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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诗论》“情趣”说研究(上)
内容提要《诗论》无论是在朱光潜全部著述中或是在整个现代诗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本文从《诗论》研究的薄弱现状出发,在对《诗论》及其相关论文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了朱光潜以情趣论诗的总看法。
首先,作者考察了王国维的境界说在《诗论》中被情趣化了的事实,并且论证了朱光潜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情趣说。
接着,在探讨情趣来源与含义的前提下归纳了情趣在文学活动中的主要特点。
最后,本文作者对朱光潜从境界说到情趣说的转变与发展的原因从外在影响和内在根源两个方面做出了具体的揭示。
情趣是一个贯穿于文学活动全程的核心概念诗人的创作表达的是他在生活中体验到的各种各样的情趣,读者的阅读是在具体作品中欣赏到的不同层次的情趣。
情趣寄寓在语言之中,语音的连接组成声音,语义的组合形成意象,情趣、声音、意象与语言四位一体,构成了情趣说的四要素。
情趣作为一个批评范畴对于当代诗歌现状具有切实有效的阐释力和批判力。
情趣说的四要素及其密切融合是诗歌的生命力所在,也是诗歌美的根源。
要切实有效地推动新诗发展必须在恢复传统与走向民众的基础上使情趣、声音、意象和语言这四个不可分割的要素齐头并进。
关键词情趣说情趣意象声音语言目录引论《诗论》的地位与研究现状第一节《诗论》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地位一、朱光潜与诗读诗、写诗、译诗与论诗二、《诗论》在朱光潜著述中的地位三、《诗论》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地位第二节《诗论》的版本及其未完成性一、《诗论》的初稿与版本二、体例内外陶渊明问题三、关于《诗论》各章的关系第三节《诗论》的研究现状与本文的具体研究对象一、《诗论》的研究现状二、本文的具体研究对象第一章从境界说到情趣说第一节《诗论》与《人间词话》的关系境界说的情趣化&
;第二节独具特色的情趣说一、情趣说的来源和含义二、文学活动中的情趣及其特点三、情趣两种谐趣与禅趣静趣四、情趣的接受——趣味批评第三节从境界说到情趣说的成因一、从境界说到情趣说的外因二、朱光潜的趣味主义人生第二章情趣说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第一节情趣、意象、声音和语言的相互关系第二节意象一、意象概说二、意象的时间形态三、意象的空间分布第三节声音一、建立一门诗歌的声响学二、语言的声音与意义的协调三、两种诗体的格律转换第四节语言一、语言的地位从工具到本体二、语言的形态澄明或遮蔽第三章《诗论》的局限与推进中国新诗发展的可能性第一节《诗论》的局限与不足第二节研究《诗论》的当代意义一、朱光潜对新诗出路的探讨二、情趣作为一个当代批评范畴的意义三、推进中国新诗发展的可能性附录一、主要参考文献二、朱光潜论诗篇目编年三、朱光潜年谱简编
引论《诗论》的地位与研究现状自从一九一六年胡适在美国开始写新诗并出版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以来,中国的新诗已经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历程。
百年新诗已足以构成其自身的历史了,在此过程中,为数众多的诗人和诗评者凭着他们的才华和心血推动了新诗的发展。
但是无庸讳言,今天的新诗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低靡状态,因此,那些对诗还抱有希望的人们不免感到迷惘和困惑。
最典型的是周涛的《新诗十三问》,其中的第6问是新诗发展的大方向是不是错了?
如果不错,为什么这条路越走越窄?
如果错了,那么会不会是一个延续了近百年的大误会?
