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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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开放教育试点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浅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姓名张碧华
学号071050084
学校新乡电大
指导教师岳学敏
写作时间2008年11月4日
目录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1
二、司法实务中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的共性问题-----------------------------1
(一)证人拒不出庭的居多,证人出庭作证率仍然偏低--------------------1
(二)证人证言的采信率相对偏低-------------------------------------2
(三)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不一---------------------------------------4三、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法理依据--------------------------------------2
(一)直接言词原则是证人作证形式的内在要求-------------------------2
(二)司法公正是证人出庭作证的法治理念-----------------------------3
(三)证人出庭作证是保障证人证言真实性的有效程序措施之一------------4
四、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率的低原因分析----------------------------------4
(一)立法不完善是证人出庭率低的直接原因---------------------------4
(二))社会背景方面的因素------------------------------------------6
(三)观念上的因素-------------------------------------------------6
五、解决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几点对策---------------------------7
论文摘要
证人出庭作证是各国刑事审判制度的基础,也是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方面。
在我国,证人证言是法定的证据之一。
然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证人出庭率过低和庭审中大量充斥的书面证人证言,已经影响到法院审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因此,明确界定证人拒绝作证的特权制度、证人保护制度、证人经济补偿制度、证人惩戒制度,综合当前我国的法治环境和司法实践,本着司法公正和诉讼经济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实现证人出庭作证,是刑事证据立法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
关键词:
证据;证人证言;伪证;审判经验
浅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
在我国,证人证言是七种法定的证据之一。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此规定确立了证人出庭作证的普遍原则,体现了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
但是,我国目前的刑事审判实践中,书面证言代替证人出庭作证的现象非常普遍,证人不愿出庭、证人出庭率低一直是非常突出的问题。
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具体数字,目前官方尚无确切统计。
但根据典型调查,就全国范围来看,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率也极低,平均只有5%的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出庭率低,实际无法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剥夺了被告人对控方证人质证的权力,不仅使新的庭审方式流于形式,违背刑事诉讼法的直接言词原则,而且严重损害了程序公正。
尤其是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由于法官在审判前已无法看到全部案件材料,多数情况只能凭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的证人证言作出裁判,因此刑事审判质量存在很大隐患,这不仅严重损害司法的“公正与效率”主题的实现,损害法院裁判的权威,而且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刑事审判方式由纠问式向抗辩式转变这一司法改革进程的深入。
因此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成为刑事证据立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司法实务中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的共性问题
(一)证人拒不出庭的居多,证人出庭作证率仍然偏低
《关于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实施以前,众所周知,证人拒绝作证特别是拒绝出庭作证是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实践中的一大难题。
在实践中,许多原本需要出庭作证的证人仅仅是提交一份书面证言,由当事人在法庭上进行宣读,有时甚至连书面证言也不愿提供。
此现状之存在,从一种普遍意义上说是对刑事诉讼机制运行的干扰,而结合到我国的实际,又成为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巨大障碍。
进一步讲,由于证人作证是公民的义务,证人拒绝作证可视为是对法律根权威的蔑视,这与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无疑是背道而弛的。
至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以书面证言代替出庭人作证的现象,由于无法确定其是否为证人内心意志的真实反映,其出现在刑事诉讼中不仅无助于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正常恢复,甚至会出现是非颠倒的恶果。
且在提供证据中,以律师、法律工作者、审判人员的调查询问笔录作为证据的现象极为普遍。
《规定》五十六条对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几点情形做了规定。
规定中的这五点情形,经人民法院许可,证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或者视听资料或者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技术手段作证。
《规定》实施以后,证人出庭情况有所好转,但证人不出庭的仍居高不下。
(二)证人证言的采信率相对偏低
出庭作证的证人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居多,由于受社会传统、客观环境、人际关系等的影响,证人与一方当事人或是亲戚关系,或是朋友关系,或是同事关系,或是与一方当事人有仇恨,他们的证词往往偏袒一方或自相矛盾,让法官难以判断真伪。
在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出现最多,最频繁的一种现象通常是指证人伪证。
(三)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不一
在审判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有的主要由法官进行询问;有的主要由双方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询问,询问过程混乱,效率低下;有的证人宣读已经写好的证词;有的证人当庭背诵证词;有的法官、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询问证人明显具有诱导性。
