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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震动全国的马振抚中学事件始末
1973年震动全国的马振抚中学事件始末
1973年7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初二女生张玉勤,因为在一次英语考试中写下“我是中国的人,何必去学外国文。
不学ABCDE,也能当好革命的接班人。
接好革命的班,还能埋葬帝修反”的打油诗,受到班主任杨天成和校长罗长奇的批评后,投湖自尽。
她的死不久后竟惊动了中南海,成为一桩惊天大案,罗长奇和杨天成不仅因此差点被枪毙,中共中央还为此专门下发了1974(5号)文件,在全国教育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初二女生跳水自杀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开始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不久后,邓小平复出,协助周恩来开始了一系列的整顿,教育是其中的重点领域。
周恩来、邓小平在一批老同志的支持下,要求全国所有学生回到课堂,认真学习基础理论,为建设社会主义学习过硬本领,俗称“教育回潮”。
1973年春节后,国务院还通知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恢复自1966年秋以来停止的文化知识课考试制度。
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努力下,昔日被“读书无用”之类标语和大字报充斥的校园,逐渐又响起了琅琅书声。
1973年3月,时任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校长(当时称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罗长奇,为了解决本校师资不足的问题,通过公社调来了一批新的老师,杨天成名列其中。
杨天成1959年从郑州师专毕业后,先后在唐河多所学校任教,来马振抚公社中学前,任郭桥大队帽中小学校长。
他到马振抚公社中学后,担任初二一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当时的初中是两年制,马振抚中学初中有8个班,初一初二各4个班,有学生500多人。
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加强教学管理,该校严格文化知识的考查,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
教师们对教学严格要求,对学生敢于管理,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杨天成的班里有一个叫张玉勤的15岁女学生,家住马振抚公社傅岗大队。
6月初学校麦假过后,张玉勤就没有来上学。
原来,她在家里想买一件粉红色“的确良”上衣,母亲没有答应她,就和母亲发生了争吵,一气之下不来上学了。
毕业考试前5天左右,张玉勤父亲张自均为了能让女儿拿到毕业证,托人到学校找班主任老师说情,想让女儿参加期终考试。
杨天成同意了。
1973年7月10日,根据唐河县教育局的安排,马振抚中学进行期终考试。
下午,初中二年级考试英语,张玉勤很多题不会做,便在自己试卷的背面,胡乱地写上了几句从小报上抄来的打油诗:
“我是中国的人,何必去学外国文。
不学ABCDE,也能当好革命的接班人。
接好革命的班,还能埋葬帝修反。
”然后张玉勤便将试卷揉成一团,没有交给老师。
考试时间到了,监考老师栗玉恕开始催交试卷,张玉勤不情愿地将揉成团的试卷展开交给了她。
交卷后,张玉勤可能感到不妥,又向栗老师要卷子,栗老师没有给她。
次日下午,栗老师评阅初二一班英语试卷,张玉勤的试卷只得了6分(当时是百分制),并在她的试卷背面发现了那几句歪歪斜斜的“打油诗”。
栗老师十分生气,当即拿上这张试卷就找到了初二一班班主任杨天成,说:
“看看你班学生对英语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你要好好教育教育你班的学生。
”
杨天成接过考卷,感到一种未尽到责任的内疚。
他诚恳接受栗老师的要求,表示要对张玉勤加强教育。
随后,他找来张玉勤谈话:
“你说中国人何必学外文,我国和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没有外语这个语言工具,国与国之间怎样交往呢?
药片上有外文,机器零件上有外文,农药上有外文,不懂外文,就不能很好地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
对杨老师的这番话,张玉勤并不服气。
杨天成为了教育张玉勤,同时也为了纠正班里其他同学同样的错误想法,随后便在班上公开批评了张玉勤,并要她在全班作检查。
张玉勤想不通,趴在教室桌子上一个劲儿地哭。
当晚,学校召开班主任会,通报考试情况。
杨天成在会上扼要谈了张玉琴的答卷和态度。
第二天早操后,罗长奇校长召集全校初中班学生开会,表扬了这次期终考试中表现好的学生,不点名地批评了一些同学,其中包括张玉勤。
会后,杨天成见张玉勤又哭了,怕她想不开,便再一次同她谈话,鼓励她放下思想包袱。
早饭后,张玉勤托同学请病假,离开了学校。
杨天成怕出事,派两名女同学赶赴傅岗村张玉勤家,哪知张玉勤根本未进家门。
杨天成得到消息大惊失色,立即报告学校领导。
这天老师们都到县城参观阶级教育展览,只有几个毕业班的老师在校。
学校只好派出学生分头寻找,但仍不见踪迹。
就在大家心急如焚之时,张玉勤的同桌透露了一个令人惊骇的消息:
“张玉勤说她不想上学了。
这几天她思想不正常,前些天为了买一件粉红色‘的确良’衬衣和她妈吵了嘴,一个人跑到村东边水库要自杀,被放羊的老人劝了回去。
”
这个消息非同小可。
当晚,学校向公社汇报了情况。
13日,学校停课,全体师生找遍了张家所有亲友处,未见下落。
直到14日早上,张玉勤的一位本家哥哥张玉山在离学校四五里的虎山水库大桥上发现了张玉勤的布鞋,在桥下深水处,人们找到了张玉勤的尸体。
江青“借题做文章”
张玉勤的死讯传来,师生们都很悲痛。
罗长奇立即向公社和县里作了报告,县公安局和教育局派人到马振抚公社,与公社党委、派出所的负责人一道去现场验尸,并到张家了解情况。
经过一上午的紧张工作,县公安局侦查股股长田道义根据调查所掌握的情况,提出了四条结论性意见:
1、张玉勤是自杀,不是他杀;2、张玉勤近段和家庭关系紧张,早有轻生念头;3、张的父母两人平时生气时好跳坑、跳井,张受有家庭影响;4、学校老师对学生近段的思想变化不了解,且缺乏正确的教育方法,对张的死学校应负一定责任,但不应负刑事责任。
