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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语文教育
概述
东汉末年,各路军阀割据争霸,东汉帝国名存实亡。
公元196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试图在汉的旗号下重新实现全国统一,但由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在汉帝国的废墟上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公元280年西晋统一全国,仅维系了20年便土崩瓦解。
西晋灭亡之后,江南先后出现东晋、宋、齐、梁、陈等五个政权,北方则经历十六国、北魏、东魏、北齐及西魏、北周等政权的统治。
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后与江南的宋、齐、梁、陈形成南北对峙之势。
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三百六十余年的分裂割据状态。
这段历史被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缺乏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加上土地集中化和商业资本独占化的愈演愈烈,导致社会阶级斗争的复杂和激烈。
政治集团间的相互倾轧和动荡,使得一统天下的儒学不能维系人心而日益没落。
相比之下,老庄与佛教哲学相混而成的厌世无为、放纵不羁的玄学思想得以发展,清谈之风日炽。
所以,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错综复杂。
玄学是由于当时研究《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本号称“三玄”的书而得名。
玄学家崇尚老、庄,用老、庄道家思想学说来解释儒家经典《周易》,形成新的唯心主义体系,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
佛教是外来宗教,在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迅速传播,并采取与玄学结合的方式,成为当时重要的哲学思想。
这一时期,文学、史学、科学技术在继承秦汉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文学能够摆脱汉代独尊儒术思想的束缚,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不仅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文学家,而且在文学批评上颇有建树。
此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正如鲁迅所言进入了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
文学开始受到重视,并最终与经学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学术、教育之林。
南朝宋文帝时,学校首设文学馆,主要进行专门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活动。
史学不再杂于六艺之末,而自成一家,日益显示出其独立性。
此外,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医学、化学、地学等科学技术也都有很大发展。
在这“离乱”年代,国家不统一,政治不稳定,社会矛盾尖锐激烈,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魏晋南北朝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相反,正是这个动荡的年代成为新生事物不断萌生的时代,上接秦汉,下启隋唐的魏晋南北朝在政治、经济、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形成了许多新的特点。
长期的封建割据战争以及复杂的阶级矛盾,使统治者无暇顾及教育,造成官学处于时兴时废、若有若无的状态。
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使人常生颓废之感,不愿积极从仕。
最重要的是三百多年里始终居于支配地位的“九品中正”制,使士族享有受教育的特权和优先选官的特权,而寒门庶族纵使品学兼优、才智过人也只能永为下品。
这种取仕制度造成了一种奔驰造情的坏风气,挫伤了人们求学的积极性。
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总体呈现衰落之势。
官学不能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各个朝代在学校设置、教育行政制度和教育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
私学在这一时期颇为发达,尤其是“家学”显得极为重要,培养了许多文人才子。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还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重视人才的培养,提出人才教育思想。
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使当时的统治阶级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
只要有机会,统治阶级就会办教育、培养人才。
如后赵的石勒,当战争取得胜利而有舒缓机会后,即于公元313年立太学,网罗人才。
又如后秦姚兴,一旦当上皇帝,就即刻兴办儒学,加紧人才的储备,仅长安一地,就有儒生一万几千人在接受教育。
不但实践上在重视人才的培养,而且理论上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人才教育思想。
2、突破儒术独尊,展开教育理论争鸣。
动乱时代使教育领域在学术思想上展开了自由争鸣。
特别是“自然”与“名教”之争,关系到教育的存在与消亡问题。
玄学家提倡“贵无”论,主张“无为而治”、“无为而教”。
而儒家从维护“名教”的立场出发,对玄学的思想进行批判。
最后,结果以儒教的胜利告终,最高统治者认为教育是必须存在,不能消亡的。
当然,玄学家对名教的批判,使人们认识到以儒为主的传统教育的弊端,而且它也对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产生了一些新的影响。
3、玄、道、佛、儒的相互吸收。
玄、道、佛、儒四家在教育领域中,通过百家争鸣,反复较量,彼此有了相互的认识和了解,因而进一步相互吸收对方的优点并融合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中。
这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教育特点。
4、国际文化教育开始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开始与南方及东北各邻邦开始进行国际文化教育交流。
在交流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国优秀的文化得到传播,如《五经》《论语》《千字文》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到朝鲜、日本的;另一方面,国外文化的引入也促进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
例如,印度佛教的广泛传播,对语文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变化对当时的语文教育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使语文教育在识字教学、阅读教学、写作教学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特别是颜之推、刘勰等人的语文教育思想为古代语文教育书写了新的篇章。
第一节 识字教学
传统的语文教育有着相当完整的一个过程。
