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府与威权政府哪个更有效经典深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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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府与威权政府哪个更有效经典深刻
民主政府与威权政府哪个更有效?
(民主问题之四)
——熊飞骏
一
我的关于民主问题的系列文章在网上发表以后,不少读者对于中国民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部分国民认为象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只有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威权政府,才能有效地监督地方依法行政,防范地方势力胡作非为,确保国家的统一。
民主政府则会出现弱干强枝,中央对地方失控,地方出现分离倾向……
有这一思维误区的国民认为民主政府各地权力机构和政府一把手都是当地选民通过公平竞选选出来的,这些地方权力机构和行政一把手只对当地选民负责而不对上一级行政官员负责,会不会只顾及狭隘的地方利益而无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在国家大政方政上不服从中央政府甚至和中央政府对着干?
结果造成弱干强支,助长地方分离倾向?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各位不妨看看美国的情况,美国是标准的民选政府,地方政府都是当地选民选出来的,地方官员对只当地选民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可你听说过美国中央政府对地方失控了吗?
美国有哪个州闹独立了吗?
有哪个州拒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抵制伊拉克战争吗?
有哪个州独立于华盛顿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了吗?
与美国类似的还有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你听说过这些国家发生过类似情况吗?
没有!
也许有人会说,美、英、法等国国民素质高,自然不会没有全局意识和长远观念。
中国人的整体素质比那样国家低得多,说不准会干出那样的的蠢事。
有这一忧虑的人不妨看一下印度和台湾,印度的国民素质也不高,经济也很落后,可你听说过印度有哪个民选地方政权和中央政府对着干吗?
台湾的情况则更具典型意义,因为台湾人是标准的中国人,走上民主之路的时间才十年多一点。
台湾民进党执掌中央政府后,很多地方县市的选民选举国民党人担任地方政府一把手,首府台北市选民选出的市长竟然是国民党主席马英九?
国民党和民进党是台湾主要的政权竞争对手,可你听说过国民党控制的地方政权在大政方针上和民进党控制的中央政府对着干吗?
他们建立独立于民进党政府之外的地方武装了吗?
独立和哪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吗?
台北市长马英九除了履行一个普通公民的职责率民众在总统府前静坐示威表达正当诉求外,台北市政府避开陈水扁政府和大陆搞“三通”了吗?
没有!
为什么会没有?
根本原因不是国民素质的高低问题,而是民主政治体制杜绝了这类悲剧的发生。
民主政府的第一要素是有一部全民必须遵从的宪法,每个公民,无论你属国内哪一地哪一级的行政机构管辖,都不能违背国家的宪法,任何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法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之内,违背宪法的任何地方法条款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效力。
所以任何一级地方政府虽然只对辖地选民负责,但也必须遵守国家的宪法,对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行使宪法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不能行使超越宪法之外的权力搞狭隘地方主义,否则你就会因为违宪而受到法律审判。
你一旦因为违宪的原因受到法律审判,就算你的选民仍然拥护你,但他们也保护不了你免受法律制裁。
因为民主政治下司法是独立的,不但独立于中央政府,也一样独立于地方政府,作出的法律裁决不受任何一级政府机构的干扰。
在民主制度下,地方行政官员可以不理睬来访的省长甚至总统,更不用出于公务以外的原因去给省长总统送礼拜年套近乎,因为那样做对你的职务安全没有任何帮助,省长、总统升不了你的官也降不了你的官,只有你辖区的选民能决定你的政治命运。
但你不能违宪,一旦触犯宪法你就会自然丢官,并且你的选民也保不了你。
国家宪法通常都会规定中央政府统领军事、外交,主管征收关税,印花税、版税,主管跨地域工贸公司(如铁路、航运、航空、邮政、电信、电力……)的管理和税收,地方政府不能侵犯中央政府的这些法定权限,不能建立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地方武装,不能号召当地青壮年拒服兵役,不能在交通干线上设立进出口的收费关卡,不能征收关税、印花税和跨地域工贸公司的经营税,哪怕海关建在你的地域上或跨地域公司在此地设有办事机构也不能够!
