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前英格兰教会的新评估校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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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前英格兰教会的新评估校译
英国学者对宗教改革前英格兰教会的新评估
罗伯特·N.斯旺森
龙志成译,龙秀清校
摘要: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修正主义”学者就宗教改革前英格兰教会提出了一个解读模式;如今,此模式在英国宗教改革史学家中已获得普遍的认可。
然而,中世纪史家的新近著作带来了宗教改革前英格兰教会面相的进一步变化,而这些变化与“修正主义”模式并不相符。
本文思考了其中的一些新进展。
首先,考察两本重要著作,它们阐述了对中世纪晚期教会的“修正主义”观。
进而,简要评述中世纪史学家有关修会、罗拉德派以及中世纪晚期教会改革的可能性等方面的新近著作,以期说明对宗教改革前英格兰宗教生活的这些关键方面的看法发生了何种变化。
这些新进展意味着,英格兰宗教改革的起源史仍然未有定论。
关键词: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宗教改革修正主义学术进展
16世纪的英格兰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
在英国历史的习惯划分中,16世纪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端。
宗教改革是这一转型的主要因素之一;此时,英格兰抛弃了中世纪的天主教信仰,成为一个以安立甘宗(Anglicanchurch)为国教的新教国家。
宗教改革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并塑造了随后四个世纪的国家特征。
直到20世纪最后几年,有关宗教改革的标准叙事(astandardstory),本质上仍然是以新教传统为基础的。
但在1990年代,这一传统被推翻了,宗教改革史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这场争论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是解释宗教改革为何发生。
在寻求这一解释中,一个关键因素必然是宗教改革发生前教会的状况。
因为,只有恰当地认识早些时候的教会状况,才有可能找到启动宗教改革进程的各种力量。
本次讲座聚焦于当今宗教改革前教会的学术进展,试图说明这幅总体画面仍处于不断演进与变化之中。
为了说明宗教改革何以发生,这些变化对理解宗教改革的爆发又意味着什么,首先就需要考虑宗教改革本身(尤其是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不断变化的叙事,进而评述宗教改革史家们如何探究起源问题,并剖析其得失。
最后,我会转而坦率评论有关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教会的新近著作。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里主要评述1992年以来出版的论著。
(一)宗教改革史的问题
影响撰写英格兰宗教改革早期史著作的困难之一,恰恰在于宗教改革被赋予作为英国中世纪史与近代史传统分界线的重要性。
这就意味着,研究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史学家们常常对宗教改革前英格兰教会的特征与历史不感兴趣。
宗教改革是他们研究的起点;他们依靠别人来为他们提供宗教改革前的背景。
这种依赖意味着,他们的分析需得从我们称之为中世纪晚期教会的“主导叙事”(masternarrative)入手,这是一种关于教会状况的既定的、获得公认的判断,并成为他们自己研究著作的俨然是不证自明的起点和预设背景。
然而,就英格兰早期宗教改革的学术路径而言,最重要的新进展之一就是,推翻了一套主导叙事,由另一套叙事取而代之。
为了评估中世纪晚期教会的新近著作,我们先来看看主导叙事的这一变化。
直至1990年代初,公认的英格兰宗教改革史,是以历史学家狄更斯(A.G.Dickens)提供的叙事为基础的,它展现了中世纪晚期教会的概貌。
狄更斯并不是中世纪史家,但把他的分析建立在强烈的新教传统之上;这一传统自宗教改革以来,就影响着中世纪英格兰宗教史的诸多诠释,并为狄更斯本人所接受。
1964年,狄更斯推出了《英格兰宗教改革》第一版,成为此后30年间有关这一主题的标准著作。
事实上,直到最近,该书仍然是英国诸校有关宗教改革的主要教科书;尽管在大学里,相关阐释已经发生了变化,相关的课程设置也在重塑之中。
