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清 时 期 名 宦 与 名 宦 祠 研 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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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名宦与名宦祠研究
中文摘要
名宦祠依附于庙学,是庙学组成的一部分。
明清祭祀名宦属于国家祭祀体系中的祭祀先师系列。
国家遣官祭祀,行少牢礼。
对此祭祀活动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和弘扬传统民族宗教文化,同时也能反映国家社会发展的情况。
全文以祠堂和入祀人物两条线索展开论述,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探讨名宦入祀情况。
从明清二朝国家礼制体系下祭祀作用展开,论述了名宦定义、标准,名宦祠形成和发展、死后入祀间隔的时间、程序得出国家、地方、民间三者结合加强教化民众,崇德报功的作用。
第二部分探讨名宦祭祀情况。
论述了入祀礼仪、祭品和祭银、祠堂位置和规模等,透视出名宦祭祀在明清两朝祭祀体系中的地位。
第三部分以人物为线索,重点论述了河南地区人物特点。
分析了河南名宦祠地域分布特点。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地理位置重要,分封王侯较多,他们对于地方具有监督性,所祀人物公正性较高,始终未见有入祀泛滥的记载。
第四部分论述了名宦祭祀活动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
这些入祀官员在国家管理,基层控制,教化民众方面影响显著。
关键词:
明清;河南;名宦;祭祀;
Abstract
TheOfficialAncestralTempleLocatedinConfucianTempleSchool,itisonepartofConfucianTempleSchool.TheactivityofofferingsacrificestodeadofficialsinMingandQingDynastybelongstooffersacrificestoancestorsseriessystem.,whichmeanscountrysendsgovernmentofficialstooffersacrificestodeadofficials,dosacrificialsheepandpigsgift.Theactivityhelpsknowandpromotetraditionnationalandreligiousculture.Atthesametime,itcanalsoaffectnationalsocialdevelopment.
Thewholetextspreadsoutexpositionwiththeancestralhallandthepersonagetwoclues,whichisdividedintofourpartstotally.
PartOnediscussestheconditionofdeadofficialsenteringtemples.FromtheinfluenceofofferingsacrificestogodsinMingandQingDynasty,findthedefinition,standardandthedevelopmentofdeadofficials,time,program,weknowtheeffectamonggovernment,town,villagetaketogethertoeducatefarmers,praisePoliticalachievements.
PartTwodiscussestheprocessofofferingsacrificestodeadofficials.Itdescribestheetiquette,oblationandholdamemorialceremonyforsilver,thescaleandlocationofancestraltempleandsoon.WeknowtheeffectofOfficialAncestralTempleinofferingsacrificestogodsinMingandQingDynasty.
PartThreetakesfiguresasclue,itmainlydiscussesthefigures’characteristicofHenanregion.Thispartanalysesthe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Thenanalysesthetypicalexample,concludingthesimilarityanddifferenceinthesphereofnantion-widegeneralcharacterandproperty,especiallypointoutHenanisintheinnerlandofcentralplains,thesituationisimportant,sothefigurefairnessishigher.Donotseethesituationbroketherole,atthesametime,othernationalformshavethegeneralcharactertomelttheroleofroadthemasses.
PartFourdiscussesofferingsacrificestodeadofficialscanhavesomeinfluenceforthecountryandsociety.Hefirstgetsthenationalexaminationpolicyinfluenceofimperialexamination,especiallytheeconomicdevelopmentinSouthofChina.
ConclusionpartdiscoverclearlytheofficialancestraltempleinMingandQingDynastyhasthecharacteristicthatconnectswithtimesfeature.
