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参谋李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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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参谋李达
“影子参谋”李达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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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参谋”李达
冯广宏王晓建
来者不善:
智取蒋介石“钓饵”
1905年3月15日(农历),李达出生于陕西省眉县横渠区崖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又组建了国民军,并通电吁请孙中山北上。
1925年,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在甘肃平凉创办了第二军官学校。
李达便奔赴平凉,考入第二军官学校,学习炮兵专业。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26军团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李达任74旅旅部副官。
1931年12月,该军发动宁都起义投诚,为中国工农红军输入了新鲜血液。
李达在起义中曾负责接运粮饷,为起义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
李达留在红军后,被任命为红5军团的连长。
不久,湘赣军区第8军代政委兼独立l师政委王震到红5军团来选调干部,条件是受过正规训练、能搞军事训练的营连级干部。
在干部名单里,王震发现李达毕业于平凉军官学校,又当过学兵连连长,是比较理想的人选。
李达到湘赣军区工作后,为人谦虚,平易近人,思想进步,作战勇敢,打仗都是冲在最前头,因此深得红军指战员的信赖。
但是,由于李达愿意在前线带兵打仗,不想在机关工作,所以对自己在冯玉祥的部队当过参谋官的经历“藏而不露”,从未提及。
但是,细心的王震政委还是看出来了。
因为他发现李达对通信、识图、标图等司令部的业务很在行,就问李达:
“你过去是不是当过参谋?
”
李达见“藏”不住,只好老老实实地“招认”了。
当时,红军中有师范文化程度的干部是极少的,在军校受过正规训练,又做过参谋工作的,更是屈指可数了。
于是,他很快就被任命为独立1师参谋长兼第3团团长。
1932年11月,他又被提升为红8军参谋长。
1936年7月5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
这时,李达年仅31岁。
1937年9月16日,李达担任参谋长的129师誓师之后,奉命进驻陕西省富平县的庄里镇地区,准备向晋东南进发。
115师向晋北进发,120师开往晋西北。
这样,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就可以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进可攻、退可守,又能互相联系、互相支援的抗日根据地。
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而作出的战略部署。
129师到达庄里镇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正当129师准备按八路军总部的预定计划,东渡黄河北上的时候,国民党驻西安的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派了一个叫乔茂才的高级参议,来到129师。
这是位不速之客。
129师既没有请他,师部事先也没有接到国民党方面的通知。
值班参谋向李达报告:
“李处长,乔茂才来到师部,自称认识刘师长,要求见一见。
”
刘伯承是有名的常胜将军,知道他的人很多。
这个乔茂才可能在四川时跟刘师长共过事,也许他仅仅见过刘师长的面,或者只不过闻名而已,到底见不见他呢?
李达立即向刘伯承报告了此事。
刘伯承说:
“乔茂才我认识,可是已经多年没有来往了。
他来干什么呢?
先弄清来意再说。
我暂时不好出面,你先招待一下,跟他谈谈,就说我到前边部队去了,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
”
李达领会了刘师长的意图,便来到师部那间简陋的会客室。
他打量了一下这位不速之客:
年纪约有四十多,头戴礼帽,身穿便服。
他见李达来了,立刻起身相迎,伸过手来,自我介绍说:
“乔茂才。
我过去在四川时,认识刘师长。
此次来到贵师,是想拜望一下。
”
“我叫李达,参谋处长。
”李达跟他握了握手,说,“唉呀,实在不巧,刘师长到外面视察部队,到现在还没回来。
”
乔茂才露出着急的样子,问:
“那几时才能回来呢?
”
“很抱歉,刘师长行前没有说回来的日期。
”接着,就是一阵沉默。
李达想: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反正你总得讲话。
果然,乔茂才干坐了一会儿,终于沉不住气了,说:
“李处长,我此次来贵师,一是来拜访,二是有公事相商。
不知您可否转告刘师长?
”
“这几天,刘师长正忙着到部队交代准备出征的事,行踪不定,一时很难找到他。
乔参议如有公事,等刘师长回来,我一定转告。
”
乔茂才打开随身带的公文包,取出一封信,递给李达,说:
“请李处长先过目。
”
李达接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蒋介石亲笔签署的命令。
大意是,要129师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
李达边看,乔茂才边说:
“你们爬雪山,过草地,吃了不少苦。
这回贵师到了陇海路上,可以先休息一段了。
”
李达看过后,觉得这个命令大有文章,就问乔茂才:
“蒋委员长的命令,朱德总指挥看过没有?
