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竹志愿者如何与政府磨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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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竹志愿者如何与政府磨合
高思发
希望能草根组织能自我造血,形成社会企业
罗钊
每人都有爱心本能,灾区更需专业志愿者
张华强
那时候没有志愿者的概念,只想去救人
草根组织如何与政府磨合
4月30日,“百媒穿越地震带”前方报道组在绵竹汉旺镇“关爱·社工”工作站举行了第三场论坛。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志愿者和专业化心理援助”。
论坛请到了长期在灾区坚守的三位志愿者:
张华强、高思发、罗钊。
他们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就在灾区从事救援、抢险和心理援助的工作…[详细]
罗钊认为,首先志愿者应该是有深厚的爱心愿意为别人奉献,就像我们做社工和心理工作,我们是愿意承担你心理的问题和心理的忧郁,包括我们团队的志愿者帮助别人恢复生产、生活,这种爱心是基础,但是还需要有一定的专业方向…[详细]
主持人:
各位网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处在汉旺镇最大的一个板房区,这里有1万1千多户的板房,最高的时候曾经容纳过4万多人,但是现在只剩下3万多人了,因为春节过后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出去打工了,现在我们是在“关爱·社工”工作站里的板房内,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志愿者和专业的心理援助”。
我们请到的几位嘉宾我先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中国心志愿者团队的总领队高思发;中间的这位是被称为“最牛的志愿者”张华强;第三位是关爱·社工发展联盟的领队罗钊,欢迎三位。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志愿者这个名字非常熟悉,但是志愿者究竟在这次“5·12”大地震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做了哪些工作我们还要听几位老师跟我们讲述一下。
我们先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述一下他的故事,因为在地震发生之后张老师是第一时间就来到了灾区。
张华强:
那时候没有志愿者的概念,只想到现场去救人
张华强:
也不算是第一时间,地震的时间我在绵阳,当时很惊慌出来以后觉得也没伤人,觉得好像不大。
那时候我在绵阳的职业学校教书,白天没课晚上有课,按照计划我走出去,我朝北川方向走越走地震的灾害就越严重,走到我汽车一点油都没了的时候就走到武都。
当时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就在那待着了,到了13号我跟我的女儿电话打通了,她告诉我绵阳发生的情况,她告诉我北川很惨有7000多人被埋了,通话的过程中她说了一句话“市政府号召50岁以下的男人扛着锄头到北川去挖人”我听了这个话我就坐不住了,本来我在武都那个地方我有朋友需要照顾,住在大操场上,但是我听了这个话就受不了了,我感觉好像是战争时期老百姓要支援前线的那种感觉,如果我在这个时候不去支援前线我就不算一个好的老百姓。
当时没有想到自己是一个志愿者,那时候还没有志愿者的概念,就只想着到现场去救人。
然后我就在垃圾筒里把输液的胶管子捡出来就从几个摩托车里面把汽油吸出来然后开到绵阳,我在走之前在我的面包车上写了四个大字,是白纸红字“北川抗灾”,我开过来的时候整个绵阳市没有一个车挂着这几个字,所以过关卡的时候道路已经被管制了很不好走,尤其到北川的时候更不好走,但是因为这几个字我整个都过来了,过来后很快就投入到救人的过程当中去了。
救了几天精疲力竭,我就不断地从废墟到指挥部去要人,在要人的过程中就帮指挥部做事情,比如说接接电话,前线指挥部的四位领导就问了我的情况。
那个时候正是缺人的时候就把我介绍到北川县指挥部,北川县指挥部和前线指挥部就与北川中学有一条过道之隔,从15号晚上开始一直在北川县指挥部工作,所以我这个志愿者也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志愿者就一直留下来了,我的故事也很简单。
罗钊:
从单枪匹马的志愿者到“关爱心灵”工作站的组建故事
主持人:
我们请罗老师介绍一下他的故事。
罗钊:
地震之前我正好在成都出差,地震的时候我也看到电视上在播都江堰和汶川地震很厉害,很多人被埋了,我看了也很冲动。
