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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及其意义兼评西方科学的起源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及其意义——兼评《西方科学的起源》
江晓原
一、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论战
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20世纪初年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当然是没有科学的。
例如,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直到1944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
》一文,意见都是相同的。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问题。
在20世纪初那些最先提出中国为什么无科学这一问题的人士心目中,“科学”的定义是相当明确而一致的:
“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
上述诸人不约而同都使用这一定义。
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西方来的。
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甚至就根本没有“科学”这样一个词。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却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了——因为许多学者极力主张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
于是“有”、“无”两派,各逞利辩,倒是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
90年代初《天学真原》出版后,逐渐被“无”派当作一把有用的兵刃,不时拿它向“有”派挥舞——因为此书用大量史料和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这被认为在客观上从一个学科为“无”派提供了证据,并且还提供了新的论证思路。
另一方面,“有”派的论证“也有许多高招”:
比如,先改变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
谁都知道,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只是这样做在实际上已经转换了论题,争论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又如,因为“无”派通常认为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于是“有”派就试图论证西方古代也不存在科学,比如论证古希腊也不存在科学的源头,因此要么古代中国西方半斤八两,大家都没有科学;要么就允许使用极为宽泛的定义——这样就大家都有科学。
鄙见以为,面对这些争论,读读《西方科学的起源》是大有教益的。
二、科学的定义和起源
要讨论所谓的“西方科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科学——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当然应该听听西方学者的意见,所以这本《西方科学的起源》中译本的出版真可谓适逢其时。
本书作者戴维·林德伯格(DavidC.Lindberg),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教授,是中世纪科学史方面的权威,曾出版过《中世纪的科学》等著作。
1999年获得国际科学史界的最高奖项——萨顿奖章。
《西方科学的起源》曾获约翰·坦普莱顿基金会神学和自然科学杰出著作奖,而它的中译本则获得了2001年度“Newton-科学世界杯科普图书奖”一等奖(即入选“十大科普好书”)——尽管对于此书能否列入“科普”范围不无争议。
《西方科学的起源》有一个冗长的副标题:
“公元前600年至公元1450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
作者的概念是明确的,我们从中能够获得的教益也是很明确的,先看其中的两点:
(1)所谓“科学”,就是指公元1450年之后的科学,实际上就是现代科学;也就是说,《西方科学的起源》所采用的“科学”定义,和当年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等中国人所用的是一样的。
其实这是最自然不过的。
采用任何其他定义,虽然从逻辑上说皆无不可,但实际上都无法导出有益的讨论。
虽然林德伯格在讨论早期情况时,也主张“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应是宽泛的、具有包容性的,而不是狭义的、具有排斥性的”,还指出“追溯的历史年代越久远,所需的科学概念就越宽泛”,(注:
戴维·林德伯格:
《西方科学的起源》,王jùn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3页。
)但是无论怎样宽泛,他毕竟还是要“对科学的技艺方面和理论方面加以区分”,(注:
《西方科学的起源》,第3页。
)而且从书中所言内容可知,他至多也只是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数理方法以及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包容在内而已。
与此相比,国内“有”派人士所乐意采用的科学定义,那就经常是宽泛得无边无际了。
例如,将“科学精神”定义成简单的“实事求是”,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这样的“科学精神”肯定已经在世界各民族、各文明中存在了几千几万年了——甚至在大猩猩那里也可以存在,这样的“科学精神”又有多少价值呢?
如果论证出中国古代已经有了这样的“科学精神”,又能给我们增加多少荣光呢?
