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徽县的中共地下党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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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徽县的中共地下党DOC
扎根:
甘肃徽县的中共地下党
黄道炫
2013-05-1711:
03:
56 来源:
《近代史研究》(京)2012年6期
内容提要:
1920至1940年代中共革命建国的过程中,地下党是一支独特而重要的力量。
民国时代的中国复杂多样,地下党的生存、发展也往往因缘时会、各呈机锋。
甘肃徽县位于中共革命的边缘地区,交织着政治、社会、地域、民族、文化等多种冲突,这里地下党的孕育、生存、发展同样别具特色,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其生存、发展的重要依靠。
尤其是“清官”刘中仁的出现,使徽县地下党的生存、发展显现更多可能,也为考察地下党与执政党、政权及社会的复杂互动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关键词:
中共地下党国民党甘肃
作者简介:
黄道炫,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甘肃徽县,位于陇南甘、陕、川交界的三角地区,素有“陇上小江南”之称。
当年红军长征到此后留下的印象是:
“徽、成、两当、康县地区,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气爽宜人,足可和江南的自然条件相媲美。
我们初到时,对这样的环境既喜欢又迷惑:
喜欢的是好象回到了家乡,迷惑的是北方还有这样的好地方?
”①民国初年编修的县志称:
“县境踞嘉陵上游,扼陇蜀要塞,为自来兵家必争之地。
川陕交通,复集于此,洵陇南一大都会也。
”②县志所言,或不无溢美,但徽县当年处交通要冲、商旅繁盛、得风气之先应属事实。
正因此,当中共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时,徽县虽地处偏远的西北地区,却在甘肃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是甘肃中共地下党组织惟一得到长期保存的县域。
徽县中共地下党的成长和生存历程,虽然不一定具有典型意义,但在一个混杂着政治、社会、地域、民族、文化复杂冲突的地域内,在中共发展的边缘地区,这样一个地下党发展样本的存在,仍具独特的考察意义,是特殊环境下中共多面发展的有趣案例。
一、出生与出身
中共徽县地下党诞生于1938年。
1939年中共徽县县委成立,吴治国任书记。
此后,徽县一直是甘肃中共地下党力量发展良好地区,且为抗战时期甘肃地下党组织保存完好的惟一区域。
在地下党创立发展过程中,当地成长起来的吴治国、山炯堂、葛维西、周冠军、周少珊等起着核心作用,吴治国回忆:
“徽县地下党组织的产生,不是突然就地破土而出,而是有其政治思想和社会经济基础的。
”③强调徽县地下党的政治经济基础,其实正是针对这里与中国东南地区比,革命基础相对薄弱而言的。
和整个甘肃地区一样,徽县没有经过1920年代国民革命的洗礼,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迟迟未在这块土地上展开。
相比之下,陕西尤其是西安作为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谓得风气之先。
徽县邻近陕西,受陕西辐射较大,县志记载,徽县“商业操于陕西人之手。
资本稍大之商店,皆山、陕人所经营,号中学徒亦十之七为陕籍。
”④因此,徽县共产主义的传播,事实上经由西安开始。
吴治国回忆:
“徽县地下党组织的酝酿是从1936年冬天开始,1938年冬正式建立的。
但这个过程要从1932年说起。
当时在西安上学和做事的徽县人不少,但互不相识,其中有山炯堂、山耀堂、周少珊、葛维西和我等,还有两当的苏河……西安上学期间,我看了不少革命报刊和进步书籍,如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鲁迅的《呐喊》,以及《冰心文集》等,还有共产党人发出的一些宣传品,使我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⑤
当然,吴治国提到的这些文学作品,远远不足于使他走上共产革命的道路,他自己回忆,考入西北军官学校时的想法是:
“准备拼10年时间要爬上校官的地位。
”⑥但毕业分发到胡宗南部队后,“被人排斥轻视,感到没有前途,即退伍回家”⑦,回到徽县伏家镇小学做教员。
