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 敌进我进战略思想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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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敌进我进战略思想探析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敌进我进”战略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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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至1942年初,由于总体实力的敌强我弱,华北日军不断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我根据地则在多数时间忙于应对日军的上述进攻。
1942年初,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开始对日占区实施“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此举扭转了敌我双方在战争中的地位,我方开始由被动变为主动,并开始逐渐掌握敌后战场的主动权。
相对于“敌进我进”战略思想在抗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言,学界对此问题还未予以应有的重视,相关的研究亦比较薄弱。
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对晋冀鲁豫“敌进我进”的战略思想做初步的探析,以推动学界对此问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一、“敌进我进”的迫切性和可能性
1941年,为尽早解决中国问题,华北日军在加大对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扫荡”力度的同时,改变惯用的短促突击、长驱直入等战法,针对我军游击战的特点,研究制定出“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新战术。
这种新战术的特点为,扫荡开始后,从根据地四周出动的日军先于各自行进的道路上局部合击我抗日队伍,然后向根据地预定目标作向心的大合击,当对抗日队伍合围形成后,即以梳篦队形向中心压缩,并于合击圈外围预置部队,用于打击我突围队伍,在合击作战后,分散配置部队,搜索我军突围失散人员。
日军实施这一新战术,对我晋冀鲁豫等根据地造成很大的危害。
1942年5月,八路军总部、北方局等在十字岭被日军合围,经过激战,虽大部突围,但也损失了一些干部和战士,尤其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的牺牲,对我军震动极大。
1942年6月,第一二九师直属队等部被日军压缩包围于涉县石城、黄花一带,虽在刘伯承师长指挥下于夜间从敌军间隙中巧妙突围,但也实属惊险,用刘伯承师长的话来讲就是“差一点让鬼子‘抉剔’掉,去见马克思了”。
与上述“扫荡”相配合,日军对根据地边沿区实行“蚕食”政策。
“蚕食”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派特务进入我力量薄弱的某个边沿地区,进行秘密维持,待时机成熟,突然跃进,变根据地为敌占区;其二,突然占领我根据地的某块边沿区域,用点线将其与我根据地相隔离,然后慢慢“消化”。
由于“蚕食”不像“扫荡”那样猛烈,我根据地的一些同志对此警惕性不高,致使日军“蚕食”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此阶段,根据地退缩的面积“大半是由于敌人蚕食的结果”。
以上情况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形势非常严峻,截止到1942年5月,太行、太岳区不断缩小,冀南区更是“处在严重的困难危险之中”,具体表现为面积减缩了五分之三,部队减员一半以上(约万余人),游击队损失十之七八,区、连级以上干部损失约五千人,其中包括许多高级干部,如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三分区地委书记肖永智等。
可以说,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根据地能否坚持下去,已成为一个迫切性的问题摆在根据地的每一个人面前。
作为世界列强之一的日本,其总体实力远强于解放区,华北日军凭借这一优势不断向根据地进攻,但华北日军也有一个弱点,即日本是一个小国,地小,人少,在其占领华北广大地区后,苦于兵力不足,在其占领区内只能占据城市及交通线上一些重要据点。
由于兵力不足,日军无法在华北地区同时进行大扫荡,也无力对一个区域进行长期的扫荡,且在扫荡华北某个根据地时,还往往需要从华北其他地区抽调兵力,这就使得日军在扫荡根据地时,其占领区兵力更显单薄,例如,1942年夏日军扫荡太行区时,不仅基本抽空了太行区日占区的机动兵力(该地潞城日军守备兵力不足百人,壹关据点仅70人),甚至抽空了华北其他日占区的主要守备兵力,如参与此次扫荡的日军第三混成旅团,就系晋北日军的守备主力。
