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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尚武教育思想探究
梁启超(1873—1929)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
作为清末民初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梁启超在教育学、哲学、历史学等诸多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内忧外患、新旧交接的年代,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梁启超时时透露出对国民力量衰弱、兵戈不整的叹息。
他希望中国能整顿兵力、加强教育,使国民力迅速提升,在世界中争得自己的席位,并因此发出了强心力、壮肌肉国民尚武教育的呐喊。
在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中,梁启超发表了大量文章,如《祈死战》《论尚武》《中国之武士道》《新民说》等文,深刻的体现了梁启超对“武”的重视。
同时,梁启超认为“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1]只有通过学校,尚武教育才能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功用。
由此,梁启超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尚武教育思想体系。
本文将对梁启超的尚武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析,以期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尚武教育的思想渊源
梁启超的孩童时期,是在家乡广东新会县茶坑村度过的。
此时,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清朝末期,梁启超的家乡仍然实行的是乡绅保甲制度。
由于其祖父是地方军事武装组织的耆老会的管事,自幼跟随祖父读书学习的梁启超,耳濡目染了祖父组织、管理乡村武装集团的经验与教训。
这些经验教训成为梁启超尚武教育理论的思想萌芽。
1890年,梁启超受教于康有为。
从此,梁启超开始全面系统学习康有为的思想。
1893年,康有为为了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在广州开办了长兴学舍。
梁启超在学舍中担起了老师左右手的重要职责。
长兴学舍倡导德智体全面的教育,主张培养劲挺有力,刚毅迈任;勇猛制力,精进之力;忠勇、有志、气节高尚、利国利民的人才[2]。
在长兴学舍里,康有为不仅开设传统的经书、历史等科目的课程,而且还开设诸如地理、生物、天文、法律等科目的西学课程。
更为创新的是,康有为在“科外学科”中开设体操、野游、舞蹈等课程,这些课程皆与操练身体和军事有关。
同时,康有为把“枪”作为“六艺之学”之一,认为“古者,男子生而悬弧,长而习射,盖上则为将,下则为卒伍,寓武备于文事,无之非射,故一人有一人之用也。
”[3]康有为的这些思想,无疑给梁启超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通过向康有为的学习,梁启超认识到“武”的重要性,提出要重视“武”的锻炼。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康有为的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极其深远,并为梁启超尚武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并旅居日本达14年之久。
在此期间,日本正值社会蒸蒸日上,全民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时期。
欣欣向荣的日本社会与每况愈下的中国社会形成了强烈地反差,这让客居他乡的梁启超无限的感慨。
渴望强大的爱国主义情怀促使着梁启超不断地思考,特别是对日本强盛之道的思考。
在《新民说·论尚武》中梁启超总结了日本由弱变强的经验,“我东邻日本,其人数仅当我十分之一耳,然其人剽疾轻死,日取其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发挥而光大之。
故当其征兵之始,尚有哭泣逃亡,曲求避免者。
….且庚子之役,其军队之勇锐,战斗之强力,且冠绝联军,彼日本区区三岛,兴立仅三十年耳,顾乃能一战胜我,取威定霸,屹然雄立于东洋之上也。
曰惟尚武故。
”[4]可见,对日本的借鉴是梁启超尚武教育思想形成的促进剂。
丰富的人生境遇为梁启超构建尚武教育思想体系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中国低下的国际地位与屡遭列强侵侮而无力抗御的现实是尚武教育的催化剂。
在国家与自身的融合中,爱国救亡的梁启超提出了尚武教育:
“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
”[5]
二、尚武教育思想的建构
辞海把“尚武”解释为崇尚武事,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注重军事或武术”。
