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须鉴古察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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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须鉴古察今
三、用人须鉴古察今
识人的源头不在今天,而在人类的童年。
当然,识人的历史长河发展到今天,也经历了弯弯曲曲如同黄河之水流入在海有九道弯一样。
但就是在这弯弯曲曲之中,却为我们在更高水平上识人积累了许许多多宝贵的经验。
立政之道,察吏为先,观人以德为先,次之才学;以史为镜,明兴衰;以人为镜,知得失;知人听众论;伯乐相马与赛马;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识人须依靠法治;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识人贵在公心;私心难识人等。
我们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才能为识人学开避更新更高的境界,让人们领悟到无限风光的险峰。
立政之道,察吏为先
睁开眼睛看外国,在中国近代史上要数爱国将林则徐为先。
正因为他的胸怀广宽,视野宽阔,所以提出了集古今中外立政之结晶的名言:
"立政之道,察吏为先。
"为什么立政之道,要察吏为先呢?
这是因为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管理行政不在于官职大小多少,而在于使用得当,有贤人治政。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方,必难致治。
正因为为政的人处理政务最要紧的是用人得当,假如用人不对路子而是用非其才,国家必然难于走向安定。
为政就是治理国家,而"为治之要,莫先用于人"。
因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这就是说,把天下让给人容易,为治理天下而得到人才就比较困难了。
特别是"平世理乱,非才无以室其业"。
建立政权治理混乱,没有相应的才能是不可能建立功业的。
好的政治要有好的人才,政治好就会国泰民安。
自古以来,凡是取得国家政权在于得到贤人的辅佐,不要说什么国家的强大或衰败是往复循环上天安排的。
这就是说,"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
自古有天下者,观其所用人,则政事可知矣。
也就是说,从古以来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中休看看他使用的人的情况,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政事如何了。
自古以来国家的兴隆与衰亡,完全在于使用人。
如果得到了贤才,那么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办理。
国之盛衰,系乎人才。
能否正确使用人才,关系到国家的盛衰。
所以,国家的强盛,必须多得到贤良的属臣百官;家族的兴盛,必须多出一些贤良的子弟。
既然"身定国安天下治,几必贤人",即人民生活安定,国家安全,天下大治,必须依靠贤才。
那么,"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就十分自然的了。
所以,"治天下者,以人为本"。
"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政事在于人材,舍人材而言政者,必无政"。
从治政之事完全依赖人才,舍弃人才而谈治政之事必然无政事这一点来计,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
争一天者必先争人,立政之道,必须以察吏为先。
公心量人则准
要知人,心要至公。
至公,则内不受感情的影响,外不受他人所干扰,如此则心平而正,量人则准。
人不受感情的影响,并非易事。
人之所以成万物之灵,有丰富的感情是其特征之一。
感情之于人,对私事是好事,因在家庭里、朋友间需要感情,有感情就有人情味;但感情如影响到公事,就会起反作用,如感情用事就会用人唯亲,古代不少英雄的事业遭到失败,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有鉴于此,英明之主以天下为已任,以事业为第一,只要有利于天下和事业,虽仇也用;反之,虽亲不用,故能知人得人而得天下。
掌握选拔人才之权者,受到他人的干扰是不中避免的,如来自上面的压力和下面的利诱等等,屈服于此,则不能公正选拔人才,必然会使真正的人才遗漏,而使用权无能之辈、投权取巧者滥竽充数。
如果能不怕压力,不受利诱,大公无私地选拔人才,则不会使杰出的人才望洋浩叹。
出于公心,始能知才得才,这便是结论。
何以心公则易于知人?
