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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至极的长春围困战
残酷至极的长春围困战
长春围困战是在1948年5月23日至10月19日间发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之间在吉林省长春进行的一场围城战。
5月23日开始,解放军对防守在长春城的国民党军形成包围,切断空中运输,进行长达150多天的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期间发生了几次大的交战和几十次零星交火,守军的粮食、燃料极度缺乏,很多平民饿死,最后以国民党六十军与新七军投降,解放军进驻长春结束。
长春战役是辽沈战役中的一部分,解放军占领长春宣告了辽沈战役第一阶段的结束。
长春战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以10万解放军围困10万国民党军。
东北解放军的意图是打算围城打援,以一部分部队进攻长春,吸引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北上救援,然后在途中将廖耀湘兵团保卫歼灭。
但由于攻打长春的解放军与守城的国民党军兵力相当,装备不如国民党军,而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又拒绝北上援救,所以东北解放军始终没有下决心强攻长春。
后来解放军决定先攻下锦州,切断东北国民党军南逃路线,将东北的国民党军滞留在东北战场,逐个消灭,因此主力南下,长春战役形成了围而不攻的局面。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松辽平原中央,是东北铁路的交通枢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的首都就设立在这里。
沦陷期间,日本关东军在这里修筑了许多永久性防御工事,国民党军进驻长春后,又进一步加强了工事。
长春城内有很多永久性碉堡和地堡,市中心的主要建筑和街道都有地下坑道相连接,构成核心守备点,外围设有宽三米深两米的外壕,设有纵射火力点以及铁丝网、地雷、绊索、鹿砦、陷阱等防御工事。
此时的长春已经是一个具有坚固防御体系的大城市。
国民党报纸声称长春的防御工事“坚冠全国”。
经过日本人十四年的经营,长春市的人口已经从沦陷前的15万人,膨胀到70万人(包括日本人14万),长春围困战前,城市的居民据估计应在40万到60万之间。
长春围困战后,居民人口锐减到17万人。
守长春城的是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参谋长杨有梅,主要有新七军和从永吉撤回的六十军6万人,以及地方部队4万人,共计约10万人,下设:
新七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机械化装备。
军长李鸿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五十六师师长张炳言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六十军,滇系部队,军长曾泽生暂二十一师师长陇耀,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长春的守军以中央大街(后改称斯大林大街,现名人民大街)为界分为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归六十军,西半部归新七军,司令部设在中央银行大楼。
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坚固建筑物层层设防,并派新七军的暂五十六师两个团的兵力控制西门外的大房身机场,派六十军的一个师防守东郊城防工事外的一些战略高地。
东北人民解放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第一兵团约10万人,司令员肖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政委肖华,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副参谋长潘朔端。
第6纵队司令员黄永胜,第16师,师长李作鹏第17师,师长龙书金第18师,师长阎捷三第12纵队司令员钟伟第34师,师长温玉成第35师,师长王奎先第36师,师长沈启贤,独立第6师,师长邓克明独立第7师,师长罗华生独立第8师,师长王人贵独立第10师,师长赵东寰独立第11师,师长王效明
1948年4月18日,中共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就打长春的问题进行讨论,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计划从5月种旬开始进行长春战役,用九个纵队攻打长春,并采取围城打援的手段,并准备用4万人的伤亡,在10-15天的时间结束战斗。
4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了攻打长春的提议。
5月中旬,解放军在长春东南二十余公里的李家屯成立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后改称第一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
此时解放军已完成对长春的合围,一纵,六纵和三个独立师将长春围住。
随着解放军逼近长春,缩小包围圈,5月14日,长春守军为保持外围防地和确保飞机场,以新七军一个半师、六十军一个师组成出击部队,向长春西北方向出击,进攻小合隆附近的解放军十二纵36师,试图将解放军赶走,确保大房身机场在解放军的炮火射程之外。
19日占领小合隆。