梁启超先生所指“尚武”比较宽泛,可以将其概括为以培养“新民”为核心的,以崇尚勇武为特征的精神。
梁启超的尚武教育围绕培养“新民”展开,并以养成个人尚武内在精神为中心点,促进人内心尚武“新元气”的形成。
同时,以“动”的体育锻炼辅助尚武精神的发展。
梁启超的尚武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以“精神”为中心的情本体论
梁启超的尚武教育思想是以感情为基础的,他十分强调个人内心在教育中的能动作用。
在梁启超之前的封建统治集团的军队官僚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他们偏重军队教育的指导方针、训练方法、军队器械的改进,这些都是能实际运用在打仗行军中的,能取得显著效果的教育;而在梁启超开始,标志着中国“武”教育的一个转型,开始从注重功效的军队训练变为侧重个人内心奋进、勇武精神的形成的教育,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瓦解的一个缩影,由学习西方器物到学习西方精神的转变;在梁启超之后,接着就出现了如蔡锷的“尚志、勇毅”的全民尚武精神、蒋百里“精神纪律”的信仰与觉悟,还有孙中山“军人革命精神”的教育主张。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梁启超开启了尚武教育以及以后的军国民教育的注意力的转变,开始注重军人、国民内在精神的培育。
梁启超提出的无论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武德,还是心力与胆力的精神培育都特别强调人心中的感情的培养,那股“气”的形成,“德”的凝聚,“自由活泼”精神的养成,这些都是组成梁启超尚武精神的内核。
1.“新民”是尚武教育的精神归宿
尚武教育,是针对当时中国羸弱、封闭的经院式教育,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而呐喊出的,给中国教育界注入一种强劲、阳刚的新风。
在这种国际、国内孕育下的尚武教育,注定了要走向以培养“新民”为目的,以改变中国文弱、病态的国民性为己任。
理想中的“新民”是充满了各种精神的集合体,具体来说,“新民”要具有合群、毅力、尚武、进取、爱国、冒险、勇猛、气盛、果敢、活泼、能动的品质,要具有百折不挠、敢于任事、敢于负责、为国家、民族利益奋不顾身的新精神、新思想、新品质。
尚武教育作为塑造“新民”一种必备的“新元气”,占据了不言而明的重要地位,它的教育目的直指“新民”的本质,一种勇、力、动的精神。
2.尚武精神教育的具体内容
尚武教育以“新民”为归宿,据此梁启超提出了培养“新民”个人内在品质的具体内容。
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
尚武教育要培养人民要具有“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6]“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7]的归宿感,使人民都具有明确的国家观念,并从小范围扩展到大范围,升华出爱国主义情怀;也要培养人民的“群性”,使人民具有“国也者,非一二人之国,千万人之国也,国事也者,非一二人之事,千万人之事也”[8]的集体观念,为集体主动的奉献自己,促进集体的发展。
武德[9]。
假若全国推行尚武教育,那武德就显得十分重要,否则人人争勇好胜,导致国家人民失去一种合力。
梁启超对武德的概括是:
轻生死重名誉。
这是一种精神,要随时有着为国家、为集体献身的勇气,成就自己的名誉。
具体而言就是“国家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
”[10]这也是对我国古代“任侠”精神的延伸,把人民塑造成一个个正气凛然的侠客,惩恶扬善、匡扶社稷,救国家于水火之中,至死不悔。
心力与胆力。
这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浩然之气”,即要人勇敢坚毅、自信坚定、奋勇激进,内心要十分的强大,天下没有难事,只要自己敢想、敢做,并坚持之,那么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标。
汇通中西的课程。
梁启超的尚武教育,当然不是勇夫式的、斯巴达式的教育。
而是有张有驰,一张一驰,文武之道并举的教育。
他认为“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始”[11],在他写的《欧洲战役史论》《世界大战役之中坚人物》《战争哲理》《大战前后欧洲国际关系》等,让人民了解各国在战争中的国际关系格局、胜败原因等知识,在《论进取冒险》《论尚武》中充分比较了中国和外国在社会、政治、文化上的不同,并分析了中国之所以沦落到今天的这种悲惨的境地原因。
因此,要尚武,要爱国,要新民,都必须对中国、外国有一个全面、理性的认识。
于是,梁启超设置了经学、掌故学(日本国志、希腊志、欧洲史略等)、公法学(交涉、约章、各国律例等)等。
在人民学习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亚历山大征服波斯、摩西带领族人逃出埃及、华盛顿领导美国取得独立、日本学习欧美而取得的成就这些各国历史知识以后,人民才能清楚认识到,各国都有自己的历史,而且发达国家也有自己的苦难史、奋斗史,激励人民作为自己祖国发展中的一员,贡献自己,促进国家的转变、飞跃。
尚武教育的这种“静”的课程,也能使人得到“力”的能量。
(二)由“静”到“动”为主轴的尚武教育
