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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制视角中的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国际机制视角中的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国际机制(internatlonalregimes)在20世纪70年代被引
入国际关系的理论中,并且在近些年来成为论述国际关系最时髦的词语之一,这个概念此后逐步占据国际关系话语系统的中心。
由于其发展的历史还很简短,因此在对其具体定义时难免会有很多局限和不足。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其在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这种一体化也就开始慢慢向政治领域扩展,但是从一开始,欧盟以及其前身――欧共体在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就步履维艰。
当然这其中的影响的因素很多,但重要的还是运转模式的政府间主义。
欧盟在1991年成立之时,就确定了其“希腊神殿柱式”结构。
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ommonForeignandSecurityPolicy,CFsP)是属于第二支柱,与第一支柱的关税同盟的超国家性质相比,它具有更多的政府间色彩,因为国家的外交和安全都要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
1999年成立的欧盟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CommonEuropeanSe—curltyandDefensePolicy,CESDP)
是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具体分支,为此它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府间主义的烙印。
本文就尝试从国际机制的理论视角来分析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变迁及其发展前景。
一、国际机制的概念
国际机制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鲁杰(JohnG.Ruggie)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
国际机制的发展是一系列作用的结果。
首先,国际机制是实现集体和全球利益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国际机制在推动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对付如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等国际性公共问题上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其次,国际机制是当代国际社会规范调整的结果,当代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在建设的过程中,都深深地嵌入了“自由主义”的印记,经济领域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积极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政治领域以美国为代表推动自由民主化,自由主义的理念指明了国际机制的基本文化内涵,决定了国际机制的核心内容;最后,国际机制反映了国际社会推动国际和平、国际合作的结果,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在贸易发展和交往过程中,通过国际机制的建设,人类的和平与福利是可以得到保障的,而且世界政治也可以朝着进步的方向演化,从而最终达到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同时西方的国际政治研究理论界对国际机制理论的认识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机制的运行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后来霸权稳定论又进一步将霸权视为国际机制产生的必要条件,当权力集中在一个霸主手中时,国际机制就很容易产生;一旦权力发生易位转换,既定的国际机制安排必然会相应地发生大规模的变迁,由新的主导国家或国家集团所制订的国际机制所取代。
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机制的运行是以利益需求为基础的,由于国际关系领域内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和交易费用过高”等因素,成员们发现如果各自自行其事,甚至一意孤行将导致共同损失,或无法达到共同利益,这样在自私理性的驱动下,成员们创建国际机制以便消除或减少集体行动的困境。
。
新自由主义也承认霸权体制下霸权国家对推动国际机制的作用,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这种霸权的核心是一种“国际社会中认可的国家间关系的制度性安排,具有合法性”。
建构主义虽然同意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作为国际政治权利机构之外的因素对国际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行为的确立独立发挥作用,但建构主义更注重价值观、规范等主观性因素在国际机制产生中的作用以及博弈方法在国际机制发展中的作用,它强调“制度常常不是被人们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从一个远非深思熟虑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在这种观点下关于效用最大化的假设经常不能告诉我们关于制度起源的很多情况;它同样无法使我们深入理解不同文化与政治体系中制度安排的变化”。
国际机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学者们仍然对其有很大争议,大家都试图从自己的理论角度出发来给国际机制这一概念下定义。
在众多定义中,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的定义最具代表性,克拉斯纳认为,国际机制是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行为者对某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问
题)的预期围绕着它们而汇聚在一起。
这个概念强调了制度化规范,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机制的政治学意义。
而且强调国际机制是基于某一特定领域(问题)所展开的。
虽然克拉斯纳曾经试图对原则和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两组概念进行区别,但还是没有能够真正区别两组概念之间的异同,导致国际机制概念空}同化的趋势。
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是上海社科院刘杰研究员的观点,认为国际机制是国际社会为适应国际关系稳定和发展的需要,在协调国家行为的基础上形成的国际体制、原则、规则及其运作方式的有机系统安排。
这个概念里对国际机制的构成作了很好的区分,如国际体制的合理性成为国际机制的前提和保障,原则是国际机制思想和价值的抽象反映,规则是直接体现,而运作方式反映了具体操作。
但这个定义笼统地指出国际机制的目的,即国际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国家间谈判“打包化”的趋势,但事实上,现存的国际机制一般还是围绕着特定问题所展开的。
