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道之以德与现代管理的自律机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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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道之以德与现代管理的自律机制

儒家的道之以德与现代管理的自律机制

儒家主张用“道之以德”来引导人的行为，用“齐之以礼”来规一人的行为。

“道”：

导也，即引导、诱导的意思。

在孔子那个时代，存在着两管理方式，一种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重在诱导；另一种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重在强制。

孔子指出：

这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它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用道德来诱导百姓，用礼法来约束百姓，就会产生“有耻且格”的效果，百姓们不但有羞耻感，而且还能自觉纠正自己的错误；相反，如果用法制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惩治百姓，则会产生“民免而无耻”的效果，百姓只图苟免于犯法而不知道犯罪的羞耻。

（《论语•为政》）孔子主张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方法来进行管理，运用人的仁爱心、自尊心、自信心、自觉心来发挥其内在的动力，以求达到社会的平衡与协调。

一、西方的激励理论

　　在人类的管理思想发展史上，用什么方法来激励人、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或者用内在的自觉，或者用外在的强制；或者用精神鼓励，或者用物质刺激。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在工业企业管理中，管理学家们，一直在不断的探索这个问题，形成了不少的关于激励的理论。

　　西方的激励理论是建立在“需求－－欲望－－满足”这个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于需要引起动机，产生欲望和追求，这种欲望促使他行动，通过努力，最后使欲望得到满足，人的行为受这个过程的支配。

实践证明，懂得什么是激励以及如何进行激励，对于一个管理者是十分重要的。

“一个管理者如果不知道怎样调动人的积极性，那是不能胜任管理工作的”，是作不好管理工作的。

由于人有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动机是极其复杂的、欲望也是千变成化的，因而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的方式也就必然是多样的。

但是，必须要懂得人的需求以及满足其需求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去认真探索满足人需求的各种方式。

　　在泰勒科学管理的时代，把人看成是纯粹追求金钱、追求经济利益的动物，认为工厂主开办工厂是为了金钱，为了经济利益；工人做工也仅仅为了金钱。

双方都是为了金钱，为了都能赚更多的钱，双方应该进行合作。

由于把人的行为的动机看成是为了金钱，这样就把金钱当成激励人们积极性唯一的手段。

这种理论还认为，似乎工人为了赚更多的钱，就可以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或者接受苛刻的条件，而不提出异议，或者反对。

完全忽视了人的社会的、精神的需求。

事实证明，把金钱作为唯一的激励手段，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一定的时间中是可以起到作用的，但是，不能长时间起作用。

金钱、物质刺激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最佳的方法。

运用强制和惩罚更不是好的激励办法，惩罚会加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鸿沟，会带来消极怠工，甚至招来报复。

所以，胡罗卜加大棒的激励办法，早已不吃香了。

　　在西方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家马斯洛的激励理论。

马斯洛从人的需求出发，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

即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等。

在谈到生理需求时，马斯洛认为，在人的需求中，最基本的、最强烈的是生存的需求。

人需要食物、饮料、住所、性交、睡眠和氧气等。

一旦饥饿或缺少食物，人首先需要的是食物。

人只有在关系到生存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能产生其他的需求。

毫无疑义，人的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

人在从事一切社会活动之前，必须要生存。

生存是人创造历史的前提。

马斯洛认为，人一旦满足了生理需要之后，就会出现安全的需求。

这种需求是为了保障人身安全、工作安全、财产安全以及居住安全而出现的需求。

在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就要追求归属和爱的需求。

这里的“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友情。

马斯洛说：

“现在这个人会开始追求与他人建立友情，即在自己的团体里求得一席之地。

他会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不遗余力。

他会把这个看得高于世界上任何别的东西，他甚至会忘了当初他饥肠辘辘时曾把爱当作不切实际或不重要的东西而嗤之以鼻。

”这里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和社会归宿感。

这是人不可缺少的社会需求。

尊重需求，包含自尊和对他人的尊重。

自尊的需求包括对获得信心、能力、本领、独立和自由等的愿望。

人不但要自尊，还要求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它包括威望、承认、接受、关心、地位和名誉等。

马斯洛指出：

“最稳定的，因而也是最健康的自尊是以别人给他应得的地位为基础的，而不是来自外部的名声、荣誉或谄媚。

”自我实现的需求是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层次。

马斯洛认定，人类有“一种想要变得越来越象人的本来样子、实现人的全部潜力的欲望。

”这种欲望驱使人尽力去作或者完成某种工作。

　　根据马斯洛的激励理论，人的行为的动机来自于人的生理的、社会的、精神的需求。

需求产生欲望，产生行为的动力。

为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但要满足人的生理的、生存的需求，还要满足人的社会的和精神的需求。

