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就业结构性问题的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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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就业结构性问题的研究
关于就业结构性问题的研究
[导读]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即属于重大结构性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即属于重大结构性问题。
“十二五”中后期,我国就业在继续面对劳动力供大于求总量矛盾的同时,又迎来了不断加剧的结构性矛盾。
特别是部分企业招工难的范围在扩大,时间在拉长;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就业问题不仅数量增加,并且难度加大。
出现了招工难与就业难两难并行的复杂局面。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国就业一直是以解决总量性矛盾为主线,将解决就业岗位的短缺和应对劳动力过剩问题作为主要任务。
而在进入新的时期,当就业结构性矛盾在全国不断加剧,并在部分地区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其具有什么新的特点,我们应如何去认识?
其与经济结构调整有何关系,我们应如何来应对?
现有的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是否仍然适用,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补充和完善?
等等,都构成了对中国就业的新挑战。
本课题旨在通过深入研究当前日益凸显的就业结构性矛盾问题,重点分析其基本特征及成因,并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应对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工作思路和对策建议,以供行政部门决策参考。
一、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
就业结构性矛盾是在市场供求总量基本相当的情况下,人力资源供给与岗位需求产生的不匹配。
其突出表现是,在一批劳动者难以实现就业的同时,另有一批企业则难以招到员工。
当这个两难问题超过一定程度时,结构性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
就业结构性矛盾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造成的结构性矛盾在就业领域的集中反映。
每个国家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情况下,就业结构性矛盾都会有不同特点。
当前我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与劳动力总量过剩引发的就业难具有显著的不同。
例如改革开放前30年,由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累积到积重难返的地步,缓解总量过剩的压力必然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此时结构性问题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我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与劳动力绝对短缺引发的招工难不同。
例如前苏联时期,由于其在二战战后几十年新生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加之过于庞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军事系统耗尽了并不充沛的人力资源,使得就业长期处于劳动力总量短缺和企业招工难的困境。
因此,我国当前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是在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作用影响下形成的,并由此导致就业局面日趋复杂,就业矛盾日益尖锐。
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观察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加剧的状况:
其一,对全国100个城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变化状况的持续监测表明,从2001年至2012年的12年期间,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已从0.71:
1逐年上升,2004-2009年年均为0.95:
1,2010-2012连续三年年均为1.04:
1。
这表明市场供求总量是基本相当的。
但进一步的观察表明,市场供求的匹配度却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特别是技能劳动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供求缺口明显加大,从2003年以来一直保持在年均1.5:
1以上,而2010-2012年年均比率已超过2:
1的水平。
同时,由于部分中小企业难以提供较高的薪资水准和良好的劳动条件,生产运输操作工之类的普工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供求缺口也在加大,其求人倍率近3年已跃升到1.2:
1的水平。
其二,与此同时,在市场就业机会平衡的状况下,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青年就业难的问题却日益突出,近3年更进一步加剧。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统计,16-24岁青年失业率近三年来一直高于城镇全口径的失业率,并且从2011年1月以来呈逐月提高趋势,到2013年10月已达到9%以上,比2011年1月提高3个多百分点。
在大学生就业喊难的同时,许多企业却反映急需的人力资源缺口填不满。
其三,据对100个城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变化持续监测,2001-2012年的12年期间,第二产业的用人需求比重从2001年的25.7%持续上升,至2012年达到41.2%,上升了15.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比重从2001年的72.5%持续下降,至2012年达到57.1%,下降了15.4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看出,在十几年就业总量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二产对就业需求比重的加大和三产对就业需求比重的缩小,都与优化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形成背道而驰之势,由此酿成结构性矛盾的加剧。
(一)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升级换代导致就业矛盾尖锐
从经济发展的内生需求角度看,产业结构变化是就业结构变化的根本动因。
正是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导致劳动力结构必须相应调整。