因为心公则不受私情的影响,以整体利益为重,用人不计恩仇,让位荐贤,公正取人:
不计恩仇,这非一般人之所能,只有有宏量的举大事者才能做到。
这是因他把事业视得高于一切,为了成大事,其他都在所不计。
齐桓公为了称霸才忘记一箭之仇而用管仲,始能不用兵车,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春秋时晋国中军尉祁奚凡是贤才则荐举,不管亲伊,他衔后举仇人解狐和其子祁午,他这种"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精神,被传为荐贤的千古佳语。
此外,唐太宗拔魏征于仇虏之中,努尔哈赤用曾射伤已者鄂尔甲尼,非有卓见雅量者不能如此,这也是他们之能得人以成大事的重要原因。
让位荐贤,也是人们之所难的事。
追求高位以取富贵,为有进取心的人们所向往,而有些人却让出高位以荐贤,这非大贤人不能如此。
没有公孙枝愿意让其大臣职位以荐贤,有大才而不幸在楚为奴隶的百里奚就不能为秦穆公所重用,秦穆公也不能称霸于天下;曾射齐桓公而为阶下囚的管仲,由于鲍叔牙知其能辅佐齐桓公成霸业,便极力推荐并让相位。
《逊志斋集·牖》中曰:
"大其牖,无光入;公其心,万善出。
"他以屋子的窗户大,家里就明亮,来比喻一颗公正无私的心,一切行为者是美好的。
识人贵在公心。
这种类型的人具有献身精神。
他们保护、关心他人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们乐于投身于社会之中,交往于人际之间。
以为别人提供服务为最大的乐趣。
他们是一批温和、善良、不自私、宽宏大度的人。
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曰: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在穷困不得意的时候,只修养自身;在通达得意的时候,便施惠于天下的百姓。
这里穷指穷困没有出路,达是指通达有地位。
我国宋代学者胡宏在《胡子知言·纷华》中也对这种类型的人进行过描述,他说:
"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
"对个人有利的事情不要谋求,而应求谋求对天下有利的事情;在一时有利的事情不要谋求,而应当谋坟造福午秋万代的事情。
意谓人应当胸怀天下,胸不未来。
这里无表示:
勿、不要。
谋表示:
图谋、追求。
英国有名谚语:
太阳平等的照耀一切。
阿拉伯人说:
"针给别人缝制衣裳,而自己裸然一身,以针暗喻以公忘私的高贵品格。
为官从政必须立心对公,立身为民,因为鱼失水则死,失鱼犹为水也。
为官不清,为吏而贪,必然导致"千人所指,无病而死"的下场。
《易大传》曰:
"同附于地,剥。
"剥:
卦名;山附于地受日晒,风吹,雨淋,雷震,大气侵袭,涧水洗涤,其沙士砾石无日不在剥落之中,但不致崩倒的原因,就在于依附于庶民。
现在可用来比喻,做领导只要紧紧地依靠群众,依靠人民的,便能立于不败之地。
真正社会型的人必须是像《孔子家语》中所说的那样"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
像天、地、日、月那样,把事业看作自己的第一生命。
即使是西方的大企业家们,也是以事业为立身之本的。
宋人王令《暑旱苦热》一诗中道:
"清风无干?
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王令以不愿独自一人到昆仑山、蓬莱仙境避暑,比喻愿以天下之忧已忧。
薛文清在他的《读书录》中曰:
"人心公则如烛,四方天下,无所不照。
私则如灯,只有一面,光不能遍照也。
"比喻出以公心看待一切事物,就会心明眼亮,一切者看得清楚。
以史为镜,明兴衰
常言道: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
以史为镜,通过对中外历史上识人的仁人志士的得失,可以为我们今天正确识人提供借鉴。
唐太宗李世民在识人用人问题上提出过,以铜为镜,整衣冠;以人为镜,知得失;以史为镜,明兴衰。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令封德彝举贤,时间过了好久,也不见动静。
太宗诘问其原因,他回答说:
"并非臣下不尽心,在于今世没有杰出人才罢了。
"太宗说:
"古时候那些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借来人才吗?
你应该清楚,症结在于你不能知人,怎么能诬蔑一世之人呢?
"
历史的事实也证明,"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
"无论哪个时代都是英才辈出,就怕没有识才的眼光。
杜甫大诗人就曾这样说:
"如今岂无衷与骅骝,时无王艮伯乐死即休。
"意思是说,世上难道就没有千里马吗?
