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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与市场的暧昧情结
美术与市场的暧昧情结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富可敌国的大盐商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用无与伦比的财力,催生了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
这一独特画派的风格境界,至今仍被热烈讨论着。
由经济而影响美术,“扬州八怪”可算一个较早而典型的事例。
严格来说,在20世纪前80年,中国并没有个成熟和具有规模的美术市场产生。
而放眼100年来美术与市场的关系,更是众说纷纭,引发过无数的探讨。
“自给自足”的书画繁荣
“建国前,是一个相对而言的市场经济。
”
中国艺术研究美术史专家郎绍君是这样概括20世纪前半段美术发展经济环境的。
这一时期,美术市场与美术创作处于相对多元和自由的状态。
20世纪初的中国,时局变幻莫测。
在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动摇了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之后,新生的政治阶级与社会名流在思想,眼界上更加开放,他们更了解西方的文化,也更加容易和愿意接受西方文化。
郎绍君说:
“20世纪以来,西方的思想文化开始深入到中国,也培养了一批人,他们喜欢洋的东西,追求洋的东西,这在晚清和民国初期就已经开始了,特别是大城市。
那时候,穿洋服、盖洋房,娶洋太太,成为有钱人的一种风潮,这些人也就更能接受和喜欢带有西方色彩的绘画作品。
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画家和画。
”
需求变化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变化。
中国艺术家的探索,一方面表现在学习西方绘画艺术成为潮流,大量的留学生出国学习,国内掀起西方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的激烈论争,而另一方面,无论是新生的统治阶级还是新富阶级,大多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他们身上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
何况封建遗老依然健在,中国传统绘画此时并不缺少自己坚实的拥趸。
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职业画家大批出现+绘画不再像以前,是文人士大夫抒怀写意的载体,而成为很多人的谋生工具。
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与相对丰富的需求,形成了当时中国虽然初级却也小有形状的美术市场。
画廊、画展开始出现,新媒体上也不断刊登画家,作品的介绍与画展消息,甚至艺评也应运而生。
画作也有了时代风貌的收费标准――笔单飘扬在众多古玩店和画坊墙上。
郎绍君对这一阶段美术市场的概括颇为形象生动,他说:
“当时很少有外国人来买画和卖画。
中国人画西洋画,人家看不上,中国画他们又不懂,因此,中国画的创作与消费大体还是处在自给自足的状态。
”
而就是因为自给自足的美术市场,给了艺术发展特殊而自由的空间,这空间让中国各类画派都有了存在和发展的机会,也因此最终锻造了诸多声名赫赫的大画家,如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吴昌硕等。
没有市场,一样产生大画家
“建国后,特别是‘文革’时期,艺术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家,而是一个美术工作者。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包林这样解读建国后的艺术家生存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进入计划经济后,美术也就无所谓市场,推动美术发展的是意识形态,艺术家在创作上往往也没有自己随心所欲的可能,
人民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传席说:
“随着当年私有制经济的废除,卖画成为不合法的行为。
画家在这时进入了体制内部,依靠政府生存,以政府和政党的方针路线和指导思想作为作画的指导思想,因此画家个人的人格也就不可能太独立。
”
很多人至今相信,市场是万能的,艺术家创作出好作品需要好的市场环境,但这一点实际上经不住推敲。
陈传席就表示,任何时期都能出现大师级的画家,它取决于一个人的思想高度。
陈传席举了李可染的例子。
他说:
“建国后,李可染到中央美术学院教书,这时候靠绘画发家已经不可能。
他也不再靠卖画为生,所以就开始慢慢地画。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他产量很低。
但在没有经济困扰的情况下,李可染就遵循徐悲鸿的思想,开始以素描为基础――他的山水画其实就是用中国传统笔墨来画素描。
通过钻研画法,努力借鉴和学习,他甚至创造了新的画种,也创造了新的画派――李可染画派。
在中国美术史上,李可染因此具有很高的地位。
”
“李苦禅在建国前后一段时间的名气比李可染大,但是,现在来看,无论是名声还是在美术史上的位置,李可染的成就都要大些。
这就是因为在相同的时期,两个人有了不同的选择。
虽然没有市场,李可染仍能够沉静下来钻研绘画。
”陈传席说,“你可以看到,很多大的画家都是在卖画情况下产生的,如吴昌硕,齐白石,很多画家又是在不卖画的情况下产生的,如果是卖画的话,他们很可能走另外一条路。
没有市场,只要你有思想有学问,你能思考问题,样能产生大画家。
”
这样的理由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同样会产生一批永远不朽的作品。
这些作品的不朽,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通常认为的,他们蕴涵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上所体现的艺术家的思想和技艺。
资本的翻云覆雨
包林认为,中国美术市场真正开始发展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其标志就是国外资本的涌入:
“上世纪80,90年代的美术界,像是两个力量在竞争,一个是西方资本,一个是中国政治。
”
国外资本介入的时期也比较特别,正是那时候中国的先锋艺术家开始反抗、逆反,或者按照他们的雷人说法叫“解构”,他们所要突破的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建立起来的现实主义的“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单一艺术价值体系。
20世纪8。
年代中期,也就是“85新潮”以后,中国出现了圆明园画家村出现了宋庄,后来又出现了798,他们的主题就是“先锋艺术家”。
但是,作“先锋”自然有“先锋”的代价,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绘画,当时并没有给他们太多的生存空间。
在基本生活条件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在主流绘画与西方资本之间作出选择。
他们唯一的生活的来源,是老外来买他们的画。
再后来,这种购买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计划的收购。
于是,有些画被炒至天价,再返销回中国,资本的手段运用得纯熟而准确。
于是,50后、60后的艺术家里,两个阵营清晰分野:
一个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画家,一个是以“十大天王”为代表的85年以来一直被由西方资本所购买作品的所谓“独立艺术家”“自由艺术家”。
“资本,在改革开放后会成为艺术形态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包林说。
从此前资本的表现我们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带来了艺术领域深层次的变革,资本,尤其是国外资本,有了翻云覆雨的可能。
直至20世纪收尾,中国美术市场仍是国外资本和中国稍显滞后的民间资本在驱动着,国家资本并没有介入。
但是包林认为,由于美术属于公众文化意识的范畴,没有哪个国家会对此视而不见,因此,中国国家资本总有一天会介入其中,最终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进行一种抗衡,做出独立于西方的一个大国的文化产业。
浮躁无大家
“资本投入艺术会带来繁荣,培养一批艺术家,但也会损害艺术的发展,因此,资本是一柄双刃剑。
”郎绍君如此评价资本与美术的关系。
如果说20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是意识形态和政策在统领,那么改革开放后则是资本在考验艺术。
90年代之后,国内艺术品市场飞速发展,各类画作“屡创高价”,画廊雨后春笋般涌现,拍卖行落槌声此起彼伏,各大美术院校的考场人满为患,各种艺术媒体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造假、假拍,骗购等也时有发生。
面对前所未有的开放与与之相伴的浮躁暴利,美术的生存状态引发了广泛的探讨。
“改革开放让画家作为一种职业,成为可能。
”包林说,“职业就意味着不得不面临生存的压力和经济的束缚,这个时候如何独立、如何具有独立精神和开创性的创造,就是一个难题。
”
“为什么全国美展工笔画居多?
”陈传席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
他说: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有些人作画没有灵气,画不了写意,画不了出色的写意,所以只能选择画工笔。
功夫和工夫,前者是能力,后者是时间。
这些人画工笔,不是因为有功夫,而是磨了工夫。
他的功力不够,可是他要参加全国美展提高知名度,所以要画工笔。
现在工笔画虽然多,但是出色的却并不多。
”
“绘画需要一定的天赋。
陈之佛是20世纪著名的工笔画家,他本人性格就是很慢的,脾气很好,从来不发火,所以他适合画工笔。
相比较而言,傅抱石脾气很爆,喝酒吸烟吵架,属于快意恩仇的人,所以他画大写意。
两个人如果调换过来,谁都画不好对方的画。
没有天赋,通过努力也许能取得一时的小小成就,但是成不了大画家。
”陈传席说,“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使90%的画家在向钱看,很多人即使没有天分也因此投入到绘画行业。
而很多人买画,不是看画作,而是看名气。
而很多画家的名气,不是靠绘画得来的。
画家多了,技艺也比以前高,但是很少能产生大家。
这个影响短期内也很难改善。
”
21世纪的话题
改革开放带来美术与市场的新机会与新的混乱状态。
在这样的状态下,如何出现更优秀的美术作品,中国美术的未来会是怎样,都是难以回避的话题。
郎绍君认为“创作的相对自由是好事,但与传统的断裂,对西方的一知半解,艺术家的急功近利,也会把艺术才能毁掉。
当代年轻画家中不乏有天赋有技巧的,但他们受到的物质诱惑太多了。
能否获得大成功,还要看他们的思想,人品和精神追求。
”
对此,包林的看法要乐观得多。
在他看来,首先资本进入美术是必然,艺术家终将接受市场的考验。
根据马斯洛的消费心理金字塔来讲,最顶端的消费是消费一种象征性符号,这正是艺术的属性。
既然艺术离不开市场,那么运用市场手段来规划和发展美术,也就成为可行。
包林说,世界的美术中心是在不断的迁移中。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心是在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半叶是在法国,而下半叶到了美国。
美国是通过运用市场、资本的手段,笼络、聚集一大批西方他国的优秀艺术家,然后运用同样手段把西方的当代意识作为西方的一个普遍价值系统,推销给第三世界国家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
站在21世纪的起点,包林也看到了这种变迁的可能性。
他认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在一个对抗的思维当中,而是把眼光看得更远一点,着重梳理我们的传统,把西方所有优秀的遗产也都纳入我们的视野,同时国家资本带领民间资本进行合理的积极运作,那么,这个未来的全球艺术中心就会在中国。
中国也将收获一个国家所需要的自信和文化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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