三、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法理依据
(一)直接言词原则是证人作证形式的内在要求
直接言词原则是指法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取被告人、证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案件事实和证据必须以口头方式向法庭提出,调查须以控辩双方口头辩论、质证的方式进行。
直接言词原则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准则,在刑事审判活动中具体表现为:
第一,一切证据必须在法庭上由审判人员亲自接触并赋予控辩双方对其以言词陈述方式进行质证的机会,才能作为法庭据以定案的根据;第二,法庭只有以直接言词方式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和辩论,它所作出的裁判才能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直接言词原则使所有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均以最原始的方式展示在法庭上,使法官五官直接与证据接触,有利于形成对证据真伪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切断控诉方卷宗材料与法院裁判之间的必然联系,确保法官与证据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并将其裁判直接建立在法庭调查所得的证据基础之上,从而保障程序和裁判结果的公正。
尽管我国当前的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直接言词原则,但立法的众多条款均体现了该原则的基本精神。
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156条规定,“证人作证,审判人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
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
”等等,都集中体现了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内涵。
(二)司法公正是证人出庭作证的法治理念
司法公正,要求法庭审判应当中立、公正、公开。
证人不出庭作证,法官仅以控诉方提供的证人书面证言笔录作为裁判依据,不但使被告人失去了当面质证询问证人的机会和权利,而且大大降低了法官甄别证人证言虚假成分的几率,致使法官对证人证言的采信,往往带有片面性和倾向性,从而影响裁判的公正。
(三)证人出庭作证是保障证人证言真实性的有效程序措施之一
证人证言作为七种法定证据之一,在我国刑事证据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地位。
证人证言因其本身的特殊性,常常成为查明案件事实最直接、最快捷、最有力的手段和工具,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采用。
但是证人证言作为一种证据,也有其固有的缺陷,它的主观性、易受干扰性、易变性和可编造性,使得其可靠性大打折扣。
因而在发挥证人证言积极作用的同时,如何避免其消极影响,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国内外刑事司法实践证明,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和质证,是避免证人提供虚假证言的有效程序措施之一。
证人出庭作证,可以有效避免证人在面对不同取证对象时,因受到感情、舆论、心理等各种压力,而作出不同的证言,也可以有效避免取证过程中刑讯逼供和骗证诱证的可能,从而保障证人作证能完全从客观立场出发,而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同时通过控辩双方的询问质证也可以有效排除证人证言中的一些“假象事实”,最大限度获取证人证言所反映的客观事实。
四、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率的低原因分析
仔细分析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原因,可以说既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人们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
(一)立法不完善是证人出庭率低的直接原因
尽管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初级阶段。
各项立法规范尚须完善,表现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的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缺少相关配套措施和制度,而且法律的某些规定实际上为证人不出庭作证大开绿灯。
1.证人书面证言可以作为证据采纳与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的冲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又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
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第47条毫无例外地要求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讯问、质证并且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
而第157条,却又不加区别地规定,未出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经当庭宣读,并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后,亦可作为证据使用。
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规定,使得证人不出庭在实际上有了立法上的根据。
2.证人作证资格标准不严谨,范围过宽。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但案件情况往往十分复杂。
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可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也可能是道听途说,甚或主观推测。
有些无关紧要的证人出庭作证不但起不到查明案件事实的作用,反而还会节外生枝,增加查明案件事实的难度,适得其反。
因此,只有在事实上对定罪量刑起着关键作用的证人,才有出庭作证的现实必要,不加区分地要求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出庭作证,不但会影响证人的出庭率,反而造成司法活动的高成本低效率,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3.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了证人证言的质证内容,第48条规定了证人资格,第49条规定了对证人的保障,第157条规定了可以向法庭出示证人证言笔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原则及证人不出庭的情形。
不难看出,上述我国法律制度有关证人出庭的规定过于简单,没有规定哪些情形下证人可以不出庭,应当出庭的证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证人出庭作证没有相关的经济补偿规定,也没有对证人进行保护的具体规定,等等。
立法上缺少一系列明确的配套措施和制度,也成为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社会背景方面的因素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有机组成的。
而一个社会的法制状况总是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我国目前处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新时期,经济基础还相对薄弱,地区经济环境差异较大,绝大多数人口还处于解决温饱争小康的低生活水平,吃穿用度仍然是人们生活的主要部分,人们对平等、自由、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对社会生活关心的积极性不高。