怎么我们没有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呢?
”
“没,没有。
”乔茂才尴尬地说。
李达想,这个命令我不能接,就把它还给了乔茂才,说:
“乔参议,这个命令还是等刘师长回来当面交给他为好。
我先给你找间房子,休息一下。
我这就去找找刘师长,请他尽快回来,您看怎样?
”
乔茂才不得不表示同意,连说:
“好,好,我在这里等一等。
”
李达趁机辞了出来,把情况向刘伯承作了汇报。
刘伯承沉吟片刻,说: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他不是找我叙旧,而是要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
他边说边走到地图前边,指着地图对李达说:
“115师已经到了灵邱、广灵、涞源、阜平、曲阳和行唐之间;120师正在神池、宁武、朔县一带活动。
日本鬼子呢?
9月13日占了大同,以20万兵力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几个方向推进。
照国民党这种打法,用不了几天,日本鬼子就会攻下石家庄和太原。
我们师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我们同115师、120师的联系,就很容易被日军切断。
”
李达说:
“这么一来,我们就要被迫孤军作战,不得不担任正面防御。
而按我们实际情况,恰恰应该尽量避开正面防御。
”
“这是个大阴谋,是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
老子不上这个当!
我要马上报告朱总司令。
”
“这个乔茂才怎么打发呢?
”
“你就说找不到我。
过去我们是共过事,现在他是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充当引我们上钩的钓饵。
我还见他做什么!
国共谈判的时候,已经定了的,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谁也无权越级下命令。
蒋介石这么干,不符合这个协议嘛!
我们不理睬他,让他等着,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回去了。
”
就这样,第一天,李达陪他吃饭,散散步。
第二天、第三天仍是如此,彼此再没有什么话好说。
过了几天,乔茂才发现刘伯承就是不见他,心里也就明白了八九成。
再等下去,更是自讨没趣。
他为了下台阶,就对李达说:
“我还有事回去要办,等刘师长视察回来后,我再来拜访。
”
李达说:
“既然乔参议有要事在身,我就不好留您了。
”
这位不速之客,就这样被送走了。
他本想来129师显显身手,没想到碰了刘伯承和李达的软钉子,无功而返,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去“述职”了。
以后,再也没敢来。
蒋介石原以为乔茂才与刘伯承有旧,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做一做129师的文章,企图假日本人之手消灭之,结果是错打了算盘。
蒋介石的这个阴谋被粉碎后,129师仍然按照原计划,东渡黄河,沿同蒲线北上。
不用向导:
李达就是“活地图”
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军第39集团军司令石友三,所辖部队有孙良诚、高树勋、孟昭进、张东臣、赵云祥、丁树本、夏维礼、邵鸿基等部约两万余人。
石友三是个有名的流氓军阀,他与日军暗中来往,互相交换关于八路军的情报。
他还从天津请来一个叫吉田的日军少佐,担任他的顾问。
石友三反共非常积极,手段也非常毒辣。
他对部下公开说:
“过去我们在山东与共产党合作,是为利用共产党发展自己。
现在,是利用日本发展自己。
”
仅据1940年头两个月的统计,石友三就杀害八路军指战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及抗日干部和群众两百多人。
中国共产党在威县、广宗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救亡团体,有半数被石友三破坏。
李达根据各方面情报的证实,石友三所辖各部均与日军相勾结,并达成秘密协议,以共同消灭八路军为目的,搞“防务交换”,并已经做好了围攻129师部队的准备。
李达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刘邓,又根据他们的指示,报告了八路军总部。
1940年1月,刘伯承为了做到仁至义尽,亲自和国民党97军军长朱怀冰、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谈判,希望他们以抗日大局为重,不要向129师发动进攻。
但是,朱怀冰哪里把“土八路”放在眼里?
