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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百川的治河三法
游百川的“治河三法”
《清史稿?
河渠志》中简要记载了游百川递呈光绪帝的《察看黄河酌议办法》《河患非开河减水别无良图》等奏折中的治河思想和主张,后人将其概括为游百川的“治河三法”。
游百川(1823―1895年),字汇东,号梅溪,山东省滨州中游村人,清末良吏,在同治、光绪两朝为官。
清同治元年(1862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1882年升任总督仓场、户部侍郎。
游百川的家乡滨州,地处黄河入海的三角洲地区,明清时期大清河流过其间。
1855年黄河自铜瓦厢决口北来、夺大清河入海后,曾经帆船点点、水陆畅达,舟楫林立、商贾萃集,沉静安澜、美丽富庶的大清河,顿时变成黄患灾区。
生于斯、长于斯的游百川,心系家乡父老,寝食难安,多次向同治、光绪两皇帝上书反映河患之重,陈述赈灾、治河良策。
后受光绪皇帝重托,作为钦差大臣,亲赴黄患灾区,察看黄河工程。
游百川注重实地调研,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较为科学有效的治河方略,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关于治河思想方面的精神财富。
实际上,游百川在任福建道监察御史期间,就开始关注山东黄河水患问题,上疏筹办河防,“以苏民困”。
清光绪八年(1882年)十二月后,他作为钦差察看山东黄河工程,先后上有《察看黄河酌议办法》《河患非开河减水别无良图》《东省河工仍宜兼用抚臣初议分流入南河故道之策以期确有实效》等奏折,阐明其治河思想。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又上《奏为河患未弭亟宜妥筹长策变通办理以纾国计而救民生折》。
其治河思想和实践活动主要表现在疏通河道、分减黄流和亟修缕堤三个方面。
■疏通河道
游百川看到,将黄河挽回故道已然行不通,又因黄河多处漫决,难以迅速筑堤以解民困,故“束水攻沙”难以实行,又见“海口尤日形淤塞,不能畅消”,于是,他就审时度势,在其《察看黄河酌议办法》这一奏折中,明确提出疏通河道的治水方法,大体内容为:
黄河水性湍急,大量的泥沙全靠清水冲刷。
济水本来河道深阔,黄河初夺济水时,可勉强容纳水流通过,但是不几年河床就渐渐淤高,几与两岸相平了,何况还有伏秋大汛。
且海口日渐淤高,致使河水入海不畅,这是黄河时常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
因此,必须用多条船只,安上大铁篦子和河底大铁铙子等器具,来回拖带,上下挠沙,借用水力,冲淤入海……
从宋代起,我国就开始利用船舶器具搅动泥沙,借助水力,浚深河道。
宋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主持成立“疏浚黄河司”,先用铁龙爪进行浚泥试验,后又改制浚川耙,“两旁系大绳,两端碇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之,来去挠荡泥沙。
已,又移船而浚”,试验效果很好。
自元代贾鲁至明代白昂、刘大夏等治河官员屡在孙家渡、涡河口、赵皮寨等地“仿宋潦清夫、混江龙、铁埽帚撼荡泥沙”,进行河道疏浚,维持分流局面。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正月至四月即“浚河三万四千七百九十丈”。
明万历年间,总督吴桂芳在“欲浚河身、先开海口”的思想支配下,建议朝廷“另设水利佥事一员专疏海口”,荐用混江龙扬泥车法浚河。
清代靳辅治河时,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起,对云梯关以下尾闾河段长80公里河道进行了两年疏浚试验,创造了带水作业的刷沙机械,系铁扫帚于船尾,当船来回行驶时,可以翻起河底的泥沙,再利用流水的冲力,将泥沙送到深海中。
清雍正、乾隆、嘉庆年间,仍有人倡议浚船拖淤。
清光绪九年(1883年),游百川和山东巡抚陈士杰等人,先后采用木船、小火轮(机船)拖带铁篦子、混江龙等器具,在黄河入海口铁门关一带上下刷涤,拖淤沙入海。