Keywords:
MingandQingDynasty;Henan;theofficialancestraltemple;Offersacrificestogods;
绪论
(一)选题意义
中国古代祭礼,程序复杂,仪礼庄重,历史悠久,风格独特。
对于了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别是祭祀文化,开展祭祀研究是很必要的。
名宦祠明初由国家倡导建祠,明代中叶逐步发展为国家、地方、民间三者结合操作的一项制度。
延至明末入祀标准开始混乱,乡绅势力的干预,影响了入祀人物的公正性。
政府和有识之士采取措施加以管理引导,至清代迅速发展并得到完善。
明政权所控制的基层权利机构至县一级,再往下主要依赖里甲、保甲等组织实现乡民自我管理,催生出了乡绅这个特殊阶层。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民阶层的形成,使乡绅阶层更加发展壮大,乡绅利用政府力量有限不能顾及乡村的弊端,通过操纵祭祀来树立权威,讨好政府,管理民众。
我国古代政教同源,祭祀之根本重在施政之保障,政府和乡绅联合祭祀名宦又实现了教化民众、报德崇公、劝忠尚义的社会功能和巩固政权的目的。
当然,任何一项制度必须和人事相结合才有生命力,“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乏味”。
所以,对于名宦祠入祀人物的论述也是本文的重点。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地理位置特殊性促成了祭祀的典型性,通过明清河南地区名宦祠发展的整个过程以及入祀人物的事迹来认识明清河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社会发展概况,得出明清二朝祭祀名宦正是国家引导官吏尚德、控制教化民众的具体体现,这也正是本文选题意义之所在。
(二)学术史回顾
关于记述国家祭祀方面的史料最早莫过于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继有班固《汉书·郊祀志》,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等。
清代窦容遂《乡贤、名宦录》(窦氏丛书本)则是本文重点参考之一,书中重点介绍了其父亲窦克勤入祀名宦的详细过程,其入祀程序具有普遍性、典型性,反映了明清两代入祀程序。
武穆淳《姚江日记》附有二卷名宦录也谈到了武穆淳入祀名宦的过程,和窦克勤大致相同,这是本文依据的基本史料。
关于祭祀史和礼制史方面文献,民国以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20世纪初关于建祠祭祀方面文章有:
纪闻《中国部:
四川:
崇祀名宦》,《广益从报》,1906年12月15日。
调查《北平寺庙碑目(续三),明顺天府名宦、乡贤祠记》,《国力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1·2(6),4——5页。
李宣倜《泗县名宦汪公祠记》,《同声月刊》,1944,3(11),65——66页。
李释堪《泗县名宦汪公祠记》,《同声月刊》,1944,4
(2),54——55页。
段无染《魏忠贤生祠兴建简表》,《中央日报》,1946年11月4日。
此时期文章在祭祀人物重要性方面用力尤勤。
80年代以来,礼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如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1979年),第1—4页)。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版)。
钱玄同《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这些论著为新时期礼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于孔子和文庙方面:
陶希圣《孔子庙庭中汉儒及宋儒的位次》(《食货月刊(复刊)》,第8卷,3-4期)该文从儒学流变史考察了孔庙传经之汉儒与传道之宋儒在孔庙中位次的升降。
高明士《皇帝制度下的庙制系统——以秦汉至隋唐作为考察中心》(《文史哲学报》第40期,台湾大学,1993年)研究了庙、学相依格局的形成及其空间的划分。
朱鸿林《明太祖的孔子崇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册)通过比较,指出太祖祀孔、祭孔度超越前代,文章对罢祀孟子问题做出了考证。
隗瀛涛主编《孔学孔庙研究》(巴蜀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重点讲述了孔学和孔庙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历程以及二者的联系。
北京大学郭润涛教授《明代文庙祭祀“仪注”研究》(《明清论丛》第七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11月版)对明代文庙祭祀仪式的细节用力甚勤,受益颇多。
关于祭祀方面代表性著作有: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认为周祭制度是商代最重要的一种祭祀制度。
刘晔原,郑惠坚《中国古代的祭祀》(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7月第1版)对祭祀产生的原因和基本要求,以及各路神灵的祭祀和对祖先、先师人杰行祖等的祭祀探讨了中国古代祭祀的多重性质。