否则海关或跨地域公司上诉到最高法院,这个地方政府一把手就会成为触犯宪法者,其政治生命也跟着完完。
下面列举几条与此有关的常见疑虑:
疑虑一:
地方政府不能违宪对抗中央政府的合法权力,但地方与地方干起来,如某地对另一地过往该地的车辆征收通行费等,影响国家的协调统一并进而伤害国家的整体利益怎么办?
发生这样的悲剧,一样可在宪法的框架内解决,当地方与地方发生损害国家整体利益的冲突时,冲突的双方可上诉到对双方都有管辖权的上一级法院,上一级法院作出的裁决双方必须服从,否则就会付出违宪的可怕代价。
疑虑二:
地方政府连最高法院的裁决都不理睬,照样行使超越宪法之外的权力,地方选民因为狭隘短视的缘故,也支持其继续行使这一权力,并拒绝宪法要求重新选举新的地方政府。
一旦发生这样的悲剧,最高法院就会通过议会授权中央政府采取各种可行手段甚至于派遣武装力量去此地恢复宪法的权威。
因为中央政府是唯一能掌握并动用武装力量的权力机构,地方没有相应的对抗措施,所以地方的违宪分离势力会很快瓦解。
美国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就发生过类似的悲剧,南部十三州的地方政权因为不服从全民直选产生的林肯政府,在南部各州闹独立。
林肯政府就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派军队去南方平叛,用军事手段来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
南部各州临时组建的民兵武装不是中央正规军的对手,最终战败向宪法屈服,重新回到国家的宪法框架里来。
疑虑三:
中央政府统领军事、外交需要大笔的钱,地方政府为了迎合当地民意又容易垄断地方税收,这一笔钱从哪里来?
我在上文已经说过:
民主国家的宪法通常都会规定由中央政府统一征收关税、印花税、版税和跨地域工贸公司的税收,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税”。
这一笔税收的数量是很庞大的,甚至于比地方税收的总和还要多。
我国仅关税收入一项每年就达七千亿人民币,跨地域工贸公司大多是财力雄厚的集团公司,提供的工商税收也一样很可观。
疑虑四:
如果地方政府不违背宪法对抗中央政府的法定权力,但在宪法框架以内的辖地强奸民意胡作非为,使当地人民不能享受民主的果实咋办?
这点更不用担心,当地选民会用手中的选票惩罚他们,两次换届之间还有强有力的民众监督机构制约他们。
他们就算用尽谎言和骗人伎俩,但民众只可蒙骗于一时,在这个问题上要相信人民的智慧和判断力。
所以民选的地方政府虽然可以对上级官员视而不见,但不能为所欲为。
不理睬行政上司是你的权力,但不能对抗宪法规定的上级政府权威。
前一种情况斩断了贪污腐化的源头,没必要为了政治生命向上司行贿自己也就缺少拼命贪污受贿的动力。
后一种情况则斩断了地方的分离倾向,消除了各自为政不顾大局的悲剧。
最后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民主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利益不是对立的,首先中央政府的行政首脑是全民直选产生,他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国会议员也是全民选举产生,也代表这个国家全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总统和国会议员的代表性无疑大于地方一把手和地方议员的代表性。
其次民主中央政府的利益是全国地方利益的理性综合,和地方利益的关系不是敌对互损而是相辅相成的。
既然是这样的关系,地方政府也没有必要愚蠢到对地方分离主义情有独衷,不幸发生了那样的悲剧,此地的人民也不会步调一致地响应,在这个问题上一样要相信人民的智慧!
