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年20世纪西方哲学理论东渐述要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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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应年20世纪西方哲学理论东渐述要上
陈应年:
20世纪西方哲学理论东渐述要(上)
一、百年以前西方哲学理论翻译大潮初起
1.严复——西方哲学翻译的伟大先行者
19世纪末,以严复为代表的一批哲学社会科学翻译家第一次把科学方法论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介绍到中国来,推动了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开创了新纪元。
翻译家、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几道,又字又陵,自号天演宗哲学家。
1866年,他14岁考了福州船政学堂。
1876年被派往英国留学,学习海军。
留学期间,他涉猎了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经济、法律理论、进化论和逻辑学等新学说新思想,同时关注资产阶级社会情况,参观过议会、法院等制度设施,深入地了解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留学三年后,回国在母校任教一年。
后调往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历任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
不过,他在该校任教20年,一直没有受到李鸿章的重用。
严复是一位有知识、有抱负的人。
他认为,中国要改革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的局面,必须维新改革,学习西方。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强烈刺激了严复。
他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论文,即《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和《辟韩》等文,他一面对专制的封建制度提出最深刻、最尖锐的抨击,一面又全面地提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此外,他用犀利的笔,把自己熟读的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为中文,加上自己的按语,用《天演论》的书名于1898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刻印出版。
中译本出版后,受到知识界的狂热欢迎,一时洛阳纸贵,多次售缺,而盗版则不径而走。
仅就商务印书馆1905年铅印的版本来说,到1921年便重印了20版。
随着《天演论》问世,1898年成为中国哲学理论翻译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代。
据物理学家、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周昌寿(1893-1948)所著《译印科学书籍考略》的研究,在1600-1900年的三百年间,著名的传教士,约有24人参加了译刻科技图书的活动,如利玛窦就译刻了30多种天文、数学类科技图书,70多位学识渊博的传教士翻译、刻印的图书不下数百种。
据传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Tirgault,Nicolas1577-1628)于1618年再次来华时,曾一次带来“西书七千卷,拟一一翻译”。
据统计早期译书,共译成300多种,除大部分为宗教、圣经之类外,有关自然科学、技术和逻辑学译著占120种。
在《天演论》的带动下,严复决心把翻译活动作为事业,从1901-1909年的10年间相继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即《自由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穆勒的《穆勒名学》(即《逻辑学》)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八种名著。
这八种西方名著的及时出版,给中国思想界吹进了强烈的新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20世纪初的前十年,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已不满足于梁启超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的宣传,对于康有为装在“公羊三世”套子里的庸俗进化论,和谭嗣同《仁学》里的人权平等的政治呼号,亦感到不能满足,正是在这个时候,严复站出来帮助人们从根本上了解西方,想弄清中国向何处去,希望理解中国的发展如何与世界发展的总趋向联系起来。
李泽厚指出:
严复是将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哲学的理论知识介绍过来的第一人。
“(李泽厚《论严复》)
2.梁启超——致力于观念变法的编译家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他在戊戌变法时期叱咤风云,活跃于思想界达30多年。
由于变法失败,1898年他被迫流亡日本,先后编印《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02年出版),用编译的方式大力宣传西方哲学思想。
1902年梁在《新民丛报》发表介绍西学的论文,代表性的有:
《霍布斯学案》、《斯宾诺莎学案》、《卢梭学案》和《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培根和笛卡儿)之学说》、《论希腊古代学术》、《近世第一大哲康德学说》等等。