在此与校长山炯堂相识,“开始议论政治,产生倾向共产党的思想”。
⑧
无独有偶,山炯堂的经历和吴治国也十分相似,中共内部报告写道:
“山本人高小学生,是冯玉祥主办的参谋人员训练班毕业,任西北军团的参谋等职,奔波陕西、河南等地多年,后退伍回家,热心地方教育突出。
”⑨同样从军队退伍回乡从事教育并加入中共的还有周少珊,周“兰州中学毕业,曾在西北军服务多年,后退居家里,曾在教育界服务,担任教育界督学”。
⑩另一位徽县回族地下党重要成员周冠军,也有曾在“西北军工作多年”的报告。
(11)
不仅是经历类似,徽县早期几名主要党员的出身也相当一致,均为有产阶层子弟。
吴治国出身于“徽县四大家”,在徽县为名门望族,其兄吴治平“有地约两千多垧,铁矿厂一座,有工人二百多人”。
(12)吴治国本人“是收养子,家庭是个小地主,土地完全租给别人”。
(13)周少珊“有好地百余垧,一进三院房子,一座酒店,一座杂货铺”。
(14)葛维西家是地主,山炯堂家是“富农破落为中农”(15),周冠军“家庭是富农”。
(16)良好的家境,为其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在不可能亲身接触中共党人的环境下,通过知识的传播,了解到中共这一政治力量的存在,并对共产革命的主张、宗旨获得初步认识,这是边远地区中共发展几乎都要面对的现实。
正因此,徽县地下党的发展,知识阶层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据1942年徽县党员名册统计,38名党员中,文化教育界23人,保安团士兵6人,学校工友、小贩各2人,农民、职员各1人,另有3人身份不详。
(17)文化教育界比例达到60%。
即使到三年内战时期强调大力发展农民党员后,知识分子党员比重仍然很高,甘肃工委1949年的报告中称:
“徽县知识分子党员比其他县多,估计有200多人。
如武山马里镇33个党员中,有30个知识分子。
”(18)
徽县的状况其实在整个甘肃也具代表性。
根据甘肃工委的报告,1941年12月,甘肃136个党员分布在14个县,“以徽县、靖远、兰州为中心”,其中“大、中、小学生103人,约占全体党员的80%”。
(19)党员家庭出身以地主、富农为最多,占26%,中农占18%,商人占4.8%,贫农、佃农和贫民出身者占19.4%。
(20)党员的社会身份则以学生和教员居绝对多数,占59.4%,农民占14%。
(21)注意到现实的条件,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有关文件中曾要求地下党在党员发展中主要应考虑:
“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力量,能与广大群众联系的小学教师、中等教员、学生、职员、军官、技术工人及最有威信的农民等。
”(22)
甘肃和徽县地下党知识分子占绝对多数的构成状况,和全国其他地区地下党相比,既相似又具独特性。
下表显示,知识阶层在各地地下党中,普遍占比很高:
针对知识分子在地下党中的高比例,陕西一份报告中写道:
“党的发展与革命知识分子是不能分开的。
没有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党就不会有深入各阶层活动的桥梁及力量,而党的组织也就不能大量发展起来。
陕西党的组织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革命知识分子发展起来,同时各学校在党的发展上起了极大的作用。
”(23)这份写于当年的报告,客观道出了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革命中的发动机作用。
不过,即便如此,与上表知识分子占比多为40%左右相较,徽县党中知识分子过半的比例仍然显得格外突出,甘肃知识分子党员的高比例,和其成长经历及甘肃社会政治环境息息相关。
民国以降,甘肃长期处于地方势力倾轧之中,所谓“军阀割据之地,历年横征暴敛,惟供内战消耗”。
(25)时人记载:
徽县“向来地丁,满年库银六千有零。
至冯军入甘,每年派收亩款竟十九万有零,已超过地丁三十倍不止”。
(26)权威软弱、控制体系混乱,使这里的社会政治状况较之内地更为恶劣。
在兰州近距离观察的谢觉哉所言甘肃“官吏贪污很普遍,比东南要黑暗得多。
有人说在甘肃做不得好官,好官必然得坏名声”(27),大体符合当地的实情。
混乱的政治斫丧着发展的机缘,考察者直观的感受可以凸显问题的严重,“人民穷苦的神气已到了万分,看来外表的衣住,简直和非洲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
(28)生活困窘、经济凋敝、社会流动空间压缩,近代以来科举取消引发的知识分子地位漂移在甘肃表现得更为明显。