狄更斯的观察是基于中世纪史家的成果,他给读者呈现的宗教改革的背景,尽管简略却颇有说服力。
宗教改革是民众普遍拒绝中世纪晚期教会的结果,这种拒绝是根深蒂固的,因为这个教会已经腐败衰落。
神职人员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教会已然背离基督教的理想(Christianideals),变成了一种毫无人情味的机器,只会用一些不再能令人满意的说教来剥削和误导民众,致使民众对他们抱有普遍的敌意。
因而,在宗教改革时期,英格兰摆脱天主教、斩断与罗马教宗的联系,带来了急需的、人人期盼的改革。
在这个意义上,旧体制必然解体就几乎被视为理所当然,因为普通民众对教会的不满在日益增长。
这种不满带有明显的敌意,故可称为反教士主义(anticlericalism);并且在中世纪晚期很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这些作品包括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一类的文本,教会当局视察堂区时民众控诉教士的记录,以及民众抵制教会征税的记载。
罗拉德派(Lollardy)的传播尤其体现了这种敌意,这场分裂性的异端运动被视为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宗教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
罗拉德派是在中世纪英格兰出现的唯一重要的异端派别。
它出现于14世纪后期,在宗教改革前夕,罗拉德分子仍然在遭受教会当局的审判和惩罚。
罗拉德派使得教会当局首次遭遇了非正统信仰的挑战,而教会的回应是担忧和镇压运动。
英国教会史的旧传统认为,直到14世纪中期黑死病之前,英格兰没有经历过异端。
这一认识现已发生了变化,因为改革派的著述和约翰·威克利夫及其追随者的布道,在14世纪70、80年代已广为人知;而在15世纪和16世纪初期,有证据表明,罗拉德派已出现在英格兰的很多地方。
这里不必过多介绍威克利夫或罗拉德派;关键在于,他们的思想抨击和拒绝了天主教的很多核心信仰与实践。
16世纪的改革者及其反对者,均视威克利夫为路德派异端(Lutheranheresy)和宗教改革的先驱。
毫不奇怪,在新教徒撰写的英格兰宗教改革史中,罗拉德派一直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一传统甚至在16世纪约翰·福克斯(JohnFoxe)的著作中就已开始了。
以我们所谓的“狄更斯”路径(the‘Dickens’approach)来研究英格兰宗教改革,其主要问题在于:
它有赖于一种对中世纪晚期教会与宗教生活几乎是非同情性的解读。
这种解读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
同时代的批评总是对的,而天主教几乎都是错的。
这就造成了一种印象:
英格兰渴望结束与罗马的联系;然而,诉诸原始材料本身,这种印象证明是假的。
因为在中世纪材料里记载的对教会的诸多指责,都缺乏直接可靠的佐证。
然而,当脱离文本的语境或更为积极的证据被忽视时,就很容易造成误解;而这正是狄更斯路径的基本缺陷。
这幅宗教改革前教会的标准画面,在1970年代开始破碎,可惜的是,这一瓦解却未引起宗教改革史家的真正关注。
英国宗教改革史家的一个缺点就是,他们似乎常常只留意彼此的学术。
1990年代以前,他们极少关注中世纪史家的著作,甚至在双方隔阂似已一度消弭的现在,这种情况却似乎又一次发生了。
《英格兰宗教改革》出版于1964年,到1980年代后期,尤其在中世纪史学家中,有关中世纪晚期和宗教改革时期教会的知识,已发生了诸多改变。
大量涌现的论著与论文,表明无论是对教会的社会角色,还是对民众虔诚活动的广度与深度,都有了更多的认识。
更加谨慎地运用史料,也使得我们对宗教改革前的教会体系有了更为积极的理解。
一些宗教改革史学家注意到了这些情况,并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于分析早期都铎王朝,从而修正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历史。
这股“修正主义”(revisionism)浪潮使得原来的描述变得大为过时。
然而,狄更斯本人却并不服输,就在大坝毁坏前的1989年,推出了文本很少改动的第二版。
即使评论中世纪教会仅仅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情的一个背景,宗教改革史学家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对宗教改革早期的起源和发展的看法。
正如当下争论的,如果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天主教没有衰落、不得人心和引起愤恨,而是充满生机、深得人心和具有可靠稳固的特征,那么,宗教改革从何而来,它发生的原因又何在?