3年后,李鸿章令山东巡抚张曜从法国订购挖泥机器船2只,在利津太平湾进行海口浚淤试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仍然继续运用这一方法,不断地进行机械拖淤试验。
1977年,利津修防段、水文站用3只机船分别拖带质量为87.4~292.0公斤的5种铁耙,在刘家夹河险工右岸浅滩试验拖淤,在长300米、宽150米范围内,往返拖淤8天、288趟。
同年,垦利修防段在义和险工河段采用“定点定线,机引耙拖,借水刷槽”的方法进行拖淤试验,实拖了6天、127.5趟。
1979年,垦利修防段将2台120马力湿地推土机改装成水下拖拉机,进行河道疏浚试验。
1981年,利津修防段制造专用拖淤船1只,因对拖淤价值认识不一致,船体安装完成后即行搁置。
1988年,东营市、胜利油田、黄河修防处(现黄河河口管理局)决定联合在河口进行疏浚治理试验,其清障拖淤、疏浚河门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船舶疏浚。
此后几年,每年都要利用船刺、耙拖、高压水枪、射流冲沙、推进器搅动等方法组织群船拖淤。
游百川利用机械“疏通河道”的治河方法,是对传统方法的合理继承。
总起来看,尽管游百川的拖淤试验因器械笨重而难行,收效并不很大,但是他提出的“疏通河道”的治河方法具有相当合理的思想内核。
这种借助机械而非人力的拖淤泄洪方法,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为后人治河提供了有益借鉴。
■分减黄流
在我国,分流治河有着悠久的历史,“禹疏九河”就是这一方略的成功范例。
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分流减水”视为符合水流规律的治水良方。
虽然“分流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水患的问题,但是为了“保全生民免遭水患”“救急万不得已”,游百川主张利用徒骇、马颊等河进行分水,并提出了具体建议,即在惠民县白龙湾修建减水闸。
游百川详细的“分减黄流”思想见其《察看黄河酌议办法》,大体内容为:
济水自黄河夺流以来,常常朝不保夕、危急万分,详查大清河北岸,距徒骇河最近,距马颊河较远,鬲津河还在更远的北边。
徒骇河是由沾化县九镇入海,是“禹疏九河”遗留下来的古河道,虽河道宽窄、深浅不一,但经实地考察,认为平时水少,而夏秋季节河水丰盈,河道还可以继续挖深展宽。
距离徒骇河最近的地方,是惠民县白龙湾,相距不过十里,若在此处修建一座减水大坝,分水入徒骇河,很是简便。
然后,再继续疏通沙河、支河、宽河、屯氏等河,把水引向马颊河、鬲津河,从而广泛分流入海,分减黄河洪水,这也是大禹治河,以及汉代王景治河的基本道理啊。
游百川与山东巡抚陈士杰上疏后,光绪帝下发谕旨曰:
“据游百川、陈士杰奏称,拟亟筑缕堤,借资保障;开徒骇、马颊河,以分水势。
著户部、工部速议具奏。
”游百川的“分减黄流”说还招来一片反对之声,直隶总督李鸿章上《议覆马颊河不宜开挖分流疏》,以“地势未宜,民情不顺”为由极力抵制。
海丰人吴峋也上疏极力反对,其《治河疏》曰:
“今乃开工引水北行师,甚为非计。
马颊河小有溢漫,则庆云、盐山诸县恐为其累,如水势大至,天津为众水所归,形如釜底,大水北趋,近畿受害,而河海两运,亦恐窒碍大局。
北岸之徒骇、马颊河勿开,总宜停辍。
”这一观点得到李鸿章等人的支持,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洪钧力言不可,说马颊、徒骇两河泥沙杂糅,引黄河水入有溃堤之忧,黄河宜合不宜分,可宽地再筑一道黄河大堤。
后来,游百川目击灾区,见“黄流泛涨,竟成巨灾”,不得已与东抚臣再上《河患非开河减水别无良图》疏,大体内容为:
黄河北行以来,原来的九河故道,纵然不一定都可泄水,而徒骇、马颊两河,完全可以宣泄洪水,分流入海,消除黄河决口危险。
如果只是筑堤防洪,还是走了黄河南行的老路,违背了圣贤治河疏导北行的思想,绝不是长久之计。
这样会造成三个方面的危害:
一是黄河两岸大堤,看上去很坚固,像长城一样,而一旦大堤偎水,就危机四伏,即使有人员防守和坝埽抢护等措施,也依然岌岌可危。
二是两堤之间许多城镇、乡村和居民,需要全部迁往堤外。