1933年朱绍良主甘后,政治经济局面虽有渐趋稳定的迹象,但南京中央对甘肃的政治渗透,又以外省人占据本省人位置的方式进一步压缩着本省知识分子的出路。
当年的地下党负责人、后任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的孙作宾在1952年报告中谈到,1942年甘南暴动前,“甘肃人当县长的只有七人,专员厅长根本没有”。
(29)中共报告观察:
“省一级的各机关内重要位置为外省人所占据,本省人只有做小职员的资格。
这些现象使地方绅士及知识层对中央均表示不满。
”(30)
随着1930年代中期甘肃政治混乱局面暂时告一段落,军队编遣成为重要问题。
原来栖居于此的地方武装不得不大批裁减人员,由此产生回乡军人(官)群体。
这部分人在军队中原有一定地位,本希望经由此打出一片天地。
回乡后,由于机会的大门基本关闭,成为现存秩序的重要离心力量。
谢觉哉向中共中央报告:
“有所谓‘在乡军人’……这些人现没出路。
”(31)另一份来自兰州的中共报告写道:
“哥老会活动的发展与地方军人的失业、人民生活的困苦,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说甘肃的劳苦大众、地方失业军人与一部分的士绅及知识层以及各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对现状普遍地表示不满。
”(32)由此看,徽县地下党土生土长的5个重要成员中4人为回乡军人(官),应非偶然。
值得注意的是,回乡军人(官)并不仅仅代表曾经的武力,如徽县所显示的,他们相当程度上还是当地士绅与知识层的代表,与甘肃相邻的陕西状况是:
“陕西退伍军人一般的和社会各阶层各部分都有很密切的联系,无论在工商界、教育界、地方士绅名流、在职军人、土匪、地方武装部队以及政权机构中,都有他们的上司、同事或下级干部参加或负责,因此他们的关系很广泛,活动能力很大,有些地方他们竟以‘土皇帝’的姿态出现,不仅国民党顽固分子对他们无可如何,即政权机关(特别是下层)有时也不得不以他们的马首是瞻。
”(33)所以,回乡军人(官)的倾向变化和知识层的位移常常同步。
1930年代中期,中共大规模在西北现身,予迷茫中的甘肃各界以新鲜的刺激。
中共主力红军转移落脚陕北及西安事变和抗战的相继爆发,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中共在甘肃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兰州工委的报告明确提到:
“此地党是很薄弱、幼稚的,它是在统一战线,其实是在国共合作环境中生长起来的。
”(34)由于政治环境的缓和,大批左翼报刊进入甘肃,中共方面报告,抗战初期,“外地的报纸,到甘肃的有《大公报》、《新华报》、《扫荡报》。
《大公》与《新华》销售均150份以上。
刊物:
《全民抗战》、《妇女生活》、《世界知识》等,也很风行……我们的东西愁没有,不愁卖。
”(35)尤其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开办,使中共在甘肃拥有合法的活动据点,直接指导了战时中共地下党在甘肃的扩展。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初期灵魂人物是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
谢与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贺耀组曾于国民革命时期共事,有良好的私人关系,而且“贺耀组政治上比一般的算要开明些……谢老到了更好了一些,渐渐与我接近起来。
常去和他谈,提出许多问题,他多半是同意,虽然有些地方不愿爽爽快快承认,但一般地是同意我们所提出问题的。
”(36)在初期国共合作的良好大气候下,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获得相对充足的活动空间,曾任办事处主任的伍修权回忆:
“办事处的活动极大地吸引了社会上的爱国人士,特别是进步青年。
许多青年学生、教师和职员等,一批批来到办事处找谢老和我交谈请教,表示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任和崇敬……其中一些人开始树立起革命人生观,决心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37)中共的活动甚至直接影响到贺耀组的身边人,后来成为谢觉哉夫人的王定国积极在妇女中活动,以致“省主席贺耀组的夫人倪裴君就在她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了兰州的一些进步活动,后来甚至提出了加入我党的要求”。
(38)
中共势力进入甘肃,之所以能很快获得甘肃各界的回应,当然离不开前述社会政治无望催生的人们求新求变心理。
