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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经济学经典
语言经济学
语言经济学就是利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把语言作为一个变量、一个参数来分析语言对经济的作用与影响,其主要论据就是人力资本理论……语言学经济学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经济的学科。
它可以被理解为研究语言经济的学科,如语言的经济价值、语言学习培训的经济效益等……也可以把语言作为分析经济学的一种方法……还可以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语言如语言的演变、发展等……经济学与语言是一个宽泛的名称……涉及到语言的语义、语用及演化问题本身,还对经济学的语言进行了经济学分析。
以往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把语言看成是一种民族归属,特定的母语造成了特定的人群,这些人群的经济收人有很大的差别。
这阶段的研究,如美国黑人和白人的收人差距,加拿大以英语和法语为母语的人们的收人差别。
2)母语是一种遗产,不需要个人奋斗就能够实现,而第二语言需要个人付出。
3)语言能力是人力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技巧和其他技巧一样,都可以作为经济要素,可以通过投资获利分析。
4)语言对人们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影响,并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评价各种不同的语言政策,不同的语言政策的相对优劣比较成为一种量化上的可能。
一、语言规划的成本收益分析
语言就类型学来说没有高级与低级之分,只要能够有效地满足交际就行。
但是不同语言体现出来的经济价值却有高低之分。
语言的经济价值取决于多种因素,从语言的使用人数、语言学习难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学习成本、机会成本、经济收益、代际收益等内容,都可以用经济学加以分析。
这是语言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
信息经济学揭示了语言具有经济学本质,即语言具有价值、效用、费用和效益。
其中以格林的研究最为突出,研究主要起自经济学家。
到了后来,语言学家、教育学家等也加人到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行列中来:
祝婉瑾、戴炜栋、何自然、高一虹、徐大明等等。
语言本身也是一种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教育投资。
语言的成本主要是语言学习的成本、语言交流的成本、语言政策推行的成本等。
语言学习的成本又包括语言教育中书籍费用、教师课酬、母语的区域跨度、语言学习者的机会成本等。
语言的收益包括掌握某种语言比没有掌握这种语言多得的个人收人、社会地位改变所形成的心理收益、某历史时期“更有价值的语言”作为母语的代际收益、语言促进外贸的力度、语言保持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价值、语言推广的政治收益,等等。
从这一点上来说,对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其实是一种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语言规划就是着眼于社会福利的语言工程。
对语言成本收益分析还是有一些较为一致的定性认识语言具有网络效应,语言的统一要比方言隔阂节约交流成本。
有人采用增量分析法,定性地从成本和收益两个角度分析孔子学院设立和运行的效率,建立以各成本要素和收益要素为自变量、效率为因变量的成本收益模型。
理想状态是双语的体制,而且双语的流利程度相同,所有的人都既能用普通话交流,又能用本地方言来交流,。
美国有过双语教育的历史,后来基本上改为沉浸式英语教育,其原因主要在于本地方言的保持增加了成本投人。
语言规划的成本收益分析非常复杂,由于社会、历史和经济等背景的差异,同一语言在不同地区所拥有的价值是不同的,对收人的影响也是有差别的。
语言政策实施所需要的所有投资都来自于财政收人,所以语言政策的实施也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
但是语言政策的经济分析需要给出在语言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哪些阶层获益、哪些阶层收益不明显或者没有收益。
所
就我国语言规划而言,以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不宜采取全国公投的方式进行决策,要加强理论研究,借鉴外国经验,实行专家指导,注重学校教育特别关注非师范院校,进行语言国情调研,避免单纯的争论并且尽可能多地收集建设性的意见,等等。
当语言规划处于语言政治角度考虑时,也可能在经济上是“划不来”的,不符合经济原则。
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省为推行法语,法语教育与培训、法语翻译耗费几亿美元,大批非法语公司总部外迁,此期间魁北克省语言政策的经济成本远远大于经济收益,但是“历经千辛万苦”还是把法语定为了官方语言。
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不仅要考虑成本收益的问题,政治导向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正如费什曼所言,“无论怎么样,语言都是一种特殊资源,很难用现行的成本一效益理论来管理。
原因是我们很难对语言进行度量,也很难把它同其他资源分割开来。
然而,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探讨语言与其他资源以及资源规划之间的异同。
通过这种比较,语言规划的问题会变得较为清晰。
”