通过公平竞选产生能代表民意的议员大多不是维护既得利益的现职或退职官员,也不是只知感恩而没有独立思维和责任心的恩赐代表,而是有一定政治知识和经验的职业政治家,他们的综合素质比普通民众无疑要高一层,通常情况下不会做出上述疑虑中的那类狭隘愚蠢行为。
二
我的文章《马英九胜选的十大启示》在天涯发表以后,部分网友认为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没有民主,而是中央权威消弱地方权力膨胀;认为现在中国应该加强中央集权以监管地方政府;加强法制化建设以破除地方政府、腐败官员和腐败学者的“铁三角”,绝对不可贸然试行西式民选政府制度,因为这样各级政府会迅速被“铁三角”的利益集团所控制,国家陷入无穷尽的灾难之中。
他们认为民主政府并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象民主的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腐败现象依旧很严重。
要想有效地防止腐败只有通过建立威权政府,加强法治,法治比民主能更有效地防止腐败,并举亚洲的香港和新加坡为例,因为法制化相对健全的威权新加坡和香港的清廉程度比民主但是法制化相对滞后的台湾和韩国高……
中国目前的状况确然是中央权威削弱地方势力膨胀,尤其是地方特权集团无视中央政府的各项禁令,在自己的小王朝疯狂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圈地拆迁、大兴土木、肆意掠夺国家财富,利用职权侵占平民百姓利益,甚至于在辖地交通干线上设立收费关卡对过往车辆征收通行费……中央每下达一个廉政文件,到了地方都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成了一纸空文。
大不了组织地方官员象征性学习一下,在网上抄几句谈认识感受之类的学习笔记,在台上说几句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空话套话,然后继续变本加励地腐败渎职瞎折腾。
因此目前的中国确然存在弱干强枝现象……
各位别忘了这样一个事实,目前的中国并不是民主政体,如果存在弱干强枝现象也不是民主的过错。
专制政府不一定都是威权政府;民主政府也不一定都是弱势政府;美国中央政府的力量相信各位能够感受得到。
民主政府是“威权”还是“弱势”,与国家的大小有很大的关系,大国的民主政府多半是威权政府;小国的民主政府则容易走向“弱势”。
所以美、英、法、德、日、俄都是威权政府;而菲律宾之流的亚、非、拉小国的民主政府有很多是弱势政府。
中国是众所周知的大国,如果走向民主,威权政府的概率应该比弱势政府大得多。
中国一旦成立民主的威权政府,地方搞贪污腐化独立王国的可能性就很小。
因为民主政府在官吏任免上“还政于民”,地方官的命运掌握在当地老百姓手中,如果地方官在辖地贪污腐化瞎折腾,老百姓还会继续选他吗?
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的民意监督机构会放过他吗?
民主政府的钱袋掌握在代表民众的地方议会手中,政府每动用一分钱的公款都得请求议会拔款并在事后详细汇报每分钱用于何处和怎么用?
地方官能用公款大吃大喝公费旅游开着公车到处瞎跑吗?
因为民主政体把任免和监督地方政府的权力交给了当地百姓,根本不用中央操心就能自发防范腐败。
至于各级政府会迅速被地方政府、腐败官员和腐败学者“铁三角”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问题也许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绝对是个别现象,并且是短期的。
因为人民一旦掌握地方官员的任免升降权,“铁三角”就根本不可能长期操控各级政府。
各地的“铁三角”利益集团只是上面不知道,在当地根本不是什么秘密,当地选民会选举并长期容忍被“铁三角”操控的地方政府侵害他们的权益吗?
“铁三角”操控地方政府的现象恰恰在专制政体下容易产生,因为专制政体下地方政府的任免升降权在上一级行政机构手中,熟悉“铁三角”的当地百姓无权罢免或有效监督他们,就算被“铁三角”一再侵害并对其恨入骨髓也无可奈何。
上面并不了解下级政府的“铁三角”现象,就算有所了解也因与地方官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不好痛下杀手。
象各市、县政府在城镇入口处交通干线上设立进出口关卡对过往车辆征收通行税之类的简单问题,中央迄今都没办法解决,就更不用说解决其它复杂一点的地方主义毒瘤了。
民主政体下地方财团用金钱拉选票等“贿选”问题在民主政治初期也许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一样会是个别和暂时现象。
首先“贿选”通常只在很低级的行政区域才有市场,如我国的村官选举就容易发生贿选现象;但到较高级的行政区域贿选就很难产生效力,比如省长选举,哪个财团有能力贿赂全省大多数选民?
