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天连追放令的发布及其背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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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天连追放令的发布及其背景
伴天连追放令的发布及其背景.txt大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需要不停地做出选择;而小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
男人因沧桑而成熟,女人因成熟而沧桑。
男人有了烟,有了酒,也就有了故事;女人有了钱,有了资色,也就有了悲剧。
『译稿』伴天连追放令的发布及其背景
管理提醒:
本帖被後藤茶檎执行提前操作(2010-08-14)作者:
藤田 达生
译者:
菊亭 晴秀
序言、问题之所在
丰臣政权于天正十五(1587)年六月实行的九州国分与其出兵大陆的准备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因而,秀吉在驻留筑前博多的大约一个月期间,整日埋头于政务的处理之中。
在此期间,值得注意的重要法令有二:
海贼禁止令(初令)与伴天连追放令。
前者的发布日期,大致是在六月七日——当日秀吉到达了位于箱崎八幡神社(博多左近)的阵所——到下令对肥前海贼深堀氏加以惩处的十五日之间
(2)。
受此影响,其于十九日又发布了伴天连追放令(3)。
学者们业已指出,海贼禁止令,按所谓“不限大唐、南蛮并諸商売船”,适用于从事无差别海贼、盗贼行为的深堀氏;而伴天连追放令,则有着以保护南蛮贸易为内容的“特许状”的性质。
以上两法令,毋庸置疑是秀吉为实现管理国际贸易、掌握外交大权的目的而推行的政策。
然而应该看到,伴天连追放令对贸易与传教进行了严厉的区分,为此传教士以下被悉数追放,不仅如此,秀吉还意图强制所有切支丹大名弃教。
伴天连追放令的正文现已不存,仅有草稿录于《松浦家文书》而得以流传至今(4)。
虽然围绕该法令的评价研究十分兴盛,但同时代的相关史料却相当有限;从其后不断有大名受洗、切支丹大名被屡屡改易、而全国信徒又持续增加等种种情况看来,学者们倾向于认为该法令施行地十分不彻底(5)。
拙作将对新发现的伴天连追放令抄本进行讨论,借此将该法令发布于地域社会的形态加以复原,并以此为主体展开论述。
此外,这项并非出自京都抑或大坂而是自北九州发出的命令,究竟是否具有全国法令的性质呢?
在验证这一点的同时,笔者还将对经过九州国分的丰臣政权是如何克服其自身矛盾的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一、伴天连追放令的正文、草稿与抄件
天正十五年六月二十日,秀吉派遣的两名使者造访了耶稣会准管区长卡思帕尔·考厄琉所在的葡萄牙船只,将伴天连追放令的正文亲手交与了其司令官多明戈斯·蒙泰罗(6)。
与此相对的是留存于《松浦家文书》中的伴天连追放令草稿(以下简称草稿),该草稿具有以下特征:
使用大高檀纸书写、竖行记录全五条条文、文书欠收件人。
接下来,为了把草稿与新史料加以比较,笔者将史料全文连带换行抄录如下:
引用
史料①
定
一、日本ハ神国たる処、きりしたん国より邪法を
授候儀、太以不可然事
一、其国郡之者を近付門徒になし、神社仏閣を打破之由、
前代未聞候、国郡在所知行等給人に被下候儀者
当座事候、天下よりの御法度を相守、諸事可
得其意処、下々として猥義曲事事
一、伴天連其知恵之法を以、心さし次第ニ檀那を持候と
被思召候へハ、如右日域之仏法を相破事曲事候条、
伴天連儀日本之地ニハおかせられ間敷候間、今日より
廿日之間ニ用意仕可帰国候、其中に下々伴天連に
不謂儀申懸もの在之ハ、曲事たるへき事
一、黒船之儀ハ、商売之事候間各別ニ候之条、年月を
経諸事売買致すへき専
一、自今以後仏法のさまたけ(妨)を不成輩ハ、商人之儀ハ
不及申、いつれにてもきりしたん国より往還くるし
からす候条、可成其意事
己上
天正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本史料虽未加盖朱印,但不论从样式还是笔迹来判断,都毫无疑问是秀吉的亲笔。
加之,当时丰臣秀吉为了将传教士驱逐出境,将他们统统集中到了肥前平户,以此看来,想必其在发布正文之时将草稿一并发到了以平户领主松浦氏为首的相关大名的手中。
