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及其政策取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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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及其政策取向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及其政策取向
朱瑞博 2010-08-18
摘 要:
全球性主导技术结构和主导产业更替的脱节与断裂,即技术经济范式的更迭是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最本质根源。
推动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是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引领全球经济走向新一轮黄金增长期的根本途径。
在第五次技术革命由导入期向拓展期转折的关键期,中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是要把握技术经济新范式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式创新网络,实施产业组织模式和体制机制创新战略,形成产业资本主导金融资本的有机耦合系统。
关键词:
技术经济,经济范式,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导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具有决定性的促进、导向作用,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引导科技进步的能力,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
正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发展前景和国际竞争力的重大问题,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都非常重视,纷纷对此进行研究,力图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前布局,抢占未来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在此,从技术经济范式研究的视角,归纳总结技术经济范式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更替的一般规律,剖析与第五次技术革命相适应的技术经济新范式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提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政策取向。
一、技术经济范式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更替
技术经济范式是由技术创新经济学家佩雷斯和弗里曼提出并逐步完善发展起来的,其本质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主导技术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和水平。
技术经济范式具有在整个经济中的渗透效应,即它不仅导致产品、服务、系统和产业依据自己的权利产生新的范围;它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的几乎每个其他领域,即它是一个亚模式。
这主要有三层含义:
第一,以一个或几个主导技术群构成了不同时代世界经济增长的技术基础;第二,这些主导技术群决定了一定时期内世界经济增长的模式和水平;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主导技术群也会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也会随之改变,进而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的模式,从而导致世界经济增长范式的更迭。
也就是说技术经济范式演变的过程就是打破常规和建立新范式的过程,而技术创新是技术经济范式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技术经济范式
一次技术变革的生命周期大约是50年,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基本一致。
佩雷斯(2002)把每次技术变革的头二三十年称为导入期,后二三十年称作拓展期。
为了考察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佩雷斯进一步将导入期和拓展期一分为二,即整个技术变革周期由爆发、狂热、协同和成熟四个阶段构成(见图一)。
在爆发阶段,旧的技术经济范式已经衰败,新核心技术的实验室发明逐步产业化,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呈爆炸性增长特征,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开始形成,金融资本也开始介入;在狂热阶段,新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大大提升,可观的利润率诱导各种金融资本强力介入,新技术体系、新产业和新基础设施蓬勃发展。
承担主要融资功能的资本市场被新经济板块所带动,一路向上攀升,甚至常常出现脱离实体经济而疯狂飙升的现象。
随着泡沫破裂,狂热阶段也宣告结束:
在协同阶段,技术开始缓慢增长,政府和社会通过重新设立专门监管机构,起草条文法令,积极干预和管制金融资本,使之适应需要向纵深拓展的技术生产体系,最终达到技术创新和金融资本的相对协同,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都随之上升,技术进步带来的新范式在生产和社会结构中的充分展开,高速增长得以继续,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到来;在成熟阶段,核心技术的创新潜力逐步耗尽,技术革命的动力逐渐衰竭。
虽然仍有新产品和新产业诞生,甚至也会波及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但这些创新的数量比较少,重要性大大降低,曾经作为增长引擎的核心产业的市场开始饱和,技术创新的收益递减,利润率下降,产业接近成熟,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甚至会走向持续的萧条,失业率上升,金融资本开始退出并寻求新的机会。
成熟阶段也是新的核心技术和战略性产业的酝酿和培育期。
佩雷斯特别强调由于在驱动力、性质和功能上的不同,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技术革命的导入期和拓展期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
图一:
技术革命的四个阶段
Krugman(1979)在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将技术创新引入规范的贸易理论模型,构建了一个“南北贸易模型”。
“南北贸易模型”认为世界贸易模式由不间断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所决定,发达国家必须持续地进行技术创新,保持领先的创新能力,这是国际贸易达到动态均衡的基本条件,否则将会导致全球经济的失衡。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的迅速崛起和美国两次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的历史实践证明,全球性主导技术结构和主导产业更替的脱节与断裂,即技术经济范式的更迭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
(二)日本的范式创新与第四次技术革命
日本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美国技术创新能力的相对下降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美国贸易逆差剧增的根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是全球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其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引进的技术大多是欧美逐步淘汰的技术专利,产品的附加值也不高。
日本科技厅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的技术发展能力指数仅为美国的14.6%,70年代前期有所提高但也仅为美国的30%。
