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学斌文化生计妇女与农村发展02讲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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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学斌文化生计妇女与农村发展02讲解
古学斌:
文化、生计、妇女与农村发展
古学斌 2015-11-1210:
20
【摘要】在平寨,壮族妇女的家庭地位是很低的,家务和农活基本上都由妇女来承担。
在饭桌上,我们每次都看到妇女总是在男人喝够吃饱才开始用餐。
可是,我们看到手工艺小组妇女的丈夫对于妻子的态度慢慢改变,甚至重视起她们的工作来。
一、引言
自2001年3月,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云南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和云南省师宗县政府一起推动了一个名为“探索中国农村能力建设的灭贫模型——云南的个案研究”的行动研究。
项目所在地的平寨村位于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省的东北部。
它拥有大约300年的历史,是由8个自然村寨组成的一个行政村,面积约占23平方公里。
村子只有一条机耕路通往外界。
村子的居民主要是壮族少数民族,也有少数的汉族。
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全村壮族和汉族加起来共有347户,1469口人。
因为村寨里的人还不能完全达到温饱水平,依旧挣扎在贫困线上,所以村子被官方划为贫困村。
一般情况下,每年约有超过20户人家缺粮4到6个月。
根据平寨2006年8月提供的数据,大概有16户人家约44口人因为过于贫穷而被免除了所有的农业税。
此外还有62户人家,约285口人因为严重的贫困在那一年接受了粮食救济。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很多村民,尤其是在山上只有贫瘠土地的两个汉族村,许多人不得不借高利贷买粮食吃。
很多孩子也因为贫困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鉴于平寨是县里最贫困的村子之一,当地政府采取了三项本土政策——“冬季农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高科技农作物推广”——作为减贫的重要策略。
像中国其它农村一样,平寨村在后改革时期也在经历巨大的变迁。
在主流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农村的经济越发市场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越发城市化,这过程其实为农村带来了深重的影响,其表现在市场经济导致村民面临日益严重的生计问题,城市消费文化破坏了农村的传统文化,出现文化认同的危机[2][3]。
有见及此,我们寻索着如何回应村民在生计方面的要求,同时能让农村的经济发展变得可持续。
我们觉得应该将经济和文化结合起来推动一个新的项目。
在2005年,受到公平交易发展理念的启发,我们开动了另一项新的称为“设计与发展”的行动研究,试图开发本土的传统文化和手工艺产品,一方面使得在地妇女能够有生计的改善,同时也保护和再生了在地的传统文化。
这是我们第一次跨学科和专业的合作研究,我们和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进行合作,希望设计师能跟我们一起利用当地材料和本土手工艺来打造富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产品,通过公平贸易的途径,让妇女们能够得到合理的报酬,同时透过经济的赋权达到性别和文化的赋权。
二、中国农村发展的困境
扎在平寨的七个年头,我们发现村民事实上被困在现代化的十字路口。
在后改革开放的时期,农村人口外出越来越频繁,外出的背后有不同的考量,许多村民离乡别井去到城里打工,年轻的却是努力读书希望考上城里的中学或上大学,可以从此改变自己的身份。
平寨再不是封闭的山区乡村,特别是政府的“村村通”政策,随着电器下乡,村民与媒体与外界的交流更加频繁。
他们暴露在现代世界的消费浪潮中,受到都市文化的冲击。
这七年间我们见证了村民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但是这些改变并没有带来她们生活的真正改善,反而带来了种种困境,最明显的就是贫困的再造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一)现代农业科技与传统农业的消逝
在过去,平寨村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他们种自己的田、喂养自己家的牲畜、建造自己的房子和纺织自己服装。
他们的生存技能一代代相传,靠着上一代传一下来的生活智慧,他们基本上满足了生存的需求。
