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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沈从文两个文学世界中的文化趋向
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
——沈从文两个文学世界中的文化趋向
[摘要]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沈从文作出理性选择,以小乡城文化为最佳切入角度,营造出两个对峙的文学世界:
自然人性的湘西世界,扭曲人性的都市世界,显示出排斥都市文明,追求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趋向。
[关键词]湘西世界乡土意识都市文明排斥意识文化抉择
没有撞击的文化是不幸的文化。
没有撞击就没有对比,没有对比也就无所谓选择和淘汰。
文化隔绝固然有利于加强文化传统,可忘记世界的结果必然是被世界所忘记。
20世纪的中国是多种文化冲突整合的场所,置身其中的文学家们,通过各自的理性观照,作出了适合自身的文化抉择,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意识。
沈从文也不例外,他以“小乡城文化”为最佳切入角度,营造起对立的两个文学世界——小乡城和大都市世界,其中以“湘西世界“为正面描绘对象,把握住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再造问题,从这个角度来反映现实,增强其作品的深刻性。
一、湘西田园诗背后的乡土悲剧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在湘西一派平和宁静的田园诗背后隐含了一系列乡土悲剧,这些悲剧中有被突降外力所毁灭的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生命,也有在秀美的的山水之中孕育的爱情悲剧,还有一个完整的洋溢人性温情的湘西正逐渐被外来工业文明的浸染而变得浑浊的社会悲剧,作者带着温爱之情来描述这些不幸和蜕变,并且力图以一个湘西人对湘西的爱来拯救陷入迷途中的纯朴人性和民族美德。
美与人性在逐渐流失。
在沈从文笔下,十八世纪的湘西,是一种完全的纯粹的自然形式,在文化上,它保持着以鬼神为主宰的楚文化的独立系统,既不受近代工业文明的影响,又无系统严密的封建宗法制度与思想统治,在经济上,则尚保留着纯粹的自然经济。
总之,这是一个与现代文明隔离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相对封闭的独立世界。
然而,五四以后,随着工业文化、都市文明的兴起与扩张,这一块遗世独立的土地开始了无可避免的文化解构,神的信仰被打碎并走向泯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宁静氛围受到了冲击,与此同时,社会走向混乱,人性开始堕落。
以“童心”为内涵的自然生命形式逐渐被对物与欲的崇拜所代替。
短篇小说《阿金》,则带有明显的戏谑性,故事的主人公阿金,欲聘粑粑寨一年轻标致寡妇为妻,然而总遭到其多事好友地保的阻挡,不能遂愿,就在阿金决计不顾劝阻,避开地保要用勤劳多年积下的一注财产聘下妇人时,故事来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原来本只为顺路去赌场看热闹的阿金竟将钱输了个精光,那妇人也就跟着一远方绸商走了。
作者似乎在用一个不出场的美妇人作为试金石,试图验证人类的某种本性,在这块试金石面前,阿金有其“痴”的一面,这“痴”显示了人类向往“美”和“爱”的真性情,可在小说中这一真性情却遭到了惨败。
地保的“善意”很具有一些复杂的意味,潜意识里他有一种嫉妒的心理,虽然他一再宣称自己对那妇人并不抱有任何兴趣,在这一心理支配下,我们看到了数千年来湘西人坦诚相见的友谊和利己的私心发生了矛盾和悖离,人的自私上升为意志的主导,掩盖了曾经的“善”,在地保和阿金之间,作者对现代湘西社会里的人情世态作了一个小小的透视,他用了单纯美丽的形式却消解不了作品背后的悲剧内容。
短篇小说《柏子》展现的是辰州码头上的一幕肉体交易场景,它截取了湘西水手生活的一个片断,详细描述了男主人公柏子与一个妓女一夜欢会的粗狂情状,把下层边民平凡人生之一角勾勒于读者眼前。
故事的两个主要人物,一是漂泊不定无家无业只靠出卖力气为生的水手,另一是从事肉体交易以换取生存的妓女,两个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物所有的一点男女之爱是以商品交易的形式来实现的,柏子们两个月的劳动所得才够得上他到河街吊脚楼里的一夜花费,然而短暂的快乐里两个人只来得及进行一番肉体上的交融,便是这样粗糙的爱却成了维系他们人生的唯一乐趣,作者给我们展示的这一画面有一层明朗色调,因为相会的双方都在此刻得到了快乐和满足,纵然如此,柏子的水手身份仍旧决定了他无论如何也享受不到正常的湘西人所过的那种夫唱妇随的家庭和乐生活。
妓女们是现代湘西社会在原始的自然经济环境被打破后的一种畸形产物,她们的生活寄托在商人淫欲之后的钱袋上,人格尚且不能保全,爱情更是行业之外的奢侈品,她给柏子的爱情不可能是健全的,因此柏子对爱的追求说穿了就是一种自欺欺人。
在《柏子》中,《媚金·豹子和那羊》里对爱的绝对忠贞看不到了,从灵魂到肉体的爱的和谐统一被忽略,因为这些东西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不具备什么意义,人们在时代和生存的重压下对感情的要求降到了无可再低的地步,时代在更替,淳厚的民风受到腐蚀,美与善从原生态中渐渐走出的湘西社会终于无可避免的脱节了。
湘西人命运的无常与无奈。
在沈从文早期许多反映湘西生活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出一种超然的神力对命运的无奈。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一个“野蛮而神秘,有着奇花异草与野人神话的地方”。
