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教材助读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谏逐客书》与《谏太宗十思疏》的异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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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材助读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谏逐客书》与《谏太宗十思疏》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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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谏逐客书》与《谏太宗十思疏》的异同
《谏逐客书》与《谏太宗十思疏》二文都被选入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是高中阶段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
学习这两篇文章将有利于提升学生交流能力,思辨能力。
两篇文章都是臣子对君主的谏言,都体现出古代臣子公文劝谏君主的风格特点——委婉曲折,轻重有度。
但《谏逐客书》成文于战国末期,正值各国混战,诸侯争霸,秦王政尚未一统天下,矛盾日益尖锐之际。
所以李斯此文处处显示出杀伐之气,制霸之思,以及隐藏在文章背后李斯对个人出路的考虑。
反观《谏太宗十思疏》乃是魏徵于大唐一统,国力日盛,天下初安之时向唐太宗李世民的劝谏,然而太平景象之下亦有隐患,因此此文不仅是对太宗的警示,更是魏徵对国祚绵延的长远考虑。
两篇文章在文章形式、语言艺术、手法等方面既有不同,又存在着相似之处。
因此,分析两篇文章联系与区别有重要意义,将有利于高中语文教学活动更深入地展开。
一、文体及文本内容辨析
(一)“书”与“疏”
“书”与“疏”都是古代应用文体的标志,但是二者还是有着一定区别的。
首先是出现时间的早晚不同,据考“书”始自先秦,而“疏”则见于汉代之后。
就用法而言,又有异同之处。
“书”与“疏”于公私皆可使用。
“书”既可作书信,又可作为下对上的进言,称为“上书”。
此外“上书”又有用法区别,一则臣子对君主上奏,作公文用,如李斯的《上二世书》;一则晚辈对长辈表示敬意用,属于私用,如《上枢密韩太尉书》。
“疏”源于“书”,《说文解字》中释作“通也”,意指疏通。
其也可公私两用。
对公者,称“上疏”“奏疏”,如《论积贮疏》;私人往来则可称为“私疏”,如《与子俨等疏》。
虽然“书”与“疏”都可作公私两用,但是二者用于上行文,尤指臣子向君主递呈谏言时所作公文,“上书”与“上疏”在写作手法有一定区别。
秦统一六国之后,出台“书同文”政策,相应的对各类文体也有一定的规范,“疏”“奏”逐渐合用。
而古今公文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格式特点,严格的行文标准,固定的章法要求。
此外,古代臣子文书的上奏流程与行文要求也是政治体制的体现。
《谏逐客书》与《谏太宗十思疏》的行文主体是臣子,进言对象都是君主,当属公文序列。
因此这里的“书”与“疏”分别理解为“上书”和“上疏”更为妥当。
从二文所呈现的内容,可以窥见“上书”与“上疏”的不同之处。
“上书”类如就一事而进行段落式行文,“上疏”则如将多件事分条款陈述。
李斯作《谏逐客书》是为了制止秦王政所下“逐客令”的实施。
该文指向清楚,目标明确,就“逐客令”一事展开论证,运用多种论证手法,修辞手法,论证有力,因果逻辑顺畅,层层递进,辞采斐然。
魏徵所作《谏太宗十思疏》则不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进行言说,而是从国之大义,君主德行,国祚延续等诸多方面分条缕析进行陈述劝谏。
(二)内容上的虚实、公私之辨
李斯作《谏逐客书》的目的很明确,即为化解自身危机处境,引导秦王政废止逐客令,稳住自己在秦国的仕途。
魏徵进《谏太宗十思疏》则为了劝谏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不可贪图享乐,骄奢淫逸,失却民心。