近几年来,祭祀方面又有新论著的出现:
张鹤泉《周代祭祀制度研究》(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2001年优秀硕士论文)此书试图对周代祭祀作一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文章侧重论述礼制性祭祀与政治的关系。
雷闻《隋唐国家祭祀与民间社会关系研究》(北京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对国家和民间祭祀做了区分。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总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是一部从宗教角度研究中国传统祭祀的佳作。
作者不仅阐释了儒释道等教派在中国发展历程,而且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正统宗教”。
傅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0月第2版)本书以商周时期祭祀为重要,对于其中的庙制、郊祀、寺庙中的祭祀礼、丧葬中的祭祀仪、巫的起源及其牺牲源流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
关于明代国家礼制方面:
王柏中《明嘉靖年间的庙制变革问题初探》(《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基本勾勒出明代、特别是嘉靖朝庙制变化的轨迹。
台湾学者何淑宜《明代士绅与通俗文化——以丧葬礼俗为例的考察》(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八十九年十二月初版)认为明代中后期政府与士绅都努力实行乡约的行为,实际上是要在乡村社建立儒家的礼教秩序。
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把明代祭礼变迁放在当时社会、政治等大环境的变动中给以深入、动态的考察,对嘉靖时期祭礼变革史进行了深入检讨与审视。
上述著作都属于整体性研究,至于一些细节性问题,尚未涉及。
关于祭祀的社会功能成果和明清基层社会生活变迁,列举一些具有典型性的论文,他们的研究成果对笔者有很大的启示性。
牛建强《15、16世纪之交市民文学新的萌动和明代社会的初始变化》(《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论述了15,16世纪之交市民阶层逐渐壮大,提出了精神生活的要求,从侧面映衬出该期明代社会变化的初始层面的事实。
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通过对民间信仰的研究试图透视出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的关系。
李云霞《试论清代的“礼治”》(《满族研究》,2004年第2期)论述了清代不是一个“法治”社会,而是一个“礼治”社会。
礼教、道德规范是清朝法律规范的核心。
刘芳玲《国家祀典与民间信仰:
祭厉及其社会意义》(《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年3月,第28卷第2期)论述了祭厉的存在体现了统治者神道设教的良苦用心,是利用信仰辅助统治的手段。
赵轶峰《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寓意》(《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论述了明代国家祭祀对象的核心是展现一种以天权为核心的天、神、君、民秩序观,因而是明代中国政治文化精神的投影。
王柏中《试论传统祭祀的社会功能——以两汉国家祭祀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论述了国家祭祀通过宗教秩序来巩固政治秩序。
还有敦行伦理教化、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强化农本意识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
关于祭祀各式祠堂的成果多以论文出现:
吴建华《汤斌毁淫祠事件》(《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
蒋竹山《汤斌禁毁五通神——清初政治精英打击通俗文化的个案》(《新史学》卷6第2期)。
王健《明清江南毁淫祠研究——以苏松地区为中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赵克生《明代地方庙学中的乡贤祠与名宦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1期)讲到明代的乡贤祠、名宦祠在继承前朝之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二祠得以全面普及化和制度化,并与庙学紧密结合。
文章对于笔者有提纲挈领的启示,至于细节性问题,尚稍显不足。
从上述学术成果看出:
主要是祭祀史和礼制史方面,大多集中讨论国家整体祭祀意义,具体祭祀也多集中于帝王庙、文庙等的研究,少有和当时社会影响具体联系。
至于文庙中的名宦祠研究更是少有问津,笔者正是因此受启发,通过论述明清二朝庙学体系下名宦入祀和名宦祠祭祀的概况透射出教化民众的意义。
(三)史料利用
近年来由于考古田野调查的重视,成果显著,特别是先秦古礼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宏观上加以梳理,在研究方法上有借鉴意义。