在这里发生的一切,还带着某种洪荒时代的远古社会形态的浓重胎记,似乎难以听到时代脚步的阵响,但这里又是中国现实社会的一个角落,它有着现代意识与传统习惯的撞击,有着畸形都市文明生活对乡村文明的侵染。
沈从文笔下的众多人物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湘西世界里演绎着对命运的无奈,在无奈中完成悲剧人生的。
如《长河》中的满满,他年轻时曾是吃水上饭的硬汉子,有一个四口人的幸福家庭和两只船的家当,但是突然间一场霍乱生生地夺去了妻儿三人的性命,两只船或卖或淹,天灾人祸使他顷刻间变成了一贫如洗的光棍汉,他孑然一身在水上漂流了十五年,累到再也走不动了的时候,只得回到家乡作了祠堂的看守。
牛马—一样的经历,使他再也不相信人可以奈何天。
他说:
“好看的总不会长久,好碗容易打破,好花容易冻死,好人不会长寿,天下事难说的,我年轻时哪会料到会守祠堂养老!
”“明天呢?
凡是只有天知道,人不会知道的。
”
沈从文是一位平民作家,他所关照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和前途。
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不同的是,沈从文对于困苦是身临其境,他本身就属于千万湘西人中的一员,对于下层人民的生活不止是眼观、耳闻,而且有着切肤的体会。
所以,既能发乎其内,又有出乎其外,湘西人的苦他懂得,苦中的乐趣他也懂得。
古老的边塞民族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出奇的从容平静,与他们不折不挠的追求精神,令沈从文由衷赞叹并且引以为荣,他在文坛上一贯以湘西“乡巴佬”的身份自居。
二、都市群丑图蕴含的排斥意识
被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的文学根源在于自我对世界的认识,并因其差异发展为“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两个不同的文学轴心。
沈从文从事正规创作活动的开始,就表现出与当代现实的紧密联系。
他的作品主要表现了他理想中的“乡下人”和他所看到的都市人心理、精神上的冲突与矛盾。
他认为都市的物质文明破坏了绵延数千年的乡村固有的美丽而朴素的人性。
据此,沈从文极端地批判其精神性堕落的主体——都市物质文明。
因此对于他来说,乡村朴素的原始自然与都市异化的物质文明是永远难以和解的两个轴心。
沈从文对都市文化主体——都市人感到“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老实说我讨厌这种城里人。
”①这里明显地表露了作为“乡下人”的自我主体所特有的对都市人的强烈否定意识。
这种强烈意志之所以存在,是与他想保持湘西世界所赋予的自我意识紧密相联系的。
因此,沈从文说:
“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一切来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他是依据区别于现实的远景,对和谐世界的渴望——“乡下人”的标准来认识都市文化的。
在他眼里,活在都市文化中个人的生命只是一种彷徨和迷失的延续。
小说《腐烂》中,他把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描写为“那么复杂的种类,使人从每一个脸上望去,皆得生出‘这些人怎么就能长大的’一种疑问……并不是人人都顽强健康,但差不多人人脾气都非常坏,那种愚暗,那种狡诈,那种谦虚美德的缺少,提及时真是使人生气。
”并且说:
“我以为城里人要礼节不要真实的,要常识不要智慧的,要婚姻不要爱情的。
”在《夫妇》中,都市人因现代文明的污染与压力而变得空虚,最终留下神经衰弱症。
这样,在他的文学中都市文化与生活剥离了那种湘西风情特有的人的和谐而仅仅是简单的麻木不仁的“活着”。
另一方面,沈从文深刻地认识到了文明的发达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
都市文化圈内,知识分子生活在发达的物质文明中,接受现代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因此,他们在知识方面是个“专家”。
但在其意识上却徒具有“生物”般的习性。
沈从文是对此加以无情批判的。
沈从文强烈批判现代都市文明或科学精神的态度,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一个基本评判标准。
这种现实与他内心冲突的激烈矛盾使他对都市人的认识褒贬甚至表现为读书人仅仅是“生物”的极端的话语:
构成都市文化上层的读书人虽在知识面上有相当的积累,但在意识程度上却如同简单的生物,只追求并满足于基本的要求,缺乏对未来的向往。
这样,映照在沈从文文字中的都市,虽有当时中国最发达的文化,这些所谓的“文明”在沈从文看来,集中于具有专门分科的知识分子,但现代都市“生物”化的本能与非人性的因素却支配着社会生活。
进而,在《长庚》中沈从文通过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绅士淑女即所谓“文明人”的行为的描绘,典型地再现了文明社会的急剧变化所造成的精神失落。
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称绅士淑女的,这种人的生活兴趣,不过同虫蚁一样,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罢了。
这种人在滚爬中也居然搀杂泪和笑,活下来,就活在这种小小得失恩怨中。
这些人在“文明”的压力和虚假道德的束缚下,完全丧失了正常的人性,沈从文认为人性丧失是都市文明和外部环境对个人真性情的扭曲,他完全拒绝了“都市文化”!