24日,解放军为了实行空中封锁,以一纵、六纵、十二纵三十四师、三十五十师、独立第7、10师,奔袭小合隆和大房身机场,歼灭驻守机场的新七军暂五十六师两个团约六千余人,俘获暂五十六师副师长王正国。
郑洞国命出击部队迅速撤回,解放军占领了大房身机场,至此长春守军与沈阳的空中运输中断。
这次战斗解放军也损失两千余人,正是通过这次试打,解放军指挥者认识到打长春不是猛攻可以解决的,于是改强攻为围困,以求困长春守军于城内。
1948年6月5日中共东北局林罗刘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三个作战方案提出对长春采取较长时间的围城打援,先消灭援敌,然后攻城。
时间准备两个月至四个月,可以确有把握地歼灭敌人与拿长春。
建议采用第三作战方案。
中共东北局首长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以“久困长围”为攻打长春的总方针,对长春进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
6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林罗刘提出的第三方案。
1948年6月15日至20日,解放军第一兵团在吉林召开野战军师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吉林会议),决定把攻打长春改为长困久围,并宣布由第一兵团司令肖劲光政委肖华指挥新成立的十二纵(由北满独立第2、4师和西满独立第5师组成)和六个独立师担任围城任务。
6月22日前,解放军完成围城的部署工作,六纵十八师,十二纵三十四师、三十五师和独立第6、7、8、9、10师、进入指定位置,第一道包围圈分为东西两个地方队,独立第6、8、9师为东地区队,六纵十八师为其机动部队;独立第7、10师为西地区队,十二纵三十四师、三十五师作为其机动部队布置在城西和西南守军主要突围方向上,其余部队组成第二道包围圈。
完成以长春为中心方圆45公里,纵深25公里范围的封锁圈,禁止粮食和蔬菜、燃料、牛马和等生活必需品运入封锁圈。
在解放军的封锁圈和国民党守军的哨卡之间形成了中间地带。
在对长春进行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的同时,解放军也进行着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对上级军官的策反活动。
6月28日解放军第一兵团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攻心为上、功城为下”,会后大规模的政治攻势就迅速展开了,阵地喊话,发宣传单,利用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向城内喊话。
同时,针对属于滇系的六十军上级军官进行工作。
在5月底丢掉机场后,国民党军长春守军的粮食供应只能靠空投。
根据当时美联社分析,一天要出动四十架次的飞机才能满足需要,而由于空投飞机受到解放军炮兵和高射机枪的射击,常常来不及空投就逃跑,或者在高空乱投,不能投入城内。
六月底,郑洞国组织了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并颁布《[[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规定市民自留的口粮数量只许维持3个月,其余按限定价格卖给市政府以保证守军的需求,否则一旦查获将没收粮食并严惩。
守军在城内抢夺民粮。
到了夏天,市区居民出现粮荒,留有存粮的居民不敢“光明正大”地举炊,有不少人因此病饿死亡。
由于城内粮食极度缺乏,加上有人投机倒把,城内的粮价飞涨,从最初的几元一斤涨至一万元一斤。
中央银行长春分行不得已发行本票,面值也由几十万一张发展到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一张。
6月28日,长春大批饥民汇集到康德会馆后院粮库,冲破警戒,抢粮充饥。
国民党军队和警察开枪弹压,造成多人死亡。
7月19日,卫立煌命郑洞国守长春,牵制共产党军大批主力南下。
最初,长春守军还禁止居民出城。
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8月1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哨卡,不准进哨卡,将大量居民疏散出城。
这就是国民党军的“驱民养军”政策,以降低市内粮食的消耗。
7月20日,中共东北局讨论认为攻打长春一举全歼守军没有把握,应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为好,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
22日,中央军委回电赞同。
鉴于城内居民成分的复杂,尤其是有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也化装成难民试图混出城去,围城部队开始时一度对长春的出城者严格审查后才予以放行,大量饥民滞留在城外中间地带,又不被守军准许回城里,结果出现了大批死亡。
围城部队发现中间地带有饥民大量死亡的现象后,于8月中旬下令在指定哨卡一律放饥民过封锁线,并对出城的饥民予以救济。
出城的难民共被收容了15万余人。
8月4日至6日,国民党国防部在南京召开军师会议,会上曾经讨论从东北撤退,固守华中的部署,但因失去东北在国内外影响太大,故未果。
8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作出《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决定成立处理难民委员会,处理难民的收容,救济等事宜。
8月16日解放军第一兵团召开军事工作会议,根据上级指示,缩小包围圈,进一步围困守军,第一兵团司令部也向前移动到距长春十公里德四家子村。