原来的描述模式不再起作用了。
修正主义的先锋人物有斯卡瑞斯布雷克(J.J.Scarisbrick),克里斯托弗·黑格(ChristopherHaigh)和埃蒙·达菲(EamonDuffy),其中达菲在1992年出版了一部极其成功的著作《掠夺祭坛》(StrippingoftheAltars)。
他们成功地捣毁了公认的英格兰宗教改革史,却没能成功地创造出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新模式。
不过,他们确实创造了一幅无法挑战的中世纪教会的新图景,以致随后任何写作真实的宗教改革史的尝试,其起点都发生了变化。
现在,中世纪教会的修正版为解读宗教改革的背景提供了根本基础。
虽然,这可能也会变成一个新的问题:
宗教改革史家们对宗教改革前的教会状况再次有了一个公认的图像,他们就不必再去过多深究,或不再去了解中世纪史家观点的变化。
中世纪晚期的教会状况被视为固定不变的,而不是需要进一步分析;它是一个起点而不是争论的要点。
正如史学家彼得·马歇尔(PeterMarshall)指出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埃蒙·达菲《掠夺祭坛》一书的巨大影响。
马歇尔评论道,该书重要影响之一是“与其说是引发了一场关于中世纪晚期天主教特征的论战,毋宁说是结束了论战”。
(二)修正主义的冲击
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关键著作一出版,就遭到反对与抵制,但是它关于宗教改革前教会状况的主要论点却没有被拒绝。
实际上,现在大多数有关英格兰宗教改革的争论都集中在它爆发之后的年份,而不是它开始之时。
在英格兰宗教改革史领域,紧随修正主义之后就发生了一场所谓为“后修正主义”(post-revisionism)运动,但它对本次讲座所关心的问题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以一种强烈的新教立场来写作一部早期宗教改革史仍然是可能的,埃里克·艾夫斯(EricIves)新近出版的导论,就是如此。
但即便如此,他讨论前宗教改革时期的方式很大程度上还是接受了修正主义者的论点。
在转而讨论理解宗教改革前教会的新变化之前,有必要花一些时间来看看两本论旨宏大的专著。
第一本是埃蒙·达菲的《掠夺祭坛:
1400—1580年英格兰的传统宗教》。
它目前已成为英美宗教改革史家和本科生评论宗教改革前英格兰天主教的基础。
2005年该书推出了第二版:
主要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添加了一个新的引言,以回应对初版的一些批评。
第二本是乔治·贝尔纳的《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教会:
与罗马决裂之前的生命力与脆弱性》,出版时间更晚,在很多方面,该书相当于达菲那本书的姊妹篇。
达菲的书几乎可用作本次讲座的起点,因为这里讨论的新著,都是该书出版后才陆续推出的。
而且,它一出版立刻就被认为是一部重要著作,现在,它在同类论著中已地位稳固。
即便如此,认识达菲之作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这一点还是重要的。
它论述的其实是宗教改革,而非中世纪晚期的教会;即便如该书副标题所示,其讨论的也是达菲所说的“传统宗教”,且只追溯到1400年,并未论及宗教改革前英格兰天主教的方方面面。
在该书第一部分,达菲试图重构“长的15世纪”的宗教活动与虔诚实践,但他真正关注的(第二部分的论题)则是宗教改革爆发后这些实践所遭到的破坏。
为了追踪这种破坏,他必须首先再现那些业已失去的,但仅此而已。
该书第一部分生动地描述了一幅活跃的宗教文化图景;但在这里,他实际上并不是在撰写一部历史,并不是在记录这一时期的变化。
因此,他的这种重建在某种程度上是静态的。
作为对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教会的一种概览,它也存在很多漏洞,这恰恰是因为,它并不打算对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教会做一总体概述。
这些漏洞很重要。
本书论旨是“传统宗教”,亦即民众宗教,因而不必考察教会结构。
它提供的几乎是无制度的历史(noinstitutionalhistory),没有考察教会的组织,也没探究它如何依靠其行政部门和官僚体制来进行运转。
甚至在地方层面,直至堂区教堂,尽管相关证据很多,它也没有剖析作为教会政府一个单元的堂区,没有分析因堂区而产生的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
教士仅当他们影响传统宗教而非身为教会人士时,才被提及;他们与堂区居民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也未予考虑。
另外两种疏漏也值得一提。
