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渔业生产以苏州松江常州地区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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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渔业生产以苏州松江常州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渔业生产――以苏州、松江、常州地区为例

　　[摘要]本文对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渔业生产概况以及苏州、松江、常州地区的渔业地理分布做了较为细致的阐述。

从渔船种类、大型船舶的形制、生产形态，河泊所的设置分布，渔业课税的征缴变化到渔户人口的数量变迁等各个方面进行论述，初步揭示了各个地域渔业生产的发展变迁。

[关键词]河泊所；鱼课；渔户；渔业；太湖关于我国历史时期的渔业，以往学者已有涉及，出版有几部渔业通史着作。

但就内容比例来看，李士豪、屈若骞先生所着《中国渔业史》[1]和丛子明、李挺先生主编的《中国渔业史》，篇幅为近现代者多，论及明清以前历史时期的较少。

日本中村治兵卫先生的《中国渔业史研究》堪称力作，但其论述时期始于唐而终于明。

中国台北吴智和先生的《明代渔户与养殖事业》是一资料翔实，论证慎密的长篇论文。

近年来又有海洋渔业经济专题着作面世，但关注淡水渔业者较少，专门论及某一区域的渔业生产者相对更少。

长江中下游地区河湖水域面积广泛，淡水渔业较为兴盛。

笔者此前已有几篇文章讨论了明清时期两湖地区、鄱阳湖地区及安庆地区等的渔业状况，本文拟对明清时期太湖流域苏松常地区渔业的地理分布进行探讨。

一太湖渔业生产概况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境内湖泊众多，面积广阔。

明"直隶苏州府知府况钟言苏松嘉湖四府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傍山、杨城、昆承、沙湖、尚湖，广袤凡三千余里……"。

太湖地区的渔业生产规模颇为可观，渔业经济在区域经济结构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明人沈周有诗云"吴江本泽国，渔户小成村。

枫叶红秋屋，芦花白夜门。

都无三姓住，漫可十家存。

熟酒呼儿女，分鱼喧弟昆。

不忧风雨横，惟惮水衡烦。

鸥趂撑舟尾，蟹行穿屋根。

怡然乐生聚，业外复何言。

"诗文描写了太湖边上湖州府吴江县境美丽、恬淡的水乡渔村风光。

太湖上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各类渔船，渔民"大概以船为家，父子相承、妻女同载，衣粗食恶，以水面作生涯，与陆地居民了无争竞"。

滨湖船户"以舟楫为艺，出入江湖动必以舟，故老稚皆善操舟，又能泅水"[10]。

该区域有众多专门从事渔业生产或相关行业的渔民船户人口，如太湖中有余山，一名徐侯山，岛上有"居民二百余家，无田，以舟辑为业，熟行湖湘"；有漫山，"在长沙山西北三十里，居民百余家，以造篷为业"[11]。

渔民以船为家，渔船既是他们的生产工具，也是他们的生活工具，四时放棹于五湖风浪、浩渺烟波之中。

渔船有各种各样的形制和规模，有诗人多所吟咏的一叶扁舟或瓜皮小艇，也有形制巨大的六桅罛船。

有的适宜于风平浪静时寒江垂钓，有的能在风浪大作时牵网作业。

有的专放鱼鸭捕捉，有的专用声光诱捕。

以下略举罛船、舴艋、哇船等几例说明。

罛船为内陆湖泊中形制最大的渔船，又名六桅船。

《太湖备考》卷16《杂记》对其形制、制造、作业时间及地点等都有详细记载。

其形制不知从何时始，太湖中的罛船形身长八丈四五尺，面梁阔一丈五六尺，落舱深丈许；中间立三幅大桅，一幅高五丈、另二幅高四丈五尺，船头一幅桅，高约三丈，船梢二幅桅，各高二丈许。