8月17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编为东北野战军。
进入9月,长春城内一片混乱,有人很多饿死街头,无人收尸。
甚至发生卖人肉的事情。
9月12日,解放军向义县、滦县一线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辽沈战役正式打响。
9月底解放军主力挥师南下北宁线,六纵、十二纵也奉命调往通江口、开原一线,只有独立第6、7、8、9、10师和后调来的独立第11师六个师,以及地方部队继续围困长春。
自6月25日至9月底,一共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约3000人,有13500多国民党军士兵向解放军投降。
解放军在外围战斗中仅有400余人伤亡。
围城期间,全市的中小工厂的厂房设备大部被破坏。
全市的房屋有30%被拆毁,输电设备有33%被拉走,供水设备有70%被破坏。
国共双方在城外和城里掩埋的尸体总数是12万左右。
守军投降
10月2日,蒋介石飞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军队主力南下,围困长春的力量空虚,因此命郑洞国趁机率部突围。
10月4日下午,郑洞国与曾泽生通话,要求六十军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的出击。
10月7日至8日,郑洞国集中新三十八师等两个师组织了一次试探性的突围攻击,攻击长春以西的大房身机场方向的独立第6师阵地,受到解放军强大的阻击。
10月14日,解放军向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攻占了锦州,锦州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全数战死,东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和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被俘。
锦州被共党军队占领后,使得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退的道路被切断,东北战场的形势急剧变化。
同日,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派张秉昌、李峥先带着六十军联名信与解放军接洽,联名信由白肇学亲自书写,信中提出11条需要回答的事,曾泽生、白肇学、陇耀三人在信上签名。
当晚二人来到位于穷岗子的东北军区前方办事处。
10月15日,蒋介石亲自飞抵沈阳,并向长春守军总司令郑洞国空投手令,命其率六十军,新七军立即突围。
中午,张秉昌、李峥先带来的联名信被送到兵团政治部刘浩处,刘浩向兵团司令部报告,当时兵团司令部得到长春守军有可能突围的情报,因此一些领导怀疑六十军此举可能是假借“起义”之名进行突围。
17时,刘浩赴兵团司令部当面汇报。
夜,刘浩向兵团首长汇报,刘浩认为六十军当前投共是可能的。
经过讨论,兵团总司令肖劲光同意刘浩的意见,同时指出如果六十军企图突围,就消灭它。
10月16日上午,刘浩与解方、潘朔端到穷岗子与张秉昌和李峥先见面,并向其表示欢迎“起义”并提出五点具体意见。
中午,郑洞国通知曾泽生到兵团司令部开会,讨论向沈阳方向突围的计划,决定17日拂晓突围。
下午,刘浩派车送张秉昌和李峥先回到六十军暂二十一师阵地,请曾泽生派正式代表出城商谈“起义”事宜。
黄昏,张秉昌和李峥先回到六十军军部,带回共产党军队的承诺。
得到共军承诺后,曾泽生给暂二十一师营以上军官讲话,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曾泽生宣布六十军投共,暂二十一师向新七军布防。
又来到一八二师通知其“投诚”消息。
晚8点,一八二师向新七军布防。
11点,曾泽生通知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及其三个团长开会,扣留李嵩及三个团长,并命其向五十二师三个副团长要求服从命令,阻饶该军队投共。
曾泽生派暂二十一师副师长李佐,一八二师副师长任孝忠为正式代表携带蒋介石15日空投的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出城商定起义计划。
10月17日凌晨一点,六十军指挥所搬到五四七团团部,派人送信通知郑洞国准备起义。
上午刘浩与李佐、任孝忠到五四七团团部,中午,曾泽生与刘浩会面,下午3时,刘浩与曾泽生出城,会见唐天际、潘朔端,商定防务交接计划,包括交接防地的时间、口令、办法,约定凌晨四时前完成交接。
商定后刘浩与曾泽生回长春布置计划。
17时通电起义。
夜,接防部队解放军独立第6、8、9师入城接收东半部防区,12点,六十军撤出防区开往九台。
六十军三个师共26000余人进行了“起义”。
10月17日夜,曾泽生接通郑洞国电话,并由刘浩与郑洞国通话,敦促其放下武器。
10月18日,周恩来亲自拟电报给郑洞国,以黄埔旧谊敦促他“起义”,写道“时机紧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
晚11时,新七军李鸿派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暂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宁伟,新七军军部炮兵指挥官王及人,新闻处副处长杨天挺,副官处副处长杨振汉,暂第六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祥伯等人为代表,与解放军第一兵团参谋长解方商洽“起义”,达成协议。
10月19日清晨,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面见郑洞国,报告已经准备投诚。
上午10时,新七军放下武器,解放军接收西半部防区。
至此,长春全部被解放军占领,只有郑洞国兵团总部机关和特务团固守中央银行大楼。