对于沈从文来说,都市文化既是拒绝与批判的对象,同时又是一种压迫他生命的基础。
由此,沈从文以自然人性的视觉透视都市文化,并描写都市文化中绅士阶层“生物”般无意义,无所事事的日常生活,揭露了他们意识上的堕落,如在《绅士的太太》中:
一般绅士为了娱悦自己,多数念点佛,学会静坐,会打太极拳,能谈相法,鉴赏金石书画。
另外的事情,就是喝一点酒,打打牌。
这个绅士是并不把自己的生活放在例外的地位上去的。
②
在此,沈从文借描叙绅士阶段的无聊及上流社会的个性缺失,提出对都市文化价值的再判断并指出其对人性的异化。
他通过绅士看到了一个完全丧失人间最基本的感觉的人间个体群,从而抨击了这些人物心理与行为的不协调与堕落,认为这种都市文化使人类成为“不大思索更不容许思索的生物”。
而且,由此出发,认为都市文化中的读书人的“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
同时对他们乏味的生活与自我中心的思考方式,也加以一定的批判。
活在中国作一个人并不容易,尤其是活在读书人的圈儿里。
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这种人数目既多,自然而然也会产生一个观念,就是不大追问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坏,“自己不作算聪明,另人作来却嘲笑”的观念。
这种观念普遍存在。
③
上面的文字可以这么理解:
越过读书人的一般意义或观念层次,沈从文的眼光集中于现代都市文化的机能。
沈从文试图在“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既因之丧失净尽。
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不过如在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
”④究其原因,即社会的禁律和复杂性使人丧失人性,使“社会”与“自然”构成对立。
这里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人性批判的内容。
对于人性的丧失,沈从文认为是由于现代化都市文化的复杂道德与礼节禁律抑制人类的自然人性。
也就是说,是这些使个人丧失自然的、原始的本性和人类精神,最终被荒废。
人类的基本道德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不自然关系所抑制,自然天性亦受各种文明禁律的制约,个人的生活与生命因而渐渐失去生气。
因此,“知识阶级中有部分人,脑子极不健全,行为马马虎虎……凡是他们所在处,就有麻雀或扑克牌。
”⑤
沈从文这样深刻地批判“都市文化”中的都市人之空虚的生存与生活方式,并认为这种“文明病”的文化累积,既现代文明与封建文化融合一起的“虚伪呆板的混合物”会腐蚀都市人的灵魂。
沈从文甚至说知识把这些人变得如此可怜,如此虚伪。
他希望能够在人性价值被无情夺去的都市生活中顽强地进行抵抗,恢复人性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并渴望实现出于本能情绪的拥抱的理想境地。
因此,沈从文自然地坚持认为他所看到的湘西人“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
”对于沈从文来说,都市文化意味着道德规范与禁律的压迫、人性的异化等,相互不信任而仅仅是格式化的生活。
其文学作品表现了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反抗与反思。
三、乡土、都市碰撞中的文化抉择
湘西的楚文化的熏陶赋予沈从文认识方面的独特才能,他以“小乡城”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来认识事物。
“小乡城”内生活上具备的鲜活形态是他所认定有价值的生命。
他对这种生命充满爱慕,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描摹他们存在的方式,将自己对人生的酷爱融人其中,使这些人生众相充满浪漫色彩。
任何背离了他的文化观念的世界,都是他深恶痛绝的。
比较他笔下的另一世界——都市世界,我们便能发现,他对现代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么敏感。
他认为“城市中人是全为一个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
一切好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
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个模子里印就,个性与我是不易存在,领袖标准是在共通所解的榜样中产生的。
即便是恋爱,也转成为‘商品形式’,因而千篇一律,毫不出奇。
”连最能表现人类精神之风采的恋爱都模式化了,这是沈从文难以忍受的。
更何况都市人中还有荒淫靡烂的生活,百无聊赖的精神以及具有“阉寺性’’的萎缩的人格。
相比之下,他当然更肯定“小乡城”原有的健康美丽的人性。
因此,我认为他苦心经营的艺术中心是小乡城世界。
他描绘出“小乡城”人生活的变迁,正凸现出他文化意识中蕴含的忧患。
小乡城的特殊布局,给居民带来了生活的从容。
山里产的田里出的一旦能保证无衣食之忧,他们便不肯轻易移动,甚至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