首先,达菲极少谈及修士和其他宗教团体的成员,比如解散修道院,众所周知,这是英国宗教改革为数不多的史实之一,这一疏漏令人惊讶。
不过,在达菲撰写该书时,修道生活(monasticism)和修会不再是研究重点,而且一般公认,修会在中世纪晚期教会里不是一个积极的力量。
因而,修会被认为与“传统宗教”无关,在1536—1540年的解散运动中,被毫无遗憾地从地图上迅速抹去了,因而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达菲对罗拉德派也只字不提。
这一遗漏遭到一位中世纪史家的严厉批评,他指责达菲歪曲历史,对宗教改革前的宗教做出了误导性的描述。
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不讨论罗拉德派,缺乏相关知识的读者就无法知晓罗拉德派在1370—1530年间的传播、引发的担忧以及针对该派的异端审判。
不过,必须再次强调的是,达菲并未声称要提供一部完整的中世纪晚期教会史。
他的主要关注点,如题所示,是《掠夺祭坛》。
罗拉德派并未参与这一进程(对达菲而言,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国家行为,而非民意的反映),因此,他觉得在考察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时,不必提及罗拉德派。
事实上,在该书第二版的引言中,他的确讨论过罗拉德派,但仍然坚决否认罗拉德派曾在宗教改革前的英格兰宗教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稍后,我们再更多地讨论罗拉德派。
达菲未能提及的宗教改革前教会的许多方面,却出现在乔治·贝尔纳的著作中。
实际上,贝尔纳填补了达菲之作的许多漏洞,因此,这两本书结合起来,就提供了一份宗教改革史家有关中世纪晚期教会的主流看法的完整描述。
(要注意到,贝尔纳主要是一位研究16世纪早期的史学家。
他在2005年出版了一部亨利八世时期宗教改革史的书,题为《国王的宗教改革》,极具挑战性。
其基本观点是亨利八世引导了其统治后半期的宗教变革进程。
)
作为《掠夺祭坛》第一部分的姊妹篇,贝尔纳之书当之无愧,但使用该书还是得谨慎。
因为它有自己的意图,尽管此意图常常被隐藏起来了。
其隐含的论点是,宗教改革前的英格兰教会虽然有相当大的生命力,但也确实具有脆弱性,以致一旦面临变革的压力,就几乎无法抗拒。
贝尔纳暗示,那股压力也许就来自于一位强势的国王(亨利八世),不过,在阐述这一论点时,他显得颇为小心。
他知道(正如我们知道)宗教改革已然发生了;而他笔下的那些教民,直到1530年,并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因此,贝尔纳笔下的教会正在正常运转,并不了解自身的未来,对于这样一个教会而言,一场新教改革未必是不可避免的。
该书有两章内容与达菲之书重叠,但其余诸章则提供了极为有用的材料。
贝尔纳考察了国王对教会日益增强的权力,主教与神职人员,对教会的批评,修道院的状况以及罗拉德派等。
他认为这种批评带有积极的意图,而非只是消极的抱怨:
他正确地认识到,这些批评是要求改善教会的状况,而非只是抨击和破坏教会。
他对罗拉德派的看法极为负面,不屑一顾。
所有这些章节都形成一些要点,并证实了该书的重要性。
然而,使用该书时还是要慎重,因为其疏漏也是惊人的。
尽管有时其讨论会扩及中世纪早期的几个世纪,但关注的焦点却是16世纪前三十年。
在这些年里,托马斯·沃尔西(ThomasWolsey)身为教宗使节(papallegatealatere),是教会里的首要人物,俨然是英格兰的一方教宗(alocalpope)。
贝尔纳的确不时会提到沃尔西,但并没有对他详加关注,对他在教会中的角色也没有真正地分析。
同样,也很少直接考察英格兰与罗马在这些年里持续的联系。
甚至沃尔西创立一个地方教会的能力,也是基于教皇的权威和授权。
当沃尔西1529年倒台时,联结英格兰与罗马的旧安排被全部恢复,而这种恢复很少遭到敌意。
总体而言,贝尔纳呈现的画面,大多数研究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教会的史学家,可能会接受其大部分内容;但他们不会赞同他的某些评判。
具体而言,他们对他有关修道生活和罗拉德派的讨论,可能会觉得不妥;对他就宗教改革前这几十年间的教会改革思潮缺乏清晰的关注,也会感到惊讶。
虽然经常暗示存在着这些思潮,但又没有把它们作为一个明显的脉络来加以分析。
修道生活、罗拉德派和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改革,都是中世纪史家新近著作中引起关注的领域;它们是本次讲座余下部分的主题。
(三)修道生活
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领域是有关修会和宗教制度的新近著作。
本世纪以来,修道生活就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并直接引发宗教改革史的构建问题。