可是,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的传统智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Ku&Ip2011:
235-254;Ku,2011:
344-369)。
现代农业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农业必须直面市场经济,农民不再能够自给自足。
他们的生产资料包括种子、化肥和农药都要依赖现金和市场。
当地政府在过去的7年间不断地推动农业产业化,强行推动村民大规模种植商品作物。
可是,这些外部引入的技术和当地政府强制执行的生产计划并没有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反而使农民变得更加贫穷。
举例来说,几年前,当地政府鼓励村民种姜作为经济作物来增加收入。
因为姜只生长在没有开垦过的土地上,村民只能在山地开荒种姜,结果严重破坏了整个山坡的土壤,带来了严重的泥土流失。
更糟糕的是,因为姜的过度供应,市场上姜的价格每年都在起伏暴跌,村民得不偿失,亏本之余也破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
为了增产和获利,村民选择了农业新科技,然而农药化肥和新种子的使用也使得村民对现金严重依赖,同时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也破坏了土壤和环境。
市场的不确定,增产不增收,使村民对农业生产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无法控制价格,无法通过农业生产来改善生活。
一些老农民伤心地说道:
我们从来没想到种了一辈子地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不知道怎么去种庄稼了。
这些年不论我们怎么种,都没办法赚到钱。
结果很多村民只能放弃农业到外面闯世界,村里的男性几乎要么到附近去私营矿井挖矿、要么到沿海打工。
妇女们也一样,要么到城里卖工、要么就去城里当服务员或到沿海打工。
对于妇女来讲,离乡别井是不情愿的,有一个妇女就告诉我们:
我宁愿出去找份不同的工作,这样至少不用呆在家里只吃饭却没有收入。
我什么都不懂,刺绣也不能帮我赚足够的钱来给帮补家计。
(二)现代消费与贫困再造
在新的市场经济影响之下,现代消费模式也渗透了中国农村,拥有一些所谓的现代生活物品代表时髦和“幸福”。
为了追求新界定的“幸福生活”,村民渴望电视、电子产品、现代家具、皮鞋和时髦衣服。
这些渴望必须用现金来兑现,这样村民对现金的依赖愈来愈重,许多时候他们一年到头努力工作,也不过为了能够买了一台彩电或一辆摩托车。
除了这些消费品,村民的现金开销也越来越大,例如孩子学校的费用,医疗费用,电费水费,化肥,农药和现代服饰。
这些日益增长的开支把村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靠农业的生产根本无法增加村民的收入,结果外出打工变成唯一道路。
另外,作为帮助他们的孩子脱贫并离开农村过上“幸福”生活的另一条道路,教育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但这样学校的费用和学习材料的花销也变成了村民一项巨大的经济压力。
尽管政府宣称提供9年免费教育,但每年村里的学生还是要交上许多的杂费。
如果孩子有幸考上大学,那父母兄弟姐妹可能通通要外出打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
我们在村里认识的一位妇女,因为女儿上了师范,结果夫妻两只能跑到广东化妆品厂来打工。
妻子一年下来,得了严重的肺病,还是不愿意回乡。
当村民的欲望、念头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鸿沟不断拉大时,一种无助感就会越陷越深。
当村民试图改良耕种并学着使用当地政府引入的现代技术来种植经济作物时,他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日子依旧像过去一样贫穷,甚至越过越苦。
当村民靠着农业生产来实现他们的理想时,却是越来越困难,一种生活的匮乏、无助和无能感常常涌现在村民心中,信心的低落使得他们对发展失去了方向(Ku&Ip,2011:
235-254;Ku,2011:
344-369)。
(三)现代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危机
在过去,外面的世界对村民并没有多少影响,因为村民除了到乡上赶集,很少外出。
当地的文化,比如服饰、语言和生活习惯都是一代传一代。
但是,改革时期的中国村庄不再对外界封闭,除了现代技术对农村的冲击巨大之外,消费浪潮同样很大转变了村民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强化了村民的文化认同危机(Davis,2000;Croll,2006)。
另外,村民的外出和上学,乡上的旅游开发等等这些,都打破了过去的宁静,改变了平寨村民的生活方式和观念。
在村里,我们能看到传统文化被外界的“现代”文化“入侵”的现象(Ku&Ip,2011:
235-254;Ku,2011:
344-369)。
政府着意发展的“村村通”电器工程,使得村民可以放眼都市和世界。
电视上所显示的并根植于主流话语的所谓“现代”和“先进”生活方式可以说给村民带来了鲜活的对照。