从历史角度看,积淀成生活方式的“常”态,进而连同其品质溶为一体,形成一种超现实的稳定状态;一旦陆上所产不能裹腹,河流的存在便指出了另外一条生路,许多人便涌向河面,吃水上饭,以变求生,生活形式呈现出现实中的“变”态。
吃水面饭发迹的,便返回故土,买地购宅,祭祖耀宗,稳定下来;一旦战乱兴起,或土匪来抢,万贯家财一夜毁,便背井离乡,一叶小舟水上漂带着往昔的繁华梦,去求更远的将来的返乡。
“常”“变”交替中,个人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往往系于一些偶然事件上,使“小乡城”人的生活充满历史沧桑感。
主体文化意识的熏陶,形成他独特的自然人生观。
他信奉的人生哲学就是自然人性理想,即一种未经现代文明玷污、未受世俗礼法羁束的自在状态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因此,其作品多表现人性中顺乎自然的一面,善良的天性,古朴的风俗配以如画的山水,给人以世外桃源般的错觉;而地域的闭塞,环境的险恶以及生存的艰难则少有正面的描摹。
最典型地体现其自然人生观的,就是《边城》里生活的人们。
把握艺术尺度的失误促使他正式文化冲突。
《边城》中,翠翠与傩送自然发展的爱情中突然冒出了王团总家的碾坊——团总要以它作嫁妆,希望傩送娶她的女儿。
碾坊的出现,标志着封建买卖婚姻观在茶峒的新生,它必将激起所有当事人心灵的微澜。
沈从文体味到了两种文化冲突带来的阵痛,意识到了本民族文化的岌岌可危,却又不忍心她失败,所以让傩送做出了不很坚决的选择“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许只许我撑个渡船!
”⑥在可能的期盼中,他只好让翠翠等下去,1934年的沈从文,感情所指与理智所向处于矛盾状态,他只好将小乡城文化的命运投射到翠翠身上,以带着伤感色彩的美丽去掩饰前途的不可知,他内心对人生无常的隐忧也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
沈从文选择了“小乡城”文化必然受其约束。
一方面,其独特的内涵使他以“人性”为突破口审视了乡城人和都市人的过去和现在,在自然人性与扭曲人性的对比中透出对民族再造的努力和对民族前途的思索,写出人类的孤独处境和存在的困惑;另一方面文化视角的单一又限制了其创作成就。
综上所述,沈从文在东西方文化冲突碰撞中以其自己独特的“两个世界”——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屹立于文坛。
这“两个世界”透视出沈从文在这场狂飙中的痛苦彷徨心态,以及确立方向后的执着追求。
在沈从文眼中,西方文化,现代文明是人性异化的渊源,是造成中国现代社会“堕落”的根源。
在过去与现实之间,他倾心的是过去,在传统与现实之间,他宁取传统。
但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为他所摒弃的,他在传统中所寻找到的与这一切相对抗的武器是来自故乡的湘楚文化,他所称颂的“过去”也是以湘楚文化为主体的湘西的过去。
恢复湘楚文化,尤其是湘楚文化中的自然人性,来改变现实社会人性异化的现状,重振民族雄风,这便是沈从文给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开出的药方。
难怪当时就有人评论说,沈从文是想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
注释:
①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3—11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67页。
②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3—11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页。
③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3—6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页。
④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3—33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68页。
⑤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3—11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365页。
⑥沈从文:
《边城》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参考书目:
1、吴宏聪、范伯群:
《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
2、钱谷融、吴宏聪: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3—33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4、沈从文:
《边城》,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5、黄永玉:
《太阳下的风景》,花城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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