新诗的路越走越窄是事实,但是它用白话来写诗的发展大方向并没有错,早在五四之前,黄遵宪就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口号,用白话写诗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在继承自身文学传统与移植外来文学思潮的关系上,在政治操纵与现实干预的情况下,在表现自我与丧失读者的尴尬中形成了相当严重的偏颇和倾斜,致使新诗失去了应有的民族性和适度的艺术性。
新诗的这种低靡现状理应引起关心新诗发展的人们对其历史与现状加以总结和反思,以推进新诗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其实,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后来以美学著称的朱光潜先生就已经这样做了——这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诗论》。
第一节《诗论》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地位一、朱光潜与诗读诗、写诗、译诗与论诗朱光潜一生与诗歌有不解之缘。
他从小就在宋诗派诗人潘季野的影响下对中国旧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进入香港大学以后,又跟着辛博森教授学英诗,留学欧洲之后,他从十九世纪的浪漫派诗人入手对西诗进行了系统研读。
所以他说诗是他平素用功较多的一种艺术。
但是就象孔子的述而不作一样,他与诗的关系基本上是读而不写。
在家国多难的抗战时期,他在给方东美的一封信里说弟自入蜀以来,人事多扰,所学几尽废,而每日必读诗,惟不敢轻尝试,以自揣力不能追古人也。
一九七五年在给章道衡的信中,他又说弟素不能书,但爱读碑帖,正如素不能诗而每日必读诗。
这样说固然有几分谦虚,但它的确反映了朱光潜先生对诗歌创作的慎重态度。
现存的朱光潜诗歌约有二十首,其中包括两幅挽联。
较早的一首《宋王台凭吊诗》写于他在香港大学读书时,宋王台就在香港附近,是南宋陆秀夫负帝跳海处。
除了《夏丐尊羊毛婚倡和诗》等三四首以外大多写于解放后。
就象他不敢轻尝试一样,朱光潜的诗多为唱和诗,在著作上的题诗,除了《自破自立二首》、《颂春苗》、《致铁苍老友》和《北戴河》这几首以外,一般都不是主动写的。
从形式上来看多是古体。
虽然有两首用的是白话,但只能称为顺口溜。
相对来说,朱光潜的译诗水平却是很高的。
他翻译过英国诗人华滋华斯、叶芝和彭斯的十三首诗。
华滋华斯的《露西》是三十年代翻译的,用的还是古体诗的形式。
叶芝的九首诗代表了朱光潜译诗的最高水平。
译者说他既要尽量用原诗的形式又要尽量保存原诗的意义,尽管内容是别人的,但是朱光潜把它们转换成了汉语的形式,而且用的是精练的白话。
这九首诗可以称得上是朱光潜的创作,而且是他所有诗歌中最好的作品。
至于彭思的三首诗则是另一种风格,是民间口语化的诗。
很显然,朱光潜对新诗的贡献并不在于写,而在于论。
但是提到他写的诗还是有意义的,因为论者有没有相关领域的创作经验一般来说其可信度与深浅度是不一样的,朱光潜虽然不以诗人著称,但是这些不多的篇什无疑增强了他谈诗的合法性。
除了那本一版再版的《诗论》以外,朱光潜还写了大量专门论诗的文章和一些古诗赏析文章。
所有这些一并构成了朱光潜诗学理论的大厦。
本文就是从这种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来研究朱光潜诗论的,不过这个大厦的主体部分无疑是《诗论》。
二、《诗论》在朱光潜著述中的地位《诗论》在朱光潜留学欧洲时就已写成初稿,回国后在教学过程中一再修改,可以说是他一生读诗的结晶。
他晚年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这本书是他写的最好的一本书。
最典型的是他在一九八四年《诗论》第三版的后记中所说的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
1981年《美育》第一、二期上发表了冬晓对朱光潜的一篇专访《朱光潜教授谈美学》,谈到《诗论》,朱光潜说我在过去的写作中,如果说还有点什么自己独立的东西,那还是《诗论》。
刘烜在《朱光潜批评文集》的序中写道笔者也听到朱先生亲口说过‘我自己的著作,最重要的只有一部,就是《诗论》。
’这三种说法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朱光潜之所以认为他的《诗论》最重要是因为该书有自己独立的东西,也就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这是与此前的《文艺心理学》等侧重于评述介绍西方美学的著作不同的地方。
事实上,朱光潜《诗论》的看重并非始于晚年,而是始终一贯的。
早在留学回国之前,受朱光潜所托,徐中舒向胡适引荐朱光潜时让胡适所看的不是已成书的《文艺心理学》,而是《诗论》初稿。
在朱光潜的心目中,二者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朱光潜全集》第
十卷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致胡乔木》,小注说该信约写于1986年初。