对于日本这种小国,这种矛盾属于其本身固有矛盾,不会因战场形势的发展而变化。
日军的这种固有矛盾为晋冀鲁豫边区向日军的薄弱处,即日占区实施“敌进我进”提供了可能性。
二、“敌进我进”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
为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得以坚持下来,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根据当时华北战场形势的发展,改变了此前忽视日占区工作、根据地“关起门”搞建设的做法,提出和实施“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
该战略方针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特点,其一为战争中弱势的一方(我军)在受到力量占优势的一方(日军)的攻击时,主动向敌方(日军)后方攻击前进;其二此种进攻与单纯的军事进攻不同,其为包含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在内而以政治为主的对日占区的综合进攻。
与上述特点相匹配,“敌进我进”的组织方式和斗争形式也具有既不同于军队、也不同于党政部门的独特特征,具体来说,其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表现为:
1.组织形式。
在日占区执行“敌进我进”任务的主要是武工队,其组成为“由10余人至50人或60人组成的便衣武装,队员为连排干部、优秀战士及部分地方干部。
队长和政治委员为营团干部和县(团)级以上干部”,“其政策领导由地委负责,党政工作由军分区或旅政治部负责”。
该组织形式的特点,一为“小”,人数少,10至60人;二为“精”,人员精干,队长、政治委员为“政治坚强、大胆机敏而有威信者”,其级别为营团和县(团)级以上,队员也多为连排或地方上较重要的干部;三为“综”,受多重部门的指导,组成成分既有军事干部,也有地方干部。
2.斗争方式。
(1)宣传教育。
对日占区的宣传主要有三种,一为对群众的宣传,如召开群众会等;二为对伪军家属的教育,对其宣讲中国人应团结抗日及抗日必将胜利等道理;三为对日伪军、伪组织的宣传,例如,对日伪军上“夜课”,武工队队员在夜间用扩音筒给碉堡内的日伪军讲解国内国际形势及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等。
(2)惩治汉奸,瓦解、争取伪组织人员。
对死心塌地、罪大恶极的汉奸,予以镇压,其他情节较轻者,从轻处理,例如,冀南区对抓获的22名汉奸,除将8个枪决外,其他情节较轻者,教育后予以释放。
对伪军家属,嘱咐他们劝其子弟少替日本人做事,以争取人民的宽大处理。
此外,利用当地士绅、亲友等关系,打入伪军、伪组织内部,在其中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
(3)减轻日占区群众劳役和经济负担。
日占区群众最怕最恨的就是日军的派粮派差、拉夫抓丁,为减轻群众的上述痛苦,武工队采取了多种形式与敌军进行周旋、斗争,例如,袭击押送壮丁、监视民夫做工的敌人,使壮丁、民夫逃跑,截取敌伪征收的粮食,还给群众。
武工队通过这些斗争,既保卫了群众的利益,又打击了日占区内日军的统治势力。
(4)军事斗争。
武工队开展的军事斗争形式表现为拔除敌占区易拔除的据点、袭击敌交通运输线、袭扰日军后方机关、摧毁伪组织伪政权等。
这些小规模军事斗争的目的在于扰乱日占区的统治秩序,打烂其政治机构,迫使“扫荡”根据地的日军回防其占领区。
宣传、瓦解与争取伪军伪组织属政治攻势的内容,减轻群众经济负担属经济方面的斗争,而与敌伪进行的战斗则为直接的军事斗争,这几种斗争形式并非孤立进行,而是互相融合,由武工队穿插实施,如解救被敌押送的民夫,需打败押送民夫的日军才能实现,截取敌伪征收的粮食,也需击败消灭敌伪的运粮队。
对日占区以政治攻势为中心,以军事斗争为基础,兼取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对敌斗争,从而实现根据地得以坚持的政治目的,这些就是“敌进我进”斗争方式独具的特点。
三、斗争效果
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下的晋冀鲁豫边区军民,在错综复杂的敌我斗争形势面前,善于发现日占区兵力薄弱的弱点,及时向日占区发动“敌后的敌后”的进攻,从1942年3月武工队对日占区的初次出击,到1943年约千支武工队活跃在日军后方,这种“敌进我进”战略取得了可观的斗争效果。
首先,通过武工队的政治宣传,敌占区人民抗日觉悟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扩大了。
经过武工队的宣传教育,群众性抗日活动在敌占区逐渐发展起来,很多群众以“帮助撒传单……要求参军,掩护八路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等方式投入对日斗争。