综上所述,本文对国际机制概念的理解是结合了克拉斯纳和刘杰的定义,提出国际机制是国际社会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围绕特定的预期,在协调国家行为的基础上,形成的国际体制、原则、规则及其运作方式的有机系统安排。
国际机制的理性预期理论,是理解国际合作如何需要、如何可能、又如何充满变数的思考逻辑。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假设就是假如行为者从协议中相互获益的可能性不会存在,那么便不会有建立任何国际机制的需求。
为了建立有效的和经常性的合作,人们不得不使用国际机制来改变相互之间达成交易的成本。
国家利益的存在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交易成本是不可以被忽略的,那么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交易成本的观念被广泛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分析。
一旦国际体系中的成员意识到保持国际机制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这种机制就一定会保持下去。
但这种机制的建立不可避免地向享有权威的行为体倾斜的时候,即使处于劣势的成员希望建立新的机制来代替它,但它们意识到这种尝试的成本之高昂,而不得不放弃这种想法。
国际机制更主要的是稳定人们的心理预期,一个有效的机制,可以从四个方面稳定人们的心理预期:
第一,它使人看到保持连续性的价值,如西欧人都认为欧洲联盟会长久存在下去,这种想法就制约了他们的行为方式;第二,机制提供了互惠的机会与可能,如在欧盟中往往存在着一些议题上的交易,从而最终达到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平衡;第三,机制向其成员提供了透明的信息,其他成员就可以从中知道对方在做什么,某种程度上机制也就是提供了一个检验和校对的标准;第四,机制为解决或缓和矛盾提供了各种途径,在欧盟内部,部长理事会和首脑峰会是谈判和讨价还价的场所,也是推动欧盟成员国之间合作与整体进步的重要组织手段。
但是理性预期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如它不能说明为何国际机制存在于这样而不是那样一些具体问题的领域,这种理论也没有系统地证明该机制的创造过程。
尽管国际机制理论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了迅速发展,但由于世界政治是非集中、分散化的而不是等级制的,主权原则的盛行,国家利益的存在意味着任何国家都不服从于一个至高无上的政府,因此,由它们所构成的国际体系有时被称为是一种“自助的(self-help)系统”。
而这些主权、国家利益、自助原则意味着国际机制中的原则和规则是脆弱的,因为它们有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风险。
这样国际机制假如不与国家相依托联系,它们的作用就会飘忽不定,因为缺少一个组织良好社会中所存在的本质秩序基础。
本文研究的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初各成员国要求成立这一机制的愿望是积极的,但是机制在运行中一旦与本国的国家利益相违背,便会遭到这些国家的激烈反对,从而使“一致通过”原则的这一机制发展步履蹒跚。
二、从国际机制理论定义看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机制变迁
1国际体制层面国际体制有自然的和认为的两种形成方式。
前者基于国际主体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制衡;后者则是国际社会出于某种目的达成的规范性安排。
在欧盟外部,随着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深远变化,而且到世纪之交,世界仍然没有形成明确的格局。
欧盟期望利用这个契机扩大在未来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在欧盟内部。
一方面这个体制整个推进过程中,主要还是德、法、英等欧洲大国在起作用。
1999年5月,法德在图卢兹举行首脑会晤,提出建立欧洲作战防务能力的具体方案,建议将欧洲军团。
改建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发挥新的防卫作用,这为建立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奠定了军事基础。
此外欧盟内部大西洋主义代表――英国态度的松动,为出台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奠定了内部基础。
英国一直认为北约是欧洲安全的基石,欧盟发展自己的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是资源的重叠和浪费。
但在科索沃危机愈加激烈的背景下,英国发现需要发挥欧美之间平衡点的桥梁作用。
1998年英法两国首脑在圣马洛会晤并发表了联合声明,一致认为:
“欧洲联盟必须具有自主行动的能力,并得到可信的军事力量、决定使用这种军事力量的手段以及使用军事力量的准备的支持,以便对国际危机作出反应。
”。
相比较而言,其它欧洲小国更关心关税同盟的建设,担心西欧大国主导防务进程,所以对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建设持消极态度,甚至还会抵制。
在2004年后新成员的不断加入,这种状况变得更加复杂。
以波兰为首的中东欧国家希望欧洲的安全由美国为首的北约来负责。
而冷战后美国需要欧盟分担在西欧地区的负担,所以1999年北约在华盛顿召开的特别首脑会议上,表示认同欧盟发展其独立的武装力量,这就为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外部基础。
雅尔塔体系瓦解后,欧盟要面对一下子都暴露出来原先在美苏两个大国压制下的矛盾,如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种族矛盾等问题相互交织使中东地区冲突不断;巴尔干地区的冲突严重威胁欧盟安全。
对于在欧盟内部及其在其家门口发生的危机,欧盟希望有进行军事干预并独立处理的能力,为此科索沃战争成为实现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催化剂。
并且在1999年底的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各成员国规划欧盟军事力量的发展蓝图,主要内容包括在2003年底前建立一支能60天内部署到位,至少能维持1年以上军事行动的5—6万人快速反应部队,包括400架飞机和100艘军舰,以使欧盟有能力在北约不参与的情况下独立实施危机控制、救援以及维和行动。
同时欧盟也应具备自主的情报、侦察、指挥和后勤保障能力。
此外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还规定了民事管理任务,在2003年前建立一支5000人的欧洲警察部队的决定,并应该能够在30天内部署至少1000名警察,作为快速反应部队的补充力量。
2原则层面
原则是国际机制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基点,是特定时期国际关系发展内在规律性的抽象反映。
它由体制、规则及其运作过程所体现,又规范着体制、规则及其运作过程的基本取向。
鉴于安全与防务问题的高度敏感性,这类政策问题事关国家主权的核心利益,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从一开始到现在,还只是政府间性质,而不是超国家性质。
代表、反映各成员国利益的欧洲理事会和部长理事会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中发挥着决定性、关键性作用。
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的使命主要是面对冷战结束后欧盟周围的安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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