只是因为缺少像王艮伯乐那样善于驾御车马和识马的人,所以千里马只能等死罢了。
这说明不是没有人才,关键是要有能识别人才的人。
纵观历史可以看出,国有三不祥:
天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
这对我们今一天来讲仍是有借鉴意义的。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关键的人才。
而人才的发现又要靠我们各给领导和人事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具有识才的慧眼。
如果有贤才不去及时发现,甚到视而不见;或者是能够识别到了贤才,就是放在一旁而不用;或者是既识别到了贤才,又有所用,只大材小用,这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是存在的。
是知人善任,还是不知人善任,其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
古人云:
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焉,虽至于尧舜可也。
这就是说,知人善用这一点能够做到,就可以像尧舜那样贤明。
原因在于"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之道,对贤所能也。
"按现在的话来说,治理国家最紧要的事莫过于有答,而了解人办法,圣贤是能办到的。
自古以来,善于观察一个国家如何,不是看这个国家的势力是强还是弱,而看看这个国家使用人才是贤还是不肖。
战国时燕国家大将在燕昭王时,因破各国有功被封为昌国公,后燕惠孥即位,中了齐国的反间计击越国,燕遂为齐反侵。
越王有两个大臣文种的范蠡,勾践在他们俩人的辅佐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转弱为强,终来吴称霸。
从"乐毅出面燕坏,种蠡入而越霸"可以看出,"为大厦,要栋梁","为国失贤则亡"。
要治理好国家,就是要有人才,一旦国家失去了贤才就会灭亡。
识人必须以史为镜,从这面镜子中我们才能深知"知能不举,则为失才,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
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而得人之道,在于识人。
一旦国家失去了贤才就会灭亡。
识人必须以史为镜,从这面镜子中我们才能深知"知能不举,则为失才,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
得人者得天一,失人者失天下,而得人之道,在于识人。
用人有法,择贤而任
知人用人仅靠人也不行,还要靠有完善的法制。
即靠有用人制度以选拔人才,靠国法以监督官吏。
因种种原因,选拔错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用错了人如何办?
崔群与唐宪宗谈论用人时说:
"无情曲直,辨之至易;稍有欺诈,审之实难。
故孔子有众好众恶之论,浸润肤受之说,盖以暧昧难辨故也。
若择贤而任,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公,孰能行伪?
"崔群得出对有过错的官吏"纠之以法"很重要,这样其他官吏知所警惕,将奉公而不敢作恶。
有完整的推荐、考察、监督、奖惩制度,对于选拔人才将会起保证作用。
在我国史书中,关于选拔人才制度的记录虽不多,但有些是可以借鉴的。
如有的主张选拔人才必须是来自基层的实践经验的人。
《韩非·显学》提出了"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的用人原则。
而为保证选拔人才无误,杜如晦主张用汉法选才,他说:
"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
"即选拔的人,其德才必须为他所处之地的人民所赞许,再由州郡核实向上推荐,最后由中央审取。
这就可避免只凭私情关系、表面观察、不核其实而用人的弊端,一些缺才德的人也就不能滥竽充数了。
建立考察、奖惩制度也很重要。
康熙即位之初,官吏中仍"贪污成习"、"任意妄为"、"不思爱养百姓,令致失所。
"康熙平三藩后即着手整顿吏治,他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惩治贪污与表扬廉吏相结合,一是慎选官员与实地考核并举。
因此官吏风气有所好转,选拔官吏也得其人,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为康乾盛世的开成起了促进的作用。