村民以为都市的生活方式才叫“好”、才叫“幸福”,反观自身的村落,许多村民认定是“落后”、“贫困”和“不好”的。
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正在积极地脱离自己的传统和撇弃自己族群的文化,希望通过重新的自我改造,变成一个都市人(Ku,2003;严海蓉,2000:
95-134)。
记得当初我们进入平寨时,每天吃完晚饭后,男男女女都会聚集在支书的门前空地,他们谈论外面打工的故事、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一起讨论新的手机、香港和台湾的电影和流行歌曲。
一些年轻人会互相炫耀他们的时尚,年轻人都穿上了T-Shirt牛仔和染黄了头发。
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并且他们当中许多人相信幸福的生活意味着城市中的便捷生活。
每次问他们自己家乡如何时,他们都会说家乡很落后,觉得生活很不方便、很脏等等负面的东西。
传统的习俗方面,也在不断地丢失。
举例来说,壮族民歌(他们称为小调)曾经是壮族人对于他们生活和感情甚至是情侣彼此表达爱慕的方式。
如今这些小调几乎听不到了,在他们那里都是香港和台湾流行歌手唱的爱情歌。
很多年轻人崇拜香港和台湾的歌手和电影明星,他们的画像和海报粘贴在很多年轻村民的屋子。
另一个例子是,村里的年轻人已经很多年不再穿他们传统服饰了。
远离村子上学的年轻女性村民也很少穿传统服装。
在这些年轻人看来,民歌并不好听,同时传统服装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他们甚至认为这些是落后和愚昧的象征。
外界的流行音乐和时尚的服装,相反,代表着先进和现代。
他们看不起那些“从来没有见过世面”的村民,也嘲笑那些着“老掉牙”的壮族服装和“寒酸”打扮的女孩。
这些女孩甚至因为不会讲普通话而被嘲笑。
村民盲目崇拜现代文化使得他们不认同自身的本土文化,然而族群和文化的印记却挥之不去。
当他们到城市打工的时候依然被城里人瞧不起,在城里他们自尊很低也没有自信。
希望能够通过打工赚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这只是一种迷思。
就像一个村民告诉我们:
之前我以为如果在城里工作生活可能容易些,结果却是比在田地里干活更苦更累。
老板实在很坏,我们做了工作他却不付报酬。
我在广西(省)干了5个月,我没有得到一分钱。
我经常很饿肚子,但是当我问老板要钱,他就变得很残酷。
我失去了工作,并从南宁(市)一路乞讨回到了家乡。
因为无法跟上城市中激烈的竞争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大部分出去的村民周期性地被迫又回到村中。
可是回到家乡,他们的心思已经不放在农活上了。
相反,他们依然迷恋追求城市生活的样式。
但是,因为缺乏实现他们欲望、梦想的手段和途径,在他们心灵深处有一种失落和匮乏感。
男孩子为了保住自己的一点自尊和骄傲,我们看到他们常常在年轻女孩子面前炫耀他们的“时髦”和“见识”,以掩饰他们失落和不自信。
村民们对自己文化的否定和对现代文化的盲目追求使得他们陷入了文化认同的危机。
在村里呆不下去,在城里也呆不下去,一种精神上的漂泊,无法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这一切对于农村发展都是不利的,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发展的途径一方面能保护在地社区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当地民众的文化自信、同时也能够达到经济的赋权。
三、文化、妇女与能力建设和赋权的发展行动
根据世界劳动组织的报告,世界上5亿5千万的穷困劳动者中60%都是妇女,妇女做的无薪工作两倍于男性。
她们代表了世界兼职和非正式部门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失业率也比男性高出许多倍(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2006),因此妇女与发展是很多发展机构的主要目标。
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妇女一样,平寨妇女正在经历着贫困。
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她们从早忙到晚上,还是无法应付家庭日增的开支。
自2005年开始,在村子里我们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妇女追随农村外出打工的浪潮,去到煤矿或城市的工厂里打工。
虽然她们实际上不希望离开家乡,就像一个中年妇女告诉我们的那样:
我实在不想去,如果我能在村子里能挣个几千块钱来支持我孩子的学费,我就不会去。
离家真让人伤心。
平寨的妇女承受了抚养下一代的最重要责任,并愿意贡献她们的每一分钱在孩子的教育身上,她们还是家庭中的情感支持者和照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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