他听了刘伯承的一席话之后,并不为之所动,仍然一意孤行。
朱德和彭德怀研究了在太行山地区的几股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情况后,于1940年1月底指示129师:
现在朱怀冰已经南移,高树勋尚在卫河以东,均离石友三较远,正是消灭石友三的好时机,不可放过。
刘邓遵照这一指示,让李达组织师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拟制打石友三的作战方案。
李达建议把此次打击石友三的行动,定名为“冀南反顽战役”,拟定各参战部队的任务是:
一、由徐深吉、吴富善率领东进纵队第1团、青年纵队第3团和特务营,于6日前到达邱、威间地区,并指挥386旅的补充大队、第三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先遣纵队第1团、牛连文团,由南向北,打击石军;同时,请冀中军区的吕正操、程子华速派三个团以上的兵力,进至枣强以南地区。
二、战术是,尽量使用坚强的小游击队,分途不断袭扰,把石友三的部队引出碉堡,在运动中将其消灭。
但不可一口吞下,咬一口算一口。
这“不可一口吞下,咬一口算一口”的战术,是李达按照刘师长的指示,写在作战命令上的。
这个原则至关重要,就是积小胜为大胜的道理。
冀南反顽战役原定于2月11日开始。
但是,石友三非常狡猾,早就闻到了风声,9日即秘密率部南窜。
李达接到情报后,请示刘邓怎么办,他们说提前行动吧。
于是李达电令各参战部队立即追击与堵截。
经过三天的激战,到13日,石友三部的孙良诚带了三千多人突围,逃过卫河后,到南乐地区向丁树本部靠拢。
石友三部主力经129师部队的沉重打击之后,伤亡较重,于15日夜突围,向西逃走。
正当129师部队追击石友三部之时,日军为了掩护他们,从广平、邱县、曲周、永年、肥乡、威县等几个据点出动日伪军一千多人,阻击129师。
这几股日伪军,也被129师部队击溃。
于是,日军又从威、邱两县调出千余人,与原先被击溃的千余人汇合在一起,约三千余人,猛攻129师追击部队的后尾,并大肆施放毒气。
李达请示刘邓如何对付,刘伯承和邓小平研究之后,对他说:
“为了减少部队的伤亡,命令暂时停止追击。
”
就这样,石友三由于得到日伪军的掩护,才得以率残部从大名、临漳之间渡过漳河,逃到清丰东南地区。
冀南反顽战役,击溃石友三部七千余人。
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对李达说:
“这次是由于虎狼夹击,我们才没有全歼石友三的部队。
但是,我们也达到了‘咬一口算一口’的目的。
石友三的嚣张气焰,恐怕也被我们打掉了。
”
自从石友三部被129师狠狠地教训了一下,暂时不敢轻举妄动了。
其他各路顽军,也有所收敛。
1942年3月12日,李达参谋长来到了太行军区二分区司令部。
李达从独立营回到二分区司令部后,和曾绍山、赖际发等领导同志分析了全分区的形势,研究了反“扫荡”作战的改进措施。
这时,恰恰赶上日军再次发动对分区机关的大“扫荡”。
这是日军在1942年春季大“扫荡”中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
于是,李达在各路扫荡日军出发前,每天晚上都和曾绍山、赖际发以及司令部的参谋们一起分析情报,把各路敌人的出动时间、兵力和行军路线,摸得一清二楚。
然后,选择适当时机,从敌兵力较少、接合部空隙较大的两路敌人中间突围,准备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后,再从外线打击敌人。
突围之前,分区作战参谋张生华报告说:
“李参谋长,附近老乡听说敌人要‘扫荡’,都转移了。
我们找不到向导,怎么办?
”
李达说:
“不用到处找向导了,我给你们当向导吧。
”
张生华心想,李参谋长远道而来,对分区的路也不熟悉,我们分区的参谋怎么能让师首长带路呢?
