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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失良机从甲申到甲午
错失良机——从甲申到甲午
讨论1884-1894年的中国历史进程,是一个很有现代感的题目。
1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这句话最重要的解读是历史学家脑子里想的问题一定是现实的投影。
无论他做多么有学术的东西,也一定有现实的生命感受在里面。
老一代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写太平天国一直写到了生命终点。
97岁的最后一个月他还在写作,太平天国现在来看是一个很纯粹的学术化的东西,从学术史的大背景来看它背后仍然隐藏着罗尔纲那个时代思考的重大问题。
为什么他要研究太平天国而不研究清政府的统治及曾国藩、李鸿章,也有罗老自身背景的历史因素在里面。
我想讨论的问题是“错失的机遇”——1884年到1894年,这是中国近代历史转型中最关键的十年。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转型没有完成,现代化没有建构起来。
近代中国的主题也就只有这么一个问题,即1938年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提出的中国能不能现代化。
中国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也没有走出这个问题。
“中国能不能现代化”,这个结论当然是肯定的了,就是中国一定能现代化。
在这样一种肯定当中我们要把它分解一下,中国的现代化究竟蕴藏了什么意思。
我们目前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它由几个要素构成,其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中国能不能从传统的国家转型为现代。
过去的传统我们讲到农业文明所主导的一系列东西,不是说文明的农业不能创造文明的精华、创造文明中更优秀的东西,但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能否接纳一个工业化的文明、一个商业化的文明,这是中国文明史上最重要的问题。
再进一步讲,就是能不能让世界进入中国,能不能让中国走向世界。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确实错失过几次机遇。
更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在“错失良机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那么希望进入中国、最早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并没有持反对的立场。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很长的时段当中,实际上是全球贸易的主导者。
我们过去历史学的研究和讲法,说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不重视商业文明的国家,这个结论,我们今天回头去看的话,这种对中国历史事实的描述是不准确的。
反过来讲,我们今天中国的文明是重农抑商的文明,依据是从汉武帝开始中国就一直在重视农业、抑制商业。
那我们来假设一下,政府一直在抑制商业,但我们中国的商业仍然在这样一种被抑制的状态当中走出一个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尽管市民社会当中“商”排在最末位。
但它仍然在四民社会当中挣扎出一席之地,这就表明,中国古典的商业力量可能比我们一直估计的要高得多,回望中国的商业史,在中外贸易交流中可以看出,从唐朝走出来的丝绸之路,在汉唐时期我们不仅是一个国际贸易的主导者,而且我们是绝对贸易的倡导者,我们是用武力的方式强行通关。
宋朝更是贸易的主导者。
表明在中国的漫长社会尽管是农业文明,但仍然是同全球有一种互动,有相对密切地和谐。
这种和谐,我们可以看到两宋之后再看蒙元帝国,如果把它看作中国人的政权,那可能出现民族主义的问题。
但是如果从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蒙元帝国、清帝国的趋势,都应该拿到中国未来的历史架构当中去审视。
蒙元帝国在跨欧亚大陆的大政治体中,那时中国中原地区的贸易与全球贸易的密切度更是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像。
这种状态到了十五世纪,欧州发生变化,西方发生变化,全球在这个变化中有大的发现,比如地理的发现、航海技术的发展都使这些问题更突出。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问题更突显。
再看明朝,明朝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中国沿海地区的萌芽其实就是来自于西方的影响,一个全球贸易对中国的影响。
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今天全球史学家研究比较充分的白银贸易、白银资本。
白银资产在明朝的中晚期已经可以改变中国的政治架构了。
现在看来,张居正的改革很充分,包括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风》,可以看到白银资本、全球贸易、资本主义萌芽的进展方式在明朝中晚期有大幅度改变。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向近代国家转型也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了,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认为的如此艰难,转型就是明朝的中晚期走向全球的同步状态,并没有想像的这么难。
包括后来发生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十七世纪中期中国国内政治的改变。
我们知道十七世纪中期满洲人周边崛起,之后中国内部的这种政治动荡是满人入主中原重建一个新的帝国,这个时候确实使中国的历史发生了一点逆转。
研究清代早期的学者看的很明白,中国汉人士大夫是所谓亡国之痛的状态下和满洲人之间有心理上的纠结。
但我个人研究,清朝的纠结最严重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多年,顺治末年康熙初年,汉人普遍的抵抗就基本结束了。
直郑成功最后一次反攻大陆失败,有组织的抵抗基本不再,汉人在事实上接受了满人的统治。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迹象,过去我们讲在这个过程当中,中西之间因为满洲人入主中原,从而使交流中断,中国走向一个闭关的状态。
但就我个人研究,这个观点不能成立,因为十八世纪是中国的发展时期,所谓百年盛世就是指十八世纪这一百年。
那么可以看出来,这有很强的国际因素,那中国十八世纪的富强不是一个史学家去想像的、架构的,因为它实实在在是全球的白银流到中国来。
这表明什么?