接下来是由滋贺县五个庄町立历史博物馆保管的新史料(7)的照片以及按照照片抄录的文字,即史料②:
引用
史料②
定
(後筆朱書)
「切支丹取締布達」
一、日本ハ神国たる処、きりしたん国より邪法を授之
儀、太以不可然事
一、其国郡者近付門徒になし、神社仏閣ヲ打破之由、
前代未聞候、国郡在所知行等給人に被下候儀者■
当座事候、天下よりの御法度を相守、諸事可
(一行欠落)
一、伴天連其知恵之法を以、心さし次第ニ檀那を持候と□
被思召候へハ、■(如)右日域之仏法を相破事曲事候条、伴天
連儀日本■(之)地ニハおかせられ間敷■(間)、今日より廿日之間ニ用意
仕可帰国候、其中ニ下々伴天連に不謂儀申■(懸)もの■■■(在之ハ)、曲事た
る事
一、黒船之儀ハ、商売之事□□各別ニ候之条、年月を経諸事
売買致すへき事
一、自今以後仏法のさまたけを不成輩輩(マ、)ハ、商人之儀ハ不及申、
いつれにてもきりしたん国より往還くるしからす、国より
往還くるし候条、可成其意事
天正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丹羽■大夫写
该件书于楮纸之上,横38.8公分,纵27.8公分,由文末“丹羽□大夫写”可知,系伴天连追放令的抄件(以下简称抄件)。
该件为防虫蛀作了装裱,故其原来的折痕已经难以辨认。
此外,抄件的寄存者故去已久,故关于本史料流传的一切资料皆已无从查考,实在令人遗憾。
一如所见,文书的笔迹极为拙劣而且幼稚,有多处恐怕是抄录者在汉字无法识别的情况下誊写下来的,以此看来想必其有不少地方根本无法理解。
另外,袖下部分有以红笔书写的“切支丹取締布達”数字,笔法略有不同,从表现手法来看可以确认书于明治时期。
以下,笔者将试着对史料①草稿与史料②抄件间的异同逐一进行对比。
首先要再次强调是,以上两者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史料①是丰臣政权发出的草稿,而史料②则只是个人抄件。
本次笔者发现的意义也立足于此。
关于两则史料的表达,除第一、三、四条有若干差异之外,大体是一样的。
但是抄件中也散见着多处错误,不容忽视。
首先,抄件第二条完全没有抄录草稿最后一行的部分;其次,草稿在正文末尾部分以“已上”结尾,抄件未抄录;再次,抄件第五条中如“輩”、“国より往還くるし”等语句重复出现。
以此看来,该件想必是书写者在颇为紧要的情况下抄录的。
此外,抄本第二条第二行末尾及第三条第一行末尾地方都存在难以解读的情况,而草稿则没有这种现象。
由此看来,这份抄件绝非抄录者对照原件一丝不苟誊写下来的摹本,恐怕只是其见到原件草草录写的而已。
但是该件中汉字、平假名、片假名的使用方式及换行等等与草稿倒是颇为相似,以此推断,其原件与发给松浦氏的草稿应当大致是相同的。
接着,笔者想要对抄录者“丹羽■大夫”的身份进行比较判定,以此为基点探讨其抄录伴天连追放令的缘由。
虽然,这位抄录者的名字中有很重要的一字一笔掠过难以辨别,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其部首为“阝”,如此一来最有可能的字就是“郡”了,以下我们暂且将之写作郡大夫。
以此判断,这位丹羽郡大夫很有可能是武士或是诸如伊势御师之类的宗教人士。
首先,假设是前者的话,按《宽永诸家谱系图传》,丹羽氏共有三家。
这三家无一例外都以尾张丹羽郡为本贯,分别是属于藤原流的丹羽长重、号称清和源氏的丹羽氏次和良峰姓的丹羽正安一族。
丹羽长重,系逝世于天正十三年四月的丹羽长秀之嫡子,曾率领若狭众出阵九州;丹羽氏次则在天正十二年四月的长久手之战中隶属于德川家康麾下,守备居城尾张岩崎城(8),战后受家康指示重又隶属于旧主织田信雄,考虑到信雄曾出阵九州,其同行的可能性颇高;而丹羽正安也处在信雄麾下,同理也当出阵。
假如丹羽郡大夫确实是武士的话,那么就可以断定,其必然是作为以上三家其中之一的族人出阵九州的。
可以推测,史料②结尾的这位“丹羽郡大夫”,很有可能是为了自身备忘和迅速通知身边亲友中的信徒的需要而将伴天连追放令抄了下来。
事实上,天正十一年以来,信徒的数量在信雄、家康的领国尾张、三河的领主层之间大为增加(9)。
倘若郡大夫是氏重或正安一门的话,他们这些以尾、三两国国境地区为据点的丹羽氏一门及其亲友之中肯定会存在着大量的信徒,这一点是不难想见的。
其次,倘若是后者的话,就产生了若干疑问。
如后所述,关于伴天连追放令伊势神宫也曾得到统治,如此一来这位基本不识字的丹羽郡大夫又何必要火急火燎地把它抄录下来呢?