便说:
“我带路吧。
”
夜幕刚刚垂下,李达和曾绍山、赖际发就率领部队出发了。
部队在黑暗中悄悄地行进着。
为了不让敌人发现,部队既不能点火把,也不能打手电。
开始行军很顺利,但行至一个十字路口时,先头部队忽然停下了。
李达立即纵马,赶到前边查问原因。
张生华说:
“李参谋长,前面有个十字路口,我判断不了应该走哪条路。
”
李达说:
“我到路口去看看。
”说罢,便策马在三个路口来回走了一趟,对张生华说:
“走这边。
”
大家将信将疑,但谁也无法证明这条路不对,便抱着和敌人打遭遇战的念头,继续行军。
天亮之后,部队到达的地点,正是昨晚预定的村庄。
从曾绍山、赖际发,到司令部的每一名参谋人员,无不为李参谋长惊人的判断力所折服,便向他请教是如何判断的。
李达说:
“这几天晚上研究敌情和地形时,我已经把你们二分区的作战地图背了一遍。
”他取过张生华手中的地图,指着十字路口的一个标记,说,“你们看,这个符号,是一棵独立树,这就是我们要走的那条路。
昨晚我骑马在三个路口转了一圈,找到了这棵独立树,所以判定走这条路是正确的。
”
由于李达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而且还像背书一样地背熟了地图,所以,他不看地图,便能说出地图上晋冀鲁豫边区的山川、河流、城镇、村庄、铁路、公路,直至羊肠小道的位置;友军、日军和伪军、土杂武装的分布;主要据点和封锁沟、墙的位置,等等。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从此对地图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有了切身的体会。
1947年8月间,当刘邓大军越过黄泛区时,李达主动担任部队的先导。
他率领精干的参谋人员和一个班的兵力,负责侦察敌情、了解情况和先行设营的任务。
一天,李达来到预定的新营地,早已把刘邓的房子分配好了,但等了许久,仍不见他们跟上来。
李达立刻意识到是带队的同志走错了路。
他取出地图,指着几个地名,对几名参谋说:
“带队的同志带错了路。
我估计他们可能到这几个地方。
你们沿着这几条路,分头去接应刘司令员和邓政委。
先接到的,发个信号。
没接到的,见到信号,马上赶回来。
”
不出李达所料,参谋们按照李达指定的几条路,果然把刘邓首长接到了新营地。
刘伯承一见李达,就说:
“李达,你真行,硬是把我们给迎回来了。
领队的同志是头戴沙锅——乱撞一气!
”
在大别山的反“围剿”作战时,有一次夜间转移,警卫团的前卫连续三次带着刘邓走错了路,幸而都被李达纠正过来,才没有出危险。
邓小平称赞说:
“李达就是一幅活地图,他这一手真了不起!
”
虎落平阳:
拯救美国大兵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经是美国飞虎队,即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空军援华志愿队成员的杰克·萨姆森在其所著的《陈纳德》一书中,讲了这样一段故事:
1944年某月,陈纳德按照美国空军的指示,派飞机执行轰炸日军军事设施的任务。
29日,“一架B-29在返航时,一批敌机扑来,8名机上人员跳伞。
一个月后,他们才被中国游击队送回成都”。
这里所说的“中国游击队”,就是指八路军第129师的太行军区部队。
那是1944年立秋之后的一天,李达司令员接到第四军分区的报告:
有一架巨型飞机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山区坠毁,飞行员跳伞,其中两名落到一个村子里,大鼻子、蓝眼睛,看样子是美国人。
李达放下电话,把太行军区司令部通信队队长何雨农找到办公室,交代说:
“有一架美国盟军飞机在平顺县坠毁了,飞行员跳了伞。
你带上骑兵排,再带上几名医务人员,到平顺石城西边的榔树园,把飞行员接到军区司令部来。
记住,一定要快,要赶在日军出动之前把他们全部营救出来,一定不要让日军把他们抢去!
