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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论文doc
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浅论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
摘要:
汪曾祺是江苏籍作家,他的小说作品多描写了故乡里下河风情,突破传统小说的写法,采用散文化的笔调,具有诗意化的韵味,追求作品的和谐美,受到评论界的广泛赞誉。
本文尝试从美学角度对其小说进行分析。
关键词:
汪曾祺 小说 和谐 美
汪曾祺的作品平实朴素、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语不惊人,文章如行云流水,清新透彻,给人以美感。
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言: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⑵王安忆也曾说过:
“汪老小说最好读,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
”⑶汪曾祺的小说无论是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结构,还是语言,都反映出了他的思想特质—追求和谐之美。
“和谐,配合得适当和匀称。
”⑷有人就曾提出“美是和谐”⑸的观点。
人们在长期的审美活动中逐步形成了能帮助人们认识和掌握审美现象的一些最普遍,最基本的美学种类,如:
崇高、优美、喜剧性、悲剧性等。
这里所述的和谐美当属于优美的范畴,优美展示了主体和客体在实践中经过矛盾斗争所达到的平衡、统一的状态,这种矛盾发展的特定阶段便决定了优美的基本特征:
和谐。
优美是建立在人与客体世界的最终的和谐共存关系中的。
就整体而言,优美对象是内外关系和谐的,是外观形式与美的内容的相互协调,以及个体形态与普遍内容完美有机的结合,优美事物在内容与形式上,总是互为表里,和谐完美的展示着美的形式和自然本质,从而达到交融无间,浑然一体,和谐统一。
优美的事物在感性形式方面多具有小巧、柔和、精致、轻盈、柔媚、安静、秀雅、清新等特点。
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则主要表现在所描写的故乡风情美,展示的健康的人性美,浓郁的人情美,取法自然的散文化结构美,独到的富有诗化韵味的语言美等方面,使读者感受到其中的和谐统一。
一、 主题的和谐
汪曾祺不少作品反映的是解放前的生活,但不像同时期作品那样的沧桑、沉重和压抑,读者反而能从中得到一丝美的享受,甚至产生积极向上的力量。
这怕是与作者善于发现在那特定生活历史中催人向上,闪闪发光的思想核心—人性的和谐、人情的和谐是分不开的。
汪曾祺自己也说: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⑹《受戒》中作者大胆而生动地描写了小和尚明海和少女小英子的恋爱故事。
明海所生活的环境中,和尚都是可以娶妻生子的,无所谓清规戒律。
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牌,还用铜蜻蜓偷捉人家的鸡吃,就连明海要去受戒了,英子也一点不阻拦,竟然还要去看看热闹!
因为受戒对和尚来说实质是领一张合格文凭的过程,明海和小英子两人之情的感情由友谊渐渐发展为爱情,作者在作品中将两人天真浪漫的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浪漫温馨。
小和尚是个普通人,他有常人的七情六欲,也有健康的人性。
小英子是个乡村女孩,她的感情是非常健康的,单纯的,表现在性的观念方面也比较解放。
《大淖记事》中十一子和巧云两人真心相爱,在大淖周围快乐地生活着,不幸的是卑劣无耻的刘号长竟然趁夜玷污了巧云,还打伤了十一子,他俩的生命和爱情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在这个时候,是乡亲们的关心抚平了他们巨大的伤口。
东头的几家大娘,大婶杀了下蛋的老母鸡给巧云送来了。
锡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参汤。
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把平时的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
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都很应该,很对。
大淖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
大家的心喜洋洋,热乎乎的,好像在过年。
锡匠们也团结起来了,采用古老的顶香请愿的方法,赶走了凶手。
面对突如其来的祸端,巧云没有怨天尤人,自甘惰落,也没有抱着传统道德中的贞洁观念不放,为立个贞洁牌坊终身不嫁。
她找出了爹爹当年用过的筐子,为养活卧床的父亲和丈夫,俨然去做了一名挑夫,变成了能干的小媳妇。
汪曾祺在他的小说正是描写出普通百姓的生活,展现了朴素的健康的人情,即便是悲剧背景下的人物,仍然不影响读者对人情美的追求。
“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
”⑺在《岁寒三友》中塑造了做草绳生意的王瘦吾,开炮仗店的陶虎臣,文化程度都不高。
也没有什么宏图大志,他们只希望小生意能过得去,生活安安定定足矣。
还塑造了“画师”靳彝甫,与前者不同,他稍有一点文化,每年端午节都能卖出几十张钟馗像,便有了些收入,然而他大半年还是半饥半饱。
他家三代画画,藏有一套历代相传的“百脸图”,还有一盒爱若性命的东西—三块刻有文三桥边款的田黄石章。