县教育局和公社党委领导同志也同意此处理意见。
但张玉勤的父亲张自均不服气,把尸体拉到学校。
杨天成遭此打击,一病不起。
经过公社和教育局领导从中说和,并由学校付给张自均100元抚恤金,张玉勤的善后工作始得解决。
张玉勤被安葬后,罗长奇、杨天成和校团委等又多次到张自均家看望慰问,杨天成甚至表示要做他们的儿子为他们老两口养老送终,终于取得张自均夫妇的谅解。
事后,罗长奇向县教育局写了关于张玉勤同学跳水自杀的情况报告,认为学校负有一定责任。
他和杨天成还多次向上级写了书面检查,请求给予处分。
南阳地区和唐河县教育局一致认为罗、杨有错误,但属于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应进行批评教育,不应负刑事责任。
罗长奇等表示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今后一定注意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至此,马振抚中学又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没想到,树欲静而风不止。
正当罗长奇、杨天成都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的时候,一场更大的风暴扑面而来。
全国教育事业刚刚出现的一些新气象,却遭到“四人帮”的极端仇视。
他们认为周恩来、邓小平对教育领域的整顿是在否定文革、反攻倒算、“右倾复辟”,并掀起批判基础理论的浪潮。
在“四人帮”的影响下,全国各级学校出现“反回潮”的风气。
1973年夏,“四人帮”更把文化考试中“交白卷”的学生张铁生捧为“反潮流英雄”,这样一来,河南省以及南阳地区也相继掀起了否定文化知识学习和基础理论研究的热潮。
10月下旬,河南省教育厅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把马振抚中学的这一事件刊登在第37期“教育工作简报”上,同时上报给国务院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机构科学教育组,《人民日报》的内参资料上也同时予以登载。
1974年1月,江青在《人民日报》内参上看到《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报道后,如获至宝,立即电令其在外地执行任务的亲信迟群(时任国务院科学教育组副组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革命委员会主任)、谢静宜(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要他们迅速赶到河南马振抚公社中学,进行所谓的现场调查,以期获取更多的对他们有用的材料和有价值的信息。
迟群、谢静宜领命后立即连夜赶往河南南阳,通过“召开地、县、社干部汇报会和学生、教师、家长、干部座谈会,走访了受害者家庭”,“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迟、谢二人将调查结果写成简报,上报中央。
江青在简报上批示:
“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并在1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抛出了这份材料。
她恶狠狠地说:
马振抚事件“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对罗长奇、杨天成“要杀头!
”周恩来十分气愤,说:
“恢复考试制度是中央的决定,不应该由一个公社学校负责。
要杀他们的头,你签字吗?
”江青一愣,气急败坏地拍着桌子叫喊:
“我要向全国控诉。
”王洪文紧随其后,当即表态:
“不枪毙也要判重刑。
”
1月31日,在“四人帮”的操纵下,中共中央发出1974(5)号文件《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中学情况的通知》,文件末尾批示:
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
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
当事校长、老师被判刑
1974年2月2日,正是农历的正月十一,整个唐河县一片死气沉沉,没有一丝新春即将来临的气氛。
这天上午,唐河县在城关南大广场召开“迅速贯彻落实中央5号文件大会”,全县党政军民近万人参加大会,公安人员和武装民兵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打倒罗长奇”、“打倒杨天成”的口号不断从人群中传来。
南阳地委负责人走上大会主席台,大声宣布:
“省委常委会已经研究决定,将罗长奇、杨天成立即逮捕(后判刑二年)。
”话音刚落,几个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冲上前来,将罗、杨二人踹倒在地,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
这个结果不仅出乎罗、杨二人的意料,连张玉勤的父亲张自均也没有想到。
与此同时,同此案有关的一些人也受到处理:
马振抚公社中学的30多位教师受到审查;马振抚公社党委书记杜仲宇反省检查;管文教工作的副书记王新宇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交群众批斗;县公安局原来负责调查张玉勤事件的侦查股股长田道义被撤销职务……
张自均找到公安局和地委负责人说:
“我闺女已经死了,这事我不追究也就算了。
两个老师没有罪,都是乡里乡亲,把他们放了吧。
”张自均哪里知道,事到如今,他在这个案子里,已经不再是什么重要角色了。
为了肃清所谓的流毒和影响,河南省委和南阳地委派出130名干部,会同唐河县委在马振抚举办了一个有数百人参加的大型学习班。
南阳地区13个市县都在查治类似的事件。
仅唐河县就挖出了30多个“罗长奇式人物”,128人上了《右倾翻案言行集》,283名教师受到批判,28个中学党支部被搞垮19个,34个负责人被撤换,260多个中小学校负责人受处分……
该事件同时也使刚刚出现转机的全国教育界陷入一场灾难之中。
浙江有一个学生自杀,班主任、校长、教育局长先后被迫害致死。
北京市一些中小学的门窗一夜之间被全部砸烂,仿佛又回到了1966年……全国各地数以万计忠于教育事业的教师遭受批斗和处分,老师们纷纷叫苦道:
“河南出了马振抚,全国教师都受苦。
”这就是当年轰动全国和“白卷英雄”、“黄帅日记”齐名的河南“马振抚中学事件”!