现在来不及找翻译了,你把英汉对照的会话本带上。
”
何雨农率骑兵排连夜赶路,于拂晓赶到了榔树园,在第四军分区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在老乡家里见到了两名美军飞行员:
一名上尉和一名中尉。
两名飞行员见到何雨农带了骑兵,有些疑惧。
何雨农主动上前和他们握手。
他们看到友好的表示,便迎上来用英语讲话,见何雨农听不懂,便取出随身携带的汉英对照的会话本。
何雨农恰好带了地图。
于是,他们就用会话本和地图“对话”。
飞行员终于明白他们是降落在八路军太行军区的地域内。
因为这里是敌后根据地,所以附近的黎城、平顺、潞城等几个县城都驻有日军,而且在一日内均可到达。
何雨农又告诉他们,他是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将军派来的,接他们到司令部去,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飞行员说,他们机组一共有9个人,现在还有7人下落不明,希望协助营救,然后一同去见李达将军。
何雨农和骑兵排的同志们顾不上打个盹儿,就请民兵们带路,钻进了山谷,于当天上午找到了包括少校机长在内的5名飞行员。
至傍晚,又找到两名。
其中一名的降落伞挂在树上,人被悬吊在半空中。
民兵们攀上悬崖,用吊绳把他系了下来。
9名飞行员中,只有两名被树枝擦成轻伤。
这时,李达又给四军分区打来电话,告诉他们:
潞城、微子镇的日军已经向平顺方向行动,军分区速派部队阻击日军,确保飞行员的安全,并立即护送他们向北转移,尽快赶到太行军区司令部驻地赤岸村;同时要把飞机残骸运到司令部,不能让日军抢去。
何雨农翻开地图,用英汉会话本向少校机长说明了李达的指示。
机长点点头,表示同意。
骑兵排的战友们挑选出几匹壮马,让飞行员们骑,自己走路。
经过一天半的行军,他们安全地到达了太行军区司令部——涉县赤岸村。
李达司令员和太行军区政委李雪峰、副政委黄镇等,热情地接待了9名飞行员,由太行军区生产部长张克威担任翻译。
经他和飞行员们交谈,才知道他们在空中遇险的经过。
他们驾驶B-29型轰炸机,从中国西南地区起飞,参加轰炸日本在鞍山的钢铁厂和一些军事设施。
他们完成作战任务返航时,被数架日军零式战斗机截击,B-29不幸被击中一个引擎。
他们驾驶这架受伤的飞机航行到太行山上空,其他机件也发生故障,无法飞行,也无法迫降,机长不得不决定弃机跳伞。
李达司令员代表太行山军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慰问。
之后,李达用电话向八路军总部报告了营救美国飞行员的经过。
不久,李达接到八路军总部的通知:
邓小平和总部首长邀请美军飞行员到麻田做客。
于是,李达将军派张克威带队,为飞行员每人配备一匹马,踏上了去麻田的山路。
飞行员们回赤岸村后,向李达提出了修建机场的具体方案。
李达派了两名工兵参谋和他们进一步研究施工计划。
之后,他又将修建计划报告了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并请他一道前往长宁考察。
他们带着工兵参谋,专程赶到长宁,交代黎城县县长和区委书记动员当地农民,协助769团修建机场。
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时间,终于修成了一条长约两华里、宽约四丈的飞机跑道和停机坪。
机场刚刚竣工,太行军区就收到八路军总部的电报,通知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将从延安起飞,来接飞行员。
李达接到电报后,连夜指示在长宁的军区情报联络处负责人李棣华和黄宇田,马上组织人检查机场。
但是,由于没有经验,也无法检测跑道的硬度,第一架飞机飞临太行山机场,降落在跑道上滑行时,有一只轮子陷入泥土中。
大家又分头到村子里找来所有的井绳,才把轮子吊了出来。
飞虎队员临行前,李达设宴迎接在太行山着陆的第一架飞机的机组人员,并为B-29机组成员饯行,还赠送飞行员们每人一件纪念品——日军指挥刀。
这是太行部队从日本侵略者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它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结下的战斗友谊。
飞行员们郑重地接过战刀。
亲越火线:
促使高树勋率部起义
1945年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不但丝毫没有执行“协定”的诚意,反而更加速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以14个军分三路沿平汉、同蒲、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解放区鱼贯进攻。
10月14日,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兼新8军军长),指挥第一梯队,从新乡出发,沿铁路线及其东侧向石家庄方向前进。
在发起总攻的10月28日清晨,到高树勋长官部联络的王定南回来向刘邓汇报说:
高很愿意谈判,但还有些顾虑。
邓小平直接领导地下党的同志做争取高树勋起义的工作,早在上党战役进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刘邓多次听取高树勋的“座上客”王定南的汇报,并派申伯纯、晋冀鲁豫中央局联络部副部长靖任秋等同他一道进行争取工作。