马斯洛的激励理论比起胡罗卜加大棒的理论要全面得多、合乎实际得多。

因此，马斯洛的激励理论，在管理学界有很大的影响，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也有不同的看法。

马斯洛为了进行研究的需要，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

作为科学研究，这样的划分是必要的。

但是，绝不能把人的需求简单化和机械化。

生理的、生存的需求以及安全的需求是人最基本的需求，这是无疑的。

但是，这种需求满足的程度却是因人而异的。

在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的高级层次的需求更是因人而异了。

有的人只追求生理的、生存的需求，对于高层次的需求没有响往；有的人对生存的需求，只求基本满足，而把重心放在高层次的需求上。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提供了一个人类需求的总趋势，这个趋势无疑是正确的。

用满足职工的基本需求，再进而满足职工的高层次的需求，来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作法，是值得肯定。

　　其次，还有奥德弗的关于生存、关系、发展需求的理论，也称为ＥＲＧ理论。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弗德奥认为，人有三种基本的需求：

生存的需求、关系的需求和发展的需求。

生存的需求指生理的和物质的需求，它包括：

食物、水、工资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等。

关系的需求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相互联系的需求。

发展的需求指那些要求提高和发展自己，使之发挥个人潜力，有所成就和有作为的欲望。

奥德弗的这种激励理论与马斯洛的激励理论有许多不同之处。

弗德奥在讲到他与马斯洛的心得不一致的地方时，举出以下例子加以说明：

　　1、生存的需求越是得不到满足，这些需求会更迫切（类似马斯洛的理论）；

　　2、关系的需求越是得不到满足，生存的需求会迫切（论断与马斯洛相反）；

　　3、关系的需求越是得不到满足，这些需求会更迫切（遵循马斯洛的理论）；

　　4、发展的需求越是得不到满足，关系需求会更迫切（与马斯洛不一致）。

　　弗德奥的ＥＧＲ理论对马斯洛的理论提出了某些变更，把需求的类别缩小到三种，并且强调他的生存、关系、发展的需求是没有层次的，在对三类需求的相互的解释上有诸多的不同。

弗德奥的激励理论对人的需求的类别、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解释，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和选择，有利于问题的探讨。

　　第三，赫兹伯格等的双因素激励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赫兹伯格经过研究认为，公司的管理、监督、工作条件、人际关系、工资待遇、地位、职业安定以及个人生活等，是“不满意因素”而不是激励因素。

如果这些因素得不到满足，人们就会产生不满情绪，影响工作的积极性，甚至消极怠工；如果这些因素得到满足，只能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也不能产生满足感，更不能起到激励的作用。

所以，赫兹伯格把上述因素称为“保健因素”。

赫兹伯格认为，只有诸如成就、赏识、挑战性的工作、晋升、工作中的成长等这些“满意因素”才是“激励因素”。

赫兹伯格认为，保健因素虽然不是激励因素，但它们必须存在。

如果保健因素不存在了，必然引起人们的不满，激励也不会起作用。

保健因素是激励因素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激励因素才是人们行为的真正动力。

赫兹伯格把人们的需要分为“保健的”和“激励的”的两种，比起马斯洛的激励理论有了很大的不同。

赫兹伯格的双因素论仍然受学者们的非议和怀疑，是尚待证实的假定。

　　第四、麦克莱兰的激励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莱兰把人的需求分为三类，即权力的需求、归属的需求、成就的需求，认为这是人类行为的三种基本的驱策力。

这三种驱策力是和管理特别有关系的，其中成就的需求是最为重要的。

权力的需求是指一种想直接影响和控制别人的欲望。

具有这种需求的人对谋求领导职位、影响和控制他人怀有极大的兴趣，他们表现出坚强、坦率、冷静，善争辩，好健谈，常好教训别人等。

归属的需求是指对良好人际关系和真挚友情的追求。

有高度归属感的人，常常因被人喜爱而感到快乐，并尽力避免因被某个团体或社会组织的拒绝而带的痛苦，他们很关心维持融洽的社会关系，欣赏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相互了解的乐趣，乐于和他人交往，喜欢帮助有困难的人。

成就的需求是指人们追求卓越、追求成就的内驱力。

有高度成就需求的人有强烈的成功愿望，他们会不断的奋斗，不怕困难的工作，敢于接受挑战，敢于冒风险，想方设法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把追求成就和成就的取得看成人生的最大乐趣。