二者出发点不同,所言之事迥异,文章内容自然大相径庭。
1.虚实之辨
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中,王朝宗室与外臣客卿的矛盾始终存在,双方势力的较量几无停歇。
《谏逐客书》便是一场宗室与客卿势力较量的产物。
李斯凭借自身学识、辩才、胆识获得了秦相吕不韦和秦王嬴政的赏识,进而为秦游说各国,颇有功劳,被秦王拜为客卿。
但是这在秦国宗室看来是十分危险的,毕竟李斯是个外来者。
李斯师法荀子,承继法家思想,这正好符合秦王制霸诸侯的宏伟目标,且六国之中只有楚、秦为强国,而楚王又显出昏庸之态,李斯“度楚王不足事”[1]766,因此去楚而事秦。
这也成了宗室攻击客卿最有力的武器,客卿只为利益,来去自由,倘若叛秦,也是无可奈何。
但是宗室不一样,他们是真正的“家国一体”,何言反叛。
恰逢韩国实施“疲秦计划”,这给秦国宗室带来了一个驱逐所有客卿的大好机会。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1]767。
秦国宗室借此机会言于秦王,请求驱逐秦国的所有客卿,秦王政应允,而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正因如此,李斯上《谏逐客书》,规劝秦王,收回成命,仍用客卿。
可以说《谏逐客书》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是在一个具体的事实背景之下出现的。
正是因为有了秦王“逐客令”,李斯为求自保,才写出此文,竭力劝谏秦王。
李斯劝谏内容也更多是从事实情况出发,以求打动秦王。
他先举秦国前代四位君主招纳贤士,任用贤才而振兴秦国,成就伟业的史实,指出“(四君如果)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1]767此正中秦王称霸之雄心,先哲重用客卿士人,方成就伟业,而秦王当下欲图大业,此等“外人”必不可少。
紧接着,李斯谈及当下事实,秦王所用之物、所听之乐、充宫之人多不产于秦国,而王用之,但求耳目欢悦而已。
此等物件可留在秦国,而客卿士人却不由分说,只因非秦国之人而遭逐,轻人而重物,绝非驭宇之道。
两处事实论证,将事件利弊陈述清楚得当,且处处站在秦王称霸角度来谈,此必然能打动秦王。
《谏逐客书》针对逐客一事,摆出事实,让秦王自度,更具有写实性,针对性。
相较之下,《谏太宗十思疏》则略显“缥缈”“虚无”。
当然这里所说之“虚”,并非魏徵所言空虚无物,与事无关,虚妄漫谈。
事实上,魏徵上此谏言正是立足于事实基础,对唐太宗谏言。
此文写于贞观十一年,这时唐太宗李世民从其父李渊手中接过政权已经十余年。
李世民早已完成了从秦王到唐皇的华丽转身,贞观之初他可谓兢兢业业,勤恳谨慎,在他的精心治理之下,百姓安居乐业,边防稳固,一片太平景象。
也是此时节,李世民逐渐忘却了初心,开始骄奢淫逸起来,修宫室,纳美人,纵情畋猎。
魏徵敏锐的觉察到了王朝繁荣背后隐伏的危机,李世民此时正值情状,长此以往,国事必然衰颓。
魏徵上言谏诤,以期规正唐王理政之路。
所以《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徵基于当时情况,对国事进行的长远考虑。
这里谈到的“虚”指魏徵文章内容所涉皆道理谏言,具体事实并未在文中体现。
其言正君德,安黎庶,省十思,如此自然垂拱而治,君权永续,大统永存。
但是魏徵并未就某一事直截了当,切中肯綮进行论辩劝谏。
可以说魏徵是从思想的高度对唐太宗进行规劝,所说皆是治国大道,大道本无形,由其内在逻辑组成,既可昭示在军国大事中,又可体现在细枝末节里。
所以这里谈《谏太宗十思疏》具有“虚”的一面。
文章开篇便以树木生长,水流通畅为例,言明人君当厚德,继而论及历代君王都是“承天景命”,但是却很少能够善始善终,其根本原因在于不能竭诚以待臣民,致使人心离散。
文章最后才谈到核心内容——“十思”。
“十思”是魏徵劝谏唐太宗应当时时深思反省的十件事,内容所涉广泛,如克制自身欲望喜好,谦虚谨慎自我约束,狩猎有度,坚定意志等等。
这些都是围绕“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2]2051-2052这一道理核心展开的,魏徵以此向皇帝陈述治国大道。
因此这里谈到“虚”绝非虚假之意,而是言魏徵立足事實情况,从思想的高度阐述治国大道。
2.公私之辨
《谏逐客书》与《谏太宗十思疏》都属公文,前文已叙,不在赘述。
既同属公文,又何来公私之辨?