对于产业调整带来的就业问题,以往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在那些夕阳产业调整中的老职工转移安置问题,而当前更多出现的是在产业升级换代特别是新兴产业发展中技术技能人才的短缺问题。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这两种情况将会同时出现并持续产生。
一方面,在大力调整夕阳产业和淘汰落后产能时,要对涉及职工的转移安置提供帮助,“十一五”期间,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的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在全国电力、钢铁、水泥、焦炭、造纸等12个行业共涉及职工约225万人。
“十二五”期间,随着淘汰落后产能力度的加大和化解过剩产能的开始启动,涉及转移安置职工的任务将进一步加重。
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在我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根据我国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15%左右。
国际经验表明,新兴产业不仅具有扩大就业的潜力,而且也能显著提高就业质量。
例如,美国在其《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中,将发展新能源作为主攻领域之一,并测算出在新能源领域每投资10亿美元,能够为其创造2万—3万个就业岗位,计划在十年内每年投资150亿美元,共创造500万个就业岗位。
我国新兴产业在发展中也面临着一些重大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技术技能人才的短缺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据对我国人力资源市场长期观测显示,技术技能人才特别是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十分紧缺,近十年来始终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状态。
因此,无论是现有产业升级还是新兴产业发展,如果无法满足其对主要依托的高素质人力资源的需求,则难以适应产业、企业发展的需要。
这种状况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成因: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快速推进,产业结构加速调整的过程。
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当一个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产业结构将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第三产业比重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将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方向发展。
目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世界各国平均为60%,发达国家在75%以上。
与之相比,我国产业结构仍呈现“二三一”的局面,产业结构偏重(二产GDP占45%),服务业比重偏低(三产GDP占45%)。
这一点在三次产业的就业构成中更能清晰地体现出来,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量比重为36%,远低于发达国家60%-75%的水平,且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特别是具有研发创新内涵的行业就业人员比重更低。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与全球化经济的关系已产生重大调整,从以往的主要依靠出口初级产品换汇、进口制成品来推动工业化,发展到目前出口产品中制成品已占到大头,但在出口的产品和服务中,高新技术含量和智力密集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准。
因此,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角度看,我国依然处于产业链和价值分配链条的中低端,在全球中高端就业岗位的配置上我们依然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
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协调的角度分析,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由于速率较慢以及层次不高,也不能适应中国就业结构调整的要求,甚至在某些时期和某些方面出现了渐行渐远的趋势。
因此,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升级换代必须加快步伐,与之相应的人力资源结构调整特别是解决技术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也必须予以正视。
此外,由于科技进步、有机构成变化、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因素,也使一些企业减少新员工吸纳,甚至排挤出部分劳动力,这也会导致就业的结构性问题。
(二)区域经济格局调整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导致劳动力流动新变化
从经济发展的地区性需求角度看,区域经济格局变化是劳动力流动变化的主要动因。
正是由于区域经济格局的大调整导致劳动力流动和就业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格局主要表现为“东高西低”,即东部快速发展,西部发展速度相对较低。
与之相适应,劳动力流动也呈现从中西部向东部转移的特点。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中西部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东部。
劳动力流向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些中西部省份在省内务工的比例不断攀升,而到省外务工则下降。
同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劳动力短缺现象日趋严重。
统计显示,2008年1季度至2010年4季度期间的12个季度中,东部地区的求人倍率有8个季度均高于1。
以往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供求矛盾的显现主要是就业难的问题,随着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和部分行业企业向内地迁移,我国中西部一些地区也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
近几年来,由于成本上涨、人民币持续升值、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等因素,东部地区过去那种以高度消耗资源、高度依赖出口市场并以低工资、低成本、低价格为主要竞争优势的传统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
例如上海、北京等地近几年无论是工业增加值还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都明显低于中部地区。