解放军没有采取武力攻占,郑洞国部下向解放军提出“抵抗”一二日后再投降。
10月20日晚11时,郑洞国向蒋介石发出诀别电报。
10月21日凌晨4时,在一阵朝天开枪后,兵团总部举白旗投降。
此时,从沈阳飞来的几架飞机在空中盘旋了几圈就飞回去了。
长春宣告和平解决。
长春围困战造成了很多贫民由于经济封锁的不到粮食而饿死,具体饿死饥民的数目尚存在争议,死亡人数也一直是个谜团,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估计长春围城饿死了十五万人,日本人估计是饿死二十万人左右,当时在城中国民党军队的段克文回忆录估计饿死了六十五万。
这一点使得很多研究者给予长春围困战负面的评价,认为共产党应该为这一问题负责。
国民党方面认为,解放军在围城期间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共产党方面则认为城内国民党军实行“杀民养军”、“驱民养军”政策,见死不救,长春惨剧的责任应归于国民党军队,其重要理由就是长春解放后国民党新七军和六十军手中仍有大量余粮,其中新七军的余粮可以坚持半年左右。
但共产党也承认“为时不长的延误确实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长时间围城,也给城市人民带来了一些苦难。
”
长春围城是指发生在中国国共内战期间的长春围困战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事件。
1948年,林彪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对国民党政府军控制的长春城实行围困,6月5日,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决定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方针。
要求采取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手段,围困长春。
长春围城历时五个月。
造成大批城内平民因饥饿而死亡。
全城700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
一切木质结构,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吃光。
在围城的初始阶段,国军曾限制居民外出,但后因城中发生饥荒,随对居民放行,并限制其返回。
其间也发生国军士兵抢夺居民粮食的现象。
对企图逃出长春求生的平民,共军开始曾进行搜查审问后放行,但后来采取了围阻“捆绑”以及射杀的行动。
大批饥民被迫滞留在两军控制的环城中间地带,其间遍布腐烂的饿死民众的尸体。
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证实,围城期间包围圈中曾发生食人悲剧。
围城最后以国民党军投降而告终。
长春的居民人口由围困前的50万左右(包括围城前从周围地区逃至长春以躲避战乱的难民)锐减到围城后的17万人。
饿死居民的人数,目前尚无确切统计。
作家解放军中校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分别引用时任长春市长尚传道的回忆录称“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和国民党《中央日报》战后的报道称城外“尸骨不下十五万具”;日本媒体的估计为二十至三十万人(战前滞留长春的日本人约3千,据说其中很多战后被饿死)。
1975年被释放的战犯段克文在《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六十五万。
国民党方面认为,中共军队在围城期间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共产党方面则认为其军队为“解放”长春而采取的行动是正义和积极的,造成饥民死亡是次要的,在中共官方宣传口径中,有“兵不血刃取长春”之说;而很多非国共人士及国际舆论则认为,长春围城是二十世纪最惨重的战争灾难之一。
“共军”为何围困数月而不得入内?
说明国军抵抗还很强。
城内饿死之数十万众不可能是一夜死去的,国军是否也有见死不救之嫌?
对老百姓的残害,无论是洋人国人,结果都是家破人亡。
有什么区别?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当时饿死的都是长春的市民,而长春是由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国民党政府又自称是全国的政府,理应负责城内人民的生活。
长春市民的苦难,从根本上来讲,国民党守军及其“杀民养军”的政策造成的。
但在围困封锁时解放军部队如果在开始就实行比较灵活的政策,对阵地前出现的饥民早一些进行大规模的救济,死亡数字可能会小一些。
在中国的历次战争中,在外国的各次战争中,对敌人占领的城市采取包围攻击或封锁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会伤及一些无辜的百姓。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动空军猛烈轰炸德国和日本,并对日本进行布雷封锁,轰炸中死亡的上百万人绝大多数也都是无辜的平民,日本国内因封锁造成的病饿死者也多是贫苦百姓,但是任何有正义感的人也不能否认这种作战性质是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行为(当然不包括最后全无军事必要所投的两颗原子弹)。
当然,在战争中对于无辜者的误伤,应尽力减少到最小程度,这就要看采取行动时组织指挥者的政策水平和指挥艺术。
其实解放军当时是对长春10万国民党守军“围而不攻”,而主攻锦州等地。
锦州失守后6天内,长春守军相继起义、投诚或投降。
国民党将老百姓的粮食强征军用,难道不是“蓄意杀人”吗?