这是一点。
再者,作为一名伊势御师,需要把原件中看不懂的部分强写下来再行传达这一点也殊为难解。
不论如何,身为御师不能理解这种程度的汉字是很不自然的。
然而仅凭这些目前还不能彻底否定其御师身份的可能性。
综上,新发现的伴天连追放令抄件,是身为武士或诸如伊势御师之类宗教人士的丹羽郡大夫在见到伴天连追放令后为了迅速传告法令内容,对着原本草草抄录下来的摹本。
当然,本论点的成立始终是以本史料写于伴天连追放令发布之后为前提条件的,这一点毋庸讳言。
尽管也是推论,但切支丹禁令此后仅有德川家康在庆长十一年(1606)及同十七、八两年(10)曾经发布过,如此说来在那之后有人再大费周章地去制作史料②,其可能性是不大的。
二、作为近世祖法的伴天连追放令
1 发布之实态
伴天连追放令,除正文交与耶稣会准管区长考厄琉,草稿发给松浦氏等相关大名外,在箱崎八幡神社该令也以布告的形式高悬门前。
以下,笔者对相关史料略作摘要:
引用
史料③
太閤公、今度御供ノ馬廻衆ノ内、吉利支丹両人有之由、俄ニ聞召付ラレ、則御穿鑿仰付ラレ、両人ナカラ召捕、八幡神前ノ鳥居ノ脇ニ、張付ニ懸サセナサレ、其ヨリ制札ヲ立サセラル、
定
一、日本ハ神国タル所ニ、吉利支丹国ヨリ邪法ヲ授候儀、甚以不可
然事、
(后略)
本史料出自《高桥记》(《续群书类丛》二十三辑上)。
按本史料,秀吉将两名切支丹马廻处死在箱崎八幡神社门前,并在那里张贴了伴天连追放令的告示。
记录之后的部分前已引用,故只抄录第一段,余则省略。
这里的伴天连追放令,其内容与史料①的草稿内容别无二致,不同点在于作者想到了引文要与上文部分统一,因此采用了汉字、片假名混用而不加训点的写法。
而此前除草稿外其他的伴天连追放令,全部收录于表①所示史料之中:
表① 收录伴天连追放令之史料
传教士方史料(葡萄牙语译)
一五八七年十月二日弗洛伊斯自度岛发给总会长的报告书
《耶稣会日本年报下》所收一五八八年二月二十日弗洛伊斯书简
弗洛伊斯《日本史》第二部第九七章
日本方史料
史料名 成立期 出典
丰前觉书(別名弓箭物语) 元和元年成立 《博多·筑前史料丰前觉书》收
高桥记(別名高桥绍连记等) 慶安四年成立 《续群书类丛二十三辑上》收
《改订史籍集览》十五收
长崎根源记 元禄年间成立 《海表丛书》收
其他史料中收录的伴天连追放令,内容与史料①相同,但书写略有区别。
与此相比,史料②基本照搬了草稿的表现手法,连换行也颇为相近,由此看来,抄件显而易见并非转录自任何其他史料。
因而,可以确定史料②的原件就是伴天连追放令的草稿,是丹羽郡大夫在十万火急之下抄写下来的。
而这件草稿想必就是发给松浦氏等相关大名的其中一件。
大概是他在大名把命令向家臣出示之时慌慌张张抄下来的。
此外还要指出,丰臣政权很有可能像在箱崎八幡神社门前张贴告示那样四处张贴命令。
以此而言,那些拙劣幼稚的笔迹、散见的笔误等,也可以理解为是抄写者那种迫切的临场之感不经意的流露。
伴天连追放令不仅发布在九州,而且也发给了以畿内为中心的各国主要城市,公告各地。
例如《弗洛伊斯日本史》一、第十八章记载:
“堺、京都等都市,以及人们活动频繁的主要各国,譬如大和国奈良町、纪伊国高野地方的寺院(朝圣活动大多汇聚于此)、伊勢国天照大神(宮)等地都张贴了布告,说是前往博多的人都是要去聆听恶魔的说教(科),通知说要把我们(耶稣会员)逐出日本。
”这一点,从秀吉在畿内镇压切支丹教众来看,应该是确有其事的(11)。
以常识而论,既然伴天连追放令的草稿已经公开,那么有人抄写下来也无足为奇。
况且如后所述,为了使法令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正确地传达给各国基督徒,必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抄本。
然而就我所知,并无相关史料留存至今。
综上所述,学者们发现的史料②是当前除表①所载以外唯一一件伴天连追放令的抄件,而其原件则很有可能是丰臣政权公之于众的伴天连追放令草稿。