这些活动动摇了日军的统治基础,使日军感到“民心叛离,日军虽占有点和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
为改变这种严重的局面,日军被迫将扫荡根据地的部队回撤后方,如此,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便在无形中被瓦解了。
其次,在伪军、伪组织中建立“关系”的工作也取得较大的成绩,例如,截止到1942年10月,冀南区在伪军、伪组织中建立了1390多个秘密组织,德石路衡水以东15公里路段内的伪军均为我掌握。
另外,日占区许多基层村的伪“维持会”也成为抗日的革命两面政权。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武工队对日军的政治攻势也取得一定的效果。
武工队的政治宣传,使部分日军增长了厌战、反战情绪,对战争性质开始怀疑,发生了向我方投诚的事件。
例如,彭城日军小宫山一和西野,于1943年9月向一二九师投诚。
另外,1943年1月至8月,冀南区日军“二十四名逃跑,九名自杀,还有二十四名被我军俘虏”,上述现象与抗战初期日军宁可战死,不作俘虏的现象相比较,说明日军的作战士气逐渐低落。
以上可看出,“敌进我进”战略的实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其最直接的表现为“1942年5月以前,根据地还始终是退缩的,五月以后则完全改观”,“冀南则在根据地变质的条件下,顺利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太岳亦有不少成绩,并开辟了岳南和中条山的局面”。
由此说明,“敌进我进”战略方针的实施和运用,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坚持下来,并在以后获得新的发展。
“敌进我进”是一种应急措施,是一种在日军“扫荡”、“蚕食”根据地,根据地难于为继的情况下,不得不向敌占区薄弱地方进攻而求得生存的应急措施,即“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
以往军事理论认为进攻方的主要目的在于占领对方战区的某个部分,与该认识不同,晋冀鲁豫边区的“敌进我进”主要目的不是占领日占区的部分地区,而是为了根据地的坚持,这是在当时战场中弱的一方为取得生存与发展,对敌发起具有特殊内涵的非常规的政治性进攻。
晋冀鲁豫边区的“敌进我进”作为一种战略方针,并不囿于单纯的军事进攻,它是融合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综合进攻。
1941年该根据地军民为粉碎日军的“扫荡”,曾在军事上对日军发动多次进攻,如冀南区夏季、秋季破击战役等,这些军事进攻虽给日伪大量的杀伤,但也给我军带来一定的损失,最主要的是这些军事进攻没有达到战略上坚持与发展的目的,不仅未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相反“解放区人口、面积、八路军的势力等都缩小了”,陷入“最穷困的时候”。
这充分说明,单纯靠军事进攻的手段扭转不了战略上的被动局面,这是因为当时战争双方总体力量对比为敌强我弱,尤其在武器装备及交通、通讯等方面,日军远优于我,在此种情况下,根据地要保存自己,削弱敌方,必须寻求一种新型的战法,适应这种战场形势的要求,“敌进我进”便应运而生了。
“敌进我进”战略方针抓住了矛盾斗争的最主要方面,即中日民族矛盾(日本要灭亡我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要打破日本的这种企图),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根据地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之间,也存在于日占区广大中国人民与日军之间,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大了对敌占区人力、物力的榨取,扩大了其占领地原有的中日矛盾。
从事物矛盾斗争的角度来看,“敌进我进”的实质是使日占区的广大中国人民团结、组织起来,与根据地的中国军民一起反抗日本侵略者,从而实现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敌进我进”抓住了矛盾斗争的主要方面,改变了我根据地对日占区长期不作为的政策方针,对日占区展开以政治攻势为主的全面进攻。
由于“敌进我进”顺应了事物矛盾斗争的发展方向,因此,这种战略方针在敌后抗日战场一出现即取得可观的效果,日占区的群众开始与根据地的军民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日军的侵略,部分伪军、伪组织倒向我方,日军作战士气逐渐涣散,根据地面积退缩的现象停止了。
这些情况说明,“敌进我进”战略方针的贯彻实施,扭转了我根据地对日斗争的被动局面,它不仅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渡过1941至1942年生存危机,而且推动了抗日战争走向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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