它表明中国和外国世界的贸易往来并没有因为满洲人入主中原而中断,表明中国的物品出口仍然是很顺畅的事实并没有改变,而比原来存在的混乱状态相比,可能还要规范还要好,中外之间的交流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障碍。
站在文明的层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十八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建筑群就是圆明园,它在国际的研究中被公认为有传教士提供的工艺。
那这种状态怎么后来中国又走向一个衰弱呢?
既然讲十八世纪的繁荣中国和世界有这么好的交流,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突然衰弱下去?
导致到二十一世纪我们还都没有消化完这种衰弱的遗产呢?
在我过去的研究中,注意到乾隆晚年和嘉庆年间的两次中西之间的大交流,它们分别发生在1793年和1816年。
应该说西方是想通过这种和平使团来访来解决贸易问题,中国富余是因为中国的进口少出口多。
乾隆晚年的四民社会基本上是工人和农民,士农工商,工人和农民这两个群体的消费能力不是很好。
这种情况导致乾隆晚年到嘉庆年间一直处在中国内部市场发育不良,其结果就是中国进入十九世纪后便处在贸易失衡的状态。
这个失衡,恰是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中国又不愿意和平地开发市场,这才导致罪恶的鸦片贸易。
鸦片实际上就是平衡中西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其功能就是这样简单。
马克思认为这就是种罪恶,这种罪恶是因为中国的不开化。
我们公平的从一个历史学的眼光来看,这种不开放才导致了十九世纪早期中国一下陷入困境。
1840年的鸦片战争,它的规模、区域和用兵量远远低于我们今天的想像。
其实研究这段历史的话,它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它的结果却让中国有了很大的改变:
从原来的一口通商改变为五口通商。
这点使中国迅速地接上了在明代、宋元以来中国和世界的交流,而且非常规范化。
五口通商后,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国的社会面貌也在改变。
我们去读中国近代史料中留下来的笔记,能感觉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气息就开始出现了。
在我们文人的记录当中,就呈现出了通商口岸的描述,一种西方近代管理方式的市政,一种使中国文人有一种向往一种期待的文明,这就是1840年以来的变化。
这种变化一方面唤醒了中国对西方的兴趣,另一方面统治者在这也揭示着中国和西方的沟通。
我们看到在1840至1858年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五口通商让东南沿海地区、长江以北的部分地区产生一种期待。
经过1858年西方国家来进行的修约谈判,到了1860年又诉诸于局部战争,等到北京签订条约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实质上已经走向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放开。
根据这个时期新签订的《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中国在原来五口通商基础上新增加了北方三口,长江流域基本上是全面放开。
1860年代中国的发展超出我们想像的速度。
我们当代人都认为我们用了十年的时间,在深圳一个村里面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但我们不要忘记1860年到1870年,也仅仅十年时间我们天津大港就建立起来了。
我们从近代留下来的图片可以看出,1860年前后的中国工业发展、城市发展都在加速的往前走。
这几个条约又规范了中国发展的方向。
1860年到1870年再到1880年,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强劲的时间段。
这就要回到我们的题目上去,究竟在这个时候中国应该怎么办?