东部一些地区,囿于资源、环境、土地、劳动力等成本的提高,不得不腾笼换鸟,将传统产业逐步向中西部资源条件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转移,并开始将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高端产业作为本地发展的重点。
但总的态势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严重滞后,以现代服务业和智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后工业化模式尚在探索,而高成本的压力已对劳动力流动产生了强烈的挤压效应,不仅普通劳动力甚至包括一些高素质的劳动力都被迫转投它方,由此加剧了东部地区招工难和留人难。
(三)企业用工成本的承受力与劳动者高期望值的矛盾导致供求双方难以对接
从供求双方匹配的角度看,企业用工成本承受力有限与劳动者就业期望值升高的不匹配,是劳动力供求难以对接的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供求双方的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企业招工难、留人难的问题不断增多。
过去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最大优势是,具有劳动力、土地、资源价格低的综合成本优势和相对完整的产业配套能力,从而刺激国内外资本通过低成本、低价格获取竞争优势,造就了中国成为全球的加工制造中心。
然而当前这种局面已发生变化,随着最低工资标准和农民工工资的大幅提高,廉价劳动力大大减少,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传统优势正在逐步消退。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从2009年以来,货币工资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且增速逐年加快。
工资快速增长必然带动企业其他人工成本整体水平加快上升,企业成本支出压力也会相应增大。
但如果货币工资增长过快,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企业将无法承受。
据测算,目前我国工资成本已与马来西亚、印度、泰国接近,高于菲律宾、印尼、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越南等。
据调查反映,当前工资增长和企业承受能力的矛盾已导致许多中小企业和大型劳动密集企业的普工短缺。
企业用工成本与劳动力期望值升高难以对接的成因是复杂的,但无可置疑的是,这与相当一部分企业“锁定低端”的发展思路有直接关系。
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满足于贴牌代工,一味追求压低人工成本,不在增加产品附加值上下功夫,从而导致这些企业长期徘徊在产业链的最低端,根本无法满足职工增加工资的要求。
同时,这也与一些企业的用工模式一味追求“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无关系。
这些企业始终难以从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跃升,从未树立企业与职工共赢的观念,而仅仅满足于掠夺低素质劳动力创造的不多的剩余价值,此外,由于农业税的免除,加上各项补贴、新农保、新农合等政策影响,农民的生存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许多农民外出打工的动力。
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的工资对比也出现了越来越不利于农民工的变化趋势。
城镇职工的工资加福利已从过去的大致相当变为大幅超过农民工,导致城镇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减弱。
新一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兄相比,无疑更加向往和追求高工资、条件好、不受累的工作,而相当一部分人并未从自身素质、能力和价值观上做好实际准备。
上述这些情况对传统的低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理念提出了严肃的挑战,也提醒我们必须注意解决企业承受力与劳动力期望值的合理对接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好对企业用人和劳动者就业的引导工作。
(四)教育体制改革滞后导致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不适应
从人力资源供给的质量上看,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企业发展所需人才的严重短缺,是导致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最要害的问题。
而正是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其所培养的大量人员不能成为产业、企业发展所需要的适合人才。
201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人,实际比去年增加了19万人,应该讲增幅并不大。
但今年大学生就业市场整体不太景气,毕业生离校时的就业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
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企业用人需求下降,据人社部一线观察得到的数据,从2011年到2013年以来,企业对大学生的实际需求一直在下降。
聘用高校毕业生企业的比例下降得比较明显,2013年一季度比2011年一季度下降了20几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今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占了整个劳动力市场新生劳动力的47%,而市场实际能提供的适合岗位却显得不足。
从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的数据可以看出,大学生总体就业机会不如职高、中专、技校。
不少调查也反映,高职、高专的就业情况普遍好于普通高校。
大学生薪酬水平上升也很慢,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有较大差距。
造成大学生就业市场供求矛盾如此尖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各方面对此也多有分析评论。
其一,我国教育培养模式难以适应人力资源市场的实际需求,在我国经济体系加速与市场对接的同时,教育体系却基本不顾及市场的需要和变化,以供给为导向的惯性难以转向市场需求导向,正如许多研究显示,我国大学教育计划经济色彩浓厚,教育层次单一、课程内容和设置滞后,培养的毕业生同质性强、实际工作能力差,难以与市场多样化的需求相适应。
例如企业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对劳动者的知识和能力不断提出新要求,但由于体制的障碍,难以做到以需求为导向,致使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调整缓慢,导致由其培养的青年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实际需要;许多企业提出急需招收中高层的技术技能人才,但都反映大学毕业生学历越高越不适用。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大学生的就业难,有产业、市场的因素,而根子则在于现有教育体制和方式难以培养出企业急需的适应性人才。