开始是启蒙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接下来是进行读写的基础训练;然后是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
可以说,识字、写字不仅是读写训练的基础,也是语文教育的第一步。
所以传统语文教育是相当重视识字教育这个环节。
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蒙童教育而言,其主要内容仍是识字写字,但在教材和教学方法上则呈现出与汉不同的局面。
一、识字教材
魏晋南北朝的识字教材,最初是沿用汉代的识字教材,据史书记载,西晋和南北朝就非常普遍的使用史游的《急就篇》。
但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原有的识字教材不能满足儿童识字的需要,于是很多人便开始了蒙学识字教材的编写。
史书上记载的有蔡邕的《劝学篇》、陆机的《吴章》、王义的《小学篇》、束皙的《发蒙记》、王羲之的《小学篇》、顾恺之的《启蒙记》与《启疑记》、颜峻的《始学篇》、马仁寿的《开蒙要训》、陆玮的《悟蒙章》、周兴嗣的《千字文》。
其中除了马仁寿的《开蒙要训》和周兴嗣的《千字文》尚存于世,其它大都佚失,所以我们主要谈一谈这两部蒙学教材:
1、马仁寿《开蒙要训》
《开蒙要训》是晋朝的马仁寿所编,开头为:
乾坤复载,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迎;春花开艳,夏叶舒展;□秋落,松竹冬青。
接下来主要介绍自然名物、社会名物、寝处衣饰、身体疾病、器物工具、动作操作、欲食烹调、耕作、树木、鸟兽等等,最后说“笔砚纸墨,记录文章,童□习学,易难难忘”。
全书一千四百多字,涉及广泛,注重实用,语言质朴,比较通俗。
并且该书以识字为主要目的,多用四言韵语,便于儿童的学习和记诵。
张志公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里说:
“这本《开蒙要训》虽然没有像《千字文》那样风行,但直到五代还在传抄,又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不只一本,说明它还是流行过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再从以后产生的各种杂字来看,好些地方都能看出它的影响,比如,收入日用的俗语俗字,注重实用,分类编排等。
研究古代蒙书,《开蒙要训》是值得重视的一种”。
2、周兴嗣《千字文》
《千字文》为南北朝梁武帝时周兴嗣所著,约成书于公元535-543年间。
关于编著的经过和千字的来源,较早的记载见《梁史》和《尚书故实》。
《梁史》说:
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
上以王羲之书千字,实兴嗣次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
《尚书故实》云:
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事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乱无序。
帝召兴嗣谓曰:
“卿有才思,为我韵之。
”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
赏赐甚厚。
据考证《梁史》应该更可信些。
日本还存有一种李注本《千字文》。
序里说,原有钟千字,晋末搬迁,载书遇雨,几至靡烂,《千字文》亦在其中,于是命王羲之重为编缀缮写,但是文理、音韵不顺,至梁武帝乃命周兴嗣重为灰韵。
然而此书无刊刻年考,李也未知其人。
关于《千字文》的来源及编书经过,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
作为我国使用时间最长的一本识字教材,《千字文》不仅在国内流传数千年,而且远播日本、朝鲜等国家,影响很大。
它共有250句,1000个字,除“洁”字两见外,无一字重复。
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等常见的自然现象说起,接下来叙述上古之事,介绍一些有关历史的名物掌故,如“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
”然后讲到修身持己之理,为人处世之道,以及读书、饮食、居住、农艺、园林、祭祀等社会文化生活常识。
《千字文》涉及内容丰富,通畅可读,没有牵强硬凑的痕迹,在语言和内容上,主要有以下特点:
(1)四字为句,句法整齐,结构简单,大都是普通的文言语法结构,符合儿童的认知水平。
(2)讲求声律,押韵自然,适合儿童朗读背诵。
韵语是最古老、最有效的记忆方法,《千字文》用韵语的方法恰恰暗合了现代心理学的认知规律。
(3)选字浅显,内容丰富,较为生活化,能够引起儿童的兴趣。
(4)受永明文风的影响,句子优美清新。
如:
“渠荷的历,园莽抽条;枇杷晚翠,梧桐早凋。
陈根委翳,落叶飘摇。
”这样可以在识字教育的过程中融入审美的教育。
基于上述特点,《千字文》才得以成为一本公认的优秀教材,赢得诸多美誉。
明代王世贞称《千字文》为“绝妙文章”。
清褚人获谓《千字文》“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
历代评价《千字文》为“天下第一字书”。
所以说周兴嗣的《千字文》能够久历风行,广为传播,决非偶然。
二、识字教学
1、识字量。
汉字是表意文字,学生必须要认识一定数量的字才能开始读和写,否则易形成儿童“仰天口诵”,不知文意的弊病。
所以为了进一步给读书,读经打基础,蒙童必须在较短的时间里学习掌握一批汉字。
当时流行普及的史游《急就篇》约有2000个字(1953个),后来出现的《千字文》里又收录了最常用的1000个汉字,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识字教学已经规定了相当的识字量,基本接近目前的现代汉语常用字。
2、识字教学法。
汉字有字形、字音、字义三方面。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一书的问世,为识字教育提供了系统的识字教学方法即“六书法”,使得后来的识字教学多用字形法识字。
魏晋南北朝的识字教学继承和借鉴了这种“六书法”,只要求辨认字形,知道读音,至于它的意思及运用则暂时不予考虑。
基本做法是跟着老师认读识字课本,通过熟读、背诵的训练培养认读的能力。
同时,《开蒙要训》、《千字文》等一些蒙书不仅是古代的识字教材,而且其中还有古人发明总结的一套识字方法。
据研究,当时的识字教学已经具有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的雏形,它们通过四言韵文将大量的生字集中安排在一起进行识字教学,同时又以文带字进行分散识字的教学,非常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
可以说,这种教学方法奠定了现代汉语中“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的教学模式。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对于识字教学有非常之意义。
在注音字母出现之前,反切是汉字注音的主要工具。
它不仅有注音的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统一读音的作用。
加上南齐的沈约又明确提出平上去入四声,使得汉字的注音更加准确。
如《千字文》等一些识字教材就是利用声韵,才会朗朗上口、通畅可读。
从《颜氏家训·音辞》一些有关语音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错音现象比较多,急需规范。
而将反切和四声作为认读生字的工具进行教学,就能规范字的读音,解决了上述问题。
为此还出现专门的书籍。
如《声类》、《韵集》、《四声谱》等,对音韵作了详细的总结和归纳。
3、字书。
魏晋南北朝还没有印刷术的发明,文字的应用都靠手写。
这就免不了出现许多异体字、错别字。
为了减少文字书写的混乱状况,许多学者文人都致力于字书的撰写,以求为世人的识字写字树立标准。
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写的字书比较多,有张揖著《古今字诂》《广雅》、吕忱著《字林》、葛洪撰《要用字苑》、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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