第二天就到红十字会我就说要参加它们的团队,当时也是搬药品,后来第三天的时候就来到绵竹汉旺镇,当时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干什么,也没有志愿者这个概念,来了之后也是抗灾救灾办分配工作,我们也是自己找一些事情做,当时我做的事情就是背着喷农药那个工具给一些遇难者遗体进行消毒,其实也很遗憾,汉旺镇受灾非常厉害,所以活着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救到。
只是在处理这些遇难者的遗体,还给他们最后的一种尊严。
实际上也是为了防止疫情的发生,我处理到最后的时候比方说绿绒杆菌、气性坏蛆很多都在现场可以看得见,还是挺危险的。
在汉旺待了两三周处理了几十个遇难者的遗体。
当时第一阶段的救援工作完了我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当天晚上自己心理就出现问题了,比如说晚上睡觉一到凌晨两点钟就会做恶梦梦醒,梦见那些面目全非的遇难者跟我讲话,说“再帮帮忙、再帮帮忙”。
回去一周几乎凌晨两点都会做恶梦梦醒,白天的时候也是饭也吃不下,什么事情也不想做很自闭的样子,但是在地震之前我既没有志愿者这个概念也没有心理疾病这个概念,后来就是觉得自己什么事也不想干,朋友喊我出去喝茶我也不想出门,在家里就上上网看看继续救援的画面或者是看看电视救援的画面自己就会抑制不住伤心就会哭泣,后来觉得自己在屋子里待着有点“活死人”的感觉,什么事情也不想做,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香。
后来上网查到说地震之后会出现心理疾病,我一看十条里我可能占有八条,这样我知道自己有心理疾病了,找到四川大学有心理救援的团队,给我做了一些治疗我自己就好了。
恢复了一些我再帮助在汉旺镇的志愿者,他们也是从自闭、愧疚种种情感走出来的。
后来我发现自己有说服别人的天分;另一方面我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突然发现自己更加开放了,我鼓励别人不要自闭要走出去,发现自己自闭的心也被打开了。
所以我觉得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受益,自己有很快乐、很幸福的感觉。
再后来我就把工作辞掉了就专门做这个工作,现在已经成立了10个工作站,汉旺的板房区是其中一个发展得比较好的站,这边有两个社区汉旺社区、清平社区还有汉旺学校旁边还有九龙学校(音),以前我们说是做心理工作,但是后来在社区我们逐渐从单纯的心理工作发展到社工的工作,因为心理工作是比较单一的,而且给我自己的感觉是心理工作好像心里哪疼了给你打一针就是止痛的作用,但是社工的工作是全面关怀,不管是生活方面、生产方面、家庭方面、邻里方面包括各种很复杂的东西我们都去帮他们解决,解决不了就帮助他们去体谅,成为他们倾诉的对象,然后共同的陪伴他们,一起在这个板房区至少要住两年,所以我们要陪伴他们共同渡过人生最艰难的岁月,这就是简单的介绍。
高思发:
和政府的磨合都是每个“草根组织”目前最艰难的一个东西。
主持人:
听了两位老师的故事我们再听听高老师的故事,刚才您一直在本子上不停的记,您在记什么?
高思发:
我在记张老师和罗老师他们的一些看法,因为他们两个是处在不同的环境里,我们团队一起做下来以后还要吸取一些好的东西。
主持人:
这也是我们办今天这个论坛的目的,第一是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志愿者生存的现状,再有一方面就是从不同的环境里面出发,大家能够聚在一起交流,而且彼此之间会有一些火花之间,请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心”的一些情况。
高思发:
首先大家坐在一起交流今天是第一次,当然我们跟北川的团队也交流过,但不是这种场面交流,首先比较感谢腾讯,通过腾讯博客我们募集到上千万的资金,这点是很感谢腾讯;第二可以通过咱们这个访谈增加我们团队之间的沟通,这种方式非常好,我们现在团队正需要大家坐在一起。
“中国心”是通过网络成立的,我们是在5月13号在全国网络上发起的,我在5月24号从西藏回来。
我跟两位一样对志愿者的概念不强,非常模糊因为之前咱们国家还没有这么大的灾难,我是5月14号在西藏开始当志愿者,我们搞了几天后就回来了。
再回来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团队中国心的前身,我们取了一个很土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我在车上取的——“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QQ群团队”,我们通过QQ联系和组织我们的团队,我当时想我是作为一个四川绵阳人我应该有责任回去给父老乡亲做点事,那个时候我正准备回来碰到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个领队他们没找到方向,我就把他们带到绵阳,然后就开始做我们的工作。