清末教育空疏腐化、因循守旧、执着义理,书斋式的学习使人们以“文弱为美称,以羸弱为娇贵”[12],于是“武事废堕,民气柔糜”[13],在世界上以“病夫”著称,面对中国被列强欺辱的局面,四万万民束手无策。
要振兴中国,首先要把这种“静”的封闭式、内省式、学究式的教育转变为“动”的积极向外、进取主动、独立开拓的教育,使人民“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14]。
因此,梁启超的尚武教育注重个人主动性上的发掘,希望通过个人通过学习强种、摄生、体操之学来达到改变国民体质,进而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
摄生、强种。
摄生,是为“尚武”精神转变为实际活动的一个物质基础,正所谓“有健康强固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
”[15]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养护身体,需要人们起床、睡觉、一日三餐都要有作息规律,不要过度的操劳,平时还要多运动,可以进行像体操之类的强身健体的活动,这样才能有健康、强壮的体格。
强种教育是增强人民身体素质、进行体育训练的一个准备环节,要求每个家庭都对国家负责,生育体质健康的后代,保证人民体格的健壮基因。
这样,人民必须戒食鸦片、禁止早婚、学习养育知识等。
体操。
这是梁启超尚武教育思想中反复提及的,并要持之以贯穿从幼儿教育到成人教育的始终。
他在1896年发表的《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提出了“习体操以强筋骨”的主张,在他列出的幼儿课程表中明确提出:
体操锻炼作为教学的一部分要占据一定的教学时间:
下午一点习体操,连续教授一个月或两个月,持之以恒,让儿童最终掌握;在《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把“体操学”列为专门学之一;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也有“重体育锻炼”的条目。
游历。
增广学识,尤借游历。
尚武教育具有高度的活动性,只是坐在教室里接受教育是万万不能的,还要有“仗剑远游”的意识。
游历就是很好的一本书。
青年不要把自己关在书屋中、楼阁里空想,要接触社会,审察社会现状,才能更好的把读书与行为联系起来,能更好的把自己的学识转化为一种实际的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
在社会活动中,接受社会风潮的浸入、激发雄心与斗志。
三、评价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伟大的教育思想家,他相信兴学校、养人才,使人民崇尚“武力”能改变中国文弱的国民性,进而改变中国近代被欺凌的现状,从而使中国强大。
尚武教育,在近代中国教育领域找到了一席之地,在梁启超的提倡下,中国此后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教育实践。
袁世凯政府教育宗旨中明确提出“尚武”;癸卯学制也吸收了尚武教育的一些建议,在专门学科中开办了武备学堂、中高等陆海军军校,形成了“武”教育由低级到高级的一个初步的教育体制;也正是在梁启超这样的爱国忧国的知识分子的关怀下,中国军事教育才缓慢开启了近代探索的步伐。
与之同时,梁启超尚武教育在人们心中种下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种子。
他的动静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观要人们把关注力从“文”转向“武”,从“静”转向“动”,这对今天日趋内敛式的教育,具有醍醐灌顶的作用。
还有他对增强人民体质的呐喊,至今对我国的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启迪。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梁启超的尚武教育思想是作为他个人政治理想的载体、政治热情的延续而出现的。
这就决定其尚武教育思想难免会带有一些“教育救国论”的偏颇。
其次,梁启超是一介是文人,不像他的学生蔡锷,是手握兵权的、接受过正规军士教育的军人。
因此,梁启超的尚武教育思想也论及不到蔡锷《军国民篇》那么系统、完整。
所以,梁启超的尚武教育思想,也只能是一种间接式的思考,而不是实际经验的总结。
这决定其只能作为军国民教育开端的催生素,而不是军国民教育本生。
正如日本学者所说:
中国军国主义风行是在梁启超1904年《中国武士道》中提出尚武精神之后才迅速发展的。
[16]最后,从梁启超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梁启超即使在积极的接受西学后,也是批判性的接受,并没有对暴力革命、全国皆兵的社会思潮有更多的倾向。
温和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直接影响了其尚武教育的有力性。
因此,梁启超的尚武教育思想,是一朵不会结果实的花,难以转化为社会的有效力量,他也不会付诸实际行动来动员人民进行大练士兵、大办武备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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