定量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使研究结果更精确,但是语言经济学的许多研究,往往是用定性分析来描写或代替定量研究,其原因就是用于研究的数据太难收集,很难分解出哪些是语言的“纯成本”、“纯收益”,甚至是连语言成本占教育成本的比例都只能靠估计。
要使得语言成本收益定量研究继续深人下去,必须获得足够多的准确的变量,克服“量不足”、“量不准”的问题。
二、语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定人口存在的基础,人类的生产、生活离不开基本的地貌条件、气候条件、自然察赋和经济条件。
在当前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人口的迁移,如移民、人口流动等,主要是由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这种区域经济因素对语言产生巨大的影响。
相对统一的语言,既是统一的国内、国际大市场的要求,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由此而来,语言的统一程度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
(一)人口迁移对语言的影响分析框架
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人口迁移、人口迁移引起语言和语言使用的变化的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既有成果目前还很少,其主要原因有语言变异调查做得少,偶尔有一些关于语言使用或语言态度的调查研究,如《在京农民工语言状况研究》夏历,、《东莞市工业区外来人口语言态度研究》曹琴,等。
人口迁移的相关资料收集难度大,人口迁移主要是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可资利用的相关资料也不是很多。
有关人口流动状况的研究,至少需要如下一些资料流动人口统计数字、从哪些区域流向哪些区域、流动人口平均暂住期限、流动人口的主要社会活动范围、流动人口特征学生、农民工、商人、高级白领等、交通工具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等的选择、交通频率,等等,所有这些资料统计难度都相当大,人员在不停地流动,抽样也比较困难,并且周期过长的调查可能会因“过期”而失真。
人口迁移与语言变异,主要体现在大城市里的语言变异,大城市拥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比如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深圳、青岛等,人口迁移量都比较大。
广东省外来农民工比较多,但是农民工的社会参与度却不一定很大,活动范围往往局限于工地和工厂之内。
这些可以作为城市语言调查的重要内容。
农民工返乡后,也会或多或少地对当地语言带来影响。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些分析框架某个语言要素因人口迁移引起的变化,像拉波夫《纽约城英语的社会分层》中调查的发音一样,只是把受人口迁移影响较大的那些人列为调查对象按照某些标准对移动人口分类,不同类别的移动人口对停留地的语言总体或某个语言要素的影响,不同类别的移动人口受停留地语言的影响引起自己语言的哪些变化对流动人口采用某种综合评价,对因人口流动引起的语言变化采用某种综合评价,考察两种综合评价之间的关系,等等。
这只是一些可能的分析框架,而真正的分析实践却将是极为难做。
(二)区域经济发展与语言统一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方言、区域通用语和全国通用语是在不同区域层次上的语言交际工具,它们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所在的区域经济和政治都有一定的关联。
自然经济成就方言的存在,“方言土语是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特定小地区所形成的一种交际工具,有时是从民族公用语转化而成的,有时是离开民族公用语较远的”在自然经济之前是原始社会,按照历史语言学的假设,各种方言和语言都来自于某种原始语族。
在原始社会里,应当不存在方言。
随着商品的产生,自然经济的发展,方言也得以产生,“方言土语当然也是一种地域变异。
而且方言土语往往是一种异体,但方言土语是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当交通条件不发达,与外界的交往不是那么急迫需要的‘锁国’情况下生长和巩固的一种语言现象。
这里说的地域性语言变异是指普通话、公用语全民语言在不同的地域引起的差异”。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对语言的统一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统一的时候,统一是语言发展的总趋势。
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政治上可以达到高度的统一,经济上则是分散的,不统一的,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很松散。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可以有一个统一的书面语,但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口语。
罗马帝国时期的拉丁文和汉语的文言文就是这方面的两个经典的例子。
要使口语走向统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经济的力量。
世界上各地方言差别的消失和语言的统一,无不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相联系。
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的统一的民族市场打破了各地区人民之间的隔离状态,为语言的统一奠定了一个客观的基础。
”同时,语言的统一又对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语言是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