目前关于祭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史角度,着眼于民间祭祀,或者探讨区域社会中神祗祭祀与地方权利的关系。
本文基于当前研究重点,从制度上探讨了名宦祠发展历程,重点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通过个案研究法和事例比较法,充分运用现有文献史料探讨祠内入祀人物所作出的政绩以及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钱穆先生在谈到历史特殊性时,就讲到社会政治必须和文化史相结合,才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否则,“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
”而且名宦祠的个例是庙学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容易受到忽略,笔者正是试图弥补欠缺,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倘若没有翔实的史料作奠基,单凭观点新颖立说,其学术生命力是不会持久的。
梁启超曾说过:
“治明史者常厌野史之多,治清史者常厌野史之少。
”当然,明清实录等诸多正史类的史料史书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工具外,笔者查阅了大量相关的笔记资料,明清传记、文集、碑刻、墓志铭等史料也广泛吸收。
地方志是了解一个地区各个方面的生活百科全书,倾注了历代编撰者的心血,本文是河南区域性的研究,河南各地地方志是参阅的重点。
在行文过程中,考虑到若只谈论明或清一朝历史论证不够充分,现在论证二朝历史跨度又较大,再加上本人能力有限,整体驾驭史料能力有待提高,不足之处,定然良多,恳祈方家不吝指正。
一、名宦入祀
(一)名宦定义
翻阅历史,成为“名宦”的做官之人随处可见,以什么标准衡量名宦,古人阐释了自己的看法。
明代邵宝认为,“‘宦’即‘仕’也,‘名’即‘难在政’也。
”“宦者”即做官之人。
“名者”很难,主要是难在做出政绩。
“贤者”更难,难在德化,教民。
如果做官之人都是贤者,为政则可以成治、治振、化流。
如此,天下便可以太平。
管竭忠认为“名宦者”不是以官位高低传世,而是以政绩大小著称,以至于很多史书把“名宦”从职官中抽列出来单独立传。
“名宦者以政传非以官传也,故于职官书名外复为列传。
”俞汝楫认为,不论官位高低只要是在当地政绩显著、惠泽于民的官员可以称为名宦。
“仕于其地而有政绩,惠泽及于民者谓之名宦。
”也有按传统习俗称之为名贤、先贤、名臣等。
明清名宦按其职位可以分为县令名宦、儒学名宦、训导名宦、主簿名宦等。
按其政绩可分为抗旱救灾,狱讼公正,恤政爱民,忠义报国等。
明清二朝名宦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决定了入祀需有一定标准,以便用来达到激励官宦、劝导后学、教化民众之目的。
(二)名宦祠产生
名宦祠是庙学组成的一部分。
庙学就是孔庙和学校的结合或称为学宫,即在学校内建置文庙,建一殿堂供奉孔子和历代先贤,并在圣庙内举行学礼和祭祀。
名宦祠位于学宫旁,别立一祠,有幸入夫子门墙,和诸先贤紧邻,位置特殊,即是为了昭示后学,励行教化。
故祠名宦示劝官也……。
祀之,而比附于学宫,谓素履无愧于名教。
故跻之夫子之门墙,于诸贤相望,重其典也。
文庙称孔子庙、先师庙、宣圣庙、孔子庙堂、庙堂等。
庙学的主要功能即是教化民众,维护道统。
历代统治者都对庙学极为重视,加强管理。
唐代对儒家的重视使其社会影响力较之前代得以加强,唐贞观四年(630),庙学形成。
贞观四年,“诏州县学校皆作孔子庙”。
马端临也说:
“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则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
”
至于庙学的形制,有前庙后学、左庙右学、右庙左学等不同。
唐代前期,朝廷曾多次下诏兴学建庙,一度出现有学即有庙的局面。
但是,唐朝历代最高统治者信仰不一,有的对佛、道二教垂爱有加,尊孔重儒的风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再加上学校经费供给等困难,这种制度后来逐渐荒废,许多地方出现了学废而庙存的情况。
有些州县甚至刚开始就只有庙宇而无学校,这种现象到唐中叶以后更为普遍,一直延续到宋初。
宋初,由于祭孔的需要,庙制进一步完善,庙与学逐渐分离。
宋代庙学布局的规制是前庙后学,这种布局可能并不是出于礼制的考虑,而是庙与学分离初期的最佳位置。
“前庙后学”的形制一直持续到明代。
现存各地庙学布局基本上为左庙右学,少数孔庙前庙后学的布局是保持了早期的形制。
至于个别左学右庙的孔庙,则是由于历史、环境、地形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元时期的庙学,沿袭宋代,祭祀先圣、亚圣、十哲、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
明代庙学即太学由孔庙和国子监组成。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五月乙丑,“太学成,释奠于先师孔子。
”太祖亲自释祭,并颁布释奠仪注,诏天下通祀孔子。
此时建成的太学从北往南分别是中间为主体结构的大成殿,左右为两庑,前为大成门,门左右为二十四戟门。
门外东为牺牲厨,西为祭器库,又前为灵(棂)星门。