所以采用这类宽泛无边的定义,只能使得“科学”概念庸俗化,却很难引导出有意义的结果。
(2)此书作者认为,这种“科学”的起源,则需要考察公元前600年~公元1450年间的欧洲科学传统。
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仔细体味此书最后一章“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遗产”,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
林德伯格在这一章中简要回顾了西方科学史界关于科学发展连续性的论战,即所谓“连续性问题”,就是争论中世纪与早期近代科学之间究竟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或者也可以说就是争论中世纪对于近代科学有没有贡献。
林德伯格本人自然是主张“连续”的,这从本书的副标题就可以看出来。
当然书中具体的例证也比比皆是,例如他在分析了托勒密的天文学贡献之后,结论是“托勒密影响了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注:
《西方科学的起源》,第109页。
)等等。
但必须注意的是,无论是主张“连续”的还是主张“断裂”的,有一个前提则是共同的,那就是——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
这个前提在争论双方心目中都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显然,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连续性问题”才能有意义。
三、如何看待古希腊科学对后世的影响
当然,林德伯格的观点也不是什么神圣经典,否认古希腊科学之源头地位的人士自然可以不服。
有两个看上去颇为雄辩的说法,支持着这些人士。
第一个说法,是强调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都是在与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斗争中发展他们的学说的,以此来证明希腊文化对近代科学简直是非但没有积极意义,反而起了阻碍作用。
(注:
宋正海等编:
《边缘地带》,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
然而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和托勒密的天文学无论在具体年代上,还是在基本结构上,都根本是两回事。
在这个问题上,李约瑟有一些错误的说法,长期以来曾在中国产生颇大的影响,例如李氏有两段经常被中国科学史界、哲学史界乃至历史学界援引的论述:
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僵硬的同心水晶球概念,曾束缚欧洲天文学思想一千多年。
(注: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115页。
)
耶稣会传教士带去(中国)的世界图式是托勒密-亚里士多德的封闭的地心说;这种学说认为,宇宙是由许多以地球为中心的同心固体水晶球构成的。
(注: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643、646页。
)
这些论述有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水晶球模型实与托勒密无关。
托勒密从未主张过水晶球模型。
(注:
关于此事可参见江晓原:
“天文学史上的水晶球体系”,《天文学报》1987年,第28卷第4期。
)实际情况是,直至中世纪末期,圣托马斯·阿奎那(T.Aquinas)将亚里士多德学说与基督教神学全盘结合起来时,始援引托勒密著作以证地心、地静之说。
若因此就将水晶球模式归于托勒密名下,明显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说“束缚欧洲天文学思想”,最多也就几百年,哪有一千多年?
再进一步来看,欧洲天文学至迟自希巴恰斯以下,每一个宇宙体系都力求能够解释以往所有的实测天象,又能通过数学演绎预言未来天象,并且能够经得起实测检验。
事实上,托勒密、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乃至牛顿的体系,全都是根据上述原则构造出来的,而且,这一原则依旧指导着今天的天文学。
今天的天文学,其基本方法仍是通过实测建立模型——在古希腊是几何的,牛顿以后则是物理的;也不限于宇宙模型,比如还有恒星演化模型等。
然后用这模型演绎出未来天象,再以实测检验之。
合则暂时认为模型成功,不合则修改模型,如此重复不已,直至成功。
当代著名天文学家当容(A.Danjon)对此说得非常透彻:
自古希腊的希巴恰斯以来两千多年,天文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改变。
(注:
当容(A.Danjon):
《球面天文学和天体力学引论》,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页。
)
因此哥白尼、伽利略即使是和亚里士多德学说“斗争”(这种所谓的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后人虚构出来的——实际上只是学术之争),也绝不会去和托勒密斗争。
事实上,他们都是在托勒密《至大论》的乳汁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不妨重温先哲之言:
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兴起和罗马的衰落,古代便完结了。
中世纪的终结是和君士坦丁堡的衰落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
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
(注: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70页。
)
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史研究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
(注:
《自然辩证法》,第30~31页。
)
考察西方天文学发展的历史,对于理解这一问题是特别有益的。
第二个说法,是追问既然古希腊有科学的源头,那如何解释直到伽利略时代之前,科学发现基本上是缓慢进行的,至少没有以急剧增长或指数增长的形式发生?
有些学者认为近现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并无多少共同之处,理由之一就是古希腊之后为何没有接着出现近现代科学,反而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
这一质问看上去好像非常雄辩,似乎一棍就可将对方打闷,其实只是没有作用的虚招,中国有一句成语“枯木逢春”——在漫长的寒冬看上去已经死掉的一株枯木,逢春而新绿渐生,盛夏而树荫如盖,你怎么能因为寒冬时它未出现新绿,就否认它还是原来那棵树?
事物的发展演变需要外界的条件。
中世纪欧洲遭逢巨变,古希腊科学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条件,直等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是它枯木逢春之时。
就好比长江的源头在西部,但东流入海还要经过漫长的路程,你怎么能要求它必须一下山就入海?