”也就是说,语言的统一与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这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一种共识。
然而,语言的统一程度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之间是否存在严格的相关性呢这个问题,需要做一个较为广大的区域的语言的调查统计,区域小了不足以说明语言统一的跨度。
这种相关分析应该是一种同一区域关于时间序列的数据相关,不宜采用共时层面的不同区域的数据分析,然而我们缺乏这种数据。
我们国家进行大样本的语言调查为数不多,可资利用的资料极少,我们采用《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基本上是2000年前后的数据,是一种不同区域的共时数据,委曲求全,暂且用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下面选取了属于非官话区的几个省市进行分析,有关数据如表2。
说明:
普通话人数是指能用普通话交流的人数,方言人数是指能用方言交流的人数其数字均由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语文出版社2006年中统计的百分比乘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而得。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第2号的统计。
以年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的数据,数值经过四舍五人只保留整数。
对上述数据的相关性坡分析如表3所示。
我们可以看出,普通话和方言的相关系数为0.945,自由度为5,检验的P值为0.001,P<0.05,相关性非常明显普通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为0.792,自由度为5,P=0.034,P<0.05,相关性比较明显;方言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为0.672,P=0.098,P>0.05,P值超出置信区间,不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偏相关分析中普通话与方言的偏相关系数为0.913,自由度为4,P=0.001,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是显著的,也可以说明“普通话在方言之中,又在方言之上”。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普通话代表语言的统一程度。
我们可以把整个地球看作一个区域整体,全球经济也就是区域经济。
就全球范围来看,英语的统一程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许多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者第二语言,这与国际贸易的发展有一定的关联。
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英语国家包括英语国家之间、非英语国家与英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与全世界的英语人口当然,英语人口的统计也难以“量准”,似乎可以用学习英语的人数估算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到一些识,在此我们不拟引人各种具体的数据进行详细分析。
在殖民主义时代,经济的扩展带动了英语等列强语言的扩张在全球化时代,语言的扩张成为英美国家维护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
“奥贝巴赫,和潘尼库克,等质疑了人们普遍所持的英语只是个人作为获取经济机会的工具的观点,并认为英语在全球的传播是导致经济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过程的部分原因。
”从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各国都加强了对民族语言的重视,“经济、政治的独立发展促进了语言的独立发展”,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原本独立发展的民族语言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动摇,从这种情形中也可以看出“英语的统一”与全球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就我国来看,“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促进汉语向统一的方向发展。
这是符合语言随着社会的统一而统一的发展规律的,它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顺应建立民族统一市场的要求,用推广普通话的方法缩小方言的作用,逐步实现语言的统一。
这种政策的成效仍旧决定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实现这一政策的成效就会越大。
”由此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普通话的进一步发展还是主流,也是社会的需要。
我们相信语言的统一程度与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相关性,同一区域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应该相关性更大。
对此,乔纳森·普尔的看法是“语言统一性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经济发展是语言统一性的充分的但是不必要的条件这里指描述上的,不是因果关系上的”,笔者基本同意这种观点。
