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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假如你殉国了,谁还会记得你?
历史,究竟是由什么书写的呢?
很多时候,帝王将相固然重要;可此中真正的根基,仍是平凡人的组成。
而今天,最爱君想讲两个跟抗战有关的爱情故事,穿透岁月的迷云,这些平凡人的血泪,也是我们民族不朽记忆的一部分:
1、 1935年,福建福州。
在一场由媒人安排的相亲会上,14岁的福州女孩张淑英,第一次见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来自重庆荣昌、时年30岁的钟崇鑫
张淑英,是小生意人的女儿;钟崇鑫,则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高材生。
张淑英永远记得,见到钟崇鑫的样子:
“他1米75左右的个子,长得高大,却很温柔,一说一个笑。
”她对这个年轻的国军军官印象很好:
“后来回家,妈妈问我喜欢他不?
我羞红了脸点点头,我们就算订婚了。
”
在那个乱世,婚姻和爱情,来得如此迅速、简单而又淳朴:
相亲后不久,张淑英就和钟崇鑫办酒结了婚,“姐妹们都笑话我好福气,找了一个如意郎君。
”
此后,张淑英跟随着钟崇鑫,一起随部队调往南京。
从1935年到1937年,他们一起度过了两年简单而又幸福的生活:
“他按照福州的习俗,叫我‘阿妹’,还把每个月的军饷都交给我,鼓励我多学文化,他总是说:
‘阿妹不化妆都很美’。
”
但这种短暂的幸福,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最终彻底消失了。
1937年7月,钟崇鑫随部队前往上海抗击日寇;临行前,他们在汽车站见了此生的最后一面:
“分别时,他突然从背后跑上来抱住了我。
他流泪了,说,阿妹,我会回来的。
”
此后,日军兵临南京,无奈下,张淑英跟着婆婆一起,从南京一路辗转上千里,回到了丈夫的老家:
重庆荣昌。
她始终坚信,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找她的。
此后的7年、2000多个日日夜夜里,钟崇鑫音讯全无。
一直到1944年,张淑英才终于在重庆街头,无意中碰到了丈夫的老战友——但她听到的是晴天霹雳:
她那作为国军71军87师259旅中校参谋主任的丈夫、钟崇鑫,原来早已在1937年12月保卫南京的雨花台之战中,战死殉国了。
她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希望突然破灭,那一刻,张淑英嚎啕大哭、泪如雨下。
此后,她和婆婆相依为命,一直到婆婆病逝后,1949年,张淑英才再婚,嫁给了第二任丈夫李自清,婚后,她生了两儿一女。
“自清对我很好,但崇鑫是我的初恋,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他,他就刻在我的脑子里。
”此后,生活的重担和复杂的政治运动,让她难以再去追忆那个她日思夜想的人儿,一直到1988年第二任丈夫李自清去世后,张淑英才第一次,跟子女提起了,自己在民国时候的这段爱恋往事。
尽管已尘封多年,但张淑英却一直希望,能找到钟崇鑫的尸骨,为他敬上一炷香。
她不知道的是,在那场南京保卫战和后来的南京大屠杀中,要在30万惨死的军民中,找到钟崇鑫的遗骸,已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实现母亲的心愿,大儿子在1988年当年就前往南京打探消息,但没有任何结果;此后多年,这似乎已成了无法实现的心愿,一直到2013年,已经92岁的张淑英的身体越来越差,她紧紧拉着小儿子李长贵的手说:
“儿子,我不甘心!
”
最终在2014年,张淑英的小儿子李长贵,通过重庆一个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组织,终于联系到了台湾方面,他们得知,钟崇鑫尽管遗骨没有下落,但在台湾的忠烈祠中,有供奉着钟崇鑫的灵位。
了解到老人的心愿后,志愿者们为张淑英买了前往台湾的机票,最终由志愿者和张淑英的儿子李长贵一起,陪着当时已经93岁的张淑英,飞到了位处台北的国民革命忠烈祠。
往事如白云苍狗,在整整分离77年后,2014年11月,张淑英终于来到台北忠烈祠,看到了自己的丈夫钟崇鑫,在灵牌上那小小的三个字。
她为他献上了一束花,上面写着:
“钟崇鑫烈士,妻张淑英”。
这是一场迟来的祭奠。
93岁的张淑英,像少女一样,用手轻轻抚摸着,刻着钟崇鑫名字的灵位,忍不住潸然泪下:
“崇鑫啊,我来看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从此我们再也不分离了。
”
此后在台湾的六天日子里,她每天都要来忠烈祠,站在丈夫的灵位前,安安静静的,陪伴那位,她朝思暮想了整整77年的爱人。
临近返回重庆前的最后一日,张淑英最后一次去“看”钟崇鑫,她喃喃地说:
“我93岁了,可能是最后一次和你说话了;假如有来生,就让我们来世再见!