当然作为“中国心”来说经历了很多的风险,因为我们最先住的是陈家坝,后来我们又到了关内住,关内是比较明显的地方,也是和政府磨合最艰苦的地方。
我们只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我们团队25号进驻北川以后我们当时办了两个“账篷学校”,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们帮助北川的老百姓单亲和孤儿家庭,帮助了143个,当然这是通过我们“中国心”跟全国爱心人士发出的呼吁,他们也提供了20多万的资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第三件事是我们在春节以前给北川整个的物资,衣服是6万多件价值1000多万,春节以前还发了2万件礼品。
中国心下一步正在操作当中,第一是对地震灾区的孤老和重残提供帮助,这个帮助现在已经开展了,但是开展得比较艰难;第二就是对官方,我们口语叫官方,实际上就是对灾区的干部心理上的一个关注,我们过去提供过好多次,包括我们跟刘猛老师跟张华强都沟通过这个问题,但我们自己能力不行,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开展会好一些。
不仅是我们中国心,从其他的一些汶川团队生存的现状来说,和政府的磨合都是每个“草根组织”目前最艰难的一个东西。
当然第三还有对媒体的呼吁,因为我们都怕媒体,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直面媒体,因为有媒体给我们呼吁我们才有一点希望,跟媒体的接触和跟政府的接触都是一样,在我的心里看来跟政府合作好了肯定有利于团队的发展,跟媒体合作一样。
当然主持人在之前提到的我们志愿者的一个概念我还记得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作为志愿者是怀着一腔热情,爱我们国家。
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泪水已经流出来了,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很多人包括我们团队里的志愿者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都回去我们应该付出。
主持人:
张老师呢?
张华强:
我认为就是很自觉的无怨无悔的一种付出,就是自觉的一种付出就是一种行为,到后来才演变成为志愿者,我在现场的时候印象最深和感触最深的就是唐山志愿者,当时在任家坪唐山志愿者我看到不下10支队伍,全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自己去带着干粮、带着救援的工具,而且是救援的有、心理的也有卫生的也有都是民间自己组织起来的,他们就一句话,我们当初地震的时候四川人也救了我们,我们现在要回报,就是这么简单。
那个时候还不叫志愿者大家都在为灾区服务,后来才有了志愿者的概念才逐渐出来。
我的概念就是因为看到眼前这么残酷的事实,你就不得不去做,就是这么简单,那就是无怨无悔的付出,你自己愿意做的。
罗钊:
每个人都有爱心的本能,但灾区更需要专业志愿者
主持人:
罗老师呢?
罗钊:
实际上地震之前没有志愿者这个概念,像我是看到电视就有了很强的爱心和冲动,自己想要帮助别人。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爱心的本能,在地震比较大的灾难面前每个人都会涌发出自己的爱心,去为别人做一些服务、做一些奉献。
但是志愿者我还是有不同的理解,通过这几年的工作,因为将来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专业志愿者。
刚地震的时候志愿者是很混乱的,而且来灾区的很多志愿者说实话能做些事情、能帮助人都是少部分,大部分都是没做什么事情,因为不知道该做什么来了就走了,好像旅游一样。
其实我们更需要专业志愿者,就像张老师身上衣服写的“四川应急志愿者”,本身是有爱心的人士很多,每个人的本性都有很深厚的爱心,但是我们要做事情是必须有一定的专业性和专业目的才能做好事情,包括地震有时候志愿者太多对现场造成的混乱都是有的,所以我觉得首先志愿者应该是有深厚的爱心愿意为别人奉献,就像我们做心理工作我是愿意承担你心理的问题和心理的忧郁,包括其他的志愿者帮助别人恢复生产、生活,这种爱心是基础,但是还有一定的专业方向。
确实有些志愿者像无头的苍蝇一样飞来飞去,既没有做多少事情也没有帮助你,所以两方面:
一方面是爱心、一方面是专业性。
主持人:
需要爱心和专业的结合,实际上有媒体评论去年算是中国志愿者的元年,从那时候中国志愿者的意识就开始普通被民众接受了,去年据说有300万人次参加了志愿活动,我知道当时有这么多的人,但是现在留在灾区的可能也就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和团队,包括“中国心”当时有过几百人好象。
高思发:
我们当时一百零几个。
主持人:
现在呢?