中国通过这么漫长的调整,特别是1860年开始的中国新政加速发展,到了1880年中国究竟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经过这个时期的发展,洋务运动到了1884年实行了二十多年了。
日本从1868年开始到1884年也实行了十几年的新政,明治维新日本在干什么,我们中国在干什么。
我们一看就知道中国的问题发生在哪儿了,简单地讲我们中国在这个时候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有一个国家再造的整体规划。
当时的中国缺乏日本在维新转型时整体性的思考,也没有进行一场很好的启蒙运动。
中国没有这个机会,恰恰又在1860年到1880年代的发展使它自身产生了傲慢的帝国意识。
这可能是造成“错失的十年”和“关键的十年”的原因所在。
不发展可能是有问题,发展了以后也是问题,这才导致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问题。
第一个主题就是1884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1884年到这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都有很大的改观,光绪初年中国确实赢得了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中国正统史学家比较欣赏的时代——“同光中兴”,即同治皇帝的十几年,加上光绪帝的前十年。
在这短暂的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经济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
中国经过了这二十多年的恢复,重回了清帝国最好的时期。
达到顶峰是1894年,那时中国真的是达到了重建康乾盛世的感觉。
1884年,中国当时面对的大问题是究竟怎么处理和周边关系的问题。
我们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磕磕绊绊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对周边究竟担负了一种什么样的责任:
作为老大,你究竟怎么处理周边?
我们一百多年来经过这一次大变动之后,我们现代中国才完成这种建构,我们才真正的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
那在1884年发生的这件大事,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奇葩。
我们一直在讲自古以来越南是中国的,越南从中国增长的规律来讲早可能成为中国文明版图的一部分,过去我研究中国古典文明增长史的时候分析过这个问题,中国确实有一种柔性的增长力量,使它文化的边疆越发展越大。
因为中国的文明从最早开始就不是以去占领更多的领土为诉求,但结果却是中国的版图越扩越大,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中国如此迅猛扩大呢?
我的看法,就是那时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是中国文明的柔性力量。
什么是中国文明的主流价值,是同化,孔子讲的是“以夏化夷”,中心地带的主流文明通过柔性影响,慢慢地将周边的文明化进来了。
我们当然也不能否认有战争和残忍的屠杀,一定是有的。
但是更多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主流文明对周边文明的一种吸纳。
中心地带的主流文明向周边辐射,周边非主流文明的因子也不断地向中心主流文明补充许多新因素。
我们可以看到,越南再往北的文明在秦汉时期都被吸纳进来了,再往南走越南就可以进入中国文明的版图。
十九世纪,我们都可以看到所谓“下南洋”,就是汉人、大陆人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去,实际是中国文明在向外扩展。
这种状态因为西方势力东来而改变,这种改变就是西方势力进来之后,我们一直将其看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但实际上我们今天从一种超越的眼光来看,我们还应该看到什么?