这里谈的公私之辨实际上是从李斯、魏徵二人进言的出发点和目的性来说的。
李斯初为小吏,曾慨叹一个人处的环境决定着他是否能成才为贤,后向荀子学习帝王之术。
《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李斯辞别荀子时说的一段话。
“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1]766“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1]766“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1]766。
这段话表明,李斯事秦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宏图大略。
他自感大国争霸,六国之间秦国最为强盛,秦王又野心勃勃欲一统天下,此正是士人立功,改变卑贱地位的大好时机。
李斯入秦十年,先是取信于秦相吕不韦,后游说秦王政,得其信任,拜为客卿,地位渐增,此时距秦王政一统天下只有十六年的时间。
也是此时,秦王政听宗室之言,下逐客令。
李斯也陷入被秦国驱逐出境的困境,他必然是不甘心的,于是他上书劝阻秦王,最终“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
官至廷尉”[1]769。
李斯此举不但保住自身在秦国的地位,且进一步取得秦王政的信任与重用,后秦一统天下,李斯为秦朝丞相,终究是实现了士人阶层最高人生目标。
所以李斯上《谏逐客书》最直接的目的便是避免自己被逐,希望留在秦国大展宏图。
魏徵上疏劝谏唐太宗则是更多从国家大义,清明政治,安邦定国的角度出发。
唐贞观之治是大唐盛世的起始,凡二十二年。
自贞观初年(公元627年)至魏徵去世(公元643年)十七年间魏徵上书谏言十余次,面谏五十次,共涉事二百余件,达数十万言。
贞观十一年三月到七月之间他更是接连四次上疏,劝谏李世民。
《谏太宗十思疏》实为第二疏。
魏徵以谏臣留名青史,更关键的是他屡次劝谏,甚至拂逆李世民,但建议仍多被接纳,自己最后也能得以善终,这在封建王朝几无得见,毕竟劝谏帝王的风险是很大的。
这除了李世民从善如流,虚心纳谏,是个好皇帝之外,魏徵个人的人格特征也不容忽视。
据《旧唐书》载魏徵并不是李世民秦王府旧人,而是隐太子李建成的洗马,在玄武门之变前,魏徵曾向李建成建言注意提防应对李世民。
李世民击败隐太子后,曾质问魏徵为何离间他们兄弟。
魏徵则不卑不亢答道若是太子听他建言,必不至于沦落如此。
李世民素喜魏徵,未治其罪,反重用之。
贞观初年,太宗“励精政道,数引徵入卧内,访以得失”[2]2047。
足见李世民对其器重。
李世民与魏徵既为君臣又称知己。
“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
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
[2]2047魏徵刚正不屈,敢于直言进谏,且能正中时弊,切中肯綮,又遇良主,自然尽心竭力。
史曰:
“状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识,每犯颜进谏,虽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
”[2]2062魏徵曾言:
“且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宁可虑身,不可废国家大计。
”[2]2047又言:
“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2]2047良臣者于君臣有利,忠臣者污君主而证己身。
魏徵进谏都以国家为重,绝不会因私废公,且处处为君主考虑,避免君主行为不当,德行有失,伤臣民,坏社稷,可谓是忧国忧君忧民,其上书进言的目的即是维护王朝统治、国家安定,维持政治清明。
魏徵谏言之所以能受到认可,且影响深远,主要是因为他立足道义,以法度作为出发点,且其自身行为端正检点,不惧君主、权贵之威,不受亲友私人之限,不结朋党,不图高位,忠心为国,以致“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2]2063。
《谏逐客书》更多体现的是权谋之争,李斯是为谋求自身政治地位;《谏太宗十思疏》则是充满着治国大义,魏徵是为君为国为民之长远深思。
二、同中有异的语言风格
语言是文本的承载者,是文章作者思想意识的直接呈现,作者的身份、学识、行文目的等诸多方面都会对文本语言风格特征产生影响。
教材中所选二文本质上都属于奏议表章类,此种文体在古代颇受重视。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较强的文体意识,前人对各类文体的语言特征已有概述与规范。
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体分为四科,首言“奏议宜雅”[3]15,这既体现奏议之重要,也指出奏议文章应严肃雅正的特点。
陆机认为书奏当“平彻以闲雅”[4]147。
曹、陆二人都认为奏议类文章应当“雅”。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则认为向君主进言必须“言必贞明,义则弘伟。
肃恭节文,条理首尾。
君子秉文,辞令有斐。
”[5]227也就是说,上表给君主的内容,不仅要符合礼仪规范,还要做到辞采斐然。
曹丕、陆机、刘勰等都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文学评论和评论家的出现是文学变革的重要标志。
他们总结前人,启发后者,他们对前代文章特点进行归纳总结,继而为后世文章创作提供范式标准。
这既是创作依据,也是评判标准,教材中的文章无疑都是满足“严肃雅正”“言辞明朗”“立意宏大”“富于文采”等条件,都是上乘的奏议文章。
这里将对教材中的两篇文选就其骈散特点、话题引入特点进行对比研讨。
(一)骈散结合的语言特点
先秦诸子散文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诸多文章体式之源头。
先有散文后有骈文,骈文是在先秦散文基础上发展而来。