如同中世纪教会的传统新教观(“狄更斯”路径)有赖于中世纪史家的著作那样,修正主义者的分析也常常依赖中世纪史家研究前宗教改革时代的新近著作。
然而,那个时期,论述中世纪晚期教会的著作通常不太关注修道生活。
20世纪中叶,大卫·饶勒斯(DavidKnowles)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巨著,叙述1215—1540年的英格兰修道生活史,成为20世纪后半期的权威之著,只是到现在才被大幅度修订。
饶勒斯是一位修士,但他对其宗教改革前的同道们的看法并不积极。
他的解释获得广泛认可,并使得修正主义者在重构英格兰早期宗教改革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修会:
1536—1540年解散修道院可以被解释为它们颓废、变得与当时的世界无关。
偶尔也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修道院在宗教改革前的教会中没有任何独特的作用或贡献;但如今,研究中世纪晚期英格兰修会正在形成自己的修正品牌,重要的著作都是在近20年里出版的。
绝大多数著作都是研究修士和修女,托钵修士(friars)仍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这些新分析主要是年轻一代学者的成果,其中马丁·希尔(MartinHeale)和詹姆斯·克拉克(JamesClark)尤其活跃。
这种中世纪晚期英格兰修会的新历史断言,修会对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灵性(spirituality)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并积极鼓励与支持着天主教宗教实践(catholicreligiouspractice)的诸多方面。
修道院解散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关键插曲之一,而废除修会是一个剧烈的破坏性行为。
这一行为提出了自身的问题:
何时并为何做出这一决定,即从1536年《第一解散令》提议的有选择地解散修道院变为将其全部解散,并于1540年底完成此任务。
1536年提议的解散被认为是对修道院进行合理化改革,即关闭贫困混乱的小修道院,保留并扶持灵性强的大修道院。
然而,这种态度很快就变了,修道生活遭到了谴责。
在传统史学中,修道院消失得如此轻易,证明了它们的失败。
它们已丧失其原有的理想,变成了单纯的经济机器,修士们也腐败堕落、自私自利。
修道理想不再适合于那个时代,修道院对社会也没有真正的贡献。
这一描述因一项详尽考察修道院财政得出的结论而被强化,这些结论出自1909年出版的一本书,但仍被视为权威著作。
由于饶勒斯的消极评判,20世纪后期出版的中世纪晚期教会著作中,极少特别关注修会(尽管经济-社会史家大量使用修会的财务记录)。
饶勒斯被认为已经说了该说的一切。
饶勒斯的著作有其个人立场。
他对修会的判断,是依据他自己认为修士该怎样生活这一标准,依据修士们的正式规则,而不是依据社会对他们的期望。
他和其他人都认为,那些最初的理想才是最好的,稍有背离就是衰败的迹象。
这是不切实际的;它忽略了在中世纪晚期数个世纪里影响社会的那些变化,也忽略了黑死病后修会不得不面对的已经变化了的时代背景。
修会不得不改变自身和适应这一切,以回应时代的演变和危机,因此不能再根据先前的标准来判断那个时候的修会。
全面阐释宗教改革前英格兰修会的著作还在撰写中,它会对修会在中世纪教会中的贡献做出一个重要的新评价。
但即令现在,这幅画面也发生着显著的改变。
抛弃了那种理想化的人为标准(在某种情况下就是假想的标准),摆脱了不切实际地评判修会的做法,新的评价方法是依据修会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和修会自身的活力。
在舍弃改革者们对修会的那种刻板印象后,学者们对修会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宗教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正在做出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分析。
现在,它们被认为不仅对教会的灵性与虔诚生活,而且对当时的经济与智力生活,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修会绝不是颓废和无关紧要的,相反,它们在社会中处于重要和倍受重视的地位。
当然,并非一切都完美,而且由于14世纪中叶黑死病爆发后出现的社会经济压力,可能有太多的穷困修道院,而入住者太少。
不过,这一问题在1530年之前已经得到解决。
有些修道院因不能吸引足够的新成员而消失,有几个则被并入较大的修道院。
(这是针对许多“外来小修道院”(alienpriories)采取的政策,这类小修道院与法国修道院有联系,只是在百年战争期间这种纽带才断裂,但此时因规模太小而无力维持独立存在。