而中共抗战初期在统一战线政策范导下,淡化阶级斗争色彩,取得社会各界同情,尤其是谢觉哉的老成忠厚也使中共在甘肃深得各界尤其是知识阶层的好感。
当甘肃不少社会知名人士生出“西北没有共产党来做是弄不好的,将来西北是共产党的”这样的感触时(39),中共在甘肃的发展自然水到渠成,同时由于八路军办事处所具的统战性质,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自上而下特征,与不满现状的知识界可谓一拍即合。
当时甘肃知识青年要求加入中共的呼声如此强烈,以致谢觉哉在日记中不得不提示:
“王冲天、史文忠连日来谈青年愿加入共党事,似以共党不延揽人,致若干青年烦闷,一方得不到训练,另一方有误趋歧途的危险。
”“此地青年热烈有余而认识不足,颇有不入共党不能工作、一加入党就万事亨通,当达党委注意及之。
”(40)
徽县地下党长成于这样的大背景下,具有统战特质的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为其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徽县党的骨干吴治国回忆:
“1938年,第一学期将要结束时,省上通知小学校长去兰州参加‘西训团’受训,徽县决定叫我去,两当县是苏河。
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到了‘八办处’,伍修权接见了我们,安排我们去和万良才联系……万首先给了我们一些进步书籍叫我们看,直到11月受训将要结束时,才在万的家里,经万介绍,罗云朋谈话,当时林亦青也在场,宣誓接收我和苏河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回徽县后,首先介绍山炯堂、王锐青、周少珊3人入党,建立党小组,后又成立了党支部。
”(41)1939年3月,中共甘肃工委决定成立徽县县委,吴治国任书记。
当时大概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县委会成为抗战时期甘肃惟一持续存在的县级组织。
二、生存网络
抗战初期中共在甘肃获得的良好发展机会,随着国共关系趋于紧张很快即告终结。
贺耀组离职,朱绍良、谷正伦相继主甘,国民党开始加紧对中共组织的侦察和控制。
1940年6月,甘肃工委遭破坏,随之,中共在甘组织系统大幅萎缩,1941年初,整个甘肃只剩下靖远和徽县两个县委。
1941年6月,靖远地下党也遭破坏,由此徽县县委成为抗战时期甘肃地下党县级组织之硕果仅存者。
抗战时期徽县地下党的生存,让人印象深刻,这种印象主要并不来自于他们特别突出的表现,相当程度仅仅是由于其生存本身。
徽县地下党之所以能在抗战期间持续生存,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抗战初期,甘肃地下党的发展路径主要以兰州为中心,东西分别向甘肃交通和经济命脉西兰和兰新公路延伸,这里的发展是串联推进、荣损与共。
徽县不处西兰大道,也非政治经济中心,发展相对独立,这使其在中共甘肃工委遭破坏,波及兰州、榆中、靖远等地组织时幸运地未被殃及,保存下来。
当然,徽县地下党的生存离不开其自身特质与努力。
徽县地下党核心成员多跻身上层,良好的出身背景及社会身份使其具有天然的保护色。
1944年至徽县任县长的刘中仁回忆:
“1944年初冬,国民党甘肃省民政厅长、大特务赵龙文,到徽县视察,在看城内吴山碉堡时对我讲:
‘你县周冠军是共产党,你要处理。
’我说:
周冠军家道殷实,且系回民,不会是共产党。
”(42)刘这时刚到徽县,对地下党缺乏了解,其看法代表的是多数人会有的本能反应,而这正是徽县地下党能够隐藏下来的重要条件。
此时周冠军是1944年6月1日成立的徽县临时参议会14名参议员之一,临时参议会议长则为地下党人周少珊。
(43)
徽县地下党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们利用自身的保护色编织出遮蔽自己的保护网。
徽县地当甘川陕交通要冲,工商业兴盛,1935年县城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大商号有6家(44),“仅城关就有十五家骡马、单身客店;四家铁铺,十多家烧酒作坊。
五家茶行(代食宿),十余家中药铺。
”(45)士绅吴治平、赵希武的铁矿雇工数百人,张翰在兰州、成都、广元等地开设商号48座,车通渠、杨如堂拥商号数家,上述几人乡村占地都在千垧以上。
(46)雄厚的财力造就了强大的士绅阶层,徽县地下党骨干天然置身其中,可借助资源充分,向外可予县政以积极影响,对内可借助人际网络保护自身。
甘肃省工委的报告描述了地下党的网络构造:
“在徽县经过我们同志的社会关系,曾与县政府建立了很好的联系。