四、争论的现实意义
面对近年有那么多人士加入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争论,(注:
2000年8月,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举行过一次规模相当大、级别相当高的“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座谈会”。
这次会议足以作为有许多学者关心这一争论的例证。
但是这次会议迄今所产生的最有意义的文献,却是会上一位在读博士研究生田松提供的。
他在一篇题为“科学话语权的争夺及策略”(发表于《读书》2001年第9期)的长文中,分析了会上有重要意义的各种观点和论证,当然也表明了他本人的观点——他是一位“无”派人士。
)有人曾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疑问——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去争论这个问题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是一个有着明显现实意义的问题。
站在一些“有”派人士的立场上来看,一方面,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可以“提高民族自信心”——他们中有不少人总是有意无意地要将学术研究和“爱国主义”之类的非学术因素联系起来,试图使自己在论战中处于有利地位。
另一方面,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还可以拓展他们的研究领域,或者使他们的某些活动更具学术色彩。
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炼丹、风水之类的方术怀有长盛不衰的热情,他们热切地希望为这些“东方的智慧”正名,要让这些东西进入科学殿堂。
他们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类的“风水轮流转”——相信欧美在科学技术方面引领风骚的年代就要过去了,“轮也该轮到中国了”。
而“轮到”中国后中国靠什么去引领风骚呢?
他们认为就是要靠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炼丹、风水之类的方术。
所以他们指望的是,论证了中国古代有科学,就会比较容易为这些方术“正名”。
而“无”派人士的忧虑则更为深远。
他们之所以坚持使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定义,一再拒绝各种各样的宽泛定义,从而不让“有”的结论在理论上成立,至少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1)担心接受宽泛的“科学”定义会给当代的伪科学活动开启方便之门。
如果古代种种性质暖昧的学说和活动都可以纳入“科学”的范畴,那么今天许多类似的学说和活动——往往和伪科学很难划清界限甚至结着不解之缘——也就可以据此为自己争取某种合法地位了,而这恰恰是坚持科学立场的学者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2)担心助长公众在科学问题上的虚骄心理——中国在科学方面还非常落后,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实在是太缺乏科学了。
如果宣称我们古代早就有了科学,这就好比一个学习成绩很差的孩子,父母正在为他的学习问题忧心如焚,这时却来了一个阿姨——也许她是好心的——说道:
啊呀!
咱们小宝这样的学习成绩已经是很好很好了呀,他在小学里早就是三好学生了呀……那父母会怎么想?
“无”派的学者,很担心“有”的论证会在客观上成为这样好心办坏事的阿姨。
五、为什么要研究科学史
据说,有前辈曾质问一个正在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而又主张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年轻人说:
你既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还来这里读科学史学位干什么?
沿着这一思路往下思考,则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又可以直接引导到“为什么要进行科学史研究”这个问题。
许多人士——包括一些科学史研究者在内——认为,科学史研究的任务,主要就是两条:
一是通过“发现历史规律”去促进未来科学的发展;二是在历史上“寻找”科学。
不幸的是,这两条至少都是虚幻和自作多情的。
仿佛就是针对第一条,在《西方科学的起源》的中文版序中,林德伯格写道:
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解决现代科学史的难题,我们就不会从了解早期科学史中获得任何裨益。
(注:
《西方科学的起源》,第13~14页。
)
确实,科学发展有没有“规律”,如果有的话能不能被“发现”,迄今都没有任何明确证据。
因此研究科学史不会解决现代科学史的难题。
负责任的科学史研究者也不会向社会作出虚幻的承诺,说自己可以预见甚至“指导”未来科学的发展。
至于科学史研究究竟可以提供什么,林德伯格指出:
倘若我们希望理解科学事业的本质、……、人类对科学所涉内容的认知程度,那么历史研究,包括对早期科学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
科学史还……揭示了科学思想与其他知识或信仰体系——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等等——的关系。
历史研究还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科学事业有很深刻的文化背景。
(注:
《西方科学的起源》,第3页。
)
作者在《西方科学的起源》一书中,正是这样做的。
针对第二条,林德伯格也有论述:
如果科学史家只把过去那些与现代科学相仿的实践活动和信念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结果将是对历史的歪曲。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抵抗诱惑,不在历史上为现代科学搜寻榜样或先兆。
(注:
《西方科学的起源》,第13页。
)
这段论述,对于我们来说堪称切中时弊。
因为曾经有、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士在公开表达或下意识中认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目的就是为自己的祖先编写一本功劳簿或者光荣册,而除此以外都是不足道的。
这样的见解并非中国学者所独有。
如果说在科学史研究的发轫时期这样的见解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就难免要阻碍中国科学史研究走向世界了。
近代科学起源的环境与时机——接着巴特菲尔德论“近代科学的起源”
蒋功成
摘 要:
巴特菲尔德的《近代科学的起源》一书描述了近代科学起源与发展中一系列重要的革命事件及其重要意义,但它并未对近代科学起源事件本身做出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笔者引入现代进化生物学的边缘物种形成理论对此进行研究,以为近代欧洲相对边缘的地理位置、文化交流与中断的特殊时机是这一起源事件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近代科学起源边缘物种形成理论边缘效应
中图分类号:
N09文献标识码:
A
关于某种事物的起源问题一直在学术研究中有持续的探讨兴趣和价值,而且无一例外的是,这种起源问题都不会有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答案。
也就是说,起源问题往往是个谜,可 以允许大家永远对它说三道四。
巴特菲尔德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写于1948年,现在却成了科学史研究生的必读书,这本身就说明了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不过在这个经典而迷人的文本里我们却找不到他对科学起源事件的详细而明晰的分析。
作为一个起源事件的分析,我们起码要说清楚它是什么时候起源的?