就算有人那么做了,他能在新任民选政府手里收回贿选的全部投资吗?
其实贿选现象是暂时的,因为民选政府在任期内不可能讨好每个被它收买的选民,因此会逐渐失去这部分选民的心。
通过贿选上台的政府往往把追求个人私利及早收回贿选投资放在第一位,于是利用职权以权谋私就在所难免,当地百姓就会受到普遍伤害。
选民一旦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发现一旦作贱或滥用这种民主权利后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时,就会主动行使对在职政府的监督权力,并在下次选举中拒绝被收买。
相比之下,专制政体下的买官卖官现象则是普遍且长期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逾演逾烈。
因为任免官吏的上司和行贿买官的官员都能体验到买官买官的“好处”,买官者与卖官者在官吏买卖过种中是“双赢”的。
既然是“双赢”且皆大欢喜的,就有继续下去并发扬光大的必要。
至于是民主政府还是法治政府谁更能有效防范腐败问题?
我认为这根本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因为民主与法治是一对孪生兄弟,法治是民主的基础和前提,成熟的民主政府也一定是健全的法治政府。
首先民主政府的法律理念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贵遇上法律问题也和平民百姓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所以民主政府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特权阶层。
其次民主政府是按法律程序建立起来的,政府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以内运作,任何行政官员都不能想当然游离于法律框架以外不作为或乱作为。
再次民主政府奉行司法独立,法律判决和制裁不受任何权力集团的干扰。
民主政府之所以能够有效地防范腐败,除了任免官吏机制由民作主这个根本原因外;还有健全且没有任何弹性的法律监督在起作用。
至于亚、非、拉某些小国的民主政府防范腐败不力主要是这些国家民主政治还不太成熟的缘故,而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
这些国家因为有很长的专制历史,在民主进程中往往保留很多专制政体的残余,腐败就是这部分专制残余在起作用。
至于香港和新加坡这些有健全法治的“威权政府”,廉政成果也一样是民主买的单。
很多人忽视了两地健全法治下的民主基础:
香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走向民主的国家,民主理念深入人心,治理殖民地的方式不可避免要以民主为基础。
其实英国统治下的香港除了港督由英国直接委派任命外,其余政务官也大多采用公平竞争的方式产生,还设有民众公平竞选出的议会……新加坡本质上也是民主政府,因为新加坡总统一样是民选产生,一样设有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
一个人口只有区区几百万的城邦小国,拥有民选总统和民选议会无疑属于民主政体了。
所以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洁成果一样也是“民主”的成果。
三
极权体制下的威权政府于特定时间内也一样能够通过严刑峻法在打击腐败上取得很大成效,如朱元璋时期的明帝国和秦始皇时期的秦帝国。
但因为极权体制下的法律是不公平的,所以打击腐败的效果也是暂时和局部的,并且没有连续性。
其一、极权国家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严刑峻法只对平民百姓和低级官吏有效,国家元首和特权人物则不受或少受法律的约束。
秦始皇用严刑峻法对付帝国平民,可自己动用上百万人力从事修建阿皇宫和骊山陵墓等等与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关系的劳民伤财工程,花费巨大财力去寻求长生不死之药,腐败程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帝王。
所以极权体制下的威权政府的廉洁充其量只是局部的。
其二、威权政府打击腐败的能力与一把手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秦始皇和朱元璋等能力超群的帝王能有效地防范下属官员腐败渎职,但继任者能否有这样的能力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秦王朝第二任皇帝二世胡亥就昏庸无能,强大的秦王朝到了他手里只三年时间就土崩瓦解。
朱元璋的子孙也没能力防范官吏的腐败,结果明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贪污腐化最烈的王朝之一,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贪官严嵩。
李自成进攻北京时,崇祯皇帝在金銮殿上请求达官贵人捐一百万两银子作军饷进攻农民军,可所有的官员都一律哭穷,最后好不容易才挤出区区一万两银子。
等到李自成进北京后,把那些官员抓起来一顿痛打,结果一下子打出了七千万两!