因此可以说,市场对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结构调整提出的急迫要求,是我们探索解决中国就业结构性问题时不得不面对的严酷事实。
其二,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中低端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用人比重一直维持在六成以上,占新生劳动力近一半的大学生根本无法与市场六成以上的中低端需求相对接。
这就是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的现状特点,并且这种状况还将维持相当一段时期,若要进行改变,就必须在产业结构调整、教育结构调整以及发展战略转变方面倾注更大的努力。
(五)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
从人力资源供给的数量上看,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变化是人力资源供给变化的重要原因。
随着我国人口增速减缓,人力资源供给格局将发生重要改变。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末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总量为9.3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人数比2011年末减少345万人。
全社会从业人员达7.67亿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3.71亿人,农村劳动力3.96亿人(农民工总量达2.63亿人)。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劳动人口变化的拐点已于2012年出现,就业总量压力仍严重存在,但增速已开始有所减缓。
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趋势。
2011年末全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23亿人,占总人口的9.1%,比上年末增加0.25个百分点。
与2000年相比,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14个百分点。
1990—201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从25岁上升到35岁。
随着我国人口总量增速特别是增量压力的变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结构也悄然有所变化。
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
一是劳动适龄人口的总量开始减少,退出劳动适龄人口的老年人口逐步增加。
二是在新生劳动力供给方面,大学生将占据50%左右的水平。
由于高校扩招的后续效应才刚刚显现,所以预计今后若干年这种状况还将持续强化,并将成为一种常态。
三是农民工总量特别是跨省流动农民工的增速将进一步减缓,并逐步趋于稳定,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无限供给业已进入尾声。
人力资源供给结构变化的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对青年就业难、企业招工难都会产生影响,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改革开放30余年来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以及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高速发展,中国劳动力的文化技能水平经过艰苦的努力一直不断攀升。
据社科院工经所的一项研究表明,若以某行业劳动力的学历素质衡量该行业的技术等级,则发现中国目前制造业整体产业技术层次已经大体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90年代水平。
如果能够在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充分利用上下功夫,我们有可能获得持续的人口红利,并缓解由此产生的就业结构性矛盾。
二、就业结构性矛盾正在逐步成为影响我国就业的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32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平均每年增长9.9%,至2012年全国经济总量达52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收入已达6500美元。
经济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就业容量。
据统计,至2012年末,社会从业人员已达7.67亿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3.71亿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多年来保持在4.5%以内(近五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也一直在5%左右)。
而近几年,虽然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基本处于平衡点,但供求不对接不匹配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招工难,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反映找工作难。
情况表明,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由于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和影响,就业结构性矛盾日趋凸显,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对我国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并且会对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带来不利影响。
例如,当前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现象十分突出,其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电解铝等,涉及到需分流安置的职工高达几百万之众,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将是十分巨大的。
解决不好,不仅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甚至有可能触发经济滑坡,导致“硬着陆”,阻滞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延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一)影响就业规模的持续扩大
一般来讲,就业需求是派生需求,就业结构性矛盾与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
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加剧,对就业规模的扩大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低端产业的调整和高端产业的发展两方面。