其实该信的准确写作日期是1986年2月22日,这可以从胡乔木《致朱光潜同志亲属的唁函》中得到证实获悉朱老遽尔病逝,深为哀悼,此前曾收到朱老二月二十二日手书,今顿成遗墨,中心怆痛,难以言表。
过了两周之后,到3月6日,朱光潜就与世长辞了。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信里,他还念念不忘他的《诗论》本想寄拙著《诗论》二册,恰遇放假,没有取得存书,只有待三联书店开门的时候,才去取出寄上请教。
《诗论》专就中国诗歌传统立论。
从前我没有专书讲诗论,是个缺点,所以特别想请您指教。
由此可见,朱光潜对《诗论》的看重是始终一贯的。
但是,阎国忠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三十年代上半叶,朱光潜先生写了几部零头著作,如《文艺心理学》、《谈美》、《变态心理学派别》、《变态心理学》、《诗论》等。
这是朱先生美学思想的‘最初来源’。
不过就美学来看。
这些著作中唯有《文艺心理学》一部是真正具有理论价值的,变态心理学方面的书不属于美学,朱先生写它多半是为写《文艺心理学》做准备的;《诗论》的目的在于‘替关于诗的事实寻出理由’,充其量是《文艺心理学》的具体运用;……阎国忠这种看法从美学理论的角度突出《文艺心理学》的重要性,与朱光潜与自己著作的看法是不同的。
在《朱光潜教授谈美学》一文中,当记者问到意大利沙巴蒂尼教授认为《文艺心理学》是你的代表作,你是怎么看的时,朱光潜说我自己认为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诗论》。
《文艺心理学》主要是介绍当时外国流行的一些学派。
很显然,阎国忠看重的是《文艺心理学》对西方美学理论的系统引进,而朱光潜更注重理论的民族性和创新性。
即使单从西学的角度来说,单纯地评介与对西方美学的吸收化用相比也是处于较低的层次。
关于治学的高下,陈寅恪在给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所做的审查报告中曾做过如下总结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已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朱光潜象许多国学大师一样,不把学习西方作为最终目的,而是把它用来推进本民族的理论发展。
《诗论》正是这样一部从西学评介转向中国诗学理论建设的代表著作。
所以我认为《诗论》比《文艺心理学》更有价值,也更重要。
三、《诗论》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地位虽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但诗学却一向不够发达。
看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少,但是真正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的人就寥寥无几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光潜的《诗论》在变诗话为诗学、推进中国诗学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在百年新诗发展史中,它被研究者认为是中国现代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诗学理论著作,劳承万甚至把它比作崔颢写的《黄鹤楼》在中国诗学论坛上,有了朱光潜的《诗论》,正如崔颢写了七律《黄鹤楼》一样,即使是李白来此,也只能大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叹。
至今在中国诗坛上,也没有任何一本诗学理论可以与《诗论》相匹比者。
同时,我注意到与朱光潜研究者这种对《诗论》的极度推崇形成一种对照的是诗学史学者对《诗论》的看法。
於可训在《当代诗学》中说朱光潜的《诗论》的研究对象虽然主要是中国古代诗歌,但出发点却是现代的新诗运动,希望通过总结古代诗歌历史和与现代西方诗歌进行比较,为新诗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光潜的《诗论》也可以说是40年代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这种看法也承认《诗论》的重要性,但只是把它局限在特定的时期做冷静的判断。
其实扩展到整个新诗发展史上来看,《诗论》的重要性一点也不减弱,在为数不多的同类著作中,它的确是高高在上的。
新时期以研究新诗著称的吕进那本《中国现代诗学》自称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六个突破,其实也不过是综合前人之说,该书的理论性不强,太多的例子让人觉得是一本作品评析,其含量与深度与《诗论》相比均相去甚远。
但是朱光潜的《诗论》是不是就象劳承万所说的不管是在艺术形而上学方面,还是在艺术生理学方面,都是中国现代诗学中难以逾越的高峰呢?