高思发:
现在我们后面加入了很多,都没纳入到正式的里面来。
张华强:
我不承认自己是“最牛的志愿者”
主持人:
实际上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会出现很多问题,我想问一下我们志愿者团队或者是个人遇到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刚才高老师说我们既怕和媒体打交道我们又希望和媒体打交道,刚才他还说过在和政府不断地磨合,我想请你们讲一下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
张华强:
我这个位置确实比较特殊,我相当于是政府工作人员这种,我做的很多工作是政府里面的工作。
主持人:
您在这个体制内做事情觉得觉得有困难吗?
张华强:
我自己感觉困难很少。
主持人:
是因为您这种边缘的身份所带来的吗?
就是说你既有政府的背景又有志愿者的色彩在里面?
张华强:
当时最开始是因为大量的需要人,实际上这一年我真正最怀念的还是我们在任家坪的那20多天的时间,那个时候真的是北川县的干部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比如经大中,真正是在为老百姓(做贡献),我就是因为看到他们为老百姓没日没夜艰难工作的情况,我才决定留下来的。
其实也是很自然的情况,所以我当时在指挥部做的工作就是做后勤保障,保证电力、通讯等等,还有一些协调性的工作,还有文秘性的工作,比如说我拍的照片当时我手上的照片包括我从记者手上搜集过来的照片,我当时是整个北川县照片最多的一个人,当时北川县宣传部、北川县广播电视局还没投入正常工作的时候我这方面工作已经走在他们前面了,所以它们成立新闻中心以后很多最原始、最初的照片都是从我这拷过去的。
比如说去年10月份他们做了一个“5·12”北川大型相册,160幅照片,其中我拍的照片就有13幅,应该算是最多的人。
这些工作做起来没有什么很大的困难,还有在任家坪完了以后我就被调到北川县农纺试点办公室领导小组工作去,我们这个办公室就三个人,主任是审计局局长、副主任是科技局副局长加上我,最初的协调各个局、各个施工队伍的工作是我们三个做起来的,那个时候做得很痛苦、也做得很好。
主持人:
若您都是做的一些比较常规、比较普通的事情,那您怎么会被媒体称为是“最牛的志愿者”呢?
张华强:
当时救援的时候我待的时间最久,实际上并没有发现那个时候罗老师潜在水里,从地震一开始到后来好像是170多天,从“5·12”一直坚持下来的好像他们没有人听到,我不知道这个“最牛”是怎么出去的,当时并没有说我是最牛的志愿者,当时的标题是“我在北川坚守了170多天,你最牛”,最后就简称为最牛志愿者,其实我根本不是,跟我一样坚持的人当时还有很多很多,我到了陈家坝以后陈家坝就有一个叫肖宁(音)也是从“5·12”一直坚持到最后,他一直在直播室,没有被媒体遇到也没有报道出来,所以不能说我是最牛的,我不承认这个说法。
高思发:
讨厌“作秀式”采访
主持人:
高老师我想听听您对媒体的看法,刚才您说了既欢迎媒体来但是又怕媒体,为什么呢?
高思发:
是这样,因为这个团队在过去的时候我不是总领队,前面是三个领队,后来他们没有坚持下去,后来被我们队友推选出来我是这个团队的总领队,没有他们前面的工作我是做不到的。
单拿这一个问题对媒体的看法,媒体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把双刃剑,我昨天跟新加坡的记者开玩笑,他问我的东西我都不跟他说,我说你是新加坡的,我不敢跟你说,我说国内的很多媒体我都不接受采访,我跟他开句玩笑说我们成与败跟记者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举个例子在四天以前,在门户网上报道了一个消息,北川铁人书记自杀,,实际上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个假消息,当时赵主任正在成都开会根本没有自杀。
另外我在关内也就是最苦的地方做得时间非常长,当时就说高思发这个团队是做没有路的地方,我们都是翻山越岭过去,有的地方比如说非常贫穷,当然这种贫穷是“5·12”直接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水有影响,水质变了以后这个地方缺水没法吃,这个地方在冬天以后他们缺少穿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办?