看到它更多是一种资本的力量,是一种金融的力量.今天讲帝国主义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马克思,特别是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资本主义经过工业革命,迅速出现了人类不曾梦想的问题,不是物品短缺,而是产能过剩,进而资本过剩。
过去几十年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资本主义这个难题,经过几十年发展,我们今天感受最深的,是经济短缺难受,没有资本难受,但是物品过多,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也难受。
资本过剩,找不到出口,找不到市场,资本就成了一个问题。
从这里回望十九世纪早期的中国,中国应该怎么做,如果说当时的中国有一种很好的产业——自主产业的发生,当时如果把这个市场打开,中国的工业体系、市场体系能在十九世纪早期建构起来的话,那中国对周边、对越南、对这几天变化的缅甸,缅甸也是中国的属国,泰国也是中国的属国,还有“自古以来”的菲律宾也是中国的属国,这些属国都面临中国同样的发展问题,如果这些属国一直维持着与中国的宗藩关系,而且是良好的宗藩关系,那么在中国产能过剩的时候,当然可以向属国转移,这种转移应该是一种很友好的带动。
我们可以看出在十八世纪晚期、十九世纪早期,西方资本东来和现在全球资本重回亚太,和美国的所谓“亚太再平衡”等,究其本质而言,就是遵从了资本的固有规律,这也是马克思的发现,即资本只是逐利,资本的本能就是就是哪儿价格低,哪里能产生利润,资本就会过去。
这就是资本的本性。
我们这代人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一点——资本的力量。
在十九世纪早期中国在面临西方施加给自己压力的时候,清政府没有设身处地地去想像这些属国,没有意识去带动这些属国一起转身、没有从“我改革、我发展”转换到“和我的这些小兄弟一起发展”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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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清政府对周边“小兄弟”并没有做到。
对周边属国,为什么不能一方面治住它,同时一方面要求它像当时的中国一样进行转轨,这最少是对世界负责任也是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
十九世纪早期,中国和越南之间就是在这个问题之间纠结不止。
而在十八世纪晚期的时候,法国就已经到现在越南南部的几个省殖民。
那是一个大殖民时代,即便后来越南独立,我们仍可以在南部越南看到法兰西文明的深刻影响。
美国对越南南部的文明影响也较深。
越南北部则受中国文明较重。
现在中国文明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但仍然可以看出南北之间的差别。
越南在十九世纪初期法国的资本已经进入,那么越南和中国之间是一个宗藩关系,中国没有意识到去帮助越南和法国构建近代国家关系,就像中国与西方各国那样的关系。
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近代国家关系是1860年。
1860年,中国就先后和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建立了真正的近代外交。
1884年之前的二十多年,中国并没去引导越南和外国构建一个近代的国家关系。
在这种状态下法国要求和越南建立关系,中国恰恰在处理周边问题的时候,只要遇到要中国承担责任的,中国就说这事我不管这事你们直接谈。
十九世纪早期越南和法国之间处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情感纠结中,一方面法国对外国资本表示欢迎;但另一方面法国毕竟和中国有这种宗藩传统,那这种宗藩传统我们不否认有相当一部分是亲华的力量。
后边我们讲到朝鲜也是这个问题。
越南也是这样,这种状态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一直发展磨合着,南部的越南逐步的法国化了,法国的资本在那里发展的非常好。
从1884年开始,法国的力量就想往越南北部来,往北部来,就和云南、广西、广东三个省山水相连了。
我们二十多年前打的那场战争,从大历史视角观察,还有值得检讨的空间,从这件事回望一百多年前的中法战争,我们也可以获得许多启示。
我们再作一个假设,假设清政府没有经济的增长,处在一个鸦片战争前后的一种经济衰弱的状态下,中国面对法国在越南步步紧逼会作什么样的反应呢,就听之任之了,那你越南人要和法国人好的话就好吧,别伤害我就行。
但是到了1884年的中国,因为有了二十几年经济的增长,中国就不能容忍法国和越南签订约定,可以看到1883年、1884年法国和越南之间达成了几次同盟条约,这个同盟条约是法国的资本在越南享有特别的权益,就像中国的《马关条约》之后,享有通商的优先权。
法国人在南部越南的殖民统治是历史事实,法国仍想继续北侵,甚至越过中越边界进入中国,也有这个野心,因为不管怎么讲十九世纪还是殖民时代,不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只有美国没有这种殖民意识,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在十九世纪都是殖民国家,而日本到了十九世纪晚期才有殖民意识,实际上南部的越南就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这不能否认,那现在又往北部开拓,因为中国对越南就有一个很复杂的处理。
殖民政府在这个时候需要去检讨怎么去把握,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清政府在这个时期的主流意识。