这样说恐怕也有些过甚其词,中国现代诗学体系建构尚未成型,如果后来的学者都成了望楼兴叹的李白,那么,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成就渺茫无期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光潜的《诗论》在中国现代诗学中的地位相当于古代文论中的《文心雕龙》,但总体而言,它似乎并没有超越《文心雕龙》。
该书以其对诗歌领域内材料掌握的广博性和理论阐述的系统性而成为中国新诗史上首屈一指的理论著作。
尤其可贵的是朱光潜的《诗论》写作不仅是为了突破诗学在中国不发达的现状,更重要的是他秉承着推进新诗发展的初衷,以其丰富的知识积累和热切的责任心为新诗找出路,为新诗找出路是朱光潜《诗论》一书的基本精神。
正因为这样,它虽然写成于新诗运动的早期,却能为新诗未来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有益参照。
第二节《诗论》的版本及其未完成性一、《诗论》的初稿与版本《诗论》到底写于何时?
朱光潜对此有不同的说法。
在《诗论》抗战版序中,作者说写成了《文艺心理学》之后,我就想对于平素用功较多的一种艺术——诗——作一个理论的检讨。
在欧洲时就草成了纲要。
在1980年所写的《作者自传》中,作者说在英法留学的八年中,一直是我心中主题的《诗论》,也写出了初稿。
前者说他在欧时这里他只是草成了纲要,后者则说是初稿。
朱光潜是一九三三年秋回国的,朱自清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三日的日记中说朱孟实已到平,五天后二朱就见了面。
但是朱自清读《诗论》的时间远在朱光潜回国之前。
1933年1月13日的朱自清日记有阅孟实《诗学》,甚佳的记载,翌日又有读《诗学》毕,大佳,大佳的赞语。
这说明早在朱光潜回国前,他的《诗论》已初具规模并在朋友圈子里传看,只不过当时不叫《诗论》,而是叫《诗学》。
徐中舒用《诗论》初稿向胡适介绍朱
光潜时朱光潜本人尚未回国。
这些情况说明《诗论》在作者留欧时即已初具规模,而不只是纲要,否则朱光潜不会用此书作为资历的证件,朱自清也不会有大佳的称道。
回国任教后,在北大和武大讲授的过程中,朱光潜对它不断修改,朱光潜说我每次演讲,都把原稿大加修改一番。
后来,陈通伯等人要出一套文艺丛书,朱光潜这才拿出来把它发表了,这就是《诗论》的第一版即抗战版,1943年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
除序外,全书共十章第一章《诗的起源》,第二章《诗与谐隐》,第三章《诗的境界——情趣和意象》,第四章《论表现——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第五章《诗与散文》,第六章《诗与乐——节奏》,第七章《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第八章《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上论声》,第九章《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中论顿》,第十章《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下论韵》,附录《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友》。
1948年3月,正中书局出版了《诗论》的增订版,除增订版序外,增收了第十一章《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上赋对于诗的影响》,第十二章《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下声律的研究何以特盛于齐梁以后?
》和第十三章《陶渊明》。
1984年7月,《诗论》的第三版三联版又增补了《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附在第三章后和《替诗的音律辩护》附在第十二章后,并添了一篇后记。
朱光潜逝世后,1987年出版的《朱光潜全集》第三卷里的《诗论》又附录了初稿中原有的两章《诗的实质与形式》和《诗与散文》,可称为全集版。
二、体例内外陶渊明问题从前期的积累到后五十年的不断写作与修改,《诗论》的写作横亘了朱光潜的一生,说《诗论》凝结了朱光潜一生的心血是毫不夸张的。
也许正因为《诗论》有这么多版本,朱光潜的研究者对其版本变迁中的体例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对增订版中新增的第十三章《陶渊明》的意见分歧。
《陶渊明》很显然是一篇诗人论,是一篇带有批评性质的传记。
对一个具体诗人的研究和论述能否融入诗学理论的体系,换一句话说,这从体例上来讲是否合适?
