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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洁癖文化
日本的“洁癖”文化
日本的“洁癖”文化
李兆忠
嗜澡如命的民族
作为一种日常的生活现象,洁癖本来不值得特别谈论,但事情到了日本,就有点例外。
洁癖人士虽说世界各国都有,达到全民皆“癖”的,恐怕只有日本了;而最重要的是,在日本,洁癖不只作为一种单纯的生活习性起作用,它渗透到了人的精神世界,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审美感觉、道德意识乃至文化心理全部,给这个民族打上了鲜明的精神标记。
所以也就有必要作一番认真的探究。
一、在外国人的心目中,日本人的形象总是同洗澡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印象完全对头。
看一看东瀛列岛上成千上万的温泉浴场,城市街头星罗棋布的“钱汤”(公共澡堂),还有那种随处可见的投币式淋浴箱,便可知晓这一点。
即使是在紧张严酷的战争年代,日本鬼子在中国行军打仗之余、杀人放火之余,总要想方设法一过洗澡之瘾,哪怕那是一个缺水之地。
电影中的这种场面我们是不陌生的:
热气腾腾、装满洗澡水的柏油桶前,脱得光溜溜、只剩一条挡兜的日本士兵们排着长队翘首以待,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季……
对于今天的日本人,一天洗两遍澡是正常的生活规律,就像一日三餐那样必不可少,假如上帝来一番恶作剧,定要他们二者择一的话,我相信其中有不少人宁可舍吃饭而取洗澡。
这并非戏言,有事实为证——
1995年1月,阪神地区发生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导致5000余人丧生,数十万人无家可归。
在抗震救灾的民意调查中,有一项询问灾民最感不便的是什么,结果许多人的回答是“不能洗澡”。
为解燃眉之急,政府会同企业,齐心协力,以最快速度推出了“移动风吕”——淋浴汽车。
因为车少人多,不得不规定:
每人沐浴不得超过五分钟。
为了这数分钟的肌肤之乐,不少灾民冒着余震的危险,步行几十里,来到设有这种“移动风吕”的地方,加入长长的洗澡队伍,颇有点“生命诚可贵,洗澡价更高”的劲头儿。
固然,喜欢洗澡的并非只有日本人,欧美人士也乐此不疲,若是单从洗澡的次数看,欧美人未必亚于日本人。
然而两者却有重要的差别。
对于欧洲人,洗澡实在是件迫不得已的事情,作为肉食的游牧民族后裔,他们的脂肪与汗腺远比属于东方农耕民族的日本人发达,若不天天洗澡除圬,喷洒香水,怎么得了,淑女绅士的风度和体面何以保持?
日本人并无此类烦恼,身上亦无异味,其实大可不必紧张。
记得一位中国留学生在一本名叫《留日一千天》的书里,写到她在日本人家里寄宿时,面对一天必须洗两次澡的为难情形:
每天清早,不管天气有多寒冷,她必须光着脚,跳进阴森森的浴室,哆嗦着拧开淋浴器;夜里回来,再困再累,也得硬着头皮再去一次浴室,哪怕身上没有一点汗垢。
否则,就会引起主人的不安和不悦。
这一切当然并非空穴来风。
东瀛列岛气候湿润,夏天特别闷热,据统计,东京年平均气温为15.3℃,湿度66%,月平均最高气温是八月份的26.7℃,最高湿度是78%。
夏季,由于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东瀛列岛水分大量蒸发,犹如一个巨大的蒸笼。
大家知道,当气温超过30℃,湿度超过65%时,人体就会觉得不舒服。
而在盛夏,超过这个温度和湿度的日子几乎天天不断,素爱干净的日本人如何忍受得了这一身的粘糊与汗垢,何能解忧?
惟有风吕!