”
“是的,假如有来生,就让我们再结为夫妻,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
2、爱,是穿透时空和骨髓的眷恋。
1938年,20岁的辽宁青年张大飞(1918-1945),考入了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张大飞的父亲张凤岐,本是伪满洲国沈阳县警察局局长,由于一直在私底下帮助、保护抗日地下工作者,张凤岐最终被日本人全身浇满油漆活活烧死、在广场公开处决。
背负着国恨家仇,张大飞后来流亡进入关内,他一直梦想着参加抗日、保家卫国。
在成为一名中央航校的学生后,1941年,他又被派往美国受训,成为第一批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1942年,24岁的张大飞学成归国参加抗战,并加入了大名鼎鼎的“飞虎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
这期间,有一个小他六岁的女孩,一直给他写信。
这个女孩,就是张大飞的朋友齐振一的妹妹、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的齐邦媛
在那个年代,能有一位作为飞行员、杀敌报国的笔友,是少女们难以想象的令人振奋的事情。
起初,在齐邦媛心中,张大飞是一个大哥哥:
“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
”
可是,在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心中,齐邦媛开始慢慢的,对这位乱世中的飞行员英雄,产生了许多眷恋、爱恋和思念。
张大飞起初,也只是把齐邦媛当做妹妹看待,可他逐渐发现,在字里行间,他竟也逐渐喜欢上了这位乖巧温柔的女孩子,尽管他们一生中见面的次数,几乎屈指可数。
但张大飞难以抑制这种情感,1943年,25岁的他,趁着部队换防的空隙,偷偷跑到重庆南开中学,去看望正在读高三、已经19岁的齐邦媛。
后来,齐邦媛回忆起这场,他们今生最后的会面: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
有一天近黄昏时,一个初中女孩跑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
我出去,看到他由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
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
‘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
’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
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搂着我靠近他的胸膛。
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
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
‘我必须走了。
’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
齐邦媛哪里会想到,这位她也爱恋着的飞行英雄,第一次对她的表白,竟是他们此生的永别。
1943年下半年,齐邦媛考上了内迁到四川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但她对张大飞的思念越来越深,她写信给张大飞,提出想转校到位处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原因是张大飞也驻扎在昆明附近。
张大飞是惶恐的,他从心里,也爱着齐邦媛,但他知道,自己在战场上随时可能牺牲殉国,于是,他开始在信里表现出,想疏远齐邦媛,对此,齐邦媛以为,
“初读时,我看不懂,以为他‘变’了。
多年后才全然了解,善良如他,蓦然觉醒,要退回去扮演当年保护者、兄长角色,虽迟了一些,却阻挡了我陷入困境,实际上仍是保护了我。
”
1945年,或许是感觉到自己随时有可能牺牲,张大飞将自己多年与齐邦媛的书信,整理成了一个大包裹,寄给了齐邦媛的哥哥齐振一,并请他转交给齐邦媛。
在给齐振一的信中,张大飞写道:
“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
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
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
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
感谢妈妈(齐振一、齐邦媛的母亲)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
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
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
我似乎看得见她,由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
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
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
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去年(1944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
爸爸妈妈(齐邦媛父母)怎会答应?
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她?
我写信力劝她留在四川,好好读书·····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
寄出这封信后不久,1945年5月18日,27岁的张大飞驾驶战机,从陕西安康飞往河南信阳,与日军进行决战;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的飞机,他的战机不幸被日军击中,张大飞,最终以身殉国。
许多年后,齐邦媛回忆起,她在张大飞牺牲一个多月后,看到张大飞的遗书的场景:
“我于(1945年)七月六日,与许多同学搭船回炎热如火炉的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时,即使妈妈也难以分辨,我脸上流的是泪,还是汗。
”
1946年,齐邦媛在重庆偶然路过,一家张大飞经常去的基督教堂(张是基督徒),她突然看到门口挂着一条横幅:
“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
“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剑刺入我的眼,进入我的心,在雨中,我痴立街头,不知应不应该进去。
”
对爱过的人,这一生,又怎能忘却?