同上书卷11《集诗二》有《罛船竹枝词》云"村外村连滩外滩，舟居翻比陆居安。

平江渔艇瓜皮小，谁信罛船万斛宽。

"如欲制造罛船，必先择定时辰八字以祈吉利平安。

太湖地区制造罛船的地点有胥口之下场湾、西山之东村、五龙桥之蠡墅、光福之铜坑四处，编织篛篷、打造颤缆的地点则在冲山。

罛船既不能傍岸，也不能入港，篙橹无法撑摇，专门候湖上暴风之时行船。

又有《罛船竹枝词》云"具区万顷汇三州，点点青螺水上浮。

到得石尤风四面，罛船打鼓击中流。

""当夫白浪涛天、奔涛如驶之时，商民船只不敢行而罛船则乘风牵网纵浪自如；若风恬浪静、行舟利涉，罛船则帖伏不能动"。

太湖罛船常在西北水深之处作业，东南水域因水深太浅则不至。

其住泊没有一定的处所，风浪止时则下锚于湖中，三幅大桅常竖而不眠。

太湖罛船分属于苏州、常州二府各县，清同治年间辖属于苏州府者有四十八只，属常州府者有五十二只。

罛船有前、中、后舱，后舱可种菜，前舱则可延师教读；船尾系有三板小船，出入鱼市鬻鱼可乘以往返，与普通渔船迥然相别[12]。

除形制巨大的罛船以外，还有各种各样大小不等、用途各异的渔船。

同治《湖州府志》卷33《舆地略·物产下》转引《南浔志》云，有"渔舟曰舴艋，船尾系木，着水能当一人。

船任棹不横，俗呼为神仙浆"。

同上书转引《双林志》云，"畜鸬鹚以取鱼者曰水鸭船"。

水鸭船一般"长一丈四五尺，狭小灵便"[13]。

水鸭船又名哇船，"得鱼后不能吞咽，待其上船以手哇之；但所得之鱼恶臭，鱼味为最下"[14]。

还有利用鱼类的趋光性诱捕的专用船，名跳白船，或称白划船。

其法将小船"粉垩其板，月中行湖中以诱鱼"[15]；或者"照夜火以引鱼自跃"[16]。

除捕鱼船以外，还有捕捉其它水产之专用船，如"捉螺蚬者曰扒螺蛳船"[17]。

一般来说，太湖流域大规模的渔业生产采取集资合股的集体捕捞生产方式。

罛船形制已如前述，可知非有雄厚资产的大户渔人不能制办，一般贫穷渔家肯定不敢奢望。

有《罛船竹枝词》云，"櫂郎野饭饱青菰，自唱吴歈入太湖。

但得罛船为赘婿，千金不羡陆家姑"[18]；意谓如能入赘于罛船渔家做女婿，也不羡慕有千金赔嫁之陆家女儿；可见太湖罛船渔家大户家底之丰裕。

即便如此，罛船在捕鱼作业时仍要联接四船为一带，两船在前牵大绳驱石引导，两船在后面牵网相随[19]。

由此可见，就其生产形态而言，也是采取集体合作捕捞的形式，生产规模十分浩大。

本文所指的苏松常地区包括明代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地域。

清代又将原为苏州府所管辖的太仓州分出，与其属同一级政区，辖有宝山、嘉定、崇明三县。

本文的论述框架以明制为准，以下分府论述：

二苏州府明初设有二个河泊所[20]，分别辖属于长洲县及崇明县。

长洲县河泊所在石家汇南，洪武十年罢革后，移常熟沙头河泊所又置，建于葑门外华家桥西，辖属于本府，仍名沙头河泊所。

崇明县河泊所在县东瀛洲巷[21]。

隆庆《长洲县志》卷5载沙头河泊所于嘉靖三十八年裁革，但万历《大明会典》卷36《渔课》载该二所均于嘉靖四十年裁革。

明代苏州府的渔业经济具有一定规模，弘治年间常熟一县每年征收翎毛便达10万根，折纳课钞达400锭[22]。

万历年间苏州全府岁收黄麻15626斤、白麻11559斤、鱼线胶618斤、桐油190斤、翎毛213588根，以上各项共折征银769两，有闰月年份并不加征[23]。

明代苏州府境专门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人口众多，如嘉靖年间吴江县有"鱼甲三十三人，辖鱼、船户二千四百六十二"[24]。

一县之境，鱼户、船户即多达2500来户，以每户平均五口人计，共约有12500名渔民人口。

由此可以大体推知，全苏州府地区渔民人口数量之多。

吴俗向来善渔，因为这里的民人生长江湖，故十分熟悉水族之性，捕鱼之具尤为多种多样。

唐代陆龟蒙、皮日休咏有渔具诗，诗中详细描述了各类渔具渔法，有网捕、钓取等各种方式。

时至明代，渔具渔法更为丰富多彩。

按照鱼类在水中生活所居的不同水域层面，太湖渔人在湖中打鱼有三种网。

安放在最下层水域的网名为"铁脚鱼"，用以捕捞活动在水体底层的鱼类；中层水域为大丝网，上层水域则为浮网。

在这三种渔网的围捕下，可谓"截鱼无遗"。

渔人甚至不惜采用药鱼等有害渔具渔法，方春之至，待"鱼游食则药之，令尽浮"。

在溪浦、港渎、芦苇之间等不同水体中，渔具渔法各异，"其在溪浦者为箪，港渎为罾，芦苇之间者为义"。

有时候，将数舟串连起来，"发其匿而得之"；又有"薪而招之者为芜"，即在水中积柴薪为荫以引诱鱼类集于其下；各种方法"皆穷极巧妙，以与鱼遇"。

渔舟在水中行进的方式，或方行、或反行、或前后船相尾接。

用以贮藏渔获物的器具也多种多样，有笱、筒、筌之类。

鱼市上渔人卖鱼，必击鼓为号以招揽顾客，"其卖者旧以鱼斗数鱼，以二斤半为一斗"，至明正德间"不复击鼓用斗"。

[25]苏州府所产鱼类品种丰富，既有淡水鱼类，如鲈鱼、银鱼等；又有海洋鱼类，如大黄鱼。

有些鱼类既有淡水品种，又有海水品种，如鲚鱼，有出太湖者，"一名刀鱼，俗呼为刀鲚，又名湖鲚，别于江产也"；而"出常熟海道者尤大"。

鲜鱼之外，鱼类加工产品也十分丰富。

如四、五月间取海中所产鲚鱼之子晒干，名"螳螂子"；小鲚鱼及银鱼"鱐之可致远"，意即可以远销他郡；海上八月间又产一种石首鱼，谓之"回石首"，其腹中鱼鳔可作胶，谓之"大胶"，唐人张彦远云"吴中鳔胶，采章之用"[26]。