当然,这种肌肤之乐必须有充足的水资源作为后盾,否则一切都谈不上。
所幸的是,日本拥有着全世界最丰富的雨水资源和温泉资源,辽阔的太平洋海空,犹如一个巨大的天然喷头,时时刻刻冲洗着东瀛列岛,为它提供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水源。
丰沛的天上之水,不只洗涤了日本人的身体,也宠坏了他们的感觉,培养了他们无以伦比的“肌肤美学”。
关于这一点,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有细致的描写:
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细致的肉体享受是洗热水澡。
从最贫穷的农民、最卑贱的仆人,到富豪贵族,每天晚上都要泡在滚烫的热水中。
这已成为生活的常规之一。
最常见的浴槽是木桶,下面烧炭火,水温可达华氏110度或更高。
人们在入浴之前要洗净身体,然后全身浸入热水中,尽情享受温暖和舒适。
他们在桶中抱膝而坐,状如胎儿,水浸至下颚。
他们每天洗澡,其重视清洁与美国无异,但此中另有一番艺术情趣则是世界其他各国洗澡习惯难以媲美的。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
“年龄越大,情味越浓。
”
“榻榻米”文化
与这种肌肤之乐相映成趣、配合默契的,是“榻榻米”的起居方式。
出浴后的日本人身着宽松的便和服,光着脚丫,脸色绯红、神定气闲地坐在榻榻米上,一边品茗,一边观赏庭院的景色,真是一幅和谐无比的人间享乐图。
清爽空敞、一目了然的榻榻米是培养日本人洁癖的最好温床,或者反过来说,是日本人不可救药的洁癖,造就了榻榻米这种独特的起居方式。
在日本有严格的进门脱鞋的规矩和礼仪,上至皇公贵族,下到平头百姓,谁也不得违背,其源乃出于榻榻米。
400年前,葡萄牙传教士弗洛依斯在《日欧文化比较》一书中就这样写着:
“欧洲人以脱帽表示礼貌,日本人以脱鞋表示礼貌。
”榻榻米与洁癖,就这样结成了宿命性的连带关系。
榻榻米有点像中国的席铺,不同的是,是由一块块草垫铺设而成,每一块草垫四周缀有花边,一年四季常设。
榻榻米由新鲜的干草织成,结实、透气而有弹性,光脚踩在上头,感觉十分舒服,那股好闻的清香,弥漫于房间,经年不散。
不用说,这是一种清洁要求极高的起居方式,懒人和脏人是绝对不配的。
日本人对榻榻米的精心呵护,每天在上面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真是值得大书特书。
我的房东安倍太太每天早晨跪在一尘不染的榻榻米上、全神贯注擦洗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日本的家庭主妇,每天都要花相当的时间于此项任务。
由此可见,对于维持洁净,进门脱鞋,实在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进了屋之后,你的袜子是否干净,脚上有无异味,才是更要紧的。
然而,袜子是否干净,又取决鞋子的清洁。
总之,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系统工程。
记得第一次去日本朋友家,我脚上那双刚换不久的袜子竟使主妇喷嚏连连,弄得我十分狼狈,在她那双锐利无比的目光审视下,袜尖上一个极小的破洞无处遁逃,真叫我无地自容。
说到榻榻米,不能不顺便说一说日本的拖鞋。
日本的家庭拖鞋之多,大概全世界少见的。
到朋友家访问时,在宾主相互寒暄的同时,客人便要自觉地换上主人准备好的拖鞋,殷勤的主妇常常一边连声表示欢迎,一边迅速地将客人脱下的鞋调转方向、鞋尖朝外安放好。
据说韩国人对此举颇为反感,认为还没进门就将客人的鞋掉头朝外,是不欢迎客人的表现。
不仅进大门时如此,上厕所、进厨房、去阳台都要另换专用的拖鞋。
客人一不小心,将印有TOILET(厕所)字样的拖鞋穿进客厅,主人见了必膛目结舌,叫苦不迭。
初到日本的外国人,常常忘记这个复杂的规矩,不犯几回错误是不可能上轨道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无处不在的拖鞋在满足日本人洁癖的同时,当仁不让地担任起脚气真菌的传播者,因为接待客人的拖鞋都是公用的,人人都穿。
而在和式旅馆里,在神社、寺庙的内室,往往是几百名客人用着几百双一模一样的拖鞋,进出于餐厅、澡堂和圣殿,在孪生拖鞋的海洋里,这一脱一穿之间,将会发生多少起因误穿而导致的脚气真菌交叉感染!