别人想买,他拒不答应。
“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
”这么普普通通的三个人,一个被人蓄意挤垮了生意,一个被蒋介厂搞的“新生活”运动逼得关了炮竹店,穷得卖女儿。
当王瘦吾、陶虎臣渐趋步入绝境的时候,靳彝甫回来了,给了他们一线希望,然而最终的结果是:
除夕之夜,在如意楼三人一醉方休。
汪曾祺在人物悲剧的命运衬托下展示了三位正直、清贫之人的动人情谊,表现了贫苦人民的人情美。
汪曾祺笔下的主题大多表现了健康的人性,美丽的人情,即便是悲剧背景下的人物,也有其性格美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汪曾祺一直在努力追求着作品的和谐之趣。
二、环境的和谐
汪曾祺在小说中着力展示了故乡里下河地区三十年代的田园风光。
高邮是历史悠久的古文化名城,京杭运河从城边潺潺流过,高邮湖烟波浩淼的湖水,湖边紫红的芦芽,灰绿色的蒌蒿,雪白的丝穗,碧绿的沙洲孕育了十一子和巧云的美妙姻缘。
然而月色朦胧,充满着宁静,也凝结着淡淡的哀怨,正应了一句古话: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同时,环境美也孕育了人情美。
再如《受戒》结尾两段: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理想的圣地,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中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体现了情随景生的效果。
汪曾祺的小说不仅善于写风景,时时也写些民俗。
《岁寒三友》中就有这样一段:
“这天天气特别好。
万里无云,一天皓月。
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
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
各种卖小吃的都来了。
卖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皮鲜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都是“气死风”的四角玻璃灯,到处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
人们寻亲访友,说长道短,来来往往,亲亲热热。
阴城的草地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滑溜溜的。
忽然,上万双眼睛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
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眯着;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
——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
”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在写时,往往是不自觉的,表面写的是风俗,实质以风俗为依托,渲染了氛围,也从侧面表现了人物形象,人们在看焰火时的欢乐气氛中陶虎臣体会到了欢乐,别人也能在欢乐之余感受到他善良的品格,从而达到景与情的和谐统一。
三、情节的和谐
汪曾祺的小说是无所谓情节的。
曾有人提出“生活即是美”的观点。
我想汪曾祺也恰是这样认识的,生活中有什么,他就写什么,并且付诸于创作的实践了。
传统的故事情节往往要由起因、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甚至还有尾声等部分构成,而汪曾祺的小说突出地表现在散文化的特点上。
他的小说平中见奇,淡而有味,大部分小说的情节没有巧合,也没有什么悬念和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甚至很难看出有什么情节高潮。
这里我们不妨追溯一下现代小说的发展情况:
从契诃夫开创短篇小说的新纪元,世界范围内的小说观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重情节、编故事发展为写生活,按照生活的样子去写。
托尔斯泰最初据说很看不惯契诃夫的小说,认为契诃夫是一个很怪的作家,他好像把全部文字随便地丢来丢去,就成了一篇小说了。
其实,如今看来汪曾祺似乎正好把握了现代小说的精髓:
“随便地把文字丢来丢去,这正是现代小说的特点。
”⑻所以有人曾说:
“现代抒情小说在他手上死里回生。
”⑼
汪曾祺新时期小说,以《受戒》《大淖记事》为代表,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
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重情节的发展、高潮、结局等常规,而重氛围的渲染,在清新秀逸的文笔下自然表现了健康的人性之美,健康的和谐之美。
《大淖记事》虽“不是散文,但却具有散文的从容和潇洒;它不是诗,但却充满诗的韵味和魅力;它不是画,但却分明有着迷人的风俗美和人情美。
”⑽汪曾祺描写了大淖的风景,风俗,风情,通过与别处颜色,声音,气味等不一样的描写,也孕育了这里的人也与别处不一样,所以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巧云”形象的诞生。
“我的一些小说不大象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
”⑾如《故里三陈》中塑造了三个人物形象:
产科医生陈小手,瓦匠陈四,水手陈泥鳅,乍看上去,全文就像是一篇人物素描,细细品味,则突现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诗意的韵味。
四、形象的和谐
“然而这些平淡的情节,普通的景物却能吸引住读者。
吸引住读者的是在平淡的情节下表现出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的美,是通过普通的景物反映出的人物的心理和感情”⑿人物形象的美在于他所表现的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善、美。
汪曾祺擅长写平民阶层的凡人小事。
《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高大头,是以故乡高邮平民百姓为背景创作的一个人物形象。
他的生活历经敌伪时期、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时期、不仅娶妻生子,而且偶尔还能有口不错的饭吃,在文革时被抄家批斗,头戴三开分子的高帽。
尽管如此,文革对他也只能造成皮肉的伤害,他以游戏心理对待浩劫,还和难友结成战斗友谊,堪称为一段佳话。
文革后,高大头凭借着自己高超的劳动本领,生意越做越兴隆,尤其有趣的是九平方米的住房面积,经过他的合理安排,不仅生活着一家四口,而且前店后屋,房檐口还倒挂着四盆悬崖菊,高大头便在菊花的影中安心补鞋,自得其乐。
后来又设法在九平方米的地基上盖了两楼一底的过街楼,巧妙地改善了生活环境,堪称为一绝。
高大头一方面安分随俗,善良宽容,有同情心,善于享受生活,另一方面又富于正义感,不畏强权,善于斗争,即便是在逆境中也不会丧失对于生活的情趣,不会丧失对生活的爱。
《鸡鸭名家》中成功地刻画了余老五和陆长庚两个人物形象。
余老五是个炕小鸡的能手,小说详尽地描写了他从照蛋,下炕,上床的繁复过程。
余老五炕的小鸡与别人炕的小鸡其实份量一样,但他的小鸡看上去大一圈,因为他炕的小鸡比别人炕的晚出炕一个时辰,这样的小鸡绒毛出足了,看上去就大,别人之所以不敢晚一点出炕,是担心万一时辰拿捏不准,一炕蛋就全都报废了,而余老五却“从未误过一回事”。
陆长庚,人称“陆鸭”,是养鸭能手,他能把湖里赶散的342只鸭子用鸭语招呼过来,手一拎就能准确地报出鸭子的重量,就连吃鸭也与众不同,用指头在鸭子三岔骨处一捣就成,他认为“杀的鸭不好吃,鸭子要吃呛血的,肉才不老。
”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物。
汪曾祺笔下的余、陆二人,不由得让人想起庄子笔下的庖丁,汪曾祺笔下二人的本领、描摹得贴切生动,如同读者亲眼所见,看后佩服不已。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有的以真趣见常:
如高大头、余老五、陆鸭,在他们身上寄寓了作者自己的人格理想,正直勇敢、温和敦厚、淳朴善良、深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有的展现人性,如《大淖记事》中的巧云,不为世俗思想所禁锢,勇敢面对现实,投入新生活。
作者不仅刻画了形态各异的具有理想人格的人物,而且深入挖掘人物道德力量的源泉,形象生动,即便是小说反面人物,如《鸡毛》中的金昌焕,偷吃别人的鸡,还与主人借鼎罐煨汤,真是岂有此理!
作者在淡淡的叙述中并未表现自己的观点,引领读者在阅读中自觉地评价感悟美,读者自然会体会到人物形象或以自然朴素以长,或性格上矛盾统一,有个性不失善良的本质,无不以追求和谐为目的。
五、结构的和谐
关于结构,汪曾祺说过:
“小说的结构象树”“一棵树是不会事先想到怎样长一个枝子,一片叶子,再长的。
它就是这样长出来了。
然而这一个枝子,这一片叶子,这样长,又都是有道理的。
从来没有两树枝,两片树叶是长在一个空间的。
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⒀这样的想法也指导了汪曾祺的创作实践。
他的小说创作中,结构多样。
读过《大淖记事》的人便会明显感到:
前面三章都是写风土人情,介绍大淖周边的环境,第四章开始才写人物。
有人不理解为何这样做,汪曾祺就曾解释过:
“正是强调‘这里一切和街里不一样。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完全不同。
”⒁正是这样的环境,才能孕育那么美丽的故事。
《岁寒三友》的结构,则开门见山,一开始就直接写人。
中国过去写作特别讲求“文气”,我想用在这里挺合适,汪曾祺曾设想用“另外一个概念代替结构——节奏”⒂不管表现形式如何,结构如何,最终标准还是应该落实在是否“血脉流通”“气韵生动”。
我想汪曾祺正是实践了这一点,再以小说《鸡毛》为例,开篇介绍文嫂,“她不是西南联大的人,不是教职工,更不是学生,西南联大的各种名册上都没有‘文嫂’这个名字,她只是在西南联大住着,是一个住在联大里的校外的人。
”然后介绍文嫂与联大学生的关系,靠为学生洗衣服,拆洗被窝维持生活。
接着介绍联大里的学生,具体介绍经济系学生金昌焕,学生快毕业了,文嫂与联大学生的关系,靠为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
接着介绍联大里的学生,具体介绍经济系学生金昌焕,学生快毕业了,文嫂的鸡也不知不觉丢了三只,女儿回来了,女婿不幸遇了车祸。
金昌焕走了,文嫂去整理有无遗留物品,所得竟是自己的一个鼎罐和三堆鸡毛。
文章通篇未见“鸡毛”,直到结束才提及,可谓别具特色。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让人忍俊不禁。
作者似乎在随随便便地讲故事,但贯穿全文的却是作者冷静的观察与描述,同情之心流溢在字里行间,作者的随意也无所谓文章的结构了,真正体现了“为文无法”才是真正的为文之法,用汪曾祺的话说是:
“小说的结构的特点,是:
随便。
”⒃正是这种“随便”表现出了结构的和谐之美。
六、语言的和谐