先秦时代的散文總体上呈现参差错落,单行散句的特点,其中虽有骈语但是不同于后世骈文,在字词、句式、韵律、字数等方面没有严格规定,而是杂居其中。
骈体文因其重辞藻,讲华彩,求声律,多用典等诸多特点而区别于散文。
《谏逐客书》既有战国纵横之风,又富汉赋之丽,散骈结合,错落有致,因其颇具骈文风格,是史上第一篇骈体公文,后人誉为“骈文之祖”。
该文开篇言及四君求士而强秦,继而谈陛下重物而轻人,后以理收束,全篇结构清晰,逻辑顺畅,常有四字句、三字句连用,如“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1]767“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1]767。
另有“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1]768此类长句,可谓整齐,语意迭进。
同时,李文长短句式交杂,不拘一格,行文自由而不失逻辑,骈散结合,可见一斑。
但是《谏逐客书》其本质上还是散文,只是略具骈文形态,相较后世真正的骈文在使用典故,声律音节,辞藻句法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与不同。
初唐贞观年间,奏议文书骈散结合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偶俪,偶四俪六,工整和谐。
以《谏太宗十思疏》为例,骈中有散,讲求对仗。
该文全篇语句几乎处处骈俪和谐,如“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2]2052“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2]2052语句意义、句式、字数皆相互对应,整齐有序。
然亦有语句长短相杂,交叉错落。
如“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2]2052四字句,五字句乃至长句层层递进,更有秩序之感;又如“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
[2]2052四字对偶,杂以七字长句,前后相接,语义通畅,骈散之间,更富文采。
且魏文能够化用典故,如“竭诚吴越为一体”。
[2]2052吴越本是春秋时敌对之国,此处魏徵化用此典,意指君主竭尽诚心对待臣民,虽南北相隔,异国它土,也能团结一致。
又如“载舟覆舟”即为化用《荀子·王制》: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化用典故,是骈体文一大特点。
魏文事典语典皆备,且化用灵活,不受原意局限,较之李文更显骈文特色。
(二)直面主题与委婉曲折的语言风格
古人向君主上谏言一般都会做一番铺垫,委婉曲折地说出想法,希望在不触怒君主的情况下达到劝谏目的。
如初中选文《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从自身经历出发,极力铺垫,面谏齐王时,娓娓道来。
毕竟劝谏君王的风险很大,诚如魏徵所言,如果不是得遇明主,自己也不敢屡屡进谏。
所以《谏太宗十思疏》处处可见魏徵之谨慎,委曲婉转,相较之下《谏逐客书》则有战国纵横策士之文风,更为直截了当。
魏徵在劝谏李世民“十思”之前做了好一番铺垫。
先是论述树木之长与根固,水流之远与泉的关系,进而揭示国安与德义之必然联系。
为衬托李世民,魏徵不惜自贬,自认愚钝,而君为明哲。
魏徵又人君乃是神授,天地之间最为尊贵,皇权高峻,想保持政权和平美好就要时时慎思之。
在第二段魏徵论述君主与臣民关系的重要性时,先是肯定了君王功绩,“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2]2052,后言功成德衰,难以善始善终的原因是纵情傲物,不能竭诚以待臣民。
先后次序可见臣子谨慎之心。
文章最后,魏徵提出十思,且言明这都是为了江山社稷思虑,为君主着想。
若君主能做到十思,则能实现“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
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2]2052文章中显示的都是臣子一片赤诚之心,且将君主置于极高位置,顶礼膜拜,劝谏之言,皆为君王江山谋。
相较之下李斯虽也是为秦王谋,从古说今,以物比人,但李文更加直面主题,言辞之间略显凌厉之气。
李斯开篇直言: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1]767直接定性,逐客之举是错误的。
以此为核心,李斯开始大加论述,先是秦国前代四君求士而强秦,四位前代国君都凭借客卿成就功勋,进而指出如无客卿谋士,则无秦之富利强大。
直接将客卿策士与秦国命运联系起来,以此提醒秦王政,逐客不可行。
李斯又以宝玉明珠,骏马旗鼓为例,言说物不产于秦,而秦王用之,以求耳目娱乐,心意舒畅;不用真秦之声,而奏别国之乐,“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1]768笔锋一转,指出存物而逐人,“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1]768李斯明知秦王政雄才大略,想要一统诸侯,而行文之中直接以此相激,可谓果敢。
末尾,李斯又进行了一番说理,举太山不让土壤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就其深,说明君王不应抛却民众。
他甚至将秦王与三皇五帝对比,指出逐客之策乃是“借寇兵而赍粮盗”[1]768,言辞不可谓不激烈。
李斯承法家思想,又是纵横之士,行文颇有不平之气,善用大段排比,铺张扬厉,尽显纵横之风。
文中多次用到反问,设问、判断句式,语气中有质疑,也有体现出李斯进谏之时的自信与坚定。
如“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
”[1]767“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1]767“而陛下说之,何也?