日本是世界上脚气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与这些拖鞋肯定有关。
这也是物极必反的证明吧。
这让人想起五六十年前,日本侵占了东北、北平之后,竟不顾气候条件的迥然不同,将榻榻米连同太阳旗一起移植到那里,过起进门脱鞋的日子来。
中国的北方沙尘很大,冬天又寒冷,很不适合榻榻米的起居,要维持它的干净,天晓得要花多大的精力,然而日本人硬是坚持下来了。
无独有偶,五六十年后,随着中国开放政策的实行,日本商社大量涌来,榻榻米式的起居也跟着一起进来。
在北京好多大宾馆的公寓楼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客房门口贴着“进门请务必脱鞋”一类的纸条,凭此即可断定,里面住的是肯定是日本人。
洁净就是美
周作人曾用“清疏有致”四字赞美日本的榻榻米居住环境,其实也是对日本人审美意识的一种概括。
事实上,在日语里,“美丽”这个词兼有“洁净”的意思,同样,“洁净”这个词也兼有“美丽”的意思。
由此可见,日本人是把洁净与美丽互为条件地看待的,换句话说,只有洁净的东西才可能是美丽的,而美丽的东西则一定是洁净的。
在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中,“洁净”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前提性的位置,这与推崇“浑厚华滋”的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形成鲜明的对比。
日本的美术于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打开日本美术史,即可发现,不管哪个时代,不管何种绘画样式,不管人物、花鸟,还是山水,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画面绝对的干净。
这说明,“洁净”已成为超越时代的、绝对的美学原则。
千百年来,统治着日本主流画坛,最能拨动日本人心弦的,始终是那种清爽、明净、或略带朦胧的风格,不论是现代的东山魁夷、横山大观,还是古代的俵屋宗达、尾形光琳、长谷川等伯,都是如此。
耐人寻味的是,许多中国画家到了日本以后都染上了这种洁癖,艺术风格发生了变化,原有的粗犷混沌劲儿不见了,变得秀气、细腻、朦胧起来,粗头乱服的汉子煞有介事地作起大家闺秀,真是为难了他们。
不过这也没有办法,日本人只认这种风格,只肯为这种绘画掏腰包,中国画家若想在日本生存,打入日本绘画市场,只有画这种风格的画,否则就难以为继。
不过,将之完全归结于商业动机也不确切,东瀛文化风土的熏陶和潜移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位已在日本多年的中国画家告诉我,在中国作画和在日本作画,感觉是大不一样的,在国内画的自以为风格明丽的作品,带到日本后,画面就显得暗淡无光,而在日本画的,画面自然就很清爽,这是因为日本的空气纯净、日照充足、背景鲜艳的缘故。
中国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画派——“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都是留日族,他们在日本留学,不仅学到了西方绘画的写实技巧,还受到了日本美术清丽朦胧风格的感化,回国后,趁着新文化运动的气运,搞出这么一个画派。
“岭南画派”以典雅明丽的色彩、轻灵的笔墨,表现朦胧淡雅的意境,而将传统中国画的“浑厚华滋”置于一边,因此而饱受主流画坛的诟病。
撇开民族文化自尊心之类不谈,单从审美趣味上讲,正统的中国画家也无法欣赏“岭南画派”,不欣赏“岭南画派”,也就是不欣赏在他们看来精致有余、大气不足的日本画。
这毫无办法,中国绘画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浑厚华滋、气韵生动,是它的最高境界,至于朦胧淡雅之类,不过是次一级的品格,东瀛美术家专注于此,反映了骨子里的小家子气——这是许多中国画家的看法。
当然,日本的美术并非只有明丽淡雅的一路。