语言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使用语言,譬如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
水和面粉,本来是两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的分子不发生了变化。
写作也是这样。
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
”⒄汪曾祺的语言主张平淡,他认为:
“写小说不是要把一件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
”⒅他的小说平淡自然,如行云流水。
《大淖记事》中“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平平淡淡的一句话,似乎并没有什么深文大义,然而巧云对十一子那份深深的爱却溢于言表。
据说作者在写这段话时竟不觉流下了眼泪。
汪曾祺小说语言真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在他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尤以里下河一带风光描写最为醉人。
特别是《受戒》最后一段富有乡气息的清新的景物描写,极具生命力,语言自然清新,如同行云流水一般。
沈从文常教导学生说“要贴到人物来写。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正是按老师的话去实践的。
记得《陌上桑》中描写罗敷的形象有就么一段“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者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耕者见罗敷,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把罗敷之美通过侧面烘托出来,读到《大淖记事》中描写“巧云”的一段“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人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梳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快,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份量比一般人多,东西都比别人好。
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就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膊酸痛酸痛。
泰山庙唱戏,人家都是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
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座。
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
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
”你会发现两者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汪曾祺的小说象没有开封的窖香的酒,那香气总是慢慢地渗出来,若有若无,有的似乎是有意在最后开封时霎那间为读者带来惊喜,从而具有诙谐之趣。
《鸡毛》中最后写道: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异秉》最后通过别人的口道出王二的异秉是“大小解分清”,该上门了,陈相公不见了,“喊了八声,没有应声。
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
这是陶先生发现的。
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正蹲在那里。
本来,这个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
”《大淖记事》结尾“十一子的病会好么?
会。
当然会。
”《职业》的结尾“捏着鼻子吹洋号……”貌似平淡,实则意味深长。
正应了托尔斯泰的说过的“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
”⒆
汪曾祺在《说短》中提到“写小说要像说话,要有语态。
……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
这样语言才明确。
”⒇汪曾祺很喜欢用短句。
如《钓人的孩子》中“抗日战争期间,昆明小西门外。
米市,菜市,肉市。
柴驮子,炭驮子。
马粪。
粗细瓷碗,砂锅铁锅。
焖鸡米线,烧饵块。
金钱片腿,牛干巴。
炒菜油烟,炸辣子的呛人的气味。
红黄蓝折黑,酸甜苦辣咸。
”语句较短,节奏明快,昆明小城景象尽收眼底。
再如《大淖记事》中“小轮船漆得花花绿绿的,飘着国旗,机器突突地响,烟筒冒着黑烟,装货、芝麻卸货、上客、下客,也有卖牛肉、高粱酒、花生瓜子、芝麻灌香糖的小贩,吆喝吆喝,是热闹过一阵的。
”几句短句,将当年轮船公司忙碌不堪的情景表现无遗。
汪曾祺小说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文章读来琅琅上口,倍感亲切。
《职业》一文中的吆喝叫声“有旧衣烂衫找来卖”、“卖杨梅”、“玉麦粑”等,他对童年的“椒盐饼子西洋糕”情有独钟,尤以文末,小男孩空着手,大摇大摆地走着,看到巷子里没有人,忽然调皮地大声地清清楚楚地吆喝了一声:
“捏着鼻子吹洋号!
—”虽令人微微一笑,而回味却无穷。
再如《岁寒三友》中一段“早!
早!
吃过了?
偏过了,偏过了!