伴天连追放令作为一向发自九州的全国法令(其时尚未归入丰臣领的关东、奥羽除外)是令人瞩目的,与此同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风闻”之下,法令将在一瞬之间传遍整个地域社会。
笔者在此仅举伊予为例,略作概观。
按照天正十三年八月施行的四国国分的决定,小早川隆景成了伊予国主。
在此期间,基督教教士们向秀吉请求建立三座修道院(residential)——分别位于下关、山口以及作为备用点的伊予道后——作为其布教据点。
道后地方是守护所汤筑城的所在,先后受到守护河野通直、小早川隆景的庇护。
天正十四年六月,考厄琉一行经黑田孝高介绍,前往正在改修中的伊予凑山城拜访了隆景,并出示了后述秀吉于天正十四年五月四日发给的特许状,获许在该国布教。
受此影响,西班牙人克理斯多芬·德·雷恩与意大利人裴多洛·帕沃也派出了神甫以及一位日本修士前往伊予。
他们积极从事传教工作,不仅取得了河野氏的好感,还在道后地方建立了修道院(12)。
然而,伴天连追放令的发布从根本上颠覆了教士们顺利的传教活动,面对生命危险他们除了离开伊予之外别无他法。
以下,笔者将对此进行大篇幅的讨论,并列举相关史料。
引用
史料④(13)
同日(天正十五年七月二日)の夕食後、使者として山口に向かっていた(司祭たちの)家の若者が戻って来た。
彼は道中で、司祭たちに対する新たな迫害が勃発したことを知り、先に進むのをやめて引き返して来たのであった。
彼は次のように言った。
「(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関白が(教会の)あらゆるものを破壊し、伴天連様や伊留満様方は皆、下においでになりました。
伊予の国でも同様のことが起って、キリシタンたちは棄教させられましょう。
そのため私は大急ぎで御報告に戻って来たのです」と。
その若者の談話は細かく具体的な点に触れていたので真実と思われはしたものの、司祭たちは(同僚たちからの)書簡を受理していなかったので、若干疑わしく思えるところもあった。
(略)
その日の午後、上関の一部のキリシタンからの書状が届いた。
その内容は、(先の)若者がもたらした情報と一致した。
(さらに)同夜、豊後から来た一隻が準管区長(コエリユ師)とペドゥロ·ゴーメス師の書簡を乗せて到着した。
それらの書簡には、暴君(関白)の決定(事項)がしてたためられており、(伊予在住の司祭たちは)さっそく平戸に行くようにとあった。
略译如下:
同日(天正十五年七月二日)午饭之后,(神甫们)家中作为使者前往山口的年轻人回来了。
他在路上听说爆发了对神甫们的新一轮迫害,不敢再前进立刻折了回来。
他说:
“(据闻)关白毁灭了(教会的)一切,伴天连与伊留满(助教士)大人们都离开了京城。
伊予国内也将发生同样的事,基督徒将被强制弃教。
因此我十万火急地赶回来报告这件事。
”那年轻人在谈话中提到了很多具体细节,想来十分可信,但神甫们尚未收到(同僚们的)书信,故而颇怀疑虑。
(略)
当日午后,收到了在上关的一部分教众发来的书信,内容与从(之前的)年轻人那里听到的一模一样。
(更有甚者)当夜,收到了准管区长(考厄琉)与裴多洛·戈梅斯的书信。
他们提到,暴君(关白)已经做出了决定,因而(住在伊予的神甫们)必须立刻赶往平户。
按本史料可知,教士们最初是在七月二日,从作为使者前往山口的年轻人口中得知了伴天连追放令的颁布。
其后,教士们又从居住在上关地方(位于防予列岛中的长岛的东北部)的信徒处获得了同样的报告。
而且按照考厄琉等人的书信来看,在伊予的教士们不仅得知了伴天连追放令的内容,更已受到指示要急速前往平户——那里停靠有驶往大陆的定期船只。
篇幅所限无法全文引用,总之此后他们都离开了伊予。
然而不凑巧的是,随着小早川隆景移封筑前名岛,伊予的治安急遽恶化。
为了对抗形同暴徒的民众们的掠夺,教士们唯有在以田原亲虎(西蒙——教名,下同)为首的信徒冒死护卫之下想方设法方才逃出道后来到平户(14)。
在此期间值得注目的是:
第一,教士们在伴天连追放令发布后不久,就通过由防予列岛传到伊予的“风闻”得知了命令的正确内容——这想必是因为秀吉在箱崎惩处教徒的情报和通过布告公之于众的伴天连追放令的内容,早就被信徒在一瞬之间传播开来的关系;第二,教士们在接到准管区长通过丰后发来的伴天连追放令的消息后,准备遵照秀吉的命令离开日本。