我早就注意到,日本的茶道中那些价值连城的陶器茶具,乍一看极为随意,粗头乱服,甚至怪模怪样;我也发现,日本人对那种层层厚涂、色彩混合的洋画(油画)颇为着迷,哪怕有点脏兮兮也不在乎,比如油画大师佐伯佑三的作品,在日本就十分有“人气”(受欢迎),他以专门描绘巴黎街头肮脏破旧的墙壁出名,在他的系列组画中,巴黎的破墙上每一道漏痕、裂缝和污迹,都有肌理毕现的刻划。
这种矛盾的现象,其实并不难解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都不会是单一的,都是阴阳互补的结果。
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写过一篇很有名的长文,叫《阴翳礼赞》,将日本文化的微妙特点,定义为“阴翳”,认定日本人所喜爱的“雅致”当中,“包含了一些不洁的、非卫生的成分”,文章历数日本房屋的昏暗、光和影,那种“人的污垢、油烟和风雨留下的污痕”的色调和光泽,微明中的漆器,还有衣服裹着孱弱身驱的“幽鬼般的”女子的美,不遗余力地证明日本人“喜爱深沉暗淡的东西,而不是浅薄鲜明的东西”。
谷崎的论述尽管有以偏概全、顾此失彼的地方,毕竟指出了另一种事实。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即使是“阴翳”这种事实本身,都与“洁癖”紧密纠缠,谷崎对“阴翳”不遗余力的挖掘和阐述,实际就反映了洁癖倾向。
有一天,当我的目光在这些貌似粗糙的陶器或画面上久久逗留时,我终于发现,这种粗糙甚至脏乱,都是刻意追求、不懈努力的结果。
看一看日本的陶艺师匠和画家们为了取得这种效果而花费的心思和功夫吧,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这种“阴翳”,这种“不洁”,归根结底,还是洁癖的产物呀!
这也同样可以从日语得到证实。
笔者也算在日本生活过4个年头,打过许多工,接触过日本人无数,然而听到过的脏话却总共只有这么几句:
“马鹿”(傻瓜)、“阿呆”(呆子)和“粪”(臭大粪)。
日本的男子发起火、动起粗来固然是凶暴的,腔调也是颇吓人的,但语言本身似乎并没有多少污染力。
相比于英语,特别美国英语,日语真是太斯文了,英语里骂人的脏话多得可以车载斗量,据说还有专门的骂人词典。
比起法语,日语也一点不显粗俗,法语据说是世界上最高雅、最纯净的语言,然而据一位精通法语的朋友介绍说,法国人骂起人来一点也不含糊。
比起“本是同根生”的汉语,日语堪称“语言美”的模范。
中国人的“国骂”是很有点名气的,一代文豪鲁迅当年还专门就此写过妙趣横生的文章。
近来接触一些学汉语的老外,发现他们也是骂骂咧咧的,嘴里时不时冒出“他妈的”。
可见国骂的感染力实在不小。
然而在中国人的最新骂人词库里,“他妈的”早已不算什么,“傻逼”之类的抡起来才来劲儿。
我的那些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朋友在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时,常为那些粗话脏话大伤脑筋,因为日语里找不到相应的词汇,最后只好采取偷懒的办法:
直接移入,再加很多注释。
与脏话粗话少相应的是,日语的礼貌用语高度发达,表示尊敬的语体就有好多套,分别应对不同的对象和场合,对上司,对老师,对父母,对同僚,对客人,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规范十分严格。
恰如其分的掌握敬语,对于每一个日本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不会敬语,意味着野蛮不开化,好比少了一张进入社会,尤其上流社会的入场门票。
外国人常常抱怨日语表达太暧昧,拐弯抹角,西方人甚至将它称为“恶魔的语言”,这些抱怨确实有它的道理,但必须记住的是,在更多的时候,这种“暧昧”是过度的清晰造成的,因为追求清晰过了头,反而显出模糊来,就好比照相,焦距对准了,还不满意,还要继续对,结果又模糊起来。
当然,这种“暧昧”只是对外国人而言的,对于日本人说,却毋宁说是高度的清楚,也是恰到好处。
外国人很难体会到这一层,他们的神经还没有敏锐到这种程度。
“绞”——追求完美的心理特征
日语里有一个令人发噱的称呼——“恐妻家”。
这自然是调侃的说法,怕老婆即使可以成名,也没有真的能够成家的,但从这种奇特的称呼方式中,同样可以窥测日本人的洁癖。
日本人喜欢以“家”称呼各种人:
作家、宗教家、教育家、运动家、冒险家、音乐家、野心家、读书家、爱好家、好事家……简直五花八门,无所不有。
精通中国古代文化的朋友也许会泼我冷水:
“大惊小怪,这种说法我们中国古已有之,小日本不过是从这儿偷去的罢了。
”不错,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有“百家”之说,但认真追究起来,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个虚数,使用的范围也很小、很笼统,而且主要限定在学派上,比如儒家、法家、道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等。
在对中国的“家”文化的学习和引进中,日本显示了其一贯的青出于蓝的劲头儿。
“家”输入东瀛以后,慢慢地发扬广大起来,最后终于出现了中国不曾出现过的“百家争鸣”景观,然后,它又返销到中国——这个“家”文化的发源地。
现在我们也是动不动这个“家”那个“家”的,其实都是受惠于日本人的再创造。
从动辄以“家”相称的习惯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分类和整理的格外爱好。
事实上,类似“家”的表达方式在日语里比比皆是,比如“道”——茶道、书道、柔道;“化”——自动化、现代化、空洞化;“式”——西洋式、日本式、速成式;“力”——支配力、生产力、想象力;“性”——偶然性、可能性、创造性;“界”——新闻界、出版界、艺术界;“型”——流线型、标准型;“感”——紧张感、优越感;“观”——世界观、人生观、科学观;“线”——生命线、交通线、饥饿线;“论”——方法论、认识论、唯物论……,溯本穷源,这些表达方式虽然大部分都是来自西语,但两者焊接得如此熨贴,则不能不归功于日本人。
我们中国人今天能顺利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现代生活接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上世纪初现代日本语词汇的大规模输入。
这确实是日本人的绝活,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第二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热衷于、并且善于分类和整理的了,日语里表示这种意思的词汇也特别发达,有“整理”、“整顿”、“整备”、“片付く”(念作kataziku)、“まとめる”(念作madomero),等等。
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整理归拾上,永远没有完结的时候。
得到的回报,往小里说是家庭生活的精致美观,往大里说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
研究江户史的日本学者发现,早在17世纪初的江户初期,日本就几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各村的文献。
所谓村的文献,包括“检地帐”、“名寄帐”和“宗门帐”,就是每年登录的有关土地拥有、年贡和户籍之类的文献。
据调查,当时日本每一村的户数平均为60户,连这样的村落都具有建立文献的能力,不能不令人吃惊。
这固然说明了当时的日本教育普及的程度之高,同时也反映了日本人对整理和分类的特殊爱好。
物极必反,分类整理过细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看一看日本的武术、相扑、书道、绘画、舞踊各界,其中的门派、流派之多,技法之繁琐,规矩之复杂,简直把人弄得眼花缭乱。
性格粗放的中国人很难适应这样的精细。
平江不肖生在《留东外史》(1916年)里写到的中国武术与日本武术交手时遇到的麻烦,其源盖出于此。
中国的武术在项目上没有那么多的区分,比赛规则也比较简单。
日本则不然,武术的项目多如牛毛,并且各有极严格、极繁琐的规则,不得越雷池半步。
小说中这样写道,日本裁判对前来打擂台赛、欲与日本柔道高手一比高下的中国武士萧熙寿作了这样那样的规定:
“第一不能用腿,不能用头锋,不能用拳,不能用肘,不能用铁扇掌,不准击头,不准击腰,不准击腹,不准击下阴。