林则徐很重视对官吏的考察,他说:
"立政之道,察吏为先。
"他每会见所属官吏必详细了解人才情况,并建立人才档案,详细记录,分类保存,故他对人才情况深有了解,也就能知人善任。
健全选拔人才制度,不仅可保证选拔得其人,且可保护人才使之不走上邪道而趋向正道,以充分发挥其才能,为国为民做出贡献。
户部尚书曹望之向金世宗上疏,论及荐举人才要有制度,其疏《金史·曹望之传》有记载。
他指出全国推荐人才存在的弊病是:
"宰相拔擢及其所识,不及其所不识。
内外官所举亦辄不用,或指以为朋党,遂不敢复举。
"这就是说选拔人才的权只限于宰相,则有其局限性,因此他主张自宰相到各级主要官吏都有权荐举人才,并按其官阶的高低规定其荐举的人数,在其任内不荐举人才的则不得升官。
他还提出推荐和考察人才功过的具体办法:
"其待以不次者,宰执具才行功实以闻。
举当否罪当如实上报给朝廷,如果推不当,要依法对推举者予以惩处。
对于官吏的情况,吏大书赃污者于其名下,使知畏惧。
"外任五品以上官员升调,其功过应由代任者复查,并向上报告。
年六十以上的,年老多病不能从政的,发给俸禄一半让他退休回乡。
曹望之主张各级主要官吏都有权推荐人才,对于发掘和广开人才之路起重要作用。
他的主张广召开人才的同时,也提出考察人才的具体办法,使推荐者和被推荐的不能弄虚作假,以杜绝推荐中的舞弊现象。
尤其是破格推荐的人才,如推荐不当,要据其情依律制裁。
为考察人才,吏部每季要将官员情况上报,这就可使朝廷及时了解官员的好坏,准确地予以升降。
五品以上的官员调升由代任者复查其功过上报,如果是虚报功绩而得提升的人,则可将之曝光,这是十分必要的。
一方面广荐人才,一方面严加监督考察,曹望之提出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和具体办法,至今还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在我国古代,是人治的国家,君主或掌握人事和,都凭爱憎选拔人才,其爱憎是出于公或私,决定其选拔的是贤或佞。
英明之主为治国安民选拔人才,故能任用贤才;亡国之君所选拔是从顺已意出发,必然任用助其享乐的佞臣。
依靠个人眼光,任何聪明之主不可能所选的都对,选拔人才要重在制度,如推举制度、考察制度、赏罚制度,等等。
这在古代也有所建立,虽不完整和普遍,但总比没有的好,比靠俱慧眼知人较有保证。
有了考察、赏罚制度、称职的可提升,不称职的可将之淘汰,能如此,贤者则能充分发挥其才智,利国利民;不贤者则不能滥竽充数,误国害民。
当然,制度要利于选拔人才,如有妨碍的,应予以改革,或灵活掌握。
在我国汉代,已有选拔人才的制度,〈贞观政要·择官〉就谈及杜如晦建议唐太宗依法选人才的事: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
"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
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
如何又获善人?
"如晦答道:
"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郡州现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
今每年集选,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便配其阶品而已。
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以得才。
"
唐太宗即位后,就广泛选拔人才。
从杜如晦的话中,可以知道当时这方面的工作是较粗的,既无制度,也缺乏办法,每年选拔人才,前来的有数千人之多,德才如何很难尽知,审议用人也就马虎,用不得其人的也就不可避免。
经过三的选拔人才,唐太宗已发现存在的问题,因吏部选才只选那些能说会写的,忽略了人才的德行,后来恶迹显露,虽加惩治、杀戮,百姓已受其害,因此,向负责全国人事工作的吏部尚书杜如晦提出这个问题,即如何选拔才得德才兼备的人。
杜如晦认为要选得其人,要依汉法选才。
汉法选才经过三个层次:
一、选才的对象,要以其德行见称于乡间或闾里的,为百姓所公认的人。
二、由州郡去审查确认后,缶朝廷推荐。
三、由朝廷最后确定。
这就是产选才于底层,再经州郡推荐、朝廷审定、一些缺德或滥竽充数的人就较难混入了。
知人听众论
从识人角度来看中国历史,知人听众论则是识人百花园中的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
关于知人要兼听论问题,孟子有精辟的论述。
《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齐宣)王曰:
'吾何以识其不才舍之?