在1943年那场诀别,整整50年后,1993年,在大陆开放两岸探亲六年后,69岁的齐邦媛终于回到了南京,她特地去拜访了航空烈士公墓,在那里,在3000多位为了抗战殉国的中国空军烈士公墓中,齐邦媛,在碑林里,终于找到了张大飞的名字:
“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
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
齐邦媛回忆说:
“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
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
他说,他是必死之身,不敢、也不能对她再说“爱”字;可她始终不能忘却,1943年与张大飞的最后一面时,那位她爱恋的英雄,在校门口与她告别后,频频回首的身影:
“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每看到那些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的隘口回头看我。
”
那一场诀别之后,此生,永不能忘。
小日本那么嚣张,为何死活打不到重庆?
有这么一座城市,它默默支持中国抗战八年,承受敌人的狂轰滥炸,它的人民,却始终不曾屈服;为了保卫它的和平安宁,无数人为它抛洒热血,殒身沙场,它有一个名字,叫做:
陪都重庆。
八十年前,1937年11月20日,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在首都南京兵临城下之际,民国政府正式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以示中国将正式迁都,进行长期抗战,誓与日寇决战到底。
当时,蒋介石以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长官的身份,发密电给各级军事长官表示:
“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撑持,积日累时,必陷穷寇于覆灭!
”
面对仅仅十多天就沦陷的首都南京,陪都重庆却在整个抗战中坚守达八年之久,对此,最爱君曾经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座山城,能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中,傲然屹立,坚守达八年之久?
而小日本处心积虑,为什么就是攻不下重庆?
今天,我们就要来谈一谈,无数中华儿女为了保卫这座陪都,曾经付出的鲜血、生命,与三场伟大的战争。
石牌血战
1943年5月30日,湖北长江边的石牌要塞附近,一场第二次世界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白刃战在此展开:
当时,希望夺取石牌要塞,由此沿长江而上进攻重庆,摧毁中国抗战意志的日军,经过惨重伤亡,终于突破来到湖北石牌要塞跟前,在空军的配合下,日军先是以飞机对中国阵地进行狂轰滥炸,继而大炮轰炸,接着又发射催泪瓦斯,试图将中国守军从石牌要塞统统驱赶消灭。
为了保卫这座捍卫陪都重庆的要塞,数千中国守军从战壕里惊天动地冲锋而出,用尽生命所有气力、呐喊着,端着军枪刺刀,与逼近阵地的几千日军一起,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近身肉搏战,战士们与敌寇,逼得如此之近,彼此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这是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响彻战场的,是刺刀与血肉的响脆厮磨声,和彼此声嘶力竭的呐喊刺杀声。
战斗进行到最激烈处,负责国军湖北战事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给负责守卫石牌要塞的第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胡琏打来电话,询问他“守住要塞有无把握?
”胡琏对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
胡琏的军队,确实做到了。
几个小时后,以血肉之躯与日寇近身肉搏的第十一师官兵,将2000多来犯敌寇,歼灭于石牌要塞跟前,剩余日军则仓惶而逃,他们那里会想到,从来都是自己拿手好戏的刺刀肉搏战,竟然是以这样的惨败告终。
中国守军,也伤亡惨重,对此中央社向全国播发消息称:
“宜昌西岸全线战斗已达激烈.每一据点均必拼死争夺。
”
是的,自从1940年6月长江要地宜昌失守以来,日本人已经连续三年,都攻不破石牌——这座位处宜昌上游的小小要塞了。
在日军看来,想要进攻重庆,毁灭中国人的战时陪都,有三条路可走:
一条是进攻位处关中平原的西安,然后下蜀道,经汉中盆地进攻四川;
还有一条就是经云贵高原,进攻重庆;
但上面两条路,都崇山峻岭、困难重重,最便捷的方法,便是沿着长江水道及两岸,溯江直上进攻重庆。
为此,他们夺武汉、陷宜昌,势必要侵占陪都重庆,消灭中国守军,但他们怎么都没想到,为了长江三峡边的石牌,他们前后耗时数年,牺牲巨万,1943年这次进攻,更是集结了号称日本“钢铁猛兽”的第十一军等10万大军,可就是怎么,都啃不下来石牌这根“硬骨头”。
他们那里知道,中国人已经退无可退,因为他们身后,就是:
陪都重庆。
就在这场白刃战前一天,1943年5月29日,石牌要塞守将、国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就对属下的团长们下令说:
“从明天起,我们将与敌人短兵相接……战至最后一个,将敌人枯骨埋葬于此,将我们的英名与血肉,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
”
为此,当时年仅36岁的胡琏,在战前特地在石牌要塞附近的凤凰山上,带领师部人员设案焚香祭天,这位誓死捍卫石牌、保卫重庆的年轻师长,喊出了这样的祭天誓言:
“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
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钦,决心至坚,誓死不渝。
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
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
生为军人,死为军魂。
后人视今,亦尤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
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
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
已经抱下必死决心的胡琏,为此给父亲写了一封家信:
“父亲大人:
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并无他途···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也足慰···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
在留给妻子的遗书中,他写道:
“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军人以死报国,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
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
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效忠为宜·····十馀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
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枝,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
接读此信,毋悲亦毋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
匆匆谨祝珍重。
”
正是在众多像胡琏一样、舍身卫国的战士们的浴血奋战下,1943年,这场以石牌保卫战为核心、粉碎日军沿长江进犯重庆、历时达4个月之久的鄂西会战,最终以日军总共伤亡25718人、仓惶败退告终,而1万多中国守军,则将年轻的生命,永远遗留在了长江两岸的这片土地上。
对此,有一篇文章曾经这么描述,在石牌保卫战中浴血牺牲的士兵和少年:
“那时候,中国农民家的孩子,营养普遍不好,十六七岁的小兵,大多还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高。
他们就端着比自己还长的枪上阵拼命。
如果他们活着,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他们也会在自家的橘园里吸着小口的香茶,悠闲地看着儿孙,温暖地颐养天年。
可他们为了别的中国人能有这一切,死掉了。
”
死,是为了重庆的生,和我们民族的浴火涅槃。
对日本人来说,从1937年11月开始,他们就一直在捕捉各种机会,试图一举进占重庆,但沿长江水路及沿岸进犯的多次作战,屡屡受挫,在此情况下,1944年,小日本将目标瞄准了西安,试图学习三国时期魏灭蜀国的路径,从关中平原南下汉中,进而攻入四川、直捣重庆。
早在1942年9月,意图速战速决的日军大本营,就制订了一个试图攻占西安,然后南下进攻重庆和四川的“五号作战”计划,按照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的计划,该作战日军计划出动达百万大军,以倾巢围剿重庆,然而1942年6月,由于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惨败,面对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形势,兵力捉襟见肘的日本,不得不终止了“五号作战”计划。
但侵华日军,始终不甘心。
1944年4月,日军开始发动“一号作战”计划(中国称之为豫湘桂作战),从1937年底攻占山西,与中国守军隔着黄河长期对峙后,1944年4月,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等部渡过黄河,西取郑州;5月,日军第十二军主力西移,进攻洛阳;同时,日军第一军也从晋南渡过黄河,企图西进西安和关中,进而南下侵汉中、攻重庆。
在此情况下,3万多日军迅速推进至与陕西邻近的河南灵宝地区,兵窥潼关、意指西安,以致关中震动。
为了抗击日寇,陕西人民也奋勇出击。
抗战时,有一首名叫《保卫家乡》的歌曲,曾经长期流传在三秦大地上,歌词,是这么唱的:
“快起来/莫慌张/鬼子已到咱陕西边上/看看这田地/看看这村庄/我们能扔掉那样?
/我们的祖宗他们艰难把业创/我们的子孙也要存这个地方/同胞们/摸胸膛/想一想/若逃亡不抵抗/对不起爹和娘/大家起来保卫家乡!