太仓州宝山地区地滨江海，鱼类较他处为饶富，品种繁多，介壳类等海产也相当丰富。

但境内渔户大多十分贫苦，缺乏大型渔船及设施完备的渔具。

渔民大都依恃一叶扁舟，操作生息于其中，可谓简陋之极。

渔船有滚钩船、刺网船、挑船、白划船、水鸦船等，网法有囊网、插网、牵网、撒网、拖网、淌网、手操网、鱼罩、虾笼、蟹簖等多种。

渔获物如不采取保鲜措施或进行加工则很容易腐败，因此要进行加工贮藏。

鱼类贮藏之法通常用冰藏、盐藏、干制、罐诘四种。

[27]除天然捕捞业之外，淡水养殖业也颇盛行，"鱼秧，细如针缕，蓄之池，三年可食，在乡以此贩鬻"[28]。

其地有专门贩运鱼苗的"鱼秧船"，鱼苗主要出产于江西九江，称作"鱼秧"。

每年春天以舟船"由苏常出长江往返，谓之鱼秧船"。

由于鱼苗在运输途中易缺氧而窒息死亡，故鱼秧船行驶的速度很快，关隘都不能阻止延滞其运输时间，此事由"苏抚示饬在案"，可见其时官方对淡水养殖业的重视程度。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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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大明会典》卷200《河泊麻铁等课》。

说明1。

折银总计数均为无闰年所征各项，应天府闰年加征两，镇江府闰年加征两，扬州府闰年加征两，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并无加征之数。

2．扬州府有桐油88斤，苏州府有桐油190斤，松江府有桐油191斤，遇闰均不加征。

3．扬州府又有熟铁1266斤，闰年不加征。

松江府之所以课额最少，比例最小，可能因为前述鱼课银大部分抵充织造而仅极少数上缴工部的缘故，并不说明其渔业规模极小。

注释[1]李士豪、屈若骞着：

《中国渔业史》，商务印书馆，1937。

丛子明、李挺主编：

《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日〕中村治兵卫：

《中国渔业史研究》，日本，刀水书房，1995。

吴智和：

《明代渔户与养殖事业》，《明史研究专刊》，1979，2期。

欧阳宗书：

《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尹玲玲：

《明代洞庭湖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农史》，2000，1期；《明代江西鄱阳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2期；《明清时期安庆地区的渔业经济》，《安徽史学》2001，4期；《明代杭嘉湖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农史》，2002，2期。

《明宣宗实录》卷95，第2151页。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下同。

沈周：

《石田诗选》卷2《渔村》。

载《四库全书》1249册572页。

金玉相：

《太湖备考》卷16《杂记》。

清乾隆十五年刊本，下同。

[10]《太湖备考》卷6《风俗》。

[11]《太湖备考》卷5《湖中山》。

[12]同治《湖州府志》卷33《舆地略·物产下》。

[13]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实业志·渔业》。

[14]嘉庆焦循：

《扬州北湖小志》卷1《叙渔第五》。

[15]嘉庆焦循：

《扬州北湖小志》卷1《叙渔第五》。

[16]同治《湖州府志》卷33《舆地略·物产下》。

[17]同治《湖州府志》卷33《舆地略·物产下》。

[18]《太湖备考》卷11《集诗二·罛船竹枝词》。

[19]《太湖备考》卷16《杂记》。

[20]河泊所是明代所设的一种渔业管理及渔税征收机构，详见尹玲玲：

《明代的渔政制度及其变迁--以机构设置沿革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1期。

[21]正德《姑苏志》卷21《官署上》、隆庆《长洲县志》卷5、万历《大明会典》卷36《鱼课》。

[22]弘治《常熟县志》卷3。

[23]万历《大明会典》卷200《河泊麻铁等课》。

[24]嘉靖《吴江县志》卷10《杂役》。

[25]正德《姑苏志》卷13《风俗》。

[26]同治《苏州府志》卷20《物产》。

[27]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实业志·渔业》。

[28]同治《苏州府志》卷20《物产》。

[29]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二》。

[30]正德《松江府志》卷11《官署上》。

[31]正德《松江府志》卷11《官署上》、《明孝宗实录》卷68，第1298页。

[32]崇祯《松江府志》卷15《税课》。

[33]万历《大明会典》卷200，《河泊麻铁等课》。

[34]崇祯《松江府志》卷9《赋额中·渔课》。

[35]光绪《清浦县志》卷8《田赋下·杂税》。

[36]同治《苏州府志》卷20《物产》。

[37]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渔业及林业》。

[38]成化《重修毗陵志》卷6《官寺》。

[39]成化《重修毗陵志》卷7《食货·课程》。

[40]万历《大明会典》卷200《河泊麻铁等课》。

[41]康熙《常州府志》卷8《户口》。

[42]乾隆《武进县志》卷3《田赋·渔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