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起源的?
这样的起源作为历史事件有什么特殊的条件和机制促成了它的发生等等。
巴特菲尔德所描述的是科学在14世纪到19世纪的成长和发展过程,由于其时间跨度的特别漫长和文章篇幅本身的短小(事实上它是一个演讲集的汇编),所以尽管作者生动而凝练的文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要想在其中找到对这个起源事件的具体论证就不太容易了(这本来也不是一个演讲稿所能容易做到的功能)。
这并不是对这本书的贬语,而只是对它写作特点的印象性的评述,不过阅读它确实使笔者对近代科学起源事件本身产生了兴趣,并希望在此对近代科学起源问题所涉及的各种因素作一初步的讨论。
1.近代科学及相关概念的分析
在起源问题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明确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如研究生命的起源首先要清楚什么样的有机体可以算作生命,然后才能在地球或宇宙的演化史中去寻找这种对象的首次出现。
对“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研究得又多又充分,但可惜的是意见又多又不一致,直到现在对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在国内还有“有派”和“无派”在争论。
好在对于“什么是近代科学”大家的不同意见看起来少些,北京大学的吴国盛教授提出“科学”概念常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而其中之一即是“把科学定义成‘近代科学’,即在近代欧洲诞生的那样一种看待自然、处理自然的知识形式和社会建制。
这是人们最常用的一种科学定义。
”[2]且不管这种对科学的定义是否得到大家同意,但起码说明了“在近代欧洲诞生的那样一种看待自然、处理自然的知识形式和社会建制”的“近代科学”是大家所了解和熟悉的了。
那么我们研究“近代科学的起源”也可以以此为出发点来看看它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历史本身是一个延续的难以分割的整体,起源事件虽然从概念上来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但每一事物在其诞生之前却有它原初的或我们可以称之为“前某某”的东西存在。
近代科学也不是空穴来风,它之前的形态就是所谓的“古代科学”,如果持吴国盛教授所说的上述对于科学的定义而认为古代无科学的话,那么我们就称之为“原科学”或“前科学”,更准确一点也可以叫“前近代科学”。
我们注意到,虽然以“近代科学的起源”作为书名,巴特菲尔德在他的书中却更多地用“科学革命”这一概念来表述他要研究的对象。
确然,能够标志近代科学之出现的一系列成就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革命的性质。
哥白尼《天球运行论》及其传播是一种宇宙观的变革;伽利略的一系列工作及其思想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运动观及物理学的突破;维萨里和哈维等人通过克服盖伦的影响而取得重要的生理学进展;近代化学的出现虽然相对地延缓,它也是通过抛弃一系列错误的中间理论而前进的。
当然,在具体的学科革命之上,是机械论的自然观代替了先定和谐和神秘主义;是培根所提倡的观察的实验方法代替了经验论和形而上学;是还原论代替了整体论和有机自然主义;是进步的观念和进化论取代了循环和不变的历史观等等。
上述的这些变化或革命是在什么样的地点与什么样的时机下发生的呢?
这是研究起源问题的关键。
2.近代科学起源的地点及时机
近代科学起源的地点是在欧洲,更准确一点是在西欧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发生的,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从地图上很容易看得出来,西欧处于亚欧大陆的边缘,是一小块非常不起眼的地区。
中世纪之末的这个地区,其文化与经济水平如何呢?