”
为了抵御日寇,抗战八年中,全省仅仅一千多万人口的陕西,就有120多万人从军抗敌;由于战争导致大量难民和政府机关、工厂、学校人员纷纷涌入陕西,陕西也面临巨大压力和考验,但即使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陕西人民每年仍然缴纳军粮达460万石,对此陕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李梦彪说:
“(陕西)人民以树皮橡实为食,而以粮输之国家”,誓死支持抗战。
面对攻到陕西边上的日军,1944年6月,国军开始主动出击进攻日寇,对此国军第八师师长吴俊回忆道:
“反复争夺一个据点达10余次之多,以至尸横遍野,其悲壮之激烈状况,不亚于淞沪战场。
”
当时,日军以3万多兵力、90多辆坦克、250多辆战车猛攻中国守军,没有反战车和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军队,则使用集束手榴弹等原始战术,与日军进行殊死战斗。
灵宝战役中,当时国军第八师战前,共有战斗人员9700多人;战斗结束后,仅剩下1200多人——牺牲之惨烈,可见一斑。
为了牵阻日军,中国守军在战场上进行大量布雷,并通过组织敢死队,以人肉炸弹形式袭击日军战车和坦克,致使日军推进困难重重。
在国军的顽强抗击下,日军也伤亡惨重:
其中日军第62师团独立步兵第14大队,在1944年6月10日的战斗中,先是大队长金森正平少佐被国军击毙,接着火速继任的大队长尾崎又被国军打成重伤,最后只好换成炮兵中队长柴田进行指挥,这种一天之内三任大队长的激烈战况,也反映了国军的阻击之成效。
尽管国军阵地一再被突破,但日军碍于同样伤亡惨重、兵力困窘,眼看进攻潼关和西安,以及南下攻渝计划困难重重,为此日军不得不退出战场,国军则反攻追击,相继收复了阌乡、灵宝等地,至此,灵宝战役才宣告结束。
西安,转危为安;重庆,也得以保全。
这正是:
浴血灵宝战日寇,不教胡马度潼关。
独山反击
而重庆最为震动的时刻,来自于1944年12月。
尽管在灵宝战役中成功守住了西安,但国军却在豫湘桂其他战场上一溃千里。
1944年4月至11月,日军从河南、湖南、广西一路杀伐推进,相继攻陷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等地,并分兵入侵贵州。
1944年12月2日,贵州荔波、三都、丹寨、独山等县城相继沦陷,当时,独山距离贵阳,仅仅100多公里,以致相距不远的重庆为之全城震动。
在此情况下,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司令官魏德迈甚至向蒋介石提出,要做好再次迁都的准备,对于独山等地的陷落,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战况危机,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英美国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恐不安。
八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
在此危难形势下,1937年曾经坚守卢沟桥抗日的国军29军91师,被紧急抽调前往独山前线抗击日寇。
部队从贵州遵义出发前,因为抗战内迁到遵义附近的浙江大学学生们,特地赶到车站,为91师的国军将士们加油打气,当时,浙江大学的男生们,纷纷以两个人为一组,合力抬着一个战士上车(一人抬一只腿),以表示亲切;女生们则主动,给每个战士点上一根烟,以表示敬意。
在车站里,战士们和学生一起,高唱着爱国歌曲,在群情激昂中奔赴前线。
当时,日军尽管兵分三路入侵贵州,但三路总兵力只有8000多人,在此情况下,在短短半月内就在贵州烧杀掳掠1万多人的日军不敢久留,开始后撤,试图退回广西,与其主力军进行会合。
1944年12月7日,进击日寇的国军91师,首先在贵州独山黑石关与日军遭遇,战况激烈,91师营长桑拯宇在进击战中壮烈牺牲;尽管进攻并不顺利,但国军很快就发现,独山的日军作战,跟平时的日军很不一样:
不仅没有空军支援,而且炮兵只有山炮,很有可能是孤军作战。
当时,独山一带大雪纷飞,捕捉战机的国军将士,在大雪中奋勇发起猛攻,日军节节败退,最终一路仓惶败退,一直后撤到广西河池的金城江,与其主力会合后,才与国军进行隔江对峙。
至此,进入贵州的日军被完全赶走,重庆得以转危为安。
而对于国军这场保卫重庆的独山反击战,1985年3月,曾在1944年入侵独山的日本兵管原源六、福龟清吾来到独山访问谢罪,他们忏悔道:
当时日军13师团104联队共有250人进入独山县城,此后他们被中国军民一路追击,一直后撤到广西全州才敢停下来,抗战结束后,这支联队只有21人活着,回到了日本。
独山之战八个月后,1945年8月15日,日军最终宣布无条件投降,而那座无数中国军民为之浴血奋战的陪都重庆,最终傲然等到了胜利的光辉: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并于5月5日,正式还都南京,在公开发表的赞辞中,国民政府表示:
“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藉其丰沃之地方,何以克奠今日胜利之弘基?
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上之形胜,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奕叶不磨。
”
一座浸透血泪的英雄城市,终将铭记,我们民族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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