必须通过媒体呼吁,只有媒体呼吁才能给老百姓解决更多的东西,我们就和媒体合作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还有一些很少的媒体它只想要一些爆炸性的新闻,只想从我们这里掏一些政府没有注意的地方,或者说工作重心没放在那个地方的东西,想从我们志愿者的口中掏出去,这个东西一披露出来以后我们志愿者还要生存,报道以后怎么办?
这个事就会把志愿者放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我们都会想我们是跟媒体打交道或者不打交道。
我就把形容政府说志愿者的一句话,我就用到媒体身上就是“我们既爱它又恨它”。
主持人:
我听说有的志愿者对媒体是很矛盾的心态,不光是你说的最爱它还是最恨它,而且一年来有很多的媒体无论是对灾区灾民的生活情况还是对志愿者团队的情况也做了不少的报道,但是最后你们给我们实际解决了什么问题,但是就会碰到这么一个问题。
高思发:
过去采访我的记者我都有要求,要么你捐衣服、要么你就帮助孩子,你答应了我我就一定会接受你的采访,否则我不会接受。
当然有几家媒体是自己愿意帮助我们,比如说我们拉物资,当时弄个车从汶川走从绵阳到汶川一车物资2500,他们都会帮助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正如你刚才提到采访以后能得到什么东西?
我们作为志愿者我们希望为老百姓做事。
因为你扛了一个摄像机过来以后希望我这么做这么做,我做的时候很别扭,我给老百姓做事就很自然,我是很坦荡的做,但是你要让我摆个姿势、摆个笑脸,抱一个孩子起来给他递一件衣服、递一个糖,我们心里难受。
主持人:
讨厌这种作秀式的采访。
高思发:
非常讨厌。
主持人:
也不愿意被某些人利用。
高思发:
对。
主持人:
这样的情况遇到得多吗?
高思发:
多。
主持人:
所以这也是你对媒体反感的原因。
高思发:
对,所以一般要采访我的媒体没有很熟的渠道我绝对不会接受他们采访。
张华强:
我只想说我想说的东西
主持人:
张老师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张华强:
有,是一样的。
最先中央电视台采访我的时候我也是拒绝,后来他们就通过宣传部的口径,我说我先了解一下他们到底要采访我什么东西,我就跟他们接触了,他说主要是《铭记》这个栏目采访了我几次,都是专题采访,也就是因为你是“最牛志愿者”你为什么要待在这这么久?
是什么原因啊?
我觉得没什么好讲的,原来报道的时候平面媒体已经报道,要知道的话你们到媒体上或者网络上查一下就可以,他说不行他一定要看一眼你现在的工作状况,就扛着摄像机跟我走,就像高老师说的真的是扛个摄像机,最后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为什么?
坐在我的车子里就下不去了,老百姓一看又是几个摄像机、又是麦克,老百姓就不让他们走了,就跟他们反映问题,就说你们是记者把我们的问题反映上去,弄得很尴尬。
当时我心里也是很不舒服,后来又来一拨记者就像面对面坐着,你就坐着说话,我说说什么?
他说我问什么说什么,但是我如果要说的话我可能不一定照着你给我提问的方式,我自己怎么想说就怎么说,这样的话我才可以接受,最主要的是他说我们采访你不是为了采访你本人,是为了把志愿者的精神传递出去,这个东西我确实能够接受,就是因为接受这个东西这样他们就采访成功了,结果后来播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说的很多话都被卡掉了,然后后来给我发个短信说张老师对不起我们也是没办法很多东西就被卡掉了,真的像高老师说的又爱又恨的感觉。
罗钊:
做心理援助需要“潜伏”在社区里
主持人:
罗老师也在这做了很长时间了,但是我听党青老师介绍说都是你低调不太接受媒体的采访。
罗钊:
对,开始我们主要做心理方面的工作,后来做社工方面的工作,心理方面的工作的做法有点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能大张旗鼓的去做,不能说我竖一个牌子开始给大家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那样是没有人会来找你的。
首先我们国人不认同心理疾病这个概念,其次如果我说我是心理援助我去敲你家的门我说我给你做心理援助,人家肯定会把我赶出来,以为我有病。
所以我们不愿意有外界的干扰,因为在媒体面前我们也会不自然、受我们帮助的灾区群众也会不自然。
包括以前就有过这样的事情,比如我们去一家人采访带了媒体的记者,他们家的状况也比较差我们想带着媒体记者去他家报道,他家是老中青三代都有人遇难,就是这个社区的。
其实他在跟我们讲的时候把那些很多悲伤的情绪讲出来,后来旁边那个人就说了他是记者,他突然就一下子完全变了一副样子,好像说我是无名英雄地震时我救了这个我救了那个,你们需要报道,自己完全换了另外一副铠甲,包装自己。