梁启超早期重点介绍了亚里士多德、卢梭、孟德斯鸠、边沁等人的政治学说,在分析近代西方文明产生的根源时,他重点介绍了霍布斯、斯宾诺莎、培根、笛卡儿、进化论者颉德、达尔文等人关于文明论的观点。
例如他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中,评述了培根和笛卡儿的学说,指出培根是经验主义的始祖,笛卡儿是理性主义的奠基人,“把他们称为近代西方文明的鼻祖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西方哲学东渐史》第108页)
梁启超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一文中,把康德称为近代西方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有时称康德是“百世之师”,是“黑暗时代之救世主”等等。
梁启超把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在一定意义上说,超过了他为改良主义思想等方面所作的宣传,对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20世纪初,梁启超对西方哲学还未能深入地学习与研究,因此他的编译介绍有时空洞肤浅,有时不免采用了他自己信仰的佛学观点。
譬如,梁启超把康德当作近代第一大哲来介绍,但从他的阐述来看,一方面他并没有真正了解和把握康德哲学的实质,另一方面还由于他把康德哲学和佛教唯识宗的教义加以附合比拟,因而并没有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康德是近代西方第一大哲学家的形象。
不过,由于梁启超文字通俗流畅、“笔端常带感情”,因而他的西方哲学宣传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影响很大,起了不可忽略的巨大历史作用。
3.蔡元培的早期哲学翻译活动
蔡元培(1867-1940)是近代激进的民主革命家和著名学者,也是翻译西方哲学的先行者之一。
20世纪初,由于蔡元培在上海从事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引起清朝廷的监视,被列为逮捕目标。
1903年6月他去青岛避难,这时他从日文翻译了德国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一书,这是作者科培尔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给学生讲课的教材。
内容分为五部分,即,1.绪言,2.哲学之总念,3.哲学之类别,4.哲学之方法,5.哲学之系统。
实际上是一册浅显的哲学启蒙读物。
1906年蔡元培又通过日文翻译了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录总论》(商务印书馆版)。
这里讲的妖怪学是井上圆了在1891年创立“妖怪学研究会”时用西方哲学观点撰写的一部提倡科学、破除迷信的启蒙哲学读物。
全书分为八大卷,即总论、理学部门、医学部门、纯正哲学部门、心理学部门、宗教学部门、教育学部门、杂部门八类,使“读之者,不但知妖怪之理,亦得借以窥各学科之大要”。
中译本八册由杜亚泉办的亚泉学馆收买,后因失火,原稿被毁,只有总论一册由商务印书馆编印出版。
书中研究的是从民间所说的妖怪,直到“天地万物之起源,万有之本体,灵魂之性质、生死之道理”。
(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版第3页)哲学家张东荪认为,蔡元培翻译的井上圆了著《妖怪学讲义录总论》等书,是早期引进的西方哲学的代表。
他说:
“我个人以为,中国之有西洋哲学,由来已久,然从今天来看,至少可算有三个时期。
第一时代是用蔡元培先生所翻译的井上圆了的‘妖怪学’为代表。
井上毕业了以后,把他所领会的西方哲学拿了出来作成这部妖怪学。
这足以代表日本人初期接受西洋哲学的态度与反应。
而蔡先生把它翻译到中国来却亦足以代表那个时候中国人对于哲学的态度。
这乃是西方哲学初到东方来的应有的现象。
”(《文哲月刊发刊词》)井上的妖怪学中译本,当时出版过四种。
如《妖怪百谈》、《哲学妖怪百谈》、《续哲学妖怪百谈》,1902-1903年出版)蔡元培的中译本出版后,曾重印五次。
在此前后,国内还出版过《寻常小学妖怪学教科书》。
(屠成立著,新中国图书社1902年版)可见这类妖怪学的启蒙读物在当时影响很不小。
哲学家贺麟指出:
“从变法运动到五四运动时期,这是一个启蒙介绍时期,特点是宣扬维新,改良政治,反对传统风俗习惯,而且有的人应用佛学和中国哲学来讲西方哲学,也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一般说只是一种文化批评和观察印象。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载《中国哲学》第2辑344页)我们觉得,这种看法也适用于当时翻译的井上圆了的哲学著作。
4.马君武的初期哲学理论翻译活动
翻译家马君武(1881-1939),原名道凝,字厚山。
广西临桂县人,困临桂为桂林府首县,故又称桂林人。
他原是唐才常的高足,唐失败被杀后,他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曾协助梁启超代理编辑《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和译作。
在1902-1903年间,他编译过西方哲学如《新派生物学(天演学)家小史》、《斯宾塞女权篇》,译过弥勒的《自由原理》、《唯物论二巨子(狄德罗、拉梅特里)之学说》、《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唯心派巨子黑格尔学说》、《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托马斯·莫尔)之华严界(喻指乌托邦)观》、《弥勒约翰之学说》(1903)、《论理学之重要及其效用》(1903)等。
马君武传播西方哲学理论,主要在1903年前后。
他的文章的特点在于把唯物论、无神论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唯物论和无神论有助于法国1789年革命的成功。
并且,还联系中国的革命现实,宣称“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