综上,可以判定伴天连追放令的传播路径,略如图①所示。
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该法令以丰臣政权递交耶稣会的正文、发给松浦氏等相关大名的草稿、发布于箱崎八幡神社门前及各大主要城市成为告示的草稿、按照正文和草稿书写下来的抄件以及传闻为媒介,以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和广度,深刻地渗透了整个地域社会。
由此而论,伴天连追放令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颁示中外的近世祖法,而德川家康在庆长年间进行的禁教、迫害活动,大体不过是在认可和继承该法令的基础上进行的再禁止、再镇压而已(15)。
2九州进攻中的切支丹大名
最后,笔者还想对伴天连追放令发布的背景略作讨论。
本法可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丰臣政权原本友好的基督教政策。
在此,笔者突然想起了天正十四年三月——当月九州出阵被提上了具体日程表——秀吉在大坂城与考厄琉进行的一场会谈,而这正是追放令发布的前因。
考厄琉的目的,在于向秀吉申诉岛津氏对切支丹大名大友氏的攻击、请求秀吉远征九州及谋求在日本自由传教的许可三点。
而秀吉则在会谈中表明其将在不远的将来出兵大陆,希望以保护教会为条件换取其提供舰船,之后他以最高规格招待了教会一行——亲自带着他们参观了大坂城。
作为交换,考厄琉承认秀吉为基督教的保护者,约定与其联手(16)。
由此可知,秀吉为了达到出兵大陆的前提,即九州国分,必须和耶稣会建立良好的关系。
但他之所以如此重视与基督教的关系,还有着更为现实的理由——这与丰臣政权进攻九州的军队编成有着重大关系。
截止天正十三年闰八月北国国分为止的一系列战争,以畿内为中心确定了丰臣家的领地——这无疑与丰臣大名们有着直接关系,故而他们都格外积极地参加了历次战役。
然而九州国分对各大名来说则基本毫无关系。
故而,对于已于天正十四年十月接受家康臣从,巩固了关东、奥羽政策的秀吉来说,在准备自身出阵的同时,还面临着一个如何提高自军士气与斗志的课题(17)。
秀吉计划利用切支丹大名来解决这一难题。
于是,除指挥军舰的黑田孝高(西蒙)外,以高山右近(胡斯托)为首,小西行长(奥古斯汀)、蒲生氏乡(雷恩)等等,清一色的知名切支丹大名编成了丰臣军进攻岛津氏的主力部队。
小牧·长久手之战后,丰臣大名中有许多人皈依了基督教,由此就可以令他们把九州出阵当作解放所有受岛津氏压迫的切支丹大名的圣战——这无疑有着崇高的宗教意义,不需任何理由(18)。
此时的秀吉掩藏了他固有的对基督教的憎恶(19),与传教士们积极往来。
这就是前述秀吉在大坂城对传教士一行给予格外热情招待的背景。
其后,天正十四年五月四日,他将特许状发与考厄琉,规定对耶稣会加以保护,并允许其在日本自由传教(20)。
就这样,秀吉的策略取得了极其彻底的成功。
他把出阵九州的日子定在了天正十五年三月一日,从中国、四国到东海、北陆,自所有的丰臣领内动员了超过二十五万大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切支丹大名军队的士气极其高昂。
当时在大坂的教士们目睹了秀吉的出阵,他们无以形容其伟大,只能说那是如此豪华。
切支丹大名麾下将士佩着十字架盛装前行的光景令传教士们目不暇接,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以高山右近为首,切支丹大名们构成了丰臣军的主力,以此看来他们家臣中大部分人很有可能也是信徒。
他们在出阵之际前往教会进行忏悔(confisso),拜领圣体(communion),做好了战死的准备。
丰臣军行军的一路之上,不论海路、陆路,随处可见绘着十字架的旗印、指物在风中翻飞(21)。