麦克莱兰的激励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还值得研究，权力的需求、成就的需求不一定是每一人的需求。

　　西方的激励理论还可以举出一些，应该说这些理论都只是探索中的一种假定。

因为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不可能象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理论那样通过实验作出严格的检验。

特别是关于激励的理论更是如此，因为激励的对象是人，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存在。

人的需要是复杂的，多变的，由此而产生的动机也是复杂的，多变的，实现动机的方式、方法、手段也可以是不同的。

人的需求不一定都是因为刺激而引起的。

人对自身这个复杂存在的认识，还很不深入。

因此，任何激励的理论只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在一定假定前提之中的相对性的、尚待证实的认识或假定，还需要在实践中去检验、发展或者创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的激励理论不审视、不借鉴。

为要建立现代的、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西方管理学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其中包括激励的理论。

二、德治与自律

　　德治是儒家管理的重要手段。

孔子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看成是两种对立的管理路线或手段。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贯穿于儒家管理思想的一条主线，抓住了这个问题就把握住了儒家管理思想特征。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中的“德”即是“道德”。

用道德来引导、诱导百姓就能达到“有耻且格”的效果。

清代著名学者刘玉楠在《论语正义》引《大戴礼记礼察篇》中的一段话：

“为人主计者，莫如安审取舍。

取舍之极定於内，安危之萌应於外也。

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

刑罚积而民怨倍，礼义积而和亲。

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异也。

或导之以德教，或欧之以法令。

导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乐；欧之以法令，法令极而民哀戚。

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

”这里论述了德治和刑治在管理效果上的差别。

《礼记•缁衣》训“道”为“教”。

“道之以德”即“教之以德”；“道之以政”即“教之以政”。

“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

”注：

“格，来也。

遁，逃也。

”“来”谓百姓都来归顺，“逃”谓百姓逃遁而不归顺。

“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孙心。

”（《礼记•缁衣》）“君”，统治、领导、管理之意。

子，爱也。

“倍”，背叛的意思。

《正字通•子部》：

“子，人君爱养百姓曰子。

”“莅”：

临视、治理之意。

“孙”通“逊”。

用德来教育人民，引导人民，人民就有归顺之心，就能服从管理。

作为领导者或管理者，要深切地爱护民众，则民众就会亲近你；用诚信来交结民众，则民众就不背叛你；用恭敬的态度来管理民众，则民众就有逊和之心。

这样社会就会出现祥和安泰的局面。

　　儒家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来管理民众，其理论的思想依据是什么呢？

主要基于儒家对人的价值评价，儒家认为，人惟万物之灵，人是宇宙中最宝贵的存在。

“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所谓“天地之德”者：

“天以覆为德，地以载为德，人感‘覆’‘载’而生，是天地之德也。

”天以覆盖万物为德，地以载负万物为德，人感应天地之德而生，因而具有天地的覆载之德。

所谓“阴阳之交”者：

“阴阳则天地也，据其气谓之阴阳，据其形谓之天地，独阳不生，独阴不成，二气相交乃生。

”谓人秉父母之气而生也。

所谓“鬼神之会”者：

“鬼谓形体，神谓精灵。

”即人是形体和灵魂的统一体。

所谓“五行之秀气”者：

“秀谓秀异，言人感五行秀异之气，故有仁义礼智信，是五行之秀气也。

”说明宇宙万物和人都同由五行之气构成，但是，人所不同的是人所秉受的是五行之秀异之气，由此而异于宇宙的其他生物，而具有特殊的灵性。

（《礼记•礼运》）换言之，人是来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具有特殊灵性的社会存在。

儒家认为，人在宇宙中处于中心的、特殊的地位。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所谓“天地之心”者：

“天地高远在上，临下四方，人居其中央，动静应天地。

天地有人，如人腹内有心，动静应人也。

”即人在宇宙中处于中心地位。

所谓“五行之端”：

“端犹首也。

万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气，明仁义礼智信为五行之首也。

”即人与万物的根本区别，有仁义礼智信之道德。

“食味”指人食五行（食物由五行之元素构成）之味。

“别声”指人能分别五行（宫商角徵羽）之声。

“被色”指秉五行之色而生。

味、声、色为五行最显著的特征，人秉受这三种特性而生，所以处于五行之首位。

（《礼记•礼运》）这一段话仍在说明人异于宇宙万物之处。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家认为人和宇宙万物具有同一性，又具有相异性。