随后,又派人到新乡附近建立联络站,同高树勋联系。
经多次联系,终于促使高树勋下定脱离国民党的决心。
但由于几项重大问题尚未解决,高树勋希望刘邓派代表同他面洽。
刘邓为表示诚意,准备提高会谈的级别,在发起总攻之前,派李达越过火线和高树勋会晤,最后商定起义事宜。
在两军交战之际,派参谋长亲越火线去谈判,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但也正由于此,方能说明刘伯承和邓小平对高树勋的诚意。
这是刘邓大胆的一着。
邓政委看了看李达,说:
“李参谋长,你和高树勋过去都是西北军的,我看请你亲自出马去一趟,代表刘司令员和我去看望他。
一方面鼓励他坚定已下的决心。
一方面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好做最后的商榷。
”
刘伯承当即写了一封信,递给李达,说:
“这封信,当面交给高树勋将军。
你对他说,我还要去拜访他的。
”
这时,在新8军中还有不少蒋介石的特务,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10月29日,李达同靖任秋一起,携带刘伯承的亲笔信,化了装,由一名负责往返联络的侦察员带路。
当他们三人步行到马头镇,准备通过火线时,新8军的哨兵突然朝他们开了枪,子弹从李达和靖任秋的身边呼啸而过。
他俩立即躲进高粱秆后面,派侦察员先到镇内联系。
不一会儿,在高部担任团长的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田树青,在侦察员的陪同下,赶来接应李达和靖任秋,并解释说:
“误会了,误会了。
不知道是李参谋长和靖副部长。
因为原来联系是靖副部长一个人过火线。
哨兵见是三个人,就开了枪。
实在对不起!
”
一场虚惊过后,田树青陪同他们来到新8军司令部驻地马头镇内,会见了高树勋。
早在宁都起义时,高树勋任第二十六路军第27师师长,但因事在外,未参加起义。
因此,李达先从二十六路军谈起:
“当年,冯玉祥先生曾在五原誓师;董振堂、赵博生和季振同将军发动宁都起义,在全国影响是很大的。
当前,中国面临内战与和平、民主与独裁这两种前途的大搏斗,在这个历史关头,如果您能高举和平民主的义旗,将产生比五原誓师和宁都暴动更大的影响。
”
靖任秋是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在孙殿英部当过副师长,和高树勋有过交往,比较熟悉。
他开诚布公地说:
“蒋介石想打通平汉线,是把你们当作枪头,叫你试探一下。
成功了,得好处的是蒋介石。
失败了,被消灭的是你们杂牌部队。
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在抗战中用鲜血换来的解放区,岂能让他人抢占?
前不久进行的上党战役,就是一个例证。
”
李达坦率地说: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包围。
对其他北犯之军,已经发起攻击。
希望您早下决心,不失时机。
有什么具体问题,我可以向刘邓首长转告。
”
高树勋说:
“脱离蒋介石,同共产党、八路军再次合作,民主建国,这个决心,我是早已下定了的。
但目前有一个实际困难,就是我们新8军被夹在中间,一边是40军的李振清师,一边是马法五的40军和30军。
如果我们有举动,就会受到夹击。
”紧接着,他还提出了起义后的部队番号和部下的安置等实际问题,要求和刘邓面谈一次。
李达表示:
“如果能约定起义时间,我们可以同时加强对两翼敌人的攻击。
让他们自顾不及,无力夹击新8军。
刘邓首长一定会安排时间会晤高将军的。
”
高树勋当即决定,10月30日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等部约万余人起义。
于是,靖任秋留下同高将军商谈起义的具体事宣,李达返回司令部。
刘邓大军已于10月28日9时向敌军发起总攻击。
由于敌军得不到高树勋部的配合,越打越被动。
刘邓大军则越战越勇,至30日,已将40军的106师大部歼灭。
30军亦严重受挫,只得收缩阵地,不能他顾。
正在此时,高树勋将军通电全国,宣布率所部一万余人起义。
此举,在敌军内部引起极大的慌乱,使平汉战役发生了重大转折。
平汉战役全歼敌两个军,争取一个军起义;俘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第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第40军39师师长司马恺、第106师师长李振清、第30军30师师长王震、第67师师长李学正等高级长官以下官兵1.7万余人。
平汉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给予国民党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对阻止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进,起到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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