三月二十一日,秀吉到达长门赤间关,与先期出发的丰臣秀长合流后召开了军议。
结果,决定把全军一分为二,秀吉取道筑前、筑后、肥后,秀长则经丰前、丰后、日向,两军最后在萨摩会和。
其后的战斗极为激烈,而在其中担当先锋的,正是切支丹大名(22)。
以此看来,可以毫不为过的说,秀吉远征九州,其得以胜利的首要原因即在于对切支丹大名的充分动员。
然而,在目睹了这些切支丹大名出人意料的凝聚力,又得知了长崎(此地由大村纯忠在天正八年寄进给耶稣会)要塞化之后,秀吉反悔了对考厄琉做出的保护教会的承诺,开始策划加强对切支丹大名的统治、削弱耶稣会的势力。
这是因为,倘若丰臣大名们再进一步地受到上述宗教编制的渗透,其对政权的向心力不可避免地会日趋减少,最终爆发政治危机(23)。
首先,天正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作为对策发布了内容为十一个条觉书(24)的秀吉朱印状。
不过在此期间,强制改宗的规定仅限于大名与大身家臣,对一般武士、民众的信仰未加限制,对教士的传教活动也予以容忍。
然而,随着其说服高山右近——后者已成为当时切支丹大名的精神支柱——的无果而终,丰臣秀吉的态度渐趋强硬,结果于翌十九日发布了伴天连追放令(25)。
当时,基督教已渐渐渗入了丰臣政权的中枢部分,不仅许多直臣皈依基督教,连被目为后继者的丰臣秀次与其弟秀胜也对基督教表达了善意,而他们的家臣中改奉天主教者更是大有人在(26)。
更有甚者,北政所身边居然也存在着大量信徒,大坂城内几乎沦为了切支丹信仰的滋生地,秀吉对此极为忧虑(27)。
可以说,秀吉正是为了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利用远征从地理上隔绝麾下大名与其信教领民以杜绝其谋反的可能,在九州国分的同时发布了伴天连追放令。
结果,九州大名中无一人因国分而失国,反倒是身为丰臣大名的高山氏被当场改易——在此期间秀吉的政治课题何在,由此可见一斑。
结语-传教与武力-
伴天连追放令的目的在于传教士的退出国外与切支丹大名的弃教,这从高山右近被迫改易来说获得了一定功效,派往诸国的传教士们纷纷移居平户,部分切支丹大名也确实放弃了基督信仰(28)。
在此,笔者原本想根据考厄琉等人的叙述对令秀吉至为恐惧的南蛮势力——具体而言他是害怕以马尼拉为基地的西班牙舰队有朝一日会来到日本施展武力——进行单独讨论并摘录一二史料。
然而这最终未能实现,因为笔者认识到,对于这一时期的传教士而言传教与武力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史料如下(29):
引用
史料⑤
陛下の代理者たる総督に伝え、当地のキリスト教界を早急に救済していただきたい。
それは、凡そ四〇年来丹精こめて育てて来た果実を失わないためである。
総督閣下に、兵隊·弾薬·大砲·及び兵隊のための必要な食糧、一、二年間食糧を買うためのかねを充分搭載した三、四艘のフラガータ船を、日本のこの地に派遣していただきたい。
それは、現在軍事力が不均衡でこれに劣るために抵抗出来ず、他の異教徒に大いに悩まされている何人かのキリスト教徒の領主を支援出来るようにするためである。
(略)特に大砲とそれを操作出来る兵隊を充分に搭載した三、四艘のフラガータ船は日本では珍しいので。
当地のキリスト教徒の領主の支援をえて、この海岸全体を支配し、服従しようとしない敵に脅威を与えることが出来るのは疑いない。
略译如下:
禀告陛下的代理人暨总督阁下,请求您即刻前来救助本地的基督教。
否则的话,我们四十年来费尽心血培育的果实不得不落入人手。
总督阁下,请您速速派遣三、四艘护卫舰(Frigate),满载士兵、弹药、大炮、士兵必要的粮食以及足够购买一、两年份粮食的金钱,前来日本支援此处。
因为如今这里的军力分布极不均衡,连一丝拙劣的抵抗都难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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