如遇黄河涨水、雷雨交加,一旦决口,百姓身家性命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即使迁往他处,老老少少,抛家舍业,也终将沦为乞丐。
三是堤内民众,身陷水中,长此以往,就想掘堤泄水,虽有防守,依然时常被掘,村民各顾一己之利,甚至激成械斗,章丘、齐东、惠民等地,皆有戕伤重案发生。
游百川认为,若开马颊一河,离直隶五河近者百余里、远者数百里,不会危害到畿辅。
他“拟下游自历城之杜家沟引入徒骇,上游自长清县之五龙潭引入马颊”,所建滚水二坝,比本来河岸酌低二三尺,不遇盛涨,仍由本河径行,等到水涨满槽,才分减数尺,不会有夺溜之患。
他认为,即使水过沙淤,农闲之时,也可以借资民力,“加以津贴干河之中,施工较易”,不难挑挖。
尽管游百川的“分减黄流”说与御史黄煦的分水入徒骇之议、翰林院侍讲学士恽彦彬的减水之说意旨略同,但由于朝野阻力较大,因此清政府一直犹豫不决。
六月,游百川所拟由徒骇、马颊二河分水一节,得到“经工部议令测量地势,必确有把握再行举办”的批示,最终搁浅。
小清河岁久淤塞,游百川又奏请浚小清河,分黄水入海。
此次小清河治理,采用调用民力、酌给津贴等办法。
下游的水,如孝妇河、乌河、汉溱等,先经过锦秋、麻大、石村三湖,分别流入小清河故道及预备河,再由刘王庄到八面镬,汇淄河入海,这段河面称为南股。
上游的水,从历城县华山之南,引泺水、巨野河,经鸭旺口史公闸,向东汇入绣江河,再在绣江河的新开口以南汇獭河、黛溪、猪龙、沙河等水,由陶唐口、樊家林等处,透过高堤(村名)埝,流进支脉沟,再由支脉沟的下游马家楼汇淄河入海,这段称为北股。
这样,南北两股最终都是汇淄河入海。
这次治理共整修河道480余里。
经过治理,积水有路畅消,并稍减黄势,从此屡受其患的章丘、邹平、高青、博兴等县,得以稍安。
■亟修缕堤
据考证,黄河堤防建设始于春秋时期。
当时诸侯各霸一方,所修堤防线路极不合理。
到战国时期,黄河下游堤防已经具有相当规模。
秦汉时期,黄河下游堤防已逐渐完备。
北宋五代时期,则已有了双重堤防,并按险要与否分为“向著”“退背”两类,每类又分为三等。
到了明代时期,黄河堤防工程的施工、管理和防护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那时,黄河堤防被分为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四种类型,按照各堤的作用,因地制宜修建。
万恭首先提出,想要黄河水流迅急,水由地中行,“舍堤无别策”。
到了清代,修堤技术又有进一步发展。
从明朝隆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代前期的约200年间,是黄河下游堤防建设的一个高潮时期。
明朝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的总方略是:
“以河治河,以水攻沙。
”基本办法是“束水攻沙”,主要措施就是坚筑堤防、固定河槽。
用他的话说就是“束水之法亦无奇谋密计,唯在坚筑堤防”。
在实践中,潘季驯同时提出了“双重堤防”的思想,即缕堤之外筑遥堤,平时以缕堤约束河水攻沙;发生洪水时,万一缕堤漫决,以遥堤约拦,以免溃决夺河。
遥堤、缕堤之间,沿河道横断面方向筑格堤,阻止决水对遥堤的冲刷。
缕堤内筑月堤,以免河水冲刷堤根。
清初治河名臣朱之锡认为,筑堤束水在明代经过长时期大规模的实践,成效明显,所以应“坚筑堤防、固定河槽”,以免泛滥。
修筑堤防防御洪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举,也是游百川治河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他和陈士杰积极提议,由陈士杰主持修筑的黄河堤防成为黄河下游防御洪水的坚强屏障。
游百川高度重视古代的堤防方法。
《清史稿》列传二百十载:
“(游百川)会奏请筑两岸遥堤,复于其内筑缕堤,使黄水不致泛滥。
”他考虑到“济武两郡,地狭民稠,多占田亩,小民失业,甚非所愿”,以及“齐河、济阳、齐东、蒲台、利津等县城,皆近临河干,使之实逼处此,民情未免震骇”等实情,认为筑遥堤“只可作为缓图”,故特别强调“亟筑缕堤”。
他建议上至长清,下至利津,南北两岸先筑缕堤一道,已有之堤加高培厚,无堤处一律补齐,顶冲险要处,再添筑重堤一道,长600余里,两岸总计千余里。