这些相异性构成人的特征：

一是人秉五行之秀气而生，故为五行之首位；

二是人具有灵魂、精神；

三是人承继天地之德，具有人特有的道德；

四是人为宇宙的中心。

比起宇宙万物来人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使人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类。

这个具有特殊的类的群体有着更为本质的规定，即具有善的道德观念以及表现这些善的观念的行为规定。

儒家认为，如果只有善的观念或意识，而没有表现这些善的行为规定，善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善，而不是现实性善。

儒家通过“礼”来规范人的行为，“礼”是善的道德观念的外部表现。

儒家认为：

“道德仁义”，没有礼不能成立；

“教训敬俗”，没有礼不能完备；

“分争辨讼”，没有礼不能决断；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没有礼不能定位；

“宦学事师”，没有礼不能亲和；

“班朝治军，莅官行法”，没有礼就没有威武严肃的气氛。

“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

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牝。

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於禽兽。

”（《礼记•曲礼》）圣人制定礼仪是使人的行为合乎道德规范，使人的行为和禽兽区别开来，所以，礼仪是人际交往中不可缺少的行为规定。

　　儒家为什么强调用“道之以德”的方法来进行国家的管理呢？

道德何以能启发人的自觉？

何以具有自律的作用呢？

　　根据伦理学的结论，道德是受一定社会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意识形态，只是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而已，这些独特的性质表现在它的特殊规范性方面。

道德规范是一种非制度化的、非强制性的、内化性的规范。

“内化的规范也称为良心，良心是人们思想、言行的标准、尺度和检查官，良心形成特定的动机、意图、目的，良心促使人们去遵守社会规范。

”道德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还是一种实践精神。

“道德作为实践精神是一种价值，是道德主体和需要同满足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价值关系。

”“道德需要促使人类结成相互满足的价值关系，推动人们改善这种关系，调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协作，完善人的人格，形成人类特有的实践精神。

”“道德作为实践精神不仅是价值，而且是实现价值的行动，是有目的的活动。

”“正是目的决定了道德行为的方向、价值，表现了精神的实践功能。

反过来讲，实践精神要成为道德，就必须转化为一定的目的和在这一目的支配下的行动，就必须干预、调节人们的目的，并通过调节目的而达到调节行为。

”目的是一种理想，道德理想是一种善。

实践精神把道德理想变为现实，就是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实践精神的理想性又在于其行为的义务性。

义务是被意识到的道德必然性，既是外在的职责、使命，又是内在要求。

”道德也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

“通过对世界的道德把握来形成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形成人的责任心和义务感，确立人的道德理想”等等。

　　我们从上述伦理学的结论中，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道德规范的内化性即良心是通过教育、修心养性，使之转化为人的感情、意志和信念的结果。

一个内化性规范强的人，有高度的道德自觉，良心促使他遵守社会规范和组织的规章制度，因此，这样的人不需要别人强制他干他应该作的工作，有自律的意识和行为；

第二，完善的人格是人的自觉行为的一种内在动力。

人格完善的人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实现的追求，有一种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强烈愿望，他不断的拼搏奋斗，不余力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工作，他不计较报酬，甚至忘我地工作。

有一种驱使他去实现自己理想的没有穷尽的内在动力。

第三，责任心也是人的一种内在动力。

责任心是人的积极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道德高尚的人，有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社会责任心。

责任心来源于人对自身价值认识的结果。

如果一个个人主义者，或者没有认识到人生价值的人，或者悲观堕落的人，他没有任何责任心。

既没有家庭责任心，工作责任心，更是没有社会责任心。

这样的人没有为组织、为国家、为社会作奉献的动力，因而，没有道德的自律性。

第四，“义务感是被意识到的道德必然性”。

义务感强的人同样有很强的内在动力。

他意识到，他对他人、对组织、对国家、对社会有一种必然的义务和责任，履行这种义务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不需要任何强制。

人活在世界上，应该对别人、对组织、对国家、对社会履行自己的义务。

由此可见，良心、人格力、责任心、义务感等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价值观才是人们行为的恒久的内在动力。

因此，儒家强调用“道之以德”来进行管理是很有道理的。

　　义务感是道德自律的基础。

　　一个没有高尚道德的人，没有责任心和义务感的人，就不可能有文明的自觉的社会活动，没有道德的自律。

从大的方面看，国家政权中的各种形形色色的贪污腐败分子就是这样的。

他们置党纪、政纪和国家的法律于不顾，他们贪婪、自私的本性充分表现出来，陈希同之流张开血盆大口，鲸吞了人民几亿元的巨额财富，他们完全背叛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完全违背了作人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