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朱光潜的研究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根本不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基本上是默认和赞同的立场。
劳承万的《朱光潜美学论纲》,钱念孙的《朱光潜与中西文化》就是如此。
与他们二人不同,温儒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有专章述评朱光潜,并用一节的篇幅逐章分析了《诗论》,但是行文到第十二章就戛然而止了,闭口不提该书的第十三章。
这分明是对第十三章的否定。
另一类研究者则看到并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看似不妥其实大有深义。
商金林、阎国忠、宛小平和朱立元都是这样看的。
商金林认为《诗论》最后一章《陶渊明》,从体例上说似乎与全书不协调,其实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
前十二章重在阐述‘诗是什么’、‘诗应该如何’,这最后一章重在说明‘诗人应该如何’,从而给这部《诗论》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这种说法是从完整性方面为作者辩护。
阎国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则明显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他先说《陶渊明》作为专章列入《诗论》,从体例上讲是不协调的。
因为其他的各章讨论的均是诗本身的一些问题,如诗的起源,诗与散文、绘画的分别,诗的节奏、声韵、律等,唯独这章把讨论全拘泥于一个诗人身上。
接着,他又说但仔细推敲起来,则不难发现其中的特殊用意。
在朱光潜看来,‘像一般艺术一样,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诗魂就是人格。
陶渊明的人格本身就是久经涵养而成就的一首完美的诗。
所以这一章虽写的是陶渊明,却包括了全部《诗论》的思想精髓,可以说是它的主旨和总纲。
阎国忠对这个问题从明确否定到极度称道表现出来的是他对大师著述的顺向式领悟。
朱光潜的研究者中有一个是他的孙子,叫宛小平。
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表面看,这只是对诗人个案的一个研究结果。
实质上,意义远大于此。
一番分析之后,他总结道总之,朱光潜以人格来透视艺术的风格,并尝试用类似传体写严肃的学理著作应该视为匠心独运。
朱立元在《〈诗论〉导读》里也持这种看法,他说第十三章看似游离于全书的完整结构,实则是朱光潜匠心独运地以陶渊明为个案印证他的诗境说的普适性。
这些人的观点大体相似,基本上是先觉得似乎有问题,但是经过进一步的思考才发现了这种安排的深义。
他们虽然都觉得第十三章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对这一章在全书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看法并不相同,或侧重内涵,或侧重形式,甚至有人把它看作书中最重要的章节,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他们对这个问题解释的随意性。
总之,从这些研究者的结论来看,大师的著述不会有什么不妥,凡是与众不同之处都需要仔细揣摩,自然会从中发现其匠心独运之处。
我认为《陶渊明》这一篇带有批评性质的传记与全书的学术论著体例是不相符的,因而也无法真正与全书融为一体。
在建构中国现代诗学大厦的过程中,朱光潜本人对体例问题也有所警觉。
全集版中附录的两篇文章《诗的实质与形式》和《诗与散文》都是初稿中原有的,为什么朱光潜在出书时把它们删掉呢?
对此,朱光潜自己曾有过回答,他说这两篇即《诗的实质与形式》和《诗与散文》——作者按原是《诗论》初稿的第三、四章,曾由北京大学打印过发给同学。
到《诗论》正式出版时,因与全书体例不一致,删去了。
这两篇都是对话,受柏拉图的影响,朱光潜对对话的喜爱是非同一般的,但是考虑到理论著作的特点及其统一性,他还是忍疼割爱了。
现在的全集版把它重新收入,但只作为附录,从体例方面说,这是一条折中可行的方法。
它保存了此书的原貌,又不与全书体例构成冲突。
既然朱光潜不是没考虑过体例问题,他为什么要把《陶渊明》这篇诗人论作为其中的一章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附录呢?