孔庙在国子监的东面,沿袭前代为“左庙右学”布局。
洪武三十年(1397),由于国学孔子庙狭隘,难以满足需要。
太祖亲自筹划,命工部改作,改建后的大成殿门“各六楹,灵星门三,东西庑七十六楹,神厨库皆八楹,宰牲所六楹。
”清代庙学承继明代,且在明代基础上于文庙左右添加忠孝、节孝、名宦、乡贤四祠。
直省府州县,附庙左右各建忠孝、节孝、名宦、乡贤四祠,岁春秋释奠。
综上可知,自唐至清,庙学在不断变化中逐渐形成了规范的制度。
当然,明清二朝名宦祠紧邻庙学,也受到了特别重视。
明清时期的名宦祠依附于庙学而建,是庙学结构的一部分,具有和庙学同样的作用,即是国家昭示官宦的需要,也是培养人才,激励士子的场所。
开国之初,太祖即把学校的教学和祭祀放在重要的地位。
洪武二年(1369),太祖和大臣谈话时讲到元末学校弊端百出,学风颓废,学校名存实亡。
兵变以来,人们只知道战争,不识俎豆为何用。
太祖强调治国应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
京师虽然设立了太学,但地方上还没有普及。
“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
”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人。
俱设训导,府四人,州三人,县二人。
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人。
学校内设置祭祀场所,和学校浑然一体。
此时祭祀活动不再是简单的朔望顶礼参拜,执香行供,而是寓教于其中的一项特殊的仪式。
抑书院之制,所以有教有祠者,非祠自祠、教自教也。
盖教所以成德,以为后学之表,则祠亦为教设明也。
这就是说,祭祀演化为学校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
祭祀的对象,就是士子学习的榜样,它对学生的激励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学生一生。
“彼知舜之当祀,必知舜之当法。
”表面上祭祀是向死人表达感戴之情的特殊仪式,实际上祭祀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勉励活着的人效仿先人。
名宦入祀即是国家用先前的模范官员树立榜样,激励后之官宦尽职尽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同时也起到了劝导后学奋发读书、积极参政、忠君报国,达到了太祖“治国应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目的。
通过祭祀名宦的活动也反映出国家认识到民众强大力量,能够做出一些顺应民意的措施,尽可能选择品行纯一的官宦充实到管理阶层。
通过祭祀活动也可以让当地乡民身临其境,遵纪守法,要好好珍惜现在的太平盛世生活,进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统治秩序。
(三)名宦祠形成和发展
“自昔名宦,郡必有祠。
”历朝历代名宦都有祭祀场所,但没有统一和固定的名称。
元始四年,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应诏书。
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
丰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
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1年)由郡守率官属岁时祭祀,此祀名宦之始。
西汉时期的祭祀状况究竟如何,史书记载难以查找,但此时应是单独立祠,和后来群祀不同。
宋元时期多以名贤、先贤等名目混祀于学校,书院间也有此类祭祀活动的出现。
宋先贤祠:
原在府治东。
其祠初祀四公:
唐相国常公衮、四门欧阳公詹、宋龙图柯公述、宝学刘公子羽。
后益以西塘介夫、郑侠而五之。
宋司马祖建先贤祠堂一所,在府学之东,明道书院之西,青溪之上……祀者皆于此土有涉,非凡然而已。
或生于斯,或仕于斯,或居且游于斯。
宋代先贤祠,已经能够把诸多人物集中群祀,具有了名宦祠集中祭祀的特征。
明人李堂说:
凡郡国名宦、乡贤之祀,昉于有宋,盛于国朝……(宁波)府有学宫,肇自庆历。
释祭之余,渐及斯举,亦随宜设享而已。
明人李堂证实了宁波府名宦祠在继承宋代先贤、名臣祠基础上形成。
明太祖本起布衣、龙飞淮右、定鼎金陵后,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元末社会的“法度日弛,纪纲不振”的现象深恶痛绝,认为天下稳定与人心取向败源于此,新朝巩固需要“严厉法度,以革奸弊”。
同时亲身经历农民起义洗礼的他领悟到了以“明教”为伪装下的宗教信仰对民众产生的重大影响,精神控制异常重要,“礼治”与“法治”是维护国家政权的制度保障,二者缺一不可。
“礼法,国之纪纲。
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
建国之初,此为先务。
”治国之本应在“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
”太祖亲身经历下层生活,较之前代更能体察民情,探寻治国轨距。
国家肇建伊始,太祖积极的开展制礼作乐的工作。
洪武元年(1368),太祖命有司制定了明代第一部礼制法典《存心录》,对郊社、宗庙、山川等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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