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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从大众文化的自我解构特性看艺术电影突围的可能
浅论从大众文化的自我解构特性看艺术电影突围的可能
[摘要]大众文化在推动民主进程的同时又呈现出“反民主”和“霸权”的一面,这种悖论使之具有某种“自我解构”的特性,这是多元文化,尤其是精致的审美文化能够在当下得以更多表达的重要原因。
作为体现人类传统的艺术、审美思维和科技理性融合的最佳艺术形态,电影既立足于当下的科技和传媒,又能够传承传统的高雅文化和精神。
大众文化的“自我解构”特性是振兴艺术电影、优化中国电影市场结构的重要理由。
[关键词]大众文化;艺术电影;电影市场;结构失调
大众文化的自我解构特性辨析
大众文化霸权地位的确立和三个方面息息相关。
(1)大众传播媒介是大众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
大众传媒消解了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并导致了“时间的虚空化”①。
当时空对文化的传播不再构成障碍时,文化差别就会被严重地抹平。
(2)商品经济中的交换原则是大众文化的内在逻辑。
借助于面向经济利润的交换法则,大众文化不仅取悦于消费者,而且也吸引了艺术家,很自然地形成了文化霸权。
吉拉德指出:
“与公共权威资助的文化产品相比,市场化的工业产品会更有力地将文化民主化和非中心化。
”②(3)解构思潮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理论根源。
随着一元中心体系被瓦解,多元文化、各种意识形态在彼此交织渗透的同时,也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表达内容和依据。
某种程度上而言,大众文化勃兴的历史就是民主的文化得以实现的历史。
本雅明就认为,技术因为给文化带来了新的复制手段而使文化成为人人可以享受的权利。
然而,随着大众文化霸权地位的确立,其民主性却在某种程度上渐渐消失。
市场交换法则促使大众文化在内容和价值观上持中立的立场,其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形式也趋向于同质化和普泛化。
审美的民主化即民众参与或民众话语权的问题,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却往往被局限在大众文化所限定的区域里。
这种对大众的审美选择权的剥夺,一方面表现为交换市场上大众文化产品的过度泛滥,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向大众灌输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意识观念。
就此意义而言,大众文化其实扼杀了自身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理由,即民主性。
“大众媒介对公共领域的建立具有双重作用,其中之一是有助于确立广泛的公共空间,至少在形式上如此。
另一方面,大众媒介又会导致公共领域自由讨论和批判性的消解。
”③对于大众而言,这种民主权利的剥夺往往是很隐蔽的,但是,随着大众知识储备的积累、民主意识的持续增强以及基于民主之上的更加多元的趣味分化,大众对于大众文化“去民主”的本质将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这种对多元趣味的需求,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大众文化自身的内容和形态,而且会同其他文化势力一起,参与塑造新的审美文化格局。
电影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其本质乃是科技的艺术化表达。
这种基于更为复杂的技术手段之上的艺术形式,体现了艺术发展的必然脉络,即随着人类认识手段和水平的提高,用以表达艺术之思的方式和媒介也随之演化。
因此,作为体现人类传统的艺术、审美思维和科技理性融合的最佳艺术形态,电影既立足于当下的科技和传媒,又能够传承传统的高雅文化和精神。
虽然,当前的社会条件对传统和精英思想产生了颠覆性的震荡,但如果不是牢执于审美文化的原初形态的话,我们也能从中找到新的出路。
传统是一个发展变动的范畴,它的活力就存在于它的动态变迁之中,正如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所说:
“真正的传统并不是一去不复返的遗迹,它是一种生气勃勃的力量,给现在增添着生机和活力。
”④当前社会所提供的开放的话语空间、相对丰裕的生活条件、更多的闲暇时间、多元的价值观乃至发达的科技手段,并非只是精致的审美文化的障碍。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N•威尔逊认为,文化产品多元性有助于欣赏者在某些重要方面保持或恢复对高雅文化的兴趣,“至少有某些事实表明,一个富庶的商业社会既为支持艺术家提供了经济上的剩余资产,又为支持欣赏者的接受活动提供了闲暇时间。
随着自动化生产和信息控制的真正变革的到来,可以想象,大多数人不仅工作时间越来越短,而且将开始孕育对工作和闲暇的不同态度。
不断增多的闲暇机会,也许会使人们以一种提高他们对高雅文化兴趣的方式,来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
”⑤
因此,电影的产业化不等于排斥艺术电影,大众文化内在的自我解构特性也注定高雅文化在当下审美文化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位置。
当前,中国电影的改革力度正在逐渐加大,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市场观念的确立、商业和市场运作模式的摸索,都说明产业化必然要求中国要创造自己的主流商业电影类型。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艺术电影就无足轻重,实际上,把艺术电影纳入商业运营模式之中,在支持、保护艺术电影的同时推进产业化进程,才是中国电影真正需要的繁荣局面。
中国当前需要怎样的艺术电影
从表达内容上看,艺术电影是分类别的,不同的时代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那个时代文艺的样式和创作、接受方式。
以陈凯歌的《黄土地》《霸王别姬》,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为代表,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并在对所谓国际标准趋同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批“国际化电影”,如滕文骥的《黄河谣》、何平的《双旗镇刀客》、黄建新的《五魁》、何平的《炮打双灯》、周晓文的《二嫫》、刘冰鉴的《砚床》等。
这些电影多少都带有自觉的“国际化电影”的意识,按照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理解来制作,是一种使中国内地电影获得公共形象走向世界的意识形态策略、文化策略、艺术策略和经济策略。
这种艺术电影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以后,在今天的中国电影界已经基本淡出。
就以上这种类型的艺术电影而言,“铁屋子”寓言是一种样式,《霸王别姬》的传记式苦难命运史也是一种样式,并带动了后来的很多效仿之作,如何平的《炮打双灯》、刘冰鉴的《砚床》、田壮壮的《蓝风筝》、张艺谋的《活着》等。