“亟修缕堤”的详细思想见其《察看黄河酌议办法》,大体内容为:
历来防御洪水,主要依靠筑堤防守。
缕堤是民间自行修筑的挡水小堤,大多单薄,又断断续续、曲曲折折,经过一筑再筑,临水即塌,不堪挡水。
如解燃眉之急,必须上自长清,下抵利津,南北两岸,统统筑起一道缕堤。
原来有堤的,加高培厚,原来没有的地方,一律补齐,折转顶冲的险要河段,再加筑一道重堤。
筑堤防洪,为民做事,老百姓是很乐意干的,可以广泛借助老百姓的力量,再加上适当的补贴,很快就可筑成大堤。
历来治水,第一重要的是不与水争地;如果说第二重要的,就是再普遍筑一道“遥堤”。
现在,很多地方也坚持使用这个办法,我认为遥堤筑成,是平稳之策、长久之谋。
游百川“亟筑缕堤”的提议得到“议准照办”的批复,但所拨给的河工银两只有40万两,仅为估算需用银两的四分之一,筑堤费用远远不够。
因而,游百川又上《请饬筹拨河工需用银两疏》恳请拨足银两,择日兴工。
七月,游百川与山东巡抚陈士杰择要修培沿河州县民埝,并查明河工现定堤基远近。
八月,游百川受命回任后,十月陈士杰奏准修筑长清至蒲台黄河两岸长堤,第二年六月工程竣工。
同年(1883年),陈士杰奏请接修缕堤(民埝)。
上自东阿、平阴,下至利津铁门关,两岸整修民埝1345里,一律筑成底宽四丈、顶宽一丈、高八尺之规格,于汛前完成。
两年后,山东巡抚张曜奏请筹办增培两岸遥堤和缕堤(民埝)工程。
清光绪十四、十六、十七、十九、廿五、廿六年进行过加帮,一般底顶帮宽一丈五尺,加高三尺至六尺,还将缕堤(民埝)改为官守,使得滨州黄河北岸形成遥堤(官堤)、缕堤(民埝)两道防线。
这一框架从此固定下来,形成了现在的堤防形势。
游百川关于山东的治河方略,尤其是“南岸惟力护遥堤,北岸则需增培民埝,南岸弃埝守堤,展拓河身,北岸接修民埝为堤,遥堤遂废弃”等治河措施的实施,极大地维护了滨州百姓的实际利益,顺应了民意,促进了现在黄河堤防形势的形成。
因此可以说,滨州地区乃至山东省黄河堤防在清末的两次培修加固和形成,与游百川作为户部侍郎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他提议亟筑缕堤、缓图遥堤,为黄河治理做了实实在在的好事。
民间传言,游百川因家乡在黄河以北,所以要力保黄河北岸。
传说游百川曾这样解释:
“黄河以南是三里无村,黄河以北是三里五村,因此要力保。
”其实不然。
究其原因,皆由地势而定,滨州地势为南高北洼、西高东低。
《山东黄河志》记载:
光绪八年,山东巡抚陈士杰奏准修筑两岸长堤。
自光绪九年开始修筑,于光绪十年五月培修完竣。
南岸上起长清,下至利津三里庄止,共长330里;北岸上接金堤,自东阿到利津,共长498里,利津城以下改筑两岸民埝,共长160余里,连同加筑格堤月堤总长1080里。
同年接修两岸民埝,共长1007里(见《再续行水金鉴》)。
这是铜瓦厢决口后30年来首次大规模的修堤,耗银200万两,完成了山东黄河两岸的堤防工程。
游百川的一生,在朝做官25年,正逢黄河北流初始阶段的肆虐泛滥和无序时期,一生主要精力多用于治理黄河,其治河思想是中国历代治河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该思想的形成取决于当时的黄河形势及人们对黄河的认识,也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水利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有关。
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游百川疏通河道、分减黄流和亟修缕堤三个方面的治河方法,落实情况不甚理想,疏通河道效果不大,分减黄流限于疏浚小清河稍减黄势,只有“亟修缕堤”一策落实最好,在治水患、解民困方面作用最大。
游百川在古代治河史上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的治河思想也对后世的黄河治理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我国古代治河思想领域的重要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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