当然,我们也可以估计,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语言的统一程度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之后,语言的统一程度会不再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而出现一定的语言保持。
语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体现了语言与社会的深层关系。
一方面,语言在统一另一方面,语言在变异这些都必然会引起语言本体研究的内容的改变,就语言而研究语言的狭窄思路已难以跟得上语言变化的速度,这也促进了我们对“语言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态系统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动态系统”,第页的进一步的认识,我们相信社会语言学研究也应当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三、语言、语言资源与语言环境研究
语言交际的成本收益分析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把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是语言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前提。
与此同时,人们还认识到语言也是一种资源,认识到语言环境的重要性。
人们对语言、语言资源与语言环境的思考和理解,似乎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某些思路和方法相类似,虽然语言资源与自然资源、语言环境与自然环境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与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一门学科,主要涵盖了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等学科,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这门学科至今还很不成熟。
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相比,有关语言、语言资源与语言环境的研究更加不成熟,至今尚没有定型的研究框架,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往往是零星的、泛泛而谈的、感性认识的,这类研究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下面我们把一些既有的零星研究成果做简单的归纳,试图呈现出语言、语言资源与语言环境研究的雏形,对这种研究的一般情形做一介绍,并给出了一种研究的探索。
(一)一般情形和既有研究成果
语言是附属于人的特征,人口竞争力是语言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语言人口,即操某种语言的人的数量,同时还涉及教育程度、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交际圈子等方面的因素。
在我国较早引出语言资源观讨论的是邱质朴,但是其讨论不够深人,也不够具体。
瑞茨,提出了影响语言规划的三种取向即语言作为问题,语言作为权利和语言作为资源。
语言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认为“语言是和国家的国土资源、海洋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人口资源等一样性质的重要国家资源”恐怕是有问题的。
“少数民族语言也应当像水库里的水和油田里的油那样,被作为一种可利用的语言资源来加以开发和利用,为文化教育、经济贸易的发展作出贡献”,自然资源是“在一定的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和”,语言资源不是自然资源,不同于水和油。
费什曼认为“语言跟农业、工业、劳力、水电等资源不同。
就大多数非语言资源而言,为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进行规划之前,就已经存在一定数量的资源了。
语言也是这样吗显然只是从其具有价值的意义上讲,语言才是一种资源。
”对于语言的资源价值,目前一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论证的着眼于“促进贸易”,能用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更方便与那些数量极少的部分人进行经济交易能用外语交流,能够促进外贸经济。
着眼于通过对外语言教学这种“语言出口”赚钱就对外汉语教学而言,应当提倡普通话教学,不提倡用方言和民族语言,普通话是语言资源。
建立语言资源数据库教育部已经建立了数个“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对语言资源进行动态管理与开发。
总之,我们对语言的资源价值尚缺乏深人的研究,对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尚处于探索阶段。
许多学者在说语言的资源观的时候,往往是特别突出把濒危语言作为资源。
把语言规划作为公共政策来理解时,对濒危语言进行保护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救济方式,但是,这里面无不充满着种种的矛盾和争议。
当前的濒危语言,大多数情况是语言行为主体对自己母语的舍弃,他们自己都不感珍惜,我们旁观者实在无能为力。
有些语言学家主张要尽快建立语言档案,对濒危语言进行录音和记录,使其“类型学价值”得以保存,以弥补语言消亡带来的损失,这其实是一种迷惘而盲从的行为,因为这已经背离了保护濒危语言的本意。
保护濒危语言原本是一种对弱势文化的尊重,对弱势人群的救济,对弱势人权的扶助,着意于生人,着意于“生者的权利”,而非死者,而非“死者的骨灰”,随着那些人的死去,留下一盘盘录音、一段段记录,只能作为无人能懂的悼词,一般都会随着历史而湮灭。