从日常的生活中，可以看见许多不道德的、不文明的行为。

如成都修建的府南河工程不愧既是一项城市生态工程，又是一项城市卫生、城市美化的工程，确实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为民造福的大事情，全体市民本应该爱护她。

但是，有的人竟然向河里扔石头、塑料等垃圾；还的人破坏府南河沿岸路灯，绿化带中的建筑设施以及随地扔果皮和纸屑等。

乘座旅游车游观府南河本是一种艺术欣赏，但有的人抡车、挤车，在车上大喊大叫。

即使旅游车上的司机或售票员，叫游客们“排好队，老人带孩子的妇女排前面”，也绝没有人听，照样的挤呀挤，完全凭武力挤上车，哪里还有点文明谦让的行为呢！

这在中国大陆是司空见惯的小事，从这些“小事”中看出，人们的文明程度极低，道德素质极差，这些“小事”也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看得见。

在一个道德素质极差、文明程度极低国家中，怎么可能实施现代化的、有效的管理呢？

因此，在中国应该把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放在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上，放在使人们发现自己的良知、引导人性为善的方面上，以便于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

　　任何管理实质上都是对人的管理，因此，管理与道德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的恒久的内在动力，来自于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所以儒家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管理方法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指导意义。

三、法治与他律

　　孔子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看成是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相对立的管理路线或方法。

如果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方法来管理，只能起到“民免而无耻”的效果。

这就说，不以道德来教化人民、引导人民，而是用政法来教化人民、引导人民，那么人民只能被动地免于犯法，而不知道耻辱而达到道德的自觉。

可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管理手段是一种法治式的管理理论形态。

在中国管理史上，法治管理的理论发展得最为完备的是韩非的法家理论。

从此，德治与法治就成了完全独立的两种不同的管理理论形态。

　　这里，我们研究法治与他律，是把它作为儒家的德治对立面来阐述，目的是选择一个参照系，使我们从相互比较、相互对照中来认识儒家管理思想的特征。

任何事物都要在比较中才能识别，才能作出全面的判定。

从德治与法治的比较中来认识德治的长处和短处，也可以从法治与德治的比较中来认识法治的短处或长处，从而使我们能够全面认识儒法两家的管理思想，更有利于我们借鉴其长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化，产生了与儒家以“德治”为核心的管理思想完全不同的法家管理思想。

法家是我战国时期主张以“法”治国为核心的一个重要学派。

这个学派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其创始人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重“法”，申不害（约公元前385--前337）重“术”，慎到（约公元前395--前315）重“势”，韩非将法、术、势糅合起来，又吸收了道家的思想，将法家的思想系统化，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管理学派。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之上的。

韩非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但是，韩非把荀子的性恶论发展到了极至，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人与人的关系纯粹是利害关系，人是好利自私的动物。

韩非说：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韩非子•八经》）还说：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韩非子•心度》），“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

（《韩非子•难二》）由于人“好利”，所以，他就要趋利、求利、争利，同时就要避害、恶劳，“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性也。

”（《韩非子•奸劫弑臣》）基于人的本性是“好利”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只能是一种利害关系。

韩非说：

“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

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

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

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

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

君不死，则势不重。

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

”（《韩非子•备内》）即不但医生和病人之间、匠人和买主之间，就是国君与后妃、夫人、太子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利害关系。

韩非还认为，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利害关系。

他说：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此俱其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

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

”（《韩非子•六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是一种利害关系，那些没有血缘的骨肉之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不用说是一种利害关系了。

韩非还指出，人为了利会“忘其所恶”不惜一切的。

“鳝似蛇，蚕似。

人见蛇则惊骇，见则毛起。

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握鳝，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皆为孟贲（古代的勇士）。

”（《韩非子•内储说上》）。

人们为了利，可怕的东西不可怕了，可恶的东西也不可恶了。

总之，在韩非看来，人的本性是好利自私的，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利害关系。

为此，韩非提出了“因人之情而治”的管理模式。

所谓“因人之情而治”就是因循人好利的本性来提出治理的方法和措施，达到社会的治理或管理的有序。

韩非的具体管理办法是二柄论和法术势一体论。

　　何谓“二柄”？

韩非说：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

二柄者，刑、德也。

何谓刑、德？

曰：

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

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韩非子•二柄》）所谓“二柄”是指“德”和“刑”，也即是“赏”和“罚”。

韩非主张：

“有功者必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