美国史学家墨菲这样描述:
“地中海之北的欧洲在农业上是贫瘠的:
寒冷、潮湿和森林密布,因为那里盗匪长期为患,特别是在缺少强大主导国家的情况下。
到处是各自为政的封建小国;它们往往无力维持秩序,或者只能控制它们设防城堡周围很小地区,它们远远小于与它们同时代的强大亚洲帝国。
[3]”事实上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部欧洲很长时间内失去了与外界(如印度和波斯)的直接接触,它的经济和技术水平普遍低下,就是贸易也因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阻碍只能进行转手交易。
天主教虽然在欧洲具有统治地位,可是它所影响的区域与伊斯兰教、佛教和儒教相比也非常有限。
由于科学在当代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知识体系,产生近代科学的欧洲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被不恰当地认为总是处于一种先进的地位,欧洲在近代科学起源早期所体现出的文化落后、经济贫困、政治混乱,及地域的边缘化和相对隔绝被人们大大忽略。
笔者下面的论述将说明,这却是近代科学起源并兴盛于斯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罗素所言,“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科学只占一个极微末的地位”,[4]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倒确实成了近代科学起源的背景。
科学史家霍伊卡认为,希腊-罗马文化与《圣经》宗教的相遇,经过若干世纪的对抗之后,孕育了新的科学,他说:
“倘若我们将科学喻为人体的话,其肉体组成部分是希腊的遗产,而促进其成长的维他命和荷尔蒙则是《圣经》的因素”[5]。
从11世纪开始,欧洲的封闭被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十字军东征不时打断,东征并未取得他们所希望的政治上的成果,但却使他们从东方带回了阿拉伯人的科学、中国人的四大发明和古希腊人的自然哲学文献[6]。
正是这些外来的因子进入到欧洲人的文化中,从而孕育了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人性解放与文化繁荣又继而为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础。
这些因素构成了当时欧洲一种独特的文化环境,并成为近代科学起源的重要时机。
虽然认识到文艺复兴之前西方对于东方的落后,但明显持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巴特菲尔德所理解的东西方也许只是地中海的两边沿岸。
所以他说:
“直到16世纪或17世纪,存在于我们整个地球上的文明数千年之久一直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
就是在基督教时代,地球上的文明也大都是由古希腊---罗马和古代希伯来人的文化构成[1]”。
在16或17世纪以前,东方(包括地中海沿岸附近及其它曾经以武力或文化影响西方的国家和地区)一直代表了更为先进和发达的文化,而那时所谓的西方可以说是处在真正的落后或野蛮时代。
但到了文艺复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和逆转,再到16-17世纪,西方迅速崛起,同时伴随着东方的衰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巴特菲尔德提出了类似于李约瑟难题那样的疑问:
为什么原是半野蛮的西方逐渐取得了这个世界的领导地位呢?
为什么称之为现代文明的东西总是从那里产生出来呢?
3.边缘效应与近代科学起源的机制
对于近代科学为什么能够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发生,巴特菲尔德所揭示的原因陈述于其书第十章如行云流水一样纵横的笔墨中,笔者在此简略总结如下:
1)来源于人们在前面一段时期内对古希腊文化的总结、继承和批评;
2)作者含糊的称之为“取决于只有在西欧才有的那些复杂的条件,也许也部分取决于这半部分大陆的某种生活和历史的动力学特征”;
3)宗教改革,特别是新教的兴起;
4)中产阶级的兴起及世俗化运动;
5)地理上的大发现;
6)技术需求及工业发展需要的影响;
7)社会规划等等。
以上的诸种因素在作者的陈述中有的是因,有的是果,有的则很难分得清楚,在一个变化多端的欧洲社会中,这一阶段的变化真是太复杂了,宗教斗争、教权与政权之争、民族冲突、王位争夺、不同阶层的权力之争、社会运动等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乱世。
我们现在不妨抛开这些具体的因素不论,单是从欧洲所处的地理和文化环境来入手来分析一下近代科学能够在欧洲发生的原因和机制。
在分析这一科学史上重要事件的机制之前,笔者先来介绍一下现代进化生物学研究中美国学者恩斯特·迈尔所提出来的一个说明新物种形成的“边缘物种形成理论”[7]。
迈尔在他的研究中发现,新物种的形成往往需要一个边缘化的环境条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一个相对较小的种群与其它种群形成隔离,因而它所具有的一些突变性状不会因为杂交而淹没于大群体中,而是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或性选择等机制而在种群个体中变得更为普遍。
他提出:
“在没有任何可以察觉的基因流动以及物理环境和生物环境多少有很大差别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些创始者种群将是基因库的遗传改造最理想的基地”。
当一些特有的性状在这个隔离的种群中发展得越来越多时,这个种群与其它种群因为具有较大的差异而形成亚种,并继而通过生殖的隔离变成一个新的物种。
这个新种如果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它可能迁移和发展到更广的区域中,取代或排挤原来占主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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