濒危语言本身的资源价值并不高,濒危语言是人们的历史创造,而人类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即使死亡几千种语言,人类再创造出几万种语言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对财富、对语言数量的崇拜是一种迷惘,人们对多样化的语言的“物为我所用”缺乏冷静的思考,并且,只要有人活着,就不存在对语言的数量不能攀升的担优。
笔者认为濒危语言保护不足以干扰我国持续的语言政策。
语言环境,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理解,即“语言学和语音学通用术语,指一个单位处于注意重心时其所在语段或篇章中在其附近或与其相邻的某些部分。
语言环境的特征会影响话段某一位置上某一单位的选择,从而限制其现次或分布……语言环境指与作出某一观察相关的社会语言学环境,”前者狭义地理解为语言的上下文,后者广义地看作语言外部环境。
同语言资源相联系的“语言环境”,不是指上下文,类似于语言的外部环境,我们可以定义为“一种语言通常是强势语言和其语言变体或其他语言的各种关系的总和”。
把语言环境提到更高的认识高度,原本来自对语言污染的担忧,在当前主要来自对语言生态危机的顾虑。
经济学上一般称环境为公共财产或者公共物品,把引发外部负经济现象的物品,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称为负的公共物品。
语言污染是对语言规范和常态修辞的背离,在语言纯洁主义者眼中语言污染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需要强力治理。
自然生态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污染的结果,而语言生态危机是交际语言缺少弱势语言的“污染”造成的,二者不同。
语言纯洁主义是一种过时的语言观,而语言规范化是对语言的动态规范,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观。
由此看来,语言环境是对语言纯洁度和语言多样性的一种总体性评价,这种评价可以用语言人口统计加以分析。
语言与人口、语言资源与自然资源、语言环境与自然环境、语言经济与社会经济,似乎都有可以类比的方面,但是它们之间并不是等同的。
从内部逻辑来说,语言、语言资源、语言环境与语言经济需要相互结合着来研究,单单研究语言资源或语言环境都会存在许多问题,难成系统。
(二)一种研究探索
在这里,笔者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语言、语言资源和语言环境,其框架包括语言人口密度、语言人口接近度操某种语言的两个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语言容量特定区域内能够有效交际的语言类型的最大数等。
按照自然地理、地貌分类,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方言分区,从历史、地理角度排除作为天堑影响交通的高山、大河的存在,选取了属于华北平原的黄河以北在1128年以后黄河主要在现行河道以南摆动,现行黄河以北地区基本稳定,距今已有880年的历史的北方官话区的75个县区来研究。
基本数据如表4所示。
这种分析框架是探索性的,只是一种假设模型。
我们选择以上75个县区进行分析,主要因为这些县市满足我们分析需要的一些理想因素地处平原交通方便,区域内部交往较多,方言区内部一致性较强,历史上的移民相对较少,等等。
但是,也存在两个问题该区域不是与外界封闭的区域,该区域与全国、全世界其他区域广泛地交流着,绝对封闭的区域是不存在的。
语言容量。
以方言区内部较为统一为前提,得出一个大于1的c值意味着要打破这种语言内部的统一,所以,我们对c值理解只能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存在的前提”。
语言人口接近度h和平均个人活动距离e。
体现了语言方言间的接触可能性。
语言容量c=304.18种是一种理论值,就我们选取的75个县区来说,语言的实际数量可以看做是1同属于一个方言区,在实际数量和语言容量之间有很大的空间,这并不等于说该区域75个县区一定要有三百多种方言,这种分析或许可以用于解释某些现象,却不能当作确定语言数量的依据。
语言分布不是人口分布的充分条件除了“语言政治”强大有力的国家和地区外,人口分布可以给语言分布一定的解释。
语言人口密度、语言人口接近度、语言容量是对语言资源与语言环境的一种描述,条件相近的不同区域可以通过它们进行横向比较,在比较中发现不同区域的某些特征。
但是,上述探索依然很不成熟,不能作为语言、语言资源与语言环境研究的全部框架,只能看作是一种寻找对语言资源与语言环境进行描述的工具的尝试。
就目前来说,语言、语言资源与语言环境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三)关于语言发展的一个宏观结论“大同小异”
涉及到语言的数量语言多样性和语言的质量通话质量的时候,许多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并且往往是因为人们的个人情绪而使问题变得复杂,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客观实际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在上述第二部分中指出“语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体现了语言与社会的深层关系。
一方面,语言在统一另一方面,语言在变异”。
同时,在上文中又可以分析出,就一个确定的区域而言,在时间具体的情况下,语言的数量语言容量c和语言的可交际程度通话质量q是呈反向发展的数量c多时质量q差,质量q好时数量c少。
从这两个分析中,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强势的语言逐步排斥了弱势的语言,语言数量呈减少趋势,可以说“从大的方面,语言在趋同”而同一种语言在不同区域内又会变异出多种式样,即“从小的方面看,语言在变异”,综合来说,就是“大同小异”。
当q=0时表示人群可以勉强通话,此时c=1,即同一个原始族群只有一种原始语族。
如果按照现代社会里的语言使用来看,c=1应该是通话质量非常好,所以应该是接近于而不是等于。
这种理论上的看似矛盾的根源在于原始人群人与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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