨虎一路起义军在攻打徐州不克后,在宿迁渡黄河时杨虎不幸落水死亡,众人推刘惠为首、赵鐩为副,继续战斗。
刘惠率军进入南直隶,打败明军主力,周围官吏闻风而逃,民众也纷纷前来响应。
他们转战于河南、湖广等地,威震全国。
但在正德七年(1512),由于作战失利,赵鐩在江夏被俘,押送京师处死。
刘惠转至河南南召,也兵败纵火自焚。
刘六、刘七一路起义军则转战河北山东之间,机动灵活,屡战屡胜,迫使朝廷派出重兵进行围剿,形势十分严峻。
于是他们冲破明军的围堵,率部南下湖广。
然而此时杨虎一路起义军已被镇压,他们孤军奋战,作战接连失利。
正德七年(1512)先是刘六在黄州团凤镇兵败,与其子投水自杀,而后刘七在南通中箭投水自杀。
刘六、刘七起义被镇压了。
2.明末农民大起义
明朝末期农民大起义首先在陕西爆发。
陕西地区土地贫瘠,农民在土地上辛苦终日,所得却很少,除去交纳赋税仅够温饱。
然而“三饷”的加派却是按田亩均摊,立刻使当地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旧征未完,新饷以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
村无犬吠,尚敲催追之门;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
[33]加之当时陕西天灾频发,民众为了生存,只有揭竿而起。
天启七年(1627),陕西澄城县的饥民杀死当地知县张耀斗,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到次年,陕西各处农民军已成燎原之势:
府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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