〔《唯物论二巨子(狄德罗、拉梅特里)之学说》,《大陆报》1903年11月第二期〕他在《唯心派巨子黑格尔学说》说,“至黑格尔出,而哲学之面目一变,扫除旧说之误,而以规制证明之,以论理法救正谢林之失,脱谢林之范围,而自标新义,以宇宙之实象征真理。
呜呼,黑格尔之大名,雷轰于哲学界放大异彩,因自有其真价值在焉,非偶然也。
”文章分五节,包括:
1.黑格尔之生活;2.黑格尔之学风;3.黑格尔之论理学;4.黑格尔之绝对唯心论;5.黑格尔之历史哲学。
马君武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评论者认为“把马君武与梁启超、严复作了对比,认为有别于梁、严,”“主要集中在对科学方法论的吸收”。
二、五四时期西方哲学理论翻译的高潮
1.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翻译传播
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随即大量地传到了中国。
自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在上海出版后,1928-1930年间,新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将近40种,如吴亮平译《反杜林论》(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版)、杨贤江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30年)、郭大力和王亚南译《资本论》三卷全译本相继出版。
三、四十年代,上海生活书店先后以《世界名著译丛》(1938-1947年,14种)、《世界学术名著译丛》(1943-1948年,11种)的名义集中出版了经典著作的中译本,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在中国得到了传播。
对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国内已有专人作深入研究,可参阅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2.梁启超、张东荪磋商组织翻译现代西方新哲学著作
五四运动以来,随着一大批留学生从国外学成回国从事教学研究,西方哲学理论著作翻译在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
1920年梁启超、张东荪从欧洲访问归来,曾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磋商,希望对他们组织的讲学社邀请欧美名人来华讲演给予资助。
张元济在同年致梁启超先生的信中说:
“前面谈讲学社延聘欧美名人来华演讲,嘱由敝馆岁助若干,所有演讲稿由敝馆出版各节已由同人商定,均遵照尊意办理。
自十年分起,每年岁助讲学社5千元,专为聘员来华讲演之用,三年为限,以后再另作计议。
演讲稿既承交敝馆出版,仍照给讲学社版税,此次罗素演讲稿即照此办法办理,另由编译所直接函商。
柏格森如可来华,亦统由讲学社聘订,敝馆不另担承,以归画一。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6页)不久,罗素、杜里舒相继访华,演讲稿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西方现代哲学在我国有了较深入的翻译传播。
3.罗素访华及其著作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出版
英国新实在论哲学家罗素(1873-1970)应中国讲学社和北京大学联合邀请,于1920年9月来华访问讲演,直到1921年7月告别中国,在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地作了多次讲演。
译者为赵元任、张廷谦、瞿世英(又名瞿菊农,曾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受教于美国新黑格尔主义者霍金等教授)等。
内容涉及:
1.哲学问题,2.数理逻辑,3.物的分析,4.心的分析,5.社会构造论。
讲演受到青年学生热烈欢迎,据罗素回忆:
“青年听众的求知欲非常强烈。
他们聆听演说时就像饥饿者面对盛宴一样。
”(胡作玄:
《罗素》,载《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8卷)。
讲稿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北大新知书店出版。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学社丛书》里列有“罗素丛书”共有5种,如《哲学中的科学方法》(王星拱译,1921年)、《算理哲学》(傅钟孙等译,1923年)、《政治理想》(程振基译,1921年)、《战时之正义》(郑太朴译,1921年)及《德国社会民主党》(陈与漪译,1922年)等。
在此前后出版的有《物的分析》(任鸿隽等译记,1922年),《罗素论文集(上、下)》(杨端六等译,1923年)。
1926年又出版了《我的信仰》(何道生译,1926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了胡愈之译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1920年)、《罗素的相对原理观》(关桐华译,1922年)、《哲学问题》(黄凌霜译,新青年社,1920年)。
4.杜威访华及实用主义哲学的传播
外国哲学家来华讲演,罗素并不是第一人。
1919年初,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日本讲学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与胡适、陶孟和等人商量,以北京大学、尚志学会和江苏教育会的名义,邀请杜威来华访问讲演。
1919年4月,杜威来到上海,前后在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和广东11省,讲演一百多次,到1920年7月离开中国。
讲稿后来由北大新知书店出版,内容涉及“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纪略”,合称《杜威五大讲演》(晨报社,1920年8月),开始系统地把实用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