”[1]768“若是者何也?
”[1]768“求国无危,不可得也”[1]769等等诸多语句,都显现出文章语言的凌厉直接。
魏徵之劝谏殷殷恳切,李斯之上书则酣畅淋漓。
三、《谏逐客书》的驳论特性
《谏逐客书》与《谏太宗十思疏》都具有一定的论说性质。
《谏逐客书》以“逐客”这件事为根由展开论述,目的是劝阻秦王逐客;《谏太宗十思疏》则以“思”此一理为核心,劝谏太宗勤思之,慎思之,广思之。
二文论述之时,类比、事实、正反等论证方式都有使用,然一事一理,既有不同,当各有侧重,相较之下,李文令具驳论特性。
所谓驳论,即辨别是非,驳斥错误的论点,进而树立正确论点。
驳论之时,需要一针见血,找到对方致命错误,予以痛击,令其陷入死地。
李斯写此文时,时局于他并不有利,李斯就是发现了逐客的致命缺点——阻碍统一。
因此他在首句开宗明义地指出逐客之举“过矣”,简洁明了,振聋发聩,目的是引秦王深思,进而深入辩驳,论证逐客非制霸之策。
《文心雕龍·论说》中谈到:
“李斯之止逐客,并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
”[5]这里的时机要务就是秦王政始终想要吞并六国、一统诸侯,制霸天下。
这正是李斯驳斥逐客的最关键抓手。
欲制霸诸侯,必不能逐客,立足于此,李斯先谈历史,后言时事,以理收束,层层递进,气势逼人。
他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
前者四君用客卿谋士而强秦,今若弃之,岂非无视祖宗功绩;今陛下重物轻人,珍物而逐人,岂非置王道霸业于不顾;又论古圣贤无论四方,无论异国,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既然要一统天下,何谈异国之人,普天之下皆为秦人,四方土地皆属秦国,这才能称之为跨海内,制诸侯,一统天下。
此外,李斯于文前后进行了对比论述,开篇言四君成就,洋洋洒洒;结尾说:
“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1]769此既是收束,又与前文形成对比,直截了当,铿锵有力。
观此议论,秦王政当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乃去除逐客之令,任用策士。
李斯谋略成矣。
《谏逐客书》之所以能流传千古,不单单是因为其文采,李斯凭借此文扭转自身不利处境,重获秦王信任,乃至影响到之后秦国一统天下之大势也是重要因素。
而李斯的成功在于他抓住了事物的关键,他明说逐客之事,实言制霸诸侯之大业,秦王政又怎会不动心,如何不认同呢?