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使日本低附加值产业遭遇到成本上升(石油涨价)和美国需求疲软的双重打击。
这促使日本政府和企业开始改变技术引进方式,大力提升产业能级,逐步形成了以企业引进技术为主导的科技体制。
7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把欧美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采用的较为先进的重大技术项目基本引进。
此后日本企业开始侧重于购买处于实验阶段的基础工业技术,并通过加强员工的职业培训,从引进的技术中广泛吸取各国之长,加大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力度,抢先把实验技术投入规模化生产,进而占领国际市场。
以企业为主导是日本研发投资的最大特征,日本科研经费近80%由民间企业负担,而美国的科研经费政府一般负担近50%。
1996年日本研发经费的14.3%为基础研究经费,24.3%为应用研究经费,61.2%为产品开发研究。
这种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引进战略成功地使日本在80年代初实现了产业升级,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而美国虽然在80年代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引导一大批人才和创新资源推动互联网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开发与应用,但这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生产力。
正是传统制造业的节节败退和新兴主导产业的青黄不接使美国在80年代初出现了巨额贸易逆差(见图二)。
图二:
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1981-2008年)
日本以企业引进技术为主导的科技体制非常适宜于经济长波周期成熟期的发展。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正好处于第四次技术革命周期协同和成熟的拓展期,核心技术的根本性创新已经完成,核心产业接近成熟。
这一阶段的创新主要是基于核心技术的渐进式创新,主要是针对现有产品或生产工艺的改进,通常是在“干中学”或“用中学”的过程中完成的,创新的风险相对很小,但这些渐进式创新的综合作用非常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日本引入了现代化的大型生产装备,使钢铁、石化等基础材料型重化工业获得巨大发展。
70年代汽车、机械、电子等加工组装型产业得到飞速发展。
日本以企业引进技术为主的创新模式,非常有利于经济技术变革成熟期的产业化效率提升,同时与日本的企业系列制、下包制和独特的劳动雇佣制等制度创新结合在一起,将第四次技术变革形成的福特式大规模生产技术经济范式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80年代初日本纺织、钢铁、造船、家电、汽车和半导体等制造领域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适宜于第四次技术变革的拓展期的日本技术创新体系,面对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五次技术变革却无从应对,未能及时转换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没能及时培育出新兴的战略性主导产业,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的经济低迷埋下了隐患。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R&D投入虽然持续增加,占世界第二位,但在信息通讯产业方面的发明创造和技术创新却远落后于美国,基础创新上几乎没有把握住主导产业的趋势,从而陷入了超过10年之久的增长低迷。
其中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日本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产业化的应用研究比较强,但对风险极大的突破性创新常常望而却步,政府有限的基础研究经费也难以引导社会创新资源转向新兴的主导产业;第二,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的开发日新月异,周期较短,很难通过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实现技术跨越;第三,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制造能力,美欧等发达国家加大了对新兴技术的保护力度,开始限制高精尖的新技术向日本转移;第四,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制造加工能力的提高,生产成本的逐步增加和老龄化社会的出现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日趋下降,开始将企业的生产活动向国外转移,出现了“产业空洞化”问题,贸易顺差也开始逐年减少,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三)美国的创新战略与第五次技术革命
1993年,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美国的科学技术优势成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克林顿政府提出了美国信息基础结构的行动计划,并对科技创新政策作了重大调整。
改变了过去重大科研计划主要以军用技术为目标的做法,宣布降低国防研究投入,提高民用研究投入,开始强调军用民用技术的紧密结合。
同时美国制定并实施了以信息、微电子、航天、基因为主攻方向的战略规划。
1994年4月,美国政府决定在5年内重点扶持5个特定技术领域的发展。
通过政策调整和政府资金引导,美国形成了政府、企业和大学建立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了民间参与信息技术研发商业化的高潮。
此后,美国R&D资金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在这一阶段研发总投入的增长主要是源于非政府(产业界)的研究开发投入的大幅增长(见图三)。
同时,美国政府也加大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引导了社会金融资本的投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其中风险投资增长非常迅速(见图四),扮演了关键角色。
1992~2000年美国私人对信息设备和软件投资的平均增速高达18.0%,1995~2000年间,信息技术产业对美国CDP的实际增长平均贡献高达22.4%,信息技术产业带动下的扩散效应对美国社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至少达50%,同时美国的经常性项目逆差也逐步缩小。
20世纪末的互联网出现狂热迹象并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风险投资额迅速下降(见图四)。
根据佩雷斯的技术革命周期理论,技术泡沫是技术革命发展到狂热阶段的市场自然反应,同时也是世界第五次发展技术革命从导入期到拓展期的转折点。
如果顺利度过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全球经济将会迎来二三十年的“黄金时期”,即技术革命的拓展期。
在这一阶段新技术经济范式的整个潜力可以被充分挖掘出来,产生使整个社会普遍受益的经济增长(贾根良,2009)。
技术革命从导入期到拓展期转折的实质是主导技术、主导产业和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向整个经济社会体系的扩展,实现技术供给、产品生产和市场需求的相互匹配。
佩雷斯(2002)指出实现转折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长期投资决策要在没有股票市场压力情况下作出,因此,金融资本必须向生产资本移交经济的领导权;第二,生产的扩张反过来需要扩大需求,而这种需求扩大常常是以收入分配为前提的,因此它意味着福利型的政府政策;第三,为了从普遍的增长中获益,社会价值观念要从个人主义的生存竞争转变为对合作和集体福利的强调。
图三:
美国研发支出结构变化(1953~2007年)
图四:
美国风险投资增长率(1995~2000年)
互联网的技术泡沫破裂本应成为实现及时革命转折的契机,可以迫使金融资本向生产资本移交对经济的控制权,消除技术创新过度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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