”极富情趣。
运用方言实际是用了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贴近生活,象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是唾手可得的。
汪曾祺小说中的语言朴实明朗,清新自然,如窖香美酒,或侧面烘托,或以短以长,或以方言见真情。
无不以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为宗旨,如散文诗一样,蕴积着自然和谐之美。
七、和谐美与汪曾祺思想特质的关系
汪曾祺出生于书香之家,祖父曾考取过功名,父亲也极富生活情趣,他的画在当地还小有名气,家乡有许多寺庙,他也爱到寺庙去玩,还在乡下的一个小庵里住了几个月,因此认识了小和尚和小英子一家,对家乡的风俗,如丧礼,放荷灯等也颇感兴趣,还留心观察过银匠店的银匠制作小罗汉,画匠画菩萨,竹匠做草筢子,看车匠用硬木棒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他自小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中既有儒家的对人生的积极追求,刚强不屈,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远大理想。
又有佛道的随心任性,清净无染的思想和佛门博爱之心。
儒道佛精神共同影响了童年时期的汪曾祺,对他人生观及以后的创作也有很大影响,其中有对立因素,也有非对立因素。
对立的因素主要是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之间。
汪曾祺小说中人物大多是有入世思想的,他们对人生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努力向上,自强不息,一旦理想破灭,便往往会由入世转为出世。
如《岁寒三友》中王瘦吾、陶虎臣,精明能干,本来各自均应各成其就,发家致富,但现实面前,三人命运作祟,最后只得相约酒楼,以一醉以求精神解脱,文末“外面下着大雪!
”他三人便是由积极入世转而欲为消极出世的典型。
《徙》中的谈甓渔,累考不进,便无意仕途,每日闲散街头抽烟喝酒,放任不羁,这类人物正由先前的入世到理想破灭的出世,先后有了明显变化。
体现在更多老百姓身上。
入世与出世思想本身便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再如《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则是一个性格上很有特点的人,既勤劳又闲散,炕蛋期间才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使了浑身解数;炕蛋之后则在街上逛来逛去,闲聊,喝酒,吃菜,自由自在,人物先后不同的表现,却是和谐统一的。
汪曾祺追求的是一种淳朴自然的,具有无限生机的生活境界。
这是一个充溢生命活力的世界,一个没有束缚的世界,一个没有纷争的世界,也是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由儒道佛三家精神共同构成一种艺术的美好境界。
汪曾祺接受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的教育,来自家庭的艺术熏陶以及故乡里下河地区淳朴的民风使他深受民族传统精神的影响,其作品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趣。
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淳朴、恬淡和高洁,另一方面又在创作技巧上接受了它的清新,隽永和自然。
当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盛行时,他“不合时宜”地以《受戒》投石问路,本该让他遭到冷遇,然而却奇怪地被大众接受,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我认为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极为重要的作家。
他恪守艺术立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文学受到了太多非艺术力量的干扰,使本该有所作为的汪曾祺30年内未有较大影响的作品出世,艺术生命处于停止状态。
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尽管这一点现在来看,已不再重要,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实在是难能可贵。
汪曾祺力主打通散文、小说、诗歌的界限,作品中满含地方风味,浓郁的人情美,健康的人性美,不追求立意的深刻,而是追求作品的和谐之美。
汪曾祺虽不能算是一代大家,他的作品也不会成为文学的主流,但确是中国文学发展中上的一枝奇葩。
他所追求的和谐美,也正是人类永恒的目标!
注释:
⑴⑵汪曾祺:
《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⑶汪曾祺:
《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96年8月第2版,封面。
⑷《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1月第2版,第454页。
⑸傅谨:
《中国美学面临的三大问题》 2004-.4-.19
⑹ 汪曾祺:
《关于<受戒>》,《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⑺陆建华:
《终于赶上了好时候》,《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05页。
⑻汪曾祺:
《谈风格》,《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⑼汪曾祺:
《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96年8月第2版,封面。
⑽陆建华:
《〈大淖记事〉:
令人神清气爽的力作》,《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28页。
⑾汪曾祺:
《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汪曾祺文集文论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⑿汪家明: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转引自陆建华:
《众品评说汪曾祺》,《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97年7月第一版第325页。
⒀⒂汪曾祺:
《小说笔谈》,《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93年9月第一版,第33页。
⒁汪曾祺:
《〈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93年9月第一版 第235页。
⒃汪曾祺:
《小说笔谈》,《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93年9月第一版,第34页。
⒄汪曾祺:
《“揉面”-谈语言》,《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93年9月第一版 第15页。
⒅汪曾祺:
《小说笔谈》《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93年9月第一版,第35页。
⒆汪曾祺:
《谈风格》,《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⒇汪曾祺:
〈说短〉《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陆建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93年9月第一版,第74页。
参考文献
1、《美学原理》 蒋孔阳、朱立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9年10月第一版
2、《汪曾祺作品选集》 汪曾祺著 漓江出版社 96年8月第一版
3、《汪曾祺传》 陆建华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97年7月第一版
4、《汪曾祺文集 文论卷》 陆建华主编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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