所以专制体制下的威权政府对腐败的打击是暂时的,没有连续性。
其三、就算国家元首精明强干灵魂高贵,也不能确保各地拥有很大专制权力的行政一把手也一样廉洁能干。
如果国家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国家元首就无法对所有的行政一把手保持有效的监控。
专制国家对官员的监督权来自上面,下面的平民百姓则没有监督权,如果上面没能力行使有效的监督,贪污腐败就会在“天使元首”力量不及的地方滋长蔓延。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绝大多数领域都是元首力量无法达到的地方,所以腐败在全国就具有普遍性。
众所周知的康熙皇帝就是一个能力超群且严于律己的杰出国家元首,可一样无法遏制腐败在帝国境内成燎原之势。
到了康熙统治后期,连他自己也承认“绝对不贪的官一个也没有!
”
其四、现代专制政府打击腐败的动力有时还不如封建王朝。
封建王朝因为是帝王的家天下,帝王的家和国合为一体,所以帝王对国家有较强的责任心。
为了确保王朝长治久安,帝王都会对危害王朝的贪官污吏严惩不殆,只有昏庸绝顶的皇帝才会贪图贿赂优待贪官来伤害自己的王朝。
封建王朝之所以贪污依旧是不治之症,主要是皇帝以下的各级政府一把手没有皇帝那样的责任心,国家不是他的,在辖地又拥有不受限制的巨大权力,所以在任上贪污受贿就成为主要的职务驱动力,只要想法瞒住皇帝就成。
如果是小国寡民,皇帝对各级官吏能行使有效的监控力,腐败现象在限定时期内还能得到有效的遏制。
但象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皇帝一人要想有效地监督所有的行政一把手是不可能的,所以腐败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滋长蔓延。
今天的专制政府一把手拥有封建帝王那样的权力,却不一定有封建帝王那样的责任心,个别一把手甚至于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那样的心态:
“我死后哪怕洪水涛天!
”。
既然没有封建帝王那样的责任心,打击腐败的内在动力也就没有封建帝王那样强烈。
这里有必要做一个假设:
一个贪污腐败的省长向皇帝行贿一百万两银子,皇帝通常不会接受一百万两银子的贿赂而免除他的罪行,让他继续在任上腐败下去,因为那样做等于是贪图贪官奉献的一斤肉而让对方在自己身上割下十斤肉,明显是和自己的王朝过不去。
但如果上世纪一个腐败的省长向蒋介石行贿一百万两银子,蒋介石就有可能接受并让此省长继续担任要职如故,甚至于会升他的官。
因为这个腐败省长伤害的是国家,而国家在法理上又不是他蒋介石的,他只是暂时代管而已,至于他以后这个国家是好是坏与他无干,所以不如在任上利用职权多为自己捞点可以在下野之后继续享用并能传之后世的实惠。
所以专制政体下的威权政府打击腐败的效力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威权政府一把手是否拥有匡时济世的高贵情操和过人能力。
所以寄希望于专制威权政府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制来惩治腐败只能是一厢情愿。
专制政体下的威权政府打击腐败也有成功的,但多半发生在幅员较小的国家,国家元首对全国能行使有效的监控。
象中国这样纵横一万里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通过专制威权打击腐败是很难有效的,就算偶尔有效也不会长久。
民主政体下也有很腐败的政府,但多半发生的亚、非、拉小国。
小国容易接受民主但不容易把握民主;大国不容易接受民主但容易把握民主。
大国的民主政府的腐败程度通常比专制时期好得多,就算民主不很成功也比专制进步很多。
四
我们总习惯于拿民主较为失败的印度和新近加入民主行列的俄罗斯来做专制成功的参照物,认为两国无论在腐败程度、贫富悬殊、社会公平、稳定方面的问题比我们更严重;经济发展速度也远不如我们。
其实这是我们关上房门自己给自己发诺贝尔奖金,下面有必要说说这两个国家的真实情况:
关于印度我只想说三个现象:
1、 一个中国人有次去印度某地参加一个关于教育的聚会,部长作了书面报告,然后是一个报刊小编辑发言,他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我不同意部长刚才的观点。
”
2、 印度三军总司令的办公室居然没有安空调,降温措施只有天花板上悬挂的一个吊扇?