)许多外来小修道院被解散,其财产也被挪归他用——通常用来资助新建的教育基金会,如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或伊顿公学。
在16世纪枢机主教沃尔西(他也计划着想把几座修道院转变为新的主教座堂)治下,这种场合理化改革仍在继续。
1536—1540年解散修道院意义重大,因为它终结了英格兰的修会,但又绝非只是修道院被解散这么简单。
在新近著作中,修道院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已得到重新考察,这就是修道院的慈善活动以及它们为穷困者提供的社会支助。
传统的宗教改革史之所以对修会一般持负面看法,一个原因在于1909年的一个估算:
修道院用于慈善目的的平均费用大约仅占其收入的2.5%。
这个数字让人普遍确信,修会没有对社会作出积极贡献,因为其余97.5%的收入显然都用来维持修士们的生活方式了,对于这些据说要献身于属灵生存之人而言,这是极不相称的。
显然,一些修道院的确生活安逸奢侈;威斯敏斯特修道院(Westminsterabbey)的修士们似乎就特别奢华。
但威斯敏斯特不是一所典型的修道院,就整个画面而言,并不够美好。
此外,依据2001年发表的一项修道院慈善开支的修正估算成果,表明它事实上通常占修道院收入相当大的比例。
因为这个数字是相对于收入而非利润而言,也因为用于支付基本成本等花费的开销常常相当大;因而,这个数字表示的实际剩余收入的百分比事实上要远远高于2.5%。
重新评价修会仍在进行中,但已经严重地挑战了传统观点。
尽管还没有人宣称修道院不需要改革(事实上,《1536年解散令》试图压制小修道院,可能是合理的),但总体看法是,不再坚持那种认为修会颓废、无关紧要的观点。
修会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宗教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的消失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四)罗拉德派
回到罗拉德派,这是要关注的第二个领域,也是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宗教中一个非常不同的要素。
敌视修会是罗拉德派的特征之一;他们抨击修会,认为修会毫无必要,只会损害整个教会。
在宗教改革前的英格兰教会史中,罗拉德派是一个复杂的因素。
这样说的一个理由是,对罗拉德派的理解目前正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以致它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宗教生活中的角色和重要性,反而不及以前那样清晰。
传统观点把罗拉德派和约翰·威克利夫紧密地绑在一起,威克利夫的思想稍后又被认为与路德相似。
的确,在路德身上,可以通过约翰·胡斯(一位15世纪早期的捷克改革者)追踪到威克利夫对他的影响,路德也认为自己是这一序列的继承人。
在英格兰,威克利夫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晨星”,意为他生活在16世纪之前,却有着16世纪改革者的思想。
这种把威克利夫和罗拉德派视为宗教改革序幕的意识,在1988年出版的一本重要著作的标题中暗示出来了,它将罗拉德派称为《早熟的宗教改革》。
1980年代的另一位学者也如是观,他认为英国宗教改革更多地应归功于承继罗拉德派而非路德。
这个观点没有获得赞同;但这并不意味着罗拉德派(或其在16世纪早期英格兰的变种)根本不重要。
罗拉德派一直是让学者们感到棘手的一个论题。
除了争论它事实上在何种程度上能被认为是一场真正的运动外,还有一个困难,即学术界对它的回应已经指向两个非常不同的方向。
一方面,史学家们查证历史记载与档案资料,并通过异端审判来追踪罗拉德派及其思想。
在此基础上,他们通常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便它就是一场真正的运动,它对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影响和意义也极为有限。
另一群学者反对此观点,他们研究被查明属于罗拉德派作品的文本证据——题材广泛的布道辞和小册子——将罗拉德派重构成一套更连贯的思想体系,这使得它成为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智力和灵性生活中一个重要脉络。
这就是《早熟的宗教改革》一书的基本论点,文学研究者们经常引用此书,视为有关罗拉德派无可争议的可靠之作。
当宗教改革史家中出现修正主义时,史学家与文学研究者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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