同时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孟宪承译)、杜威的《哲学的改造》(胡适、唐钺译,1934年)、《思维术》(刘伯明译,南京高等师范1918年)。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胡适从事了大量活动。
1919年他撰写了《实验主义》,1922年写了《五十年来的世界哲学》(上海申报馆,1924年)等书,对宣传杜威的思想学说作了不遗余力的宣传。
与此同时,教育家陶行知也大力宣传了杜威的教育思想。
5.柏格森哲学的翻译介绍
有人说《东方杂志》早在1914年10月就发表了商务印书馆的主任编辑钱智修撰写的《布洛逊哲学之批评》一文,1918年刘叔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柏格森之哲学》,对柏格森哲学作了介绍。
不过生命哲学代表人物之一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主要还是得力于杜威来华讲演的宣传。
五四以后,国内对柏格森的翻译和研究逐渐多了起来。
这时柏格森原著如《创化论》(1919年)、《物质与记忆》(均由张东荪译,1922年)《形而上学序论》(杨正宇译,1923年)、《心力》(胡国钰译,1924年)、《时间与意志自由》(潘梓年译,1926年)及心理学著作《笑之研究》(张闻天译,1923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与此同时,法国作者约·索洛蒙著《柏格森》1922年由泰东图书局出版。
《柏格森变之哲学》(英卡尔著,刘延陵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柏格森之变易哲学》(张闻天译,民智书店,1924年)及《近代科学与柏格森之迷妄》)〔英〕额略第著,陈正模、刘奇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也先后出版。
《民铎》杂志于1922年出版“柏格森专号”,作者阵容十分壮观,当时的哲学名流均执笔写稿,内容有:
1.严既澄:
《柏格森传——〈时间与自由意志〉概略》
2.李石岑:
《柏格森哲学之解释与批判》
3.张东荪:
《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
4.李石岑:
《柏格森之著述与关于柏格森研究之参考书》
5.蔡元培:
《柏格森玄学导论》
6.柯一岑:
《柏格森精神能力说》
7.吕chéng@①:
《柏格森哲学与唯识》
8.梁漱溟:
《唯识家与柏格森》
9.杨正宇:
《柏格森哲学与现代之要求》
10.瞿世英:
《柏格森与现代哲学之趋势》
11.范寿康:
《直觉主义之地位》
在上述作者中,李石岑(1892-1934)在翻译介绍柏格森和尼采等西方哲学时做过大量工作。
他原名邦藩,湖南醴陵人。
1912年东渡日本留学,1916年成立丙辰学社(即后来的中华学艺社),1919年起主编该会刊物《民铎》。
1921年回国加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后主编《教育杂志》。
并在东南大学、上海大学等兼授哲学课。
1928年赴法、德留学,回国后任教暨南大学。
编译有《西洋哲学史》、《哲学概论》、《希腊三大哲学家》等。
著名作家沈雁冰,年轻时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
当时他也关心柏格森哲学的介绍工作。
1922年1月17日他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对《民铎》的“柏格森专号”的出版,向读者作了热情的推荐。
他认为,在这期专号上,“有说明柏氏学说全盘面目的,有说明柏格森哲学与现代哲学之关系的,有专讲柏格森的一部著作的,还有把它和中国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
总之,通过这个专号,相当全面地把柏格森哲学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了”。
(《西方哲学东渐史》,第279页)
评论者指出:
“这个时期在中国传播柏格森哲学的学者中,主要代表要算李石岑、瞿世英、张东荪。
他们有的以客观的介绍为主,并辅之以一定的评述;有的以评述为主,辅以一定的介绍;有的则着重纠正读者中对于柏格森的误解,以引导读者正确地领会柏格森哲学的实质。
”(同上书,第280页)
6.杜里舒访华及其哲学的传播
杜里舒是唯心主义生机论者(贺麟教授语),他的哲学与罗素、杜威相比,影响较小,但在当时仍有一定意义,故在这里略作介绍。
哲学家杜里舒应中国讲学会的邀请,于1922年10月来上海访问,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讲演活动。
杜里舒来华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讲学,口译者为瞿世英、张君劢。
除宣传康德哲学之外,主要是系统介绍和阐述自己的哲学体系及体系的具体内容。
讲稿经整理后以《杜里舒讲演录》的书名由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1月出版。
另有江绍原翻译的《实生论大旨》(亚东图书馆,1923年),内容包括:
实生论的三大证明,命根与物质及能力的关系,实生论的名理,实生论与一元玄学等五章。
又出版了张君劢、瞿世英的研究著作《杜里舒研究及杂文》,书中包括《杜里舒教授学说大略》(张君劢),《杜里舒与现代精神》(瞿世英),并附有杜氏《爱因斯坦相对论之批评》、《人类思想及实在问题》等5篇讲稿。
1923年4月,《东方杂志》刊出了“杜里舒专号”,使杜氏在中国的讲学趋向高潮。
专号目录为:
乔峰(周建人):
《生机定义》
杜里舒:
《近代心理学中非自觉及不自觉问题》(张君劢译)
费鸿年:
《杜里舒学说概观》
瞿世英:
《杜里舒学说的研究》
张君劢:
《关于杜里舒与罗素两家心理学之感想》
秉志:
《杜里舒生机哲学论》
菊农:
《杜里舒与现代精神》
杜里舒(宏严译):
《生机论概念》
费鸿年:
《杜里舒的著作》
当时哲学界对杜里舒哲学有一定理解和研究的就是上述三位:
费鸿年、瞿世英和张君劢等人。
7.康德哲学的翻译介绍及研究
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活动中,康德哲学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被称为一个热点。
