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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的救灾观
先秦诸子的救灾观
春秋战国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两周867年间,有记录的大灾89次,其中旱灾30次、水灾16次、虫灾13次、地震9次、雪灾雹灾12次、大疫一次。
面对种种社会劫难,先秦儒道墨法各派思想家们,表现出不同的观点,提出各自的救灾主张。
《论语·乡党》篇记,孔子居鲁时,发生一场火灾,烧毁了马厩。
孔子从朝廷回来,连忙打听:
“伤人乎?
”不问马。
短短几个字,反映出孔子“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思想。
如果人马皆伤,当然是救人第一了。
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
与孔子同时的齐景公,有马千驷,一匹爱马死了,竟要杀死养马者,可见他把人命看得不如马。
《论语·颜渊》篇记:
鲁哀公问孔子弟子有若:
今年发生灾荒,国用不足,怎么办?
有若回答:
减税救灾,把十分之二的税率改为十分之一。
并且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首先要让百姓的衣食充足,然后国君的需求才能满足。
这种观点,后来成为儒家治国的基本理念。
《孟子·梁惠王》篇记:
梁惠王对孟子说:
我的救灾办法是: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移民就食,移粟补歉。
为什么效果不大呢?
孟子建议他,行仁政才是根本措施。
“不违农时”,“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斧斤以时入山林”,密网不入鱼池,保护生态环境,保证可持续性发展。
使“黎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还要搞好教育和道德宣传。
您这样作了。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同篇又记:
邹穆公问孟子,邹国与鲁国发生武装冲突,百姓不努力作战,眼看长官快要死了不去救援,怎么回事?
孟子说,这是长官自己造成的。
“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
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
……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
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在孟子看来,统治者救灾不力,不顾人民死活,必然受到百姓报复性惩罚。
《荀子·天论》篇认为,各种自然灾害并不可怕,完全可以战胜。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
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
”所谓“强本”就是加强农业,“养备”就是生存资料齐备,“动时”指各项生产活动及时。
《富国》篇说:
“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
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
”句意谓懂得农为本商为末,开源节流,则水旱无忧。
这是对《天论》的补充和证明。
《王制》篇把搞好水利,防止灾害,作为政府机关“司空”的主要职责:
“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
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
”看来这是经常性的工作,而不仅是发生灾情时的临时措施。
《天论》篇又记,有人问,天旱时举行祈雨的祭祀仪式,竟然下雨了,说明什么呢?
荀子回答:
这没有什么,就和不举行祭祀也可能下雨一样,是偶然现象。
“天旱而雩……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
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
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旧注:
“顺人之意,以文饰政事而已。
”可见荀子不相信祈天可以下雨
《礼记》是晚周儒家论文汇篇,其中也有《王制》篇,主张储粮备荒,说: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
”这种观念后来成为共识,所谓“耕三余一”是备荒的基本保证。
《礼记》的《檀弓》篇,记录了几个与救灾有关的故事,具体体现出儒家的救灾观念。
卫国贵族公叔文子世去,其子请谥。
卫君说:
“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不亦惠乎?
……故谓之贞惠文子。
”赠谥是对死者一生事业德行的总评价。
鲁君这番话,充分肯定公叔文子施粥救灾的义举。
齐国大饥,富者黔敖为食于路以济饿者。
有灾民,疲惫不堪而来。
黔敖傲然呼曰:
“嗟!
来食!
”饿者扬其首瞠其目而视之曰:
“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
”终不食而死。
这位饥民很有骨气,宁可饿死,不肯接受带有鄙视性的施舍,是后世“贫贱不能移”的道德典范。
这位富人的表现告诫人们,救灾扶贫不可以救世主姿态出现。
鲁国大旱,鲁穆公打算暴晒汪与巫以求雨。
汪是仰面朝天的残疾者,巫是女子能通神者。
迷信家认为,暴晒他们可以使上天哀怜同情他们而降雨。
鲁国学者县子反对,认为这是暴虐而愚蠢的行为。
故事反映出儒家的人文精神。
道家着作《老子》有两句名言,深刻揭示出灾荒生成的原因。
三十章曰:
“师之所止,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大批军队驻札之处,会造成荒地。
大规模战争之后,必定出现饥荒年成。
因为战争会破坏农业生产,消耗粮食储备、损坏水利设施、道路、桥梁,造成空城荒野,人口减少和流亡。
老子没有说出的结论是:
战后必须积极备荒。
这是一条历史规律,历来为政治家所重视。
七十五章曰: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这句话指出造成饥荒的人为因素。
句中的“民”不仅指个人,而且指民众。
“饥”不是指个别人没饭吃,而是指普通性的饥荒。
“上”指统治者。
赋税太重就会形成灾害。
这一条也是历代思想家的共识。
墨家着作《墨子》中有《七患》篇,用相当多的篇幅谈储粮备荒和减俸救灾的措施。
说:
“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水旱不至哉!