一方面从我们要做心理援助或者社工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完全融入到社区里,让人家觉得我们不是外面来救助他们、帮助他们的人,包括现在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同情心都不能有,如果我同情你说明我是强者你是弱者,我把你当弱者来看这也不是一个平等的心态,也不能做到帮助别人。
所以我们要完全把自己“潜伏”在这个社区里,就像灾区的群众一样,这样他们容易接受我们我们也容易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所以我们不想大张旗鼓的有媒体来,因为有媒体来他们会给我们工作站打了一个符号和记号,人家来的时候他们心里就会有一些东西,不管好的也罢、坏的也罢不会很坦然、很自然的面对我们,不会把我们当成社区的一员来看待,所以我们尽量避免有媒体对我们的干扰和我们跟群众之间的互相发生一些干扰,就是这种很自然在社区里生存的状态。
以前我们对外也没有说自己做了怎么样怎么样,如果社区里需要帮助我们会专门找一些慈善组织进行帮助,像通过媒体这样很大规模的呼吁,当然也有媒体在去年的时候和春节期间也有媒体来,但是走了几个月就杳无音信了,所以对媒体不是有特别的需要和好感,就是很自然的做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困境:
苦于无长线资金支持,都靠四处募集
主持人:
那咱们现在运作的钱都从哪来?
我知道高老师这边是自己已经投入了10几万进去,您呢?
张华强:
我的不多,大概就是1、2万块钱,因为我的花费不是很大。
主持人:
罗老师也是自己垫了几万块钱进去?
罗钊:
对,我自己垫了几万块钱,还好吧去年年底有慈善组织资助我们一些经费,所以现在可以坚持到今年夏天,但是我们这个项目要坚持三年,因为这个板房区他们至少还要再住两年,所以我们有这个计划。
主持人:
如果到了夏天钱用完了怎么办?
罗钊:
首先我觉得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受到板房区包括民政局的认可,所以这方面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些东西,而且现在社会慈善的力量很多,像你们是从北京来的很多人想做慈善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在北京工作有家在那边不可能像我们长期在板房区住下来,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做成一个开放的平台有心的出心、有钱的出钱,像我们是有力的就在这出力,我们是开放的,任何善心、善缘、善行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开展,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是有一定的成效,所以我也是比较有信心,将来可以争取到更多资产的援助来支持我们在这边的事情。
主持人:
也就是说还是通过自己自筹解决资金的问题。
罗钊:
对,因为现在在灾区也有很多慈善组织,他们也会来这边想要做什么项目,包括你们腾讯也有慈善基金会还有李连杰的壹基金等等很多慈善组织,大概到今年之后我也是会从灾区跳出来做对外联络的工作,我发现其实这个社会上真正想做慈善的人是很多的,但是他们可能在北京、在上海和其他地方他们找不到合适的途径,如果他们找到了合适的途径,我们通过自己的介绍或者他们到我们这边工作站来进行参观、了解,我想他们肯定会支持我们做这件算是慈善的事。
主持人:
包括我们在地震期间有很多人进行捐款,但是大家对捐款最终的流向会有希望比较明白,你在去争取这些慈善资金的时候他们会对你做这方面的要求吗?
比方说你要有什么样的项目、你要给我一个规划,我要知道我帮助了什么样的人。
罗钊:
那个都是有的很具体,因为之前我也给一些基金会写过项目计划书,就是按照很规范的模式,比方说要做的项目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能覆盖多少人口、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将来持续性怎么样都是很详细的,可以说是繁文缛节,但是还是很有必要的。
虽然去年是志愿者的元年但是慈善事业通过去年的地震现在也一下子蓬勃发展的起来,有许多愿意做善事的人通过一些基金会和慈善会希望找到一些灾区或者灾区以外的生态农业方面的项目,他们都是在找一个项目,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会也后续的支持。
主持人:
我知道“中国心”是以筹集物资为主,包括在新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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