老百姓在长春城里要被饿死,离开长春就可以找到活路,国民党把老百姓赶出长春城,共产党把老百姓赶回长春城,你认为哪个对饿死负更大责任。
国民党要救平民,要给他们粮,共产党要救平民,什么都不用给,只要放他们一条生路,他们自己会去想办法。
我确实认为共产党没有直接射杀,但在我看来,把人关起来饿死,和直接射杀没什么区别,这难道不叫“蓄意杀人”?
围长春城是正常的军事行为,但为了给国民党增加负担,就硬把老百姓关在城里饿死,这就是屠杀。
德累斯顿轰炸为什么出名,正因为人们谴责它的滥杀。
一切滥杀平民的行为都应该被谴责,而不是为它去找借口。
要找借口的话,什么找不到借口?
如果这都可以找借口的话,那国民党炸花园口的行为就是无比伟大了,那可是为了抗日大业啊。
国民党军把老百姓赶出长春城时,并没有要给他们粮,相反是抢了他们粮。
硬把老百姓饿死的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军队里有的是粮,明知道城里城外有大量饥民,却不救济,这才是“蓄意杀人”。
而解放军开始时并不清楚出城的人是什么身份,又怎能随便一下子全放他们过封锁线?
并且后来解放军也纠正了原来机械执行式的做法,对出城饥民一律全放行并予以救济。
国民党军队在被包围的形势下,突围无望,不得不固守待援,实行“杀民养军”政策,大肆搜刮民食逐百姓出城,砍伐树木,拆毁城市建设。
全市中440家中小型工厂全部停产,厂房设备大部被破坏。
市区内30%的房屋被拆毁,33%的输电设备被拉走,7O%的供水设备被破坏。
解放军围城部队开始一度禁止居民随便通过封锁线,等到国民党军把大量饥民驱赶至封锁线前,又不许其回城,结果出现了大批死亡。
根据国民党方面在被围期间掩埋的尸体数和解放军在城外和进城后掩埋的尸体数,总计是12万人左右。
此后围城部队下令放人,并对出城的饥民予以救济。
解放军在围城期间,共收容难民十五万余人,发放救济粮四千吨,救济金东北币六亿元,食盐五千斤。
国民党既然这么坏,共产党为什么还要把老百姓堵在那里,不准他们逃生。
“等到国民党军把大量饥民驱赶至封锁线前,又不许其回城,结果出现了大批死亡”,怪了,不是说共产党“对出城的饥民予以救济”吗?
那怎么会有大批死亡呢。
国民党既然不许其回城,那显然是死在城外的,那你告诉我他们是怎么死的,谁该负责。
我很想知道,如果我把你堵在家里饿死了,你会不会认为我有罪?
10万国民党守军里有的是粮,明知道城里城外有大量饥民,如果国民党军队去救济,这些10多万饥民还会可能饿死吗?
国民党军队自己吃好喝好,却不能与百姓共甘苦,还抢百姓的粮食!
甚至将饥民饿死的责任推到对手身上!
围城部队也并没有出城者全挡回去,只不过开始时对出城者严格检查身份致放行速度很慢数量很小。
这在当时两军对峙时是不可避免的。
当围城部队后来发现饥民大量死亡后,不是改实行比较灵活的放行政策了吗?
只听说在战争中有红军、抗联、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自己饿死或和百姓一起饿死,没听说红军、抗联、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有粮不让百姓吃,自己活着而让身边的百姓饿死的!
长春5月刚被围城封锁时,国民党守军不放百姓出城。
到出现饥荒后,才在8月开始“放”身无粒粮的饥民出城。
这两个多月,国民党守军都干嘛呢?
封锁线纵深25公里啊!
你以为饥民是死在围城部队的眼前吗?
饥民是死在中间地带啊!
长春守军抢夺居民的粮食,害得尚留有存粮的居民不敢“光明正大”地举炊。
而城内食品的价格暴涨。
城内有不少人因病饿死亡。
从1948年8月1日起,守军还把居民一批批“放”出城外,注意,是“一批批”“放”出去,不是一下子全“放”出去。
而围城部队从1948年8月(主要是8月中旬以后)到10月中下旬围城结束,共收容救济了15万余出城的饥民。
围城期间,在城内掩埋的尸体数,加上围城部队在城外和进城后掩埋的尸体数,总共是12万左右。
《雪白血红》里先摆出尚传道的回忆录“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接着列出国民党《中央日报》在长春围困战之后报道城外最低估计“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
张正隆他“估计”饿死了十五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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