三军总司令是仅次于国家元首的高官,印度夏天的温度比中国高得多,居然舍不得用公款安一台空调?
3、 我们一提起印度首先想到的就是贫民窟,却不知道印度的贫民窟多半位于市中心的闹市区,其实若是政府出面,消除闹市区的贫民窟很容易,可印度不搞“形式主义”,宁愿让进入这个国家的外国人第一眼看到印度最不光彩的一面也不肯乱花纳税人的钱搞什么城市形象工程。
第一个现象说明印度的知识分子勇于说真话,敢于对权威人物说“不”。
我们的知识分子敢吗?
第二个现象说明印度政府的廉洁程度非我们所能想象,也许我们会说这是总司令有意“作秀”,如果我们的官员也肯这样“作秀”,宁愿几年甚至十几年呆在温度高达四十度(印度夏天的温度多超过四十度)没有空调只通过吊扇降温的办公室办公,而不肯多花一分纳税人的钱,我们热烈欢迎这样的“作秀”。
第三个现象更让我们脸红,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劳民伤财形象工程,把中国的形式主义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国家和人民深受其害,这方面实在有向印度学习的必要。
看了上面的三个现象,你能说印度的腐败问题比我们更严重吗?
我们总认为印度很贫穷,并依此推定印度的贫穷是民主造的孽。
殊不知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297万平方公里,人口却高达11亿2千万,人口密度是我们的三倍!
可民主的印度很少有俄死人的现象,这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一大奇迹!
各位不妨设想一下这个国家若是采用专制政体会是什么结果?
今天的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后来居上迎头超越了我们,且经济效率比我们更高,单位GDP能耗则比我们低得多……
再来看民主后俄罗斯的一组数据:
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
然而,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
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
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
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
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
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比俄罗斯更早,时间更长,速度更快。
但是,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反映在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素质却完全不同。
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
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公职群体和工商业者的财富迅速积累。
“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几乎绝迹,买官成为时尚,公务员成为最抢手职业……
与非公职人员工资滞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七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
国家财政收入从1999年1.5万亿增加到去年的5万亿元,而社会保障体系却近乎完全消失。
成千上万中国人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喘不气过来。
更有一个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还在下降。
…………
看了上面这一组数据,你能说民主后俄罗斯的“社会不公”比我们更严重吗?
民主化以前的俄罗斯公民买一磅面包都得排上一个甚至几个小时的队,你能说民主俄罗斯的经济成果不如专制时期的俄罗斯吗?
天涯一位网友说威权强势政府比民主弱势政府在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于发展经济,并指台湾和韩国为例。
台湾和韩国在处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即人均2000美金的时候都是独裁政府,直到在人均7000美金以上才民主转型成功?
而所有人均GDP不及发达国家十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实行民主后大多陷入经济停滞政治不稳的局面?
亚非拉各发展中国家则经常出现民主倒退如伊斯兰运动复辟、军政府上台和选举中的贿选和暗杀事件?
这位网友列举的都是一些小国寡民式地区。
我在上文说过小国的威权政府容易在短期内取得一定的成功,所以台湾、韩国在威权政府下能实现经济腾飞。
但这一成功是暂时的,没有延续性,如果两国不及时实现民主转刑,经济就会停滞甚至大踏步倒退,国家也会陷入混乱。
但幅员辽阔的大国威权政府则不容易取得经济奇迹,人均GDP达到2000美金就步入经济发展的瓶颈,平稳增长到人均7000美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小国容易接受民主但不容易把握民主,所以部分小国寡民式发展中国家走上民主之路后陷入经济停滞政治不稳局面,甚至于出现军事政变、伊斯兰复辟等悲剧。
但大国走上民主之路后通常不容易发生类似悲剧,因为大国不容易接受民主但容易把握民主。
例如民主小国最容易发生的军事政变,民主的大国就不容易发生。
因为民主国家“军队国家化”,首都不驻军,武装力量多驻扎在远离首都和中心城市的战略要地。
军事政变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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