当时作者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呢?
《诗论》增订版序透漏了此中消息从前我还写过几篇关于诗的文章,在抗战版中没有印行,原想将来能再写几篇凑成第二辑。
近来因为在学校里任课兼职,难得抽出工夫重理旧业,不知第二辑何日可以写成,姑将已写成的加入本编。
这新加的共有三篇,《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上下两篇是对于诗作历史检讨的一个尝试,《陶渊明》一篇是对于个别作家作批评研究的一个尝试……这说明,朱光潜是有意写《诗论》第二辑的,只是由于工作关系一时未能如愿。
因而把《诗论》出版后写的一些原想作为第二辑的几篇文章放到增订版里。
因此,朱光潜说姑将已写成的加入本编,这无疑是权宜之举,并不是对《诗论》的成熟建构。
直到最后,朱光潜的《诗论》第二辑也没有出现倒是台湾在八十年代出了一本朱光潜的《诗论新编》,而姑且加入其中的三篇文章也一直留在其中三十年后,《诗论》第三版印行时,朱光潜不再提第二辑的事了,增订的三篇已在书中存在了三十年,也维持了原有的地位。
他在后记中特别提到了增订版中的新增的《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歌来印证西方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也作了探索分析。
由此可见,《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上下两篇提出了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做了详细论证,从而成为《诗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此,从作者到读者都无人质疑。
但是,作者在这里却不提他同时增订入集的《陶渊明》,大概是他也明白这一章在全书中的尴尬处境,所以尽管喜爱却不提起。
那么,这一章的真正归宿应该在哪里呢?
四十年代初,重庆《大公报》的记者对他采访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的下一本书将是什么?
他回答说二十年前就已蓄意写一部《魏晋人品》,想在魏晋时代选十来个代表人物,替他们写想象的传记……这些年来,我颇留意中国诗,也想挑选一些诗人出来作一种批评的研究如同我去年写的《陶渊明》那一类的文章。
也就是说,这篇《陶渊明》其实是作者原打算写的《魏晋人品》里的一章,但是由于《魏晋人品》根本没有再写,这篇《陶渊明》也就一直留在《诗论》里。
但是尽管留在其中,其实游离局外。
一九七九年冬,朱光潜在给《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集》写的《编后记》中说《诗论》大量地谈到中国诗,特别是对于中国诗的音律分析,北京师大中文系钟敬文同志和南京大学中文系程千帆同志都劝我将《诗论》再版,再版暂不可能,所以多选载了一些。
我希望我的初步分析有助于科学精神在文学研究方面日益上升。
这里他又提到了增订版中的前两篇,并且表示对《诗论》多选载了一些,查目录,该集选录了《诗论》中的八章内容,除了表现论和几篇比较论外尽在入选之列,《陶渊明》这篇被阎国忠认为是《诗论》的主旨与总纲的章节也不曾入选。
总之,《陶渊明》这篇诗人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融入其诗学理论整体的。
由于陶渊明是作者最推崇的诗人,而《陶渊明》一文又是作者一生读陶的结晶。
直到最后,朱光潜也未忍割爱,也未作为附录。
这说明朱光潜在建构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主观喜好和制约因素,致使其《诗论》难免存在着一些缺陷。
当然,就全书而言,这毕竟是瑕不掩瑜的。
《诗论》作为一个变诗话为诗学的理论建构在中国现代诗学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他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突破了《人间词话》那种保持着传统词话形式的现代文论建构的尝试,而是真正建立了一种富有逻辑的理论体系。
但是如果因为著者是成就卓越的人而为书中存在的一些不合逻辑,甚至有违逻辑的地方也一味加以迎合式的辩护不是科学的态度,是与朱光潜先生提倡的文学研究的科学精神不相符的,因而也是不利于推进中国诗学理论发展的。
三、关于《诗论》各章的关系除了第十三章《陶渊明》以外,朱光潜研究者对《诗论》前十二章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看法。
阎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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