在马振抚,有的学生动不动就以死威胁老师,吓得老师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提心吊胆过日子。
甚至有段时间,连学校附近的池塘也要派人看守,唯恐谁再跳进去。
在“四人帮”的干预下,张玉勤被追认为“优秀共青团员”。
唐河县委用水泥为她修了一座半球型大墓,立了碑,刻了铭文“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革命小将张玉勤之墓”。
全国各大学发来了慰问电,许多参观团还给张玉勤父母送了现款和其他礼品。
张玉勤家盖起了三间大瓦房,张自均当上学校贫管会主任,哥哥张玉甫被任命为县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以后又被推荐上了大学。
而罗长奇全家则成了“反属”,被抄家批斗,妻子得了精神分裂症,儿子被唤作“小罗长奇”,整日受人欺负。
杨天成在狱中也一度精神失常。
1976年2月,罗长奇、杨天成刑期已满,却偏偏又遇上“反击右倾翻案风”。
两个人再一次成了反击对象,被送往唐河林场继续劳动改造。
文革后“重见天日”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1977年5月初,罗长奇一边在林场劳动,一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忽然听到这么一句“‘四人帮’利用一个河南中学生的自杀大做文章、迫害了大批干部和教师”,听到这里,他激动极了,心想:
“这可能是指的我们,看来平反有望了。
”
5月7日,唐河县委组织部通知罗长奇、杨天成赶到县委,县委负责人告诉他们,根据省委指示,给“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平反,恢复你们二人的工作,保留1973年的处理意见,即撤销罗长奇党内外职务,开除其党籍,开除杨天成公职,留用两年。
罗长奇、杨天成闻讯有喜有忧,反问:
“我们是1974年2月被逮捕入狱的,1973年并没有给任何处分。
”县委负责人讲,1974年2月,省委在马振抚公社中学办大型学习班期间,县委为了掩盖一下,后补了这一处分决定,暂按此执行。
随后,罗、杨重回马振抚公社中学工作,罗长奇在教务处做一般工作,杨天成任初中二年级英语教师。
11月,中共河南省委对南阳地委和省教育厅重新处理“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报告作了批示,为受害的干部、教师彻底平反。
随后,省委在唐河县城关召开了由南阳地区各县、市委宣传部长、教育局长参加的万人大会,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宋玉玺亲自到会主持,并宣布了河南省委的决定:
1973年所谓的“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是“四人帮”炮制出来的一个大冤案;省委决定取消对罗长奇、杨天成同志的处分,恢复他们的原职务和工资待遇,补发工资,恢复罗长奇同志的党籍;被此案牵连的其他人也悉数平反并重新安排职务……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的报告,撤销1974年以中央名义下发的《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中学情况的通知》的文件。
“四人帮”炮制的“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被否定了。
罗长奇、杨天成等被迫害教师又重返教育岗位,罗长奇继续主持马振抚公社中学的全面工作,1996年,杨天成还接替罗长奇担任了马振抚中学的校长职务。
2000年前后,罗长奇和杨天成先后退休。
退休后,杨天成常反思“马振抚事件”,给几个当教师的孩子讲自己的心得体会,认为教育学生、爱护学生,对学生管理严格,都没错,关键是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凭个人主观,还要注意关注学生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现在不少中小学开了心理健康教育课,这非常必要……
他说,张玉勤自杀是个悲剧,老师们都很同情她。
每次有记者来采访,他都带他们去张玉勤的坟上看看,对她的不幸表示歉疚。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学生出了这么大的事,当班主任的都有一定责任,他也愿意承担责任。
就这件事来说,他承担的应是民事上的责任,不该“大刑伺候”,更不该“株连无辜”,好在那样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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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学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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