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
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
”“力时急”意谓抓紧时间备荒。
“民见饥则亡”,“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
”所以墨子主张,“令民家有三年蓄蔬食,以备湛旱。
”又说:
“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固也。
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
此之谓国备。
”即国家的基本储备。
《七患》篇提出政府官员减俸救灾的具体办法是:
“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将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
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廪食而已。
”国家发生凶饥,国君饮食费用减五分之三,衣不改制,乘马三减二,妾不衣帛。
外国来宾招待从简。
体现了墨子的节用观。
法家着作《韩非子》主张,在救灾活动中,应该严明赏罚,执法不爽。
《内储说上》记,鲁国积泽地方发生火灾,鲁哀公率领众人救火。
左右之人都去追逐从丛林中跑出来的野兽,不去救火。
哀公问孔子,怎么办?
孔子说:
“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
…事急,不及以赏,请徒行罚。
……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
”令下未遍而火已救。
这个孔子竟成了法家的代言人,学者认为是出于韩非子的编造。
同篇又记,越王宫中发生火灾,人莫救火。
文种建议越王下令:
“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
”火灾很快扑灭。
《外储说右下》记:
秦大饥,应侯请发王室园林中的枣粟、蔬果救济灾民。
秦昭王说:
秦国法律,有功者赏,有罪者罚。
如果发王室之枣粟、蔬果以活灾民,岂不是“使民有功无功俱赏也。
”这样会搞乱法律。
“夫生而乱,不如死而治。
”秦昭王坚持法律第一,宁可饿死人,也不能破坏法律。
这样作太不尽人情了,执法也应该有灵活性嘛。
然而这种思想正是法家学说的真实反映。
先秦子书《管子》,旧列法家,其实杂取各家,托名管仲,实为战国中期齐国稷下学者所辑集,后人又有所补充。
其写作时间跨度很大,有出自春秋末期、战国前期、战国中期、战国后期乃至秦末汉初者。
此书最主要特色是热衷讨论经济和理财问题,不少篇章涉及救灾。
《五辅》篇说:
“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谊,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
备饥馑,救灾害,赈惫露,则国家定。
”
《八观》篇说:
“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
小凶三年而成大凶。
大凶则有遗莩矣。
什一之师,什三毋事,则稼亡之三之一。
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积也,则道有捐瘠矣。
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矣。
”这番话意谓,大灾之年,要减少从军人数。
稳住农业,保存积谷余粮,否则人民就会饿死于道路。
《乘马数》篇说,如果发生天灾,应该实行以工代赈政策。
“若岁凶旱水佚,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
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体现平衡国家经济的政策。
《轻重丁》讨论如何以丰补歉问题。
齐桓公说:
齐西水潦而民饥,齐东丰收而粮贱,欲以东之贱补西之贵,有办法吗?
管仲说:
今齐西之粟每釜百钱,则每区二十钱。
齐东之粟每釜十钱,每区二钱。
请下令向每一人口征税三十钱,要用粮食来缴纳。
这样,则齐西之人出粮三区即可,齐东则要出粮三釜,那么一釜仅卖十钱的齐东粮食皆入于官仓矣。
齐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国家给陈粮,无种子者贷之新粮。
这样,东西两地得以互补,远近各方得以调节了。
这种方法,比《孟子·梁惠王》篇讲的河东民与河内粟互移的作法具体多了,写作时间当在其后。
《轻重丁》又记,管仲利用灾难先兆动员功臣百姓捐出粮食金钱以备荒的故事。
管子报告桓公说,某地发生地震,是瘟疫的先兆。
某地发生风暴,也是瘟疫的兆头。
天上出现彗星,国家将有流血的战争发生。
请下令,朝中功臣百姓,有五谷粟米布帛者,不得私自处理,由国家平价收购。
功臣百姓如果捐献粮食布帛金钱,就是帮助国家对付天灾和备战的行为。
管仲认为,“此谓乘天灾而求财于民之道也。
”《轻重》诸篇反复强调加强农业和积极储粮,不仅是备荒备战,而且带有对他国进行经济战的意图,颇近纵横家,当作于战国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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