然而,当重复多了,艺术价值也就开始贬值。
综观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艺术电影,大多选择离现实生活比较远的故事作为叙事原型,通过对几个人物的刻画来反映时代特质或民族性。
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为了遵循“国际化电影”的标准,也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精英文化高亢呼声的回应。
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对形而上意义的追问是那个时代文化的普遍现象。
时至今日,精英文化逐渐丧失昔日的锋芒,而大众文化已经占据文化市场的核心位置并成为文化霸权,精英文化为了谋求自身的存在,经常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于大众文化文本之中,这也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表现之一。
时代精神必将从根本上决定着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样式,80年代的艺术电影时代已经结束,如今需要一种新的艺术电影样式——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电影。
电影《孔雀》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尝试。
导演顾长卫说:
“首先在关注人群上的不同,像《活着》《霸王别姬》都是反映社会变迁对个人的影响,而《孔雀》关注普通的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的命运,包括理想和现实中的距离,这部电影显得更加朴素。
”⑥顾长卫这番话其实道出了当下时代精神的一个关键词,即“以人为本”。
过去的艺术电影通过人来反映时代、历史和整个民族,而现在的艺术电影需要通过一个时代、时期来反映个体生命。
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变迁的必然原因的。
从电影美学上看,从歌颂生命的《红高粱》到生活本色的《站台》《孔雀》,审美模式也在发生变化,观众也从享受型逐步转变为窥视型,纪实美学风格凸显。
这和当下的社会思潮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中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不论是来自物质还是精神层面的激烈变动都使人的心中充满了各种困惑、烦恼以及痛苦。
《孔雀》在艺术上的成功,除了它以反映个体小人物为中心任务之外,还在于它契合了这种艰难成长的普遍社会心理,而这种心理就是中国目前艺术电影的社会基础,它自然也应该是现实主义的。
电影艺术家夏衍曾这样说道:
“塑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包括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的人物性格,将典型的中国环境中的典型的中国人物呈现于银幕之上,反映出不同于外国人的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准则、表情语调、风俗习惯,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而适应中国观众的审美需要,得到社会容纳和群众认同。
对于中国电影创作生产者来说,实现电影本体与中国本土的完美结合,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必由之路。
”⑦
电影《青红》所反映的生活背景及其主旨意义与《孔雀》颇为相似,也是在物质和精神生活匮乏的环境里残酷的青春成长物语,以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经历和记忆。
同样,贾樟柯、陆川的一系列电影也体现出鲜明的纪实风格,尤其贾樟柯的电影,反映处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境况,深刻地记录了中国在经济上飞速发展的同时对边缘人和弱势群体的忽视和挤压。
这种表达与反思,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激发人文情怀,并体现艺术超越现实的力量。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和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人们也越来越需要一个“反环境”来认识自己和自己目前所处的环境;在整个世界在表面上都趋向“合一”而作为个体则越来越呈现出“分离”的现代社会,这种艺术电影可以再一次让不同的人们感受到“一体”的感觉;在这个由于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蔓延而使人们变得表面上一切都无所谓甚至冷漠的年代,这种电影可以让人们意识到自己其实是脆弱的和容易感伤的。
如果说,以往中国艺术电影的风格分别经历了“黑匣子”寓言和以小人物反映历史沧桑的宏大叙事样式的话,那么,今天的艺术电影的主流则应该具备现实主义精神,它不仅拥有时代发展所带来的不尽的素材和思想资源,而且还契合了当下普遍的社会心理。
当前,中国电影过于商业化而艺术电影严重缺席的现状,和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泛滥有着必然的关系,然而,大众文化却不能成为电影低水平运作的借口,更不能成为一切向钱看的理由。
审美趣味的多元化基于人的好奇心理,而高雅的审美文化更是人性内在的、永不磨灭的需求对象。
艺术电影需要不拘泥于某种艺术样式,大胆创新,追求普遍的深刻,在深刻中普及,在变化的时代中反映不变的人文关怀和艺术精神,并与商业手段很好地结合,这是艺术电影实现“意义”和“利益”的根本途径,也是解决中国电影市场结构失调的重要策略。
注释:
①GiddensA:
ModernityandSelf-Identity,Polity,1991年版,第16页。
②GirardA:
Culturalindustries:
ahandicaporanewopportunityforculturaldevelopment?
inCulturalIndustries,UNESCO,1982年版,第28页。
③周宪:
《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④李普曼:
《当代美学》,邓鹏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407-408页。
⑤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
《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⑥《顾长卫访谈:
我曾经可以远离张艺谋、陈凯歌》,载于《金陵晚报》,2004年12月29日。
⑦《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序言。
[作者简介]李朝阳(1977—),男,北京人,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影视艺术及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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