1884年,在前期主政的恭亲王等,曾经谨慎地引导着帝国缓慢转型,稳健发展,但是当清朝经济增长了,社会发展了,帝国内部渐渐滋生了一股比较强硬的外交主张,以为清政府不必在对外交往中一味隐忍,而是应该用力量说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越南一度非常活跃的黑旗军并不是光明正大的清政府正规军了。
越南人抗美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军队在越南也曾提供过非常重要的帮助,比如叶剑英就是越南的军事顾问,但是这些援助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宣布,这里就衍生出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人自认为与周边这些番邦处于一种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中国有权对这些周边属国提供帮助。
然而从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说,这显然表明中国政府没有弄明白“后殖民时代”国家关系的真谛。
1884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越南问题已经凸显了,恭亲王领导的帝国政府主导势力主张用军事力量去解决,但是如果我们复盘观察,假如确定武力解决,那么,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我胜利了怎么办,我败了怎么办,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在这个时候恰恰没有对未来前景给出一个预测。
没有这个预测,走一步算一步,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决策去打一战,让黑旗军去搅局、去打,等到中法之间正式因为越南问题开战,又让云南巡抚、广西巡抚指挥去打,但是可以看到这种军队并不能迅速进入战争状态,缺少训练,缺乏配合,一触即溃,中国军队似乎只有经过战争一段时间的考验,才能找到感觉。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军在云南、广西短暂失利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行,十年后的甲午战争依然如此。
两次战争都因为时间太短,中国军队根本来不及反应,来不及从和平状态调整至战争状态,要是打八年的话肯定不一样,这么短的时间中国根本就反应不过来,所以没办法取胜。
速战肯定是没办法胜,那只有打持久战,因为我们的腹地深,诱敌深入就好办了,这时候可以看到中法战争在1884年的时候就没办法打了,整个春天就是这种很沉闷的状态下。
法国只有一万六千人,一万六千人就可以把中国的边防军,还有那些“非政府武装”打得一踏胡涂。
这种状态等到四月份,你们可以看到前方的消息就意识到一定会在中国的内部发生变化。
我们看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从来是关联的,内部的变化一定和外部有关,外部变化也和内部有关。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定要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不要孤立地去看外交、军事之间冲突,所有的冲突一定和内部有关。
一直到四月初,就有一个叫盛昱的御史去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就直接举报了执政大臣恭亲王,整个恭亲王的执政团队。
盛昱的这个奏折就认为这个团队在误导国家,在把大清国往死里推,这个奏折报给了当时主持朝政的大清国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那是大清国的大当家的。
慈禧太后处理这个事情就很简单,就是你这个执政的不行,我是董事长我可以换你。
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回到一个主题就是讨论1884年的政治变动,传统的研究无不认为这是慈禧太后第二次政变,就是把恭亲王换下来,换了淳亲王,我们过去一百多年的研究一直认为是慈禧太后借此来发动政变,排除了一直与自己闹别扭的恭亲王。
我认为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从清帝国内部构造说,恭亲王老六和淳亲王老七之间,这种换人一定有这种家庭内部的理由。
恭亲王执政二十年了,执政二十年免去他职务的意思讲得很明白,就是长期执政已经很疲沓了,没有创新精神,也不负责任,而且开始出现问题。
那这种状态就换掉恭亲王,换上淳亲王。
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通过换执政团队,调整了清廷的政策。
这里我们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调整的是什么政策,调整就是越南问题完全缓解下来。
这段史料记载,是在换人之前清政府要求出兵的理由,在1883年5月清廷就让李鸿章准备出兵,清廷的理由是越南自古以来就是我们大清的属国,我们不得不出兵,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本土的安全,如果中国不出兵,那法国从边境长驱直入,中国就很危险了。
在恭亲王执政时,清廷出兵的理由就在这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之后李鸿章的理由是什么。
李鸿章不能出兵的理由讲的很明白,中国这个时候没有任何必要去出兵,越南和法国签订的条约是越南自已要去做的事情,中国是没有必要去干预,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越南根本就没有请示过。