贺麟先生回忆说:
“自从1923年,张颐(1887-1969)先生回国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时,西方古典哲学才开始真正进入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哲学系。
”(《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368页)张先生回国时,颇有感慨地说:
“余自欧洲抵沪上时,所遇友朋,皆侈谈康德,不及黑格尔,竟言认识论,蔑视形而上学。
”(张颐:
《读克洛那、张君劢、瞿菊农、贺麟诸先生黑格尔逝世百年纪念论文》,《大公报》文学副刊207期,1931年12月25日刊)
最早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康德哲学的是宗之kuí@②。
1919年5月他先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康德唯心哲学大意》和《康德空间唯心论》两文。
1920年沈甫霖的《康德的教育意见》和南吕的《哲学的改造和现代的康德哲学》分别在《上海周刊》和《学灯》上刊出。
1922年王中君在《康德的认识论和马克思的认识论》、rèn@③生的《康德与爱因斯坦》在《今日》和《东方杂志》上发表。
《康德传》作为第一本中译本传记,由北大共产党员学生罗章龙和商章孙合译后于1922年交中华书局出版。
值得指出的是,康德的第一本学术随笔《人心能力论:
论意志能制病情》一书则是早在1914年便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
据考证,其原文是康德在1797年答复医生胡菲兰关于养生之道的一封信。
饶有兴味的是,此书系由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同中国教员周暹(即周叔tāo@④)合译的。
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原为德国传教士,1889年前来青岛传教,同时学习中国文化,深受儒教熏陶。
1909年创办德华学校,并积极为欧洲人翻译中国古典著作。
1911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译有《论语》(1910年)、《老子道德经》(1911年)、《易经》(与劳乃宣合译,1924年)、《吕氏春秋》(1928年)和《礼记》(1930年)等。
回国后,在德国莱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创立中国研究所,出版杂志《中国的科学与艺术》。
康德著作最早是由中德学者合作译成中文出版的,这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4年4月22日,康德诞辰200周年,国内报刊为此均刊登康德像,发表纪念文章。
《学灯》和《晨报》副刊发表了胡嘉的《康德学说与我们对于康氏生辰纪念之感想》和张东荪的《康德杂谈》。
《晨报》还刊出甘蛰仙的《康德纪念与东原纪念》和《康德在唯心论史上之地位》,二文对于康德哲学做出了较高的评价。
同年的《学艺》和1925年的《民铎》杂志,先后出版“康德专号”,发表纪念论文,多达35篇,把纪念康德的活动推向一个小高潮。
有的论文赞扬康德的三大批判,认为“实在可以称为万世不朽的著作”,有的认为康德在哲学上进行的变革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进行的变革一样,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的从哲学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具体地阐明了康德哲学的贡献。
(《西方哲学东渐史》第228页)当时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的范寿康(1895-1983)撰写了《康德》(商务印书馆,1926年)、《认识论浅说》(商务印书馆,1927年)等书,介绍了康德的生平思想及其哲学认识论中的几个问题;先验的综合、时间、空间、范畴及先验的自我意识之统一,是当时一位译介康德哲学的先行者。
康德哲学专著直到30年代才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
主要有《纯粹理性批判》(胡仁源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实践理性批判》(张铭鼎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关琪桐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等。
评论著作有苏联德波林著《康德的辩证法》(程始仁译,亚东1929年版)、日本朝永三十郎著《从康德平和主义到思想问题》(任白涛译,启智书局1930年版)、日本桑木严翼著《康德与现代哲学》(余又荪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英国林稷著《康德哲学》(彭基相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等。
贺麟说:
张铭鼎是我国20-30年代“最初搞康德哲学的人物”。
张先生1924年在《学艺》杂志上发表了《康德学说的渊源与影响》,第二年又在《民铎》“康德专号”上发表了《康德批判哲学之形式说》,对康德哲学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介绍,他认为康德三大批判的中心思想,“就是康氏所拳拳致意的理性主义。
他要根据理性主义,将从前一切学说加以评价,以便从科学道德艺术三大文化领域中,得建设出一个确实的基础而完成其批判的精神”,强调康德的理性主义,代表了中国五四时期要求科学和民主的精神,这是当时讲述康德的时代趋势。
(《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第361-362页)。
贺麟在论述中指出,瞿世英的《康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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