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还处于中下收入国家水平,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较大,无论从工艺路线还是从产业链看,低端特征都很明显。
而当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着极大压力:
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我国低端制造业产品需求不断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又在不断生产与我国同类的产品并大量出口到发达国家,由此对我国形成明显的替代压力;另一方面是国内各项成本的上升,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极为敏感的人工成本的上升,导致低端产品成本大幅上扬,这种情况在沿海外向型经济发达地区尤为突出,许多大量使用劳动力的企业都面临着招工难的尴尬处境。
在这种双重挤压下,一批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被迫从沿海转向内地,甚至向国外低成本地区转移,有些被迫关闭,有些则被迫淘汰旧设备引进新设备,致使部分生产环节和岗位消失,从而挤压流转出大量低端劳动力。
据调查统计显示,广东2008年实施“双转移”战略以来,全省共转移企业6000多家,关闭“两高一低”企业7.2万家,涉及裁员500多万人。
该省纺织行业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产量约150万锭,每万锭用工800人,近年引进宽幅高速织机等先进设备和技术后,每万锭只用73人,生产操作工裁减近九成。
分析显示,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流转出来的大部分是低端劳动力多为农民工,从而不可避免的对当地就业规模和大批从业农民工造成影响。
就业结构性矛盾对高端产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逐步兴起,对高层次、高技术人才需求明显增加,其本身具有较强的就业拉动作用,而其产业链的延伸又具有明显的带动就业作用。
但由于我国劳动力结构中高层次人才严重不足,传统的人才培养体制和机制难以适应新兴产业对人才的高端需求,人才短缺制约了我国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也成为新兴产业吸纳就业的瓶颈。
此外,高端产业对传统产业的冲击也不可忽视;随着新技术的推广和新生产方式的采用,传统产业必然面临淘汰和转型,会产生一大批失业人员,需要转移安置和再就业,而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和加剧,则强化了传统产业改造过程中从业人员的转移安置难度,使得许多破产或濒临破产的企业由于人员转移安置困难而无法实现转型新生。
(二)影响就业质量的提高
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加剧,对就业质量的提高也将产生明显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影响就业创业环境的改善。
就业质量的提高,首先有赖于就业创业环境的改善,以使劳动者更快更好地实现就业。
但由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一方面是有较多就业机会但不能满足青年就业需要,另一方面是有较多的人力资源但不能适合企业生产需求,使得就业环境的改善也面临两难局面,同时对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的实施方式和效果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其二,影响就业素质的提高。
提高就业质量,关键在于劳动者就业素质的提高及其职业生涯的发展。
但就业结构性矛盾加剧导致的市场供求严重不匹配,使一部分学有所成的学子和怀揣一技之长的劳动者难以实现自身的价值,从而挫伤了他们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和更好规划职业生涯的愿望。
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市场不匹配,也抬高了创业门槛,初始创业的难度加大,也会使创业者在职业发展和素质提升中陷入迷茫。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市场信号混乱,使得大量低素质劳动力放弃提高自身素质的努力,而忙于在劳动力市场上角逐普工岗位的工资拔高,从而影响了提高就业质量的进程。
其三,影响劳动标准的实施。
提高就业质量还包括劳动者就业后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劳动关系等各项劳动标准的落实。
国家制定并发布的各项劳动标准是劳动者就业后应享有的基本权益,也是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基本体现。
但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加剧却会对劳动者产生负面影响。
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市场不匹配不平衡,从总体上弱化了求职者的市场主体地位,会导致部分企业降低劳动标准招用职工,不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不与劳动者签订长期稳定的劳动合同,维持低水平支付劳动者工资。
由此削弱了劳动标准的实施力度,从而影响了就业质量的提升。
(三)影响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的调整
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加剧,还会影响和制约经济转型与产业调整。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面临着繁重的经济转型和产业调整任务。
经济发展方式要从主要依靠制造业向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产业调整要大力发展一批新兴产业,升级一批传统产业,淘汰一批落后产能。
产业结构调整也必然伴随着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如果就业结构性矛盾加剧,人往哪里去的问题解决不好,也必然会拖累甚至反过来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发展新兴产业面临的高素质劳动力的短缺问题。
国际经验表明,新兴产业是振兴本国经济、走出发展困境的有力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发达国家试图通过“绿色新政”,通过开发新能源、发展绿色经济重振本国经济。
例如英国预计到2020年,通过绿色新政创造120万个就业岗位。
韩国按照“低碳绿色增进”经济振兴战略,到2013年将创造150多万个就业岗位。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正在启动发展,但面临的最大瓶颈依然是高素质专业人才和技能人才的匮乏。
二是改造传统产业面临的劳动力的转移安置困难问题。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拥有庞大的传统产业,因而在产业调整中也面临着沉重的改造升级任务。
传统产业改造难点在于从业人员的安置。
新世纪之交,我国用了十年时间消化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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