越南认为这跟你们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主张,就是我可以和你中国是宗藩关系,我也可以和法国是宗藩关系,法国和越南谈判一直就是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中国和越南之间也是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鸿章的理由就有点现代国家关系的味道了,并不再是蛮横的中央王朝、天朝上国,而是设身处地考虑到了藩国的利益。
下面要讲的主题是宗藩解体。
我们讲到琉球,也是一个和中国有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那么你不能保护他,他要投靠一个新的宗主,没有问题的,你作为一个老宗主,你只能说面子挂不住,我们没这个能力,也只是尴尬而已。
当时清朝面临几个宗藩国家离开,尴尬就尴尬,反正也不会整天去提这个事,有新故事旧故事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清廷在这个时候的选择也就是这个样子。
越南的问题就在李鸿章的这种状态下,很轻松地在1884年平息掉了。
现在看,中法战争焦点很简单,就是越南面对西方势力东来,自身如何处理,如何与新老靠山相处的问题。
越南内部有一种势力要和法国打交道,要寻求法国的保护,他要脱离中国的阵营,这是越南自己的选择,中国没有办法去替代他,因此在后期整个朝政改组以后,李鸿章在主导清廷外交的时候把事件很快解决了。
而且李鸿章之后也是很自豪地说我一分钱也没有花就把这个事情搞定了。
那在处理甲午战争的时候,他说仍然可以不花一分钱把日本摆平。
实事求是说,李鸿章在这一点上确实很高,中国和法国之间发生冲突,但是他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谈判他能让法国放弃战争赔款。
近代战争很少在结束之后不清算,不赔款的。
只要是打败了,你就要负责战争的这种损失,我们看近代中国的几次战争都是这样的,到了抗日战争我们说不要,那不要是你的权利,但是任何战争到最后都有个善后,任何战争打完后都会有清算委员会,伊拉克战争我们知道最后也有人买单。
可以看到近代战争李鸿章认为他的善后不是很值得借鉴的,但是实际上还是给后来的甲午战争这种类似的处理埋下了隐患。
就是过份相信外交的功能,这对李鸿章来讲也是要记住的教训。
中法战争发生在1884年,是过去我们的研究高估了政变的因素,一味看到权力的冲突。
我们应该回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史的脉络当中,一个外交和内政之间的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讨论。
在这个战争背后对中国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
1884年就在动荡当中过去了,转到了1885年中国的发展走向了另外一条路,这条路我们简单的讲就是强军战略,就是一定要发展自己,中国在中法战争中让步的第一步还是因为中国的军队在前线不行,因此等到1895年清政府选择的强军路径;另外一个原因,我想到的就是“固本强基”。
中国的“本”本来是一个相对而言的,固本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以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我们要制度自信,以中国伦常为原本,都没有概括出一个固本,清政府延误三十年的最大教训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制度和道路,他根本没有想到我们应该随着马克思讲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调整上层建筑,当然马克思思想那时还没有传过来,甲午战争让清廷三十年积累付诸东流,就因为没弄明白:
在一种旧的制度下反而有一种后发优势。
今天中国三十年的增长非常快,三十年前经过济南,那时候就觉得济南很小,现在三十年的发展确实非常快。
我们不知道后发的优势,认为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因为要充分地模仿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我们就是模仿西方的高楼,全国的居民楼差不多都一个模式,设计图纸都省了,这个都是后发优势导致的,不是原创的。
清政府在1884年的调整中他只意识到了前面的教训,但在方法上明显的感觉到在1884年之后仍然没有能接受前面的教训,没能在这个时候在制度上有根本改造。
我讲的是统治者层面,并不是中国人就没有人意识到。
在1875年到1880年,留给我们的记录是告诉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傻。
马建忠在1870年代发给李鸿章上中堂大人书的时候,就意识到西方的富强不是简单的“坚船利炮”问题,而有制度因素、政治因素。
制度因素、政治因素才是西方强大而不败的根本。
我们再读郑观应在1880年代的作品,那一代人真的思考了值得我们今天还要去关注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究竟应该怎么去调整。
郑观应是一篇一篇地写,《道器论》讨论中国改革的本与末;《学校论》讨论中国的科举以及怎样开展新教育;《西学论》专论中国如何接纳西方新知识,《议院论》讨论中国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必要性、限制条件,《公法》、《通使》、《传教》、《交涉》、《条约》、《商战》、《商务》,关涉中国怎样与外部世界打交道。
郑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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