而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和为贵”的儒家思想使得人们“贱讼”、“厌讼”、“耻讼”的传统法律观念根深蒂固。
尽管我国已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公民真正接受法制教育的机会还十分有限,公民的法律意识还相对淡薄,依法行事的习惯还不是很浓厚。
因此,要求所有证人出庭作证目标的实现尚须一个长期引导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三)观念上的因素
1.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观念上的因素。
一些司法人员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证人以哪种方式提供证言并不重要,有的法官认为书面证言比证人出庭作证更好,书面证言简便易行,有书面证言可以掌握法庭审理的主动性,避免庭审活动的不稳定性;而且,证人出庭目前尚无具体法律规范,法官通知证人出庭相对繁琐,比书面证言效率低,在司法资源相对紧张的现在,考虑到提高办案效率的需要,司法人员往往更愿意使用书面证言。
同时,有的检察官担心证人出庭作证时证言可能发生变化,影响公诉案件的质量和效果。
司法人员的这些观念,使得司法人员主观上并不在意证人是否出庭,个别司法人员甚至认为证人不出庭更方便、更好。
2.证人观念上的因素。
目前,我国公民的法制观念普遍比较淡薄。
尤其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传统观念中的厌讼、贱讼、耻讼的观念有较深的思想基础。
尽管《刑事讼诉法》第48条规定的“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都没有把出庭作证作为公民对国家、法律应尽的义务,相反,却基于种种考虑不愿或者不敢出庭作证。
比如,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有的证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出庭;有的证人怕遭到当事人的打击报复,不敢出庭;有的因自身经济条件较差,觉得出庭作证耽误工作,影响收入而不愿出庭;也有的人传统思想观念很重,由于当事人是自己的同学、同乡、领导、邻居、同事等而不愿作证;等等,从而导致证人不敢或者不愿出庭作证。
五、解决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几点对策:
(一)完善立法是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的根本途径
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问题,首先应当在立法层面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定义务,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
制定实施《证人法》,从立法上采取确实可行的配套措施,是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的根本途径。
借鉴国外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立法方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1、明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义务。
我国法律规定“任何了解案件情况的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其证言只有在法庭上接受讯问、质证并经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这是对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的原则性规定,也是确保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立法保障。
2、明确界定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具体情形。
这实际上是从法律上界定证人出庭的范围,即哪些情形下证人可以不出庭。
对此各国法律大多有类似规定。
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452条第2款及第536条规定,轻罪和违警罪案件之审判中,法庭可以批准证人借助书面文件提供证词,无须出庭等。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1条规定也有类似的规定:
除本证据规则另有规定外,每个人都有资格作为证人。
但是,在刑事诉讼中,有关构成一项诉讼主张或辩解的内容需适用州法作出决定时,证人能力将按照州法确定。
在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作证,主要是基于刑事诉讼中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辩论原则等项原则的要求,如果与这些原则不违背,在保障案件审判质量的前提下,可以允许证人不出庭作证,以提高诉讼效率。
另一方面,尽管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我们毕竟并不仅仅为了作证而生活,如果某些证人作证可能对其他社会利益、社会关系造成重大损害,那么,我们应该权衡利弊,作出证人是否出庭作证的决定。
毕竟,我国目前证人普遍不愿作证的情况下,要求通过一部立法而使所有证人都出庭作证,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不符合社会的根本利益。
因此,在起草刑事证据立法,比如《证人法》时,一方面,要具体规定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情形,以防止随意性;另一方面,也要做到实事求是,防止脱离实际,搞一刀切。
总结起来,可以规定有下列情形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讼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
该条规定:
“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未成年人;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决定作用的;有其他原因。
”这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我在此提出的立法建议是:
对于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出庭作证的证人,当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出庭作证的申请时,法庭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在公诉人、辩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到证人的住处或者特定的场所听取证言,或者采取其他手段比如远程视听方式实现证人作证。
(2)对于控辩双方对书面证言无异议或者一致同意的证人可以不出庭。
这主要是对有关已经经过庭前证据展示,控辩双方对该证人证言一致同意,或者控辩双方虽然对该证人证言有不同意见,但其证言对案件审判不起决定作用,经法官认定,该证人可以不出庭。
反之,对经庭前证据展示,当事人、辩护人或者公诉人仍然对该证人证言存有异议,则原则上该证人应该出庭作证。
同时,对涉及到被告人的重大权益,如判处死刑的案件、证据存有重大疑点、对证人、鉴定人的书面证言、鉴定结论提出异议的,法律应当作出刚性规定,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3)其他因法定事由可以免除作证义务或者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情形。
如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已经发生的事实情况,或者近亲属、配偶等知悉的不利于另一方的情况等有权不作证;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不出庭作证。
当然,规定此类证人不出庭作证,要特别慎重。
一是严格限制范围的同时,注意附条件或者例外。
因为规定证人拒绝作证的特权,主要基于利害权衡。
如果认为证人不出庭作证与社会保护的利益失衡,则不受此限。
3、规定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依法传唤而不到场的证人要承担由于应传不到造成的费用,同时对他还要科处治安罚款或者治安拘留。