四、文章产生差异的三个因素
作者是一篇文章优劣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但绝不是唯一因素。
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成长经历,教育背景都会在他的文字中得到体现。
但是人的创作过程除了主观因素的影响,往往还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
比如他所处的文化背景,政治背景,社会环境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行文特点。
《谏逐客书》与《谏太宗十思疏》分为李斯、魏徵之作。
李斯生于战国末期,长于秦统一之前,秦统一之后成为百官之首,辉煌至极。
魏徵亦半生处于乱世,流离颠沛,数次更易其主,后幸逢太宗,得以重用,辅佐君主,以成贞观之治,以刚正贤良之名传世。
二文特点各异,既有作者不同之因,亦存时代不同之缘故。
(一)客卿外官与贤良近臣
所谓客卿,《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
“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诸侯来者,其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也。
”[6]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世卿世禄制不能满足诸侯称雄争霸之需要,又百家争鸣,学术繁荣,各家各派向诸侯兜售治国思想,理政方针。
诸侯为抢夺人才,强大自身,一般都非常优待谋士,奉为座上宾,士阶层得以崛起,并且出現楚才晋用,跨国为谋的局面。
战国中期秦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客卿制度,延续百年之久,商鞅、张仪、范雎、李斯等人都非秦人而仕秦,秦国的强大与其客卿制度有很大关系。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就表示,秦之强盛仰仗四君用别国之士为之谋也。
那么秦王政为何还要下逐客令呢?
一则是宗室秦人与“外来户”的矛盾,利益相搏,而秦王政自然与宗室秦人一心;二则战国“客”有一特点即“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1]730,这也是宗室与秦王都担心的问题,这些客卿与秦国没有绝对的利益捆绑,他们和国君甚至说没有绝对从属关系,他们是为了个人理想目标的实现而出世,一国可谓他们的工具而已,他们可以尽忠,但有时候也会掀起动乱,影响国运。
因此秦王逐客,李斯亦在被逐之列,由此也可见李斯此时在秦国身份并不高。
《谏逐客书》是李斯的最后一搏,为阻止逐客,他大议客卿之利,逐客之弊,古今事理,悉数论及,其目的就是留在秦国,谋图大业。
但他在别人眼中始终是以一个外人身份来向秦王进谏,成功的概率渺茫,幸而他有辩才,又以制霸诸侯为诱饵,秦王最终得以醒悟。
魏徵与李斯有些许相同的地方。
魏徵初亦处于乱世,《旧唐书》中说他不好读书,好纵横之术,游走在各方势力之间。
但是就其上《谏太宗十思疏》的时间来说,他已经是国家栋梁,贤良重臣。
魏徵贞观七年代王珪为侍中,主事尚书省,位同丞相。
此前他做过詹事主簿,为君主近臣,后为秘书监,参与朝政。
所以贞观年间,魏徵始终都是皇帝的心腹之人,这与李斯有着很大不同。
魏徵与皇帝之间君臣秩序,从属关系十分明显,他没有李斯投靠别国的机会,只能一心为主,为国,为民。
因此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处处以国脉延续,君王德操,黎庶忧乐为话由,处处谨慎,不惜贬低自我,绝无半点批驳之语,只见臣子恳切之心。
(二)法治与德治
秦国自商鞅变法,就以法家思想治国,而李斯师荀子,承法家思想,其事秦,恰如其分,必得秦王信任。
法家强调以法治代替礼治,讲求变法革新,富国强兵。
《谏逐客书》中李斯处处以秦国富强,制霸诸侯,敌国之患为因由,劝阻秦王逐客。
这是他进言被接纳的关键因素。
其文辞跌宕,条理清晰,逻辑缜密,不以人情感动,皆以事理论证,无疑是在其法家思维主导下展开的。
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儒家思想为尊,历代王朝几乎都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注重德治,礼乐教化,以仁政为高标。
贞观初年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纲领,魏徵等人编著《群书治要》作为施政依据,也是以儒家思想为纲要。
《谏太宗十思疏》的核心要义也是“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文中强调竭诚为民,重视君民关系,以及十思之内容都是儒家思想的直接体现。
贞观之治之所以影响深远,也正是其君臣以儒家思想做主导,共治共谋的结果。
(三)割据混战与承平日久
《谏逐客书》产于乱世,春秋战国诸侯混战不止,社会动乱不堪。
战国末期各国势力实力出现较大差距,正是秦国一统天下的好时机。
所以李斯才以制霸诸侯相诱,引导秦王收回成命。
战国之战多是兼并之战,动辄有灭国之危,各国都处于用人之际,逐客之令实在不是良策。
因此李斯文中多有质疑乃至讥讽之语。
他论断干脆,直抒胸臆,利弊伤害,明确清晰,具有很强的指向性,针对性,时效性,言语之中一种凌厉气势。
魏徵上书之时天下承平日久,百姓富庶,边疆安定,朝里朝外一片祥和景象。
也正是此时,太宗屡屡有不德之举,骄奢之态日益显著,开始逐渐松散懈怠。
魏徵作为朝廷重臣,天子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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