'(孟子)曰: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使将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孟子是主张"民贵君轻"的,他将"贤不贤"交人民来审查,便是这种思想的发挥,也说明他十分尊重人民的意见。
国君的左右、诸大夫说"贤、不贤"还不行,只有人民说"贤、不贤"才可考虑,即使如此,还不能决定取舍,要经过考察后,确是贤则用之;如"见不可"则去之。
由此观之,孟子对择贤是持其极其慎重的态度,因为国君要进的贤不是一般的人,是辅佐国君治国的人才,贤不贤对于国家治乱兴亡都有关系,有的甚至有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他提出知人要经过国君左右、诸大夫、人民和考察四个程序审查。
虽然孟子是尊重人民的意见,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国君左右、诸大夫、人民都说"贤,来贤",不一定对,而最能决定"贤、不贤"还是经过认真考察后,用事实做出的结论。
可见,孟子"知人四程序",实事求是的。
明太祖朱元璋也主张知人要兼听众论。
朱无璋与管人事的吏部官员讨论如何辨别贤佞邪正的问题:
朱元璋说:
"任官当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
"吏部官员说:
"人之邪正,实亦难一人恶之,未必邪也。
盖出于众人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这是说,众人之意为公论,一人之意为私见,邪正决于公论。
接着他指出辨别邪正的原则是:
"正人所为,治官事则不私其家,在公门则不私其利,当公法则不私其亲,邪人反是,此亦足辨。
"(《明太祖宝训·辨邪正》)
朱元璋认为要能"辨邪正",必须明于知"毁誉"的真伪,不然,将会以贤为佞,以会为贤。
他对待臣说:
"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
固然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陷媚妽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
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者未必须真贤也,有所遇有幸、不幸尔。
"所以,他说人主要善于知"毁誉"的真伪,他说:
"人主能知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
知其誉者为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倖得进.接着他说:
"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知君子,鲜不为所毁。
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所誉者必多矣。
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尤为难也。
"(《明太祖实录》卷232)在这里,朱元璋特别强调:
征求对所要用的人意见,选择所问的人很重要,如问于小人,对君子必多毁谤,对小人必私其党而誉之;只有问于君子,君子出于公心,必作出毁或誉的正确回答。
朱元璋"辨邪正"的观点,颇似"二分法",对知人很有参考价值。
朱元璋不仅在理论上探讨"辨邪正"之法,在实践上,他对官吏的升迁多因民之情。
据《明史·循吏传》记载:
兴化丞周舟经过考察以政绩最优,朱元璋立即升为吏部主事。
当地人民舍不得他离任,上表乞留,朱元璋就派他回去。
朱元璋以重典御臣,而法不完善,不少官被错捕,但经其所治人民为之申辩和请求,朱元璋也因此而赦免他们,有的因知其为官有惠政反得升迁。
洪武二十九(1396年),永州知府余亭城、齐东知府郑敏、仪真知县康彦民、岳池知县王佐、安宁知县范志远、当涂知县孟廉等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派代表上京申辩,列举他们的善政,朱元璋立予纠正,赐袭衣宝钞放回。
他们复任后,努力工作,政绩更著。
同一年,灵壁知县周荣、宜春知县沈昌、昌乐知县于子云、新化县丞叶宗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也派代表去京上表早辩,朱元璋知他们为官廉正,都升任知府,分别派到河南、南安、登州、黄州去任职。
官吏的好坏,其治下的群众最清楚的,如能让群众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就可使官司吏不敢为非,并能鉴别官吏的好坏这样就不致冤枉好官,错用坏官。
王安石作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在《兴贤》中也对识人听众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说:
"博询众庶,财才能者进矣;不能忌讳,则谠直之路开矣;不迩小人,则谗谀者自远矣;不拘文牵俗,则守职者辨治矣;不责人以细过,则能吏之志得以尽其效矣。
"意思是说,多方访问群众,有才能的人就会得到引荐升迁;没有清规戒律,正直之士的道路就打开了;不亲近小人,诽谤奉承之徒就会疏远;不受文时俗的限制,格守职责者就会明辨是非,踏实办事;不责难人的微小过失,有才能的官吏的志向就能得以充分地体现了。
在识人的问题上,历史的经验是:
失众必败,得众必成。
西汉的刘邦由于能广泛采纳群臣的谋,发挥郡英的才能,终于使大业兴旺起来。
再远些,"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三皇五帝之所以能立大功名,就在于他们善于博采众长。
我们从知人听众论得到的启示是:
识人要走群众路线,因为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好谁坏,将一目了然。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挥笔定下了千古流传的名诗名:
试太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这就告诉世人,要验证宝玉是真是假,就得火烧三一;要分辨枕木和樟木,必须等它们长上七年。
就是用来说明事物的真伪、人才的优劣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考验。
凡是考察一个人,当他仕途顺利时就看他所尊敬的是什么人,当他显贵时就看他所任用的是什么人,当他富有时就看他所养的是什么人,听了他的言论就看他怎么做,当他空闲时就看他爱好是什么,当和他熟悉了这后就看他的言语是否端正,当他失意时就看他是否有所不受,当他贪贱时就看他是不否有所不为。
要使他喜欢以考验他是能否不失常态,使他快乐以考验他是否放纵,使他发怒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我约束,使他恐惧以考验他是否不变而能够自恃,使他悲哀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制,使他困苦以考验他是否不变其志。
古今中外有识之士都强调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识别人才需要过比较长的过程。
"日观其德,月课其艺,贤邪非一时之贤,久居而不变,乃其贤也;能邪非一时之能,历试而职一,乃其能也。
"这就是说,天天观其德行,月月考核其艺能,贤不贤不仅仅只是一时的贤能,如果长期不变,就是贤者;能不能不仅仅只是一时的贤能,多次审试而始终如一,就是能者。
伯乐相马与赛马
"伯乐相马"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美谈。
伯乐慧眼,令人钦佩;"千里马"有机会被用,更值得庆幸。
然而,笔者以为:
当今社会仍靠"伯乐相马"式选人才法,很难适应形势需要。
原因有:
其一:
"伯乐相马"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机遇,偶然性太大。
需要"伯乐"和"千里马"共同的机缘。
然而,这种机缘,却不是所有"千里马"都有的。
古人不是也有"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感叹吗?
其二,主观认识上可能存在片面性,即使有机缘,"伯乐"相中的"良马",并不见得都能经受时空的检验。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世上说不定还会有比"伯乐"相中的更精良的马呢?
对于人才来说,如果有一个善于识别优劣真伪的"伯乐"出现在面前是,无疑是一种幸远和鼓舞。
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优秀人才可能脱颖而出,平庸无能之辈或滥竽充数之徒才能相形见绌。
汉朝开国大将韩信出身穷苦,先是在项羽军队是当兵,不被重视。
后来投奔刘邦,开始只做了治粟都尉,管管粮草。
萧何了解韩信后,认为韩信是个不可多得的帅才,就向刘邦推荐。
刘邦开始不以为然,一再推拖。
萧何说:
"有才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重用,怎能招徕人才,成就大事?
"经过萧何的努力,刘邦答应召韩信进宫,封为大将。
萧何又说:
"拜大将是件大事,不可潦草,要郑重地选择吉日,斋戒沐浴,修筑将台,举行仪式,既表示对韩信的信任,也说明你礼贤下士,天下人才才会望风而归!
"刘邦采纳了萧何的意见,筑了将台,拜韩信为大将此举不仅使韩信大为感动,而且也鼓舞了天下人才。
几次主要战役,都是韩信指挥取胜,天下各路人才也纷纷投靠刘邦,使刘邦的军事力量不断壮在。
结果,刘邦最终战胜了项羽。
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或是受官僚主义束缚,在人才队伍中,曾经出现过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甚至良莠不分,结果极大的挫伤了军事人才的创造精神、竞争意识和广大指战员的成才愿望。
这一历史教训是值得认真记取的。
另外,组织和领导者在掌握了军事人才的真识情况后,才能褒将长处、鼓励进步,同时指出不足,提出要求,从而督促和鞭策军事人才振奋精神,勇于进取。
我们在以往借鉴人才识别的传统方法,多是采用定性评估的方法。
单一的定性评估有许多不足,例如对识别对象只做出:
"工作很积极"、"工作积极"、"工作比较积极"这一类的评价。
这一识别评价方法,很容易造成对人才鉴定的公式化、概念化一旦评价信息传递环节过多,则失真率必然增在。
同时,单一的定性评估,受考察识别者个人素质、经验、印象的影响较在,也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人才,能不能启用,则完全取决于领导者的见识与判断,这就增加了人才识别的偶然性和主观臆断性,这对大面积、长远地发现和广揽人才造成很大的局限性。
另外,这种单靠"伯乐"一个个去发现、鉴别人才,毕竟是一种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缺乏现代科学理论的运用,致使人才识别考核工作信息量少、效率低、可比性差。
所以传统的定性考核必须与定量考核结合使用,互相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考核方法。
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
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竞争已无处不在。
其方法则是优胜劣汰,其实质量都是人才的竞争。
事实证明,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选贤招能,还是采取"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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