”到交手时,萧熙寿果然动辄得咎,连连被判“犯规”,一气之下只好退出比赛。
相扑在外国人看来,只是一种有趣的摔跤运动罢了,其中的名堂之多,是令人想象不到的,别的且不说,光是擒拿的技术,就有一百多手,推、拉、挤、搬、闪、按、提、摔、绊……,每一个动作,都有清楚的界定,其中的差别,可能就是细微的一点点,犹如大葱与大蒜,但也不容互相混淆。
对这样的繁文缛节,中国人往往难以忍受,《留东外史》里中国的武林高手郭子兰这样批评日本的剑道:
“日本射法流仪太多,闹不清楚,其实没有什么道理,拈弓搭箭,手法微有些不同,又是一个流派。
”黄文汉对此更是作了高屋建瓴的评判:
“大凡一样技艺,习得一多,就不因不由地分出流派来,其实不过形式罢了,精神上哪有什么区别?
都是些见识少的人,故意标新取异地立门户。
”
过分地迷恋分类整理,容易使人着眼小处,钻牛角尖,一叶障目。
前不久同一位精通中文的日本汉学家聊天,他说中文里有“回旋”这个词,日语里也有,但意思有差别,“回旋”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一是“盘旋”,二是“可进退,可商量”,表示做事有弹性,游刃有余,不一条道走到黑。
而在日语里,“回旋”就是“原地旋转”的意思。
这个小小的发现很有价值,颇能说明中日两国人的不同的国民性。
江户时代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曾这样比较印度、中国和日本三国的国民性:
“若论国民性,印度人是‘幻’,中国人是‘文’,日本人则可以‘质’或者‘绞’来代表。
所谓‘绞’就是过于正直和认死理的意思,换言之,就是日本人的头脑相当简单、正直,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日本人是理解不了的。
”
这番话无疑有美化日本人的倾向,但用“绞”来形容日本人,倒是贴切的。
依我看,所谓“绞”也是洁癖心理的一种表现,日本艺人做活精雕细琢、追求完美、一干到底的狂热劲头,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日本人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认真与投入,都证明了这一点。
鲁迅也认为,日本人有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气质,正是中国人所缺乏的。
他从启蒙救亡、国民性批判的角度,高度肯定了这种气质,认为中国人“非学不可”的一点,就是日本人的“认真的精神,正直、勤劳的品德”。
最能体现这种“绞”的,是古代日本武士的切腹,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对此有大量的描写,一件如此残忍痛苦的自裁行为,能够完成得那么漂亮得体,除了武士道的坚强信念之外,还有武士对切腹礼仪本身的执着——就像高度敬业的日本的匠人对手里的活一样——在起作用,这个十字型刀口拉得到位不到位,美观不美观,是所有品位高尚的武士所关注的,因为这关系到武士生命价值的最后实现,纵然痛苦之极,元气耗尽,也要集中最后的精力,漂亮地完成切腹仪式。
心灵世界的“洁癖”
耐人寻味的是,起源于肉体世界的洁癖,可以渗透到道德伦理中,进一步强化这种道德。
近代学者冈仓由三郎在《日本的生活与理想》一书中如是说:
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
否则无法解释这些现象:
我们被训练成(实际情况如此)遇到侮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或疱疥,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否则就犹如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
对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个喜爱洁净成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这段话展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日本式的逻辑:
侮蔑国家或家庭的名誉与荣誉,等于污秽,必须通过“晨浴”——报仇来洗刷干净,否则就不能恢复健康,延续生命。
以洁净隐喻品格的高尚,本来很平常,中文就有“洁身自好”的成语,但像日本人那样走得那么极端、以至可以与“名誉”直接对位、甚至本末倒置的,却属罕见。
不止一个日本朋友跟我说过,在日本,你骂人家是“马鹿”(傻瓜),人家不一定生气,若骂人家“污”(肮脏),人家一定同你拼命,因为“污”,除了肮脏、杂乱,还有道义上的卑鄙、卑劣、丑陋、令人恶心的意思,在日语贬斥人的词汇里,是最高级了。
既然名誉是如此的重要,任何对它的冒犯都是不能容忍的。
在古代,武士为一点小小的冒犯就拔刀决斗、送掉性命是家常便饭的事儿。
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里记有这样的故事:
一个商人出于好意提醒武士背上有只跳蚤在跳,竟被劈成两半,理由很简单,“因为跳蚤是寄身于畜牲身上的虫子,把高贵的武士与畜牲等同看待,是不能容忍的侮辱。
”堪称日本民族叙事诗的《忠臣藏》,讲的就是47位忠义浪人抛弃自己的一切、为主君复仇、然后集体剖腹的故事,如此一出惊天动地、血流成河的复仇剧,起因仅仅是一位地方大名自尊心受辱!
这个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魅力至今不衰,每年12月14日前后,日本的电台就会播放这个故事。
可见日本人对它有多着迷。
在民族生存竞争的非常时期,这种洁癖在“国家荣誉”的驱使下实施“晨浴”时,就会释放可怕的能量,“神风特工队”的天真少年会呼着“天皇万岁”,驾着飞机微笑地撞向敌舰,纯朴老实的日本士兵会举起屠刀加入砍头比赛的行列,头脑严谨的科学家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布满细菌的苍蝇、跳蚤和老鼠散布到别的国家去,其荒诞与恐怖,是不难想见的。
遥想当年,日本军队的许多罪恶肮脏行为,都是在“晨浴”的名义下干出来的,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的细菌战,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为了建立所谓的皇道乐土,为了效忠天皇,日本军队把布满细菌的苍蝇、跳蚤之类散布到中国许多地方,甚至以活体作科学实验,不知道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中国百姓。
这也使人想起另一件事情,比起细菌战虽然微不足道,但颇能显示“晨浴”的荒谬性。
那是日军攻占南京之后,爱好洗澡的日本士兵在中国国父的陵墓——中山陵上拉屎撒尿,以此夸耀胜利的骄傲。
一时,中山陵上臭气熏天。
这种低级的事情,西方的侵略者未必干得出来。
日本还有一种独特的洗却罪恶的仪式,与“晨浴”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沐浴戒斋后到神社举行禳祓仪式,场面十分隆重。
经过这种仪式后,犯了罪的人就变得清白。
沐浴戒斋本是祭神拜祖之前的一种心理准备,以表示祭拜者的诚意,这种起源于中国的古老仪式,到了日本后发生这样一种微妙的功能上的变化,真令老祖宗开眼,这大概与日本民族有“耻”无“罪”的文化心理有很大关系。
对于日本人来说,犯了罪(在外国人看来),不必进行真诚的忏悔,只要经过一次或数次“晨浴”的洗礼,便又清白了。
这无疑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把戏。
而从国民性格的角度看,这种“洁癖”使日本人特别爱面子,容易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甚至达到病态的程度。
夏目濑石的小说《哥儿》里有这样一个细节,颇为典型地说明了日本人的这种性格:
小说的主人公哥儿喝了朋友请客的一杯冰水,价值一钱五厘,相当于零点二美分,后来有人在哥儿面前挑拔,说那朋友在背后说他坏话,哥儿听信了谗言后,马上就想到那杯冰水,心理反应强烈,第二天就把一钱五厘扔到那朋友的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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