美国刑法规定,证人不按传票规定的时间、地点出庭作证将构成藐视法庭罪,可以处以罚款或者监禁。
上述立法值得借鉴。
如果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应当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不同的法律后果,可以采取强制到庭作证,也可以对其处以罚款、司法甚至以“藐视法庭罪”定罪处罚。
4、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的补偿。
出庭作证是证人的义务,而且,若因证人作证而向其支付报酬,未免有贿赂证人嫌疑。
但是,证人出庭作证毕竟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人利益而为行为,因此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付或者损失的费用,如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等,应当予以补偿,不能因为证人出庭作证而使其遭受不应有的经济损失。
而且,对证人因作证所支出或者损失的费用进行补偿也是各国立法实践中的通行做法。
刑事诉讼证人的费用补偿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参照美国纽约州的做法,由国家设立专门的财政预算,提供资金保障,由人民法院根据证人的申请对其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交通费、误工费等实际损失予以合理补偿。
(二)提高证人和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
解决证人作证难、出庭难的问题,除了从立法上完善相关制度以外,还应当着重提高证人的法治观念。
使证人意识到,诉讼是为了解决社会上的各种纠纷,是为了全社会而服务的,证人出庭作证不仅是公民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为了公民自己。
同时,司法机关、司法人员也应提高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认识,明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证言必须经过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基本原则,真正把证人出庭作证看成是保证案件质量、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环节,不图省事而不要求证人出庭。
(三)进一步深化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大力推行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扩大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范围
从目前的审判实践看,近年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逐年增加,刑事审判任务日益繁重。
大力推行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经过证据展示,控辩双方对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的,有关证人可以不出庭;扩大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范围,对被告人认罪案件实行普通程序简化审,减少法院庭审压力,使法院集中精力审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确保应当出庭的证人必须出庭作证。
如今,我国法院系统进行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倡导审判公开,要求证据的审查、质证和认证,都要从“幕后”走到“庭上”,把证人直接推上法庭,直接面对当事人和法官,当庭作出忠于事实和法律的陈述,确保司法公正。
因此,完善证人制度是审判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规范:
1、规范证人传唤制度
首先,从我国证人作证的法律属性和本质上讲,证据立法应明确规定出庭作证是证人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其次,如果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客观上妨害了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属于妨害刑事诉讼的行为。
第三,强制证人作证是国外立法较普遍的作法。
因此,赋予人民法院强制证人作证的权利是完善我国证人制度的值得借鉴的诉讼举措。
如果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而造成案件审理的迟延,法院还有权责令其赔偿因拒不出庭作证造成的损失。
2、完善证人出庭的人权保障机制
一方面,对证人作证的合理费用,国家应制定相应标准,最后由法院确定,并在案件审结时,由败诉的一方承担或由双方予以分担,这也是诉讼顺利进行的一个保障。
另一方面,对各种打击报复证人的行为要坚决依法进行制裁,以实现对证人权利义务的平等原则,从而提高证人作证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3、摒弃鉴定机构的行政化模式,确立鉴定人多元化体制,并规定完全由当事人自愿聘请鉴定人,或者将鉴定人改为专家证人
一方面,从诉讼理论而言,鉴定人出庭作证不单纯是一个举证的方式和纯粹技术性问题,它体现了科学技术在诉讼中应有的价值,符合现代诉讼结构的要求,有利于当事人质证和法官认证,有利于提高鉴定人的工作责任感,从而促进鉴定质量的提高。
另一方面,应尽快对民诉法第70条进行修改,规定完全由当事人自愿聘请鉴定人。
因为鉴定意见本身只是证据的一种形式,提出鉴定意见属于当事人举证的范围,而非完全是法院的职权活动内容。
既然法律规定当事人提出主张就负有举证责任,那么就应允许当事人聘请鉴定人并提交鉴定意见。
除非当事人因自身能力所限无法聘请而向法院请求聘请鉴定人,法院才可以依职权聘请或指定鉴定人。
另外,借鉴英美法关于专家证人的经验,将我国的鉴定人改为专家证人。
因为鉴定人并不一定是鉴定单位,鉴定人通常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个人或者机构。
而专家证人则是指基于特有的实践经验或专门知识对案件事实提出判断性的人。
通过当事人双方自己聘请专家证人,到时当事人在庭上可以对专家证人进行询问与反询问,而法官则居于一种中立、超然位置进行听证、查证和认证。
这样,既可以避免法官介入对案件鉴定结果的争议,也有利于趋利避害,保持司法的独立和程序的公平与正义。
目前,我国法律中也有关于证人保护的规定。
例如,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刑法第308条规定,“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而,我国目前的这些法律规定太笼统,太抽象,缺乏具体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只有建立了完善的预防性保护制度,证人在走上法庭时才能免除后顾之忧。
在健全证人保护制度的时候,我们的执法、司法人员也需要转变观念。
证人出庭作证固然是其作为社会成员所应承担的义务,但也是在帮助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是在为国家的法治做出自己的贡献。
因此,我们不能只强调其作证的义务而忽视其得到保护的权利。
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强证人保护也是我们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需要。
古人曰: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证人出庭作证涉及立法、制度、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要求大部分证人出庭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到位的过程。
因此,必须确立一个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
从长远来看,规范直接言词证据原则,确保证人出庭,制定《证人法》,对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拒绝作证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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