帮助县政府调整了镇长人选(撤换贪污分子,推荐清廉人士),组织县建设公司,发展地方生产事业,成立县教育会,团结广大的小学教员,争取当三青团区队长等。
在这些工作掩护之下,大大地开展了地方组织工作,并掩护了个别同志的突击活动。
”(47)在民国时代的社会生态中,地方化的网络、操作乃至观念体系绝对不可轻视,即便是中统在徽外围组织,由于多属徽县本地人,“还有浓厚的地方观念,只要你不侵害到他们的利益,就是发现有左倾分子,也不积极去陷害破坏,有些就应付过去了”。
(48)
由于地下党核心成员间相互了解,在厕身士绅阶层求得隐蔽同时,他们可有意识利用、策动各方力量提供掩护、帮助。
地下党骨干葛维西因“在徽县比较红”而屡遭打击(49),地下党方面设法为之活动:
“一些人都不给葛介绍事情了,但他仍竭尽全力又活动任附小校长,把学校管了,反动者们又赶掉他,去年(1945年)又维持地方人士推荐,任北街高小校长,现在反动派又提出葛有思想问题,要撤职,现在我们多方活动,尽可能不离开北街学校,如坚持不住,则活动另调职务,是有把握的。
”(50)出生绅商之家、在徽县兴办教育而享有声望的周少珊回忆,1939年,徽县地下党组织徽县籍学生利用假期宣传抗日并募捐,国民党县党部从中阻挠,收缴募捐款,地下党组织学生与县党部斗争,迫使其交出扣留的款子,并向学生道歉。
由此引起县党部的注意,“过后不久,便派李枢到学校调查吴治国的问题,乘吴不在钻进房子将几本书拿走了,吴回来对我讲了,我找李枢以地方人的关系对李提出意见,把搜去的书拿回来了……1942年前后,吴治国在北小任校长,县长陈谕民曾几次向我提出,叫我注意吴的问题,我说:
学校搞得很好,还有发展。
”(51)以当年国民党政治生态尤其是在甘肃的统治状态,在政府方面没有掌握吴治国涉红确切证据的前提下,周的表态,可在相当程度上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徽县地下党的灵活做法,和抗战初期统一战线的形势及甘肃工委的指导不无关系,1939年甘肃工委的报告中明确表态:
“在甘肃的群众工作方面,是公开合法,不站[在]群众方面反对政府,更不站[在]政府方面去压民众,在政府与人民中间作桥梁,密切政府与人民间的联系,在一切抗战的法令范围内活动。
”(52)甘肃工委的说法,和中共中央此时面对国共关系渐趋紧张正在做出的一些政策调整或许并不完全合拍,但作为远离中共中央的地下党组织,甘肃工委很难迅速对复杂的政策转变加以准确了解,根据抗战以来一直执行的政策制定方针,应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
甘肃工委的指导和徽县的做法,对地下党生存意义重大。
民国政治生态复杂,尤其像甘肃这样的偏远地区,交织着地域、派系、官民、官绅、绅民、民族等多种利益冲突,政府力量伸展受到很多限制。
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本身就不具强大组织力,在甘肃更是徒具形式:
“国民党党员的会议是没有的,谁是党员也不一定记得。
‘有党部无党员’,他们自己这样说。
”(53)徽县在甘肃尚属国民党发展较快地区,到1936年党员也不过230余人。
(54)在这样的环境中,地下党如果善用各种资源,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比如上面提到的与县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及建立正面、建设性力量的形象,即有助于其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乃至社会声誉的确立,对保护自己及开展工作均有助益。
徽县地下党与社会政治各界均广泛接触,主要负责人吴治国“与当地党政军各界以及周围成县、两当等地教育界一些人都有往来。
1940年后又与红帮有来往(组织决定),同年县委又决定,叫他参加国民党。
”(55)周冠军“和徽县北山一带的土匪有密切联系的,对社会关系也广泛”。
(56)周少珊则在中共本身的调查报告中被描述为:
“与土匪、帮会有关系,善于应付,世故深。
”(57)
徽县地下党游走上层,不仅是隐蔽和积蓄力量,同时还有严峻的生活需要。
抗战时期,徽县地下党人的生活来源基本依靠自身解决。
中共一直提倡地下党自找职业,保证可靠的生活来源。
但对于外地派遣的地下党人,这样的要求并不容易实现,因此,像中共甘肃工委这样的省级机关,中央予以一定补助。
甘肃工委成立时,提出的经费预算是“每月二百元”(58),工委成员5人可支生活费。
徽县地下党作为远离兰州的基层组织,抗战时期很难指望从上级组织获得生活上的支持,必要的活动经费也要靠自己解决。
加之甘肃工委被破坏后,甘肃其他地区地下党员一度往徽县转移,徽县党承担了这些党员的费用,沉重的负担使当地地下党捉襟见肘,地下党的工作报告中写道:
“徽县的同志很希望……能在经济上帮助一点,作些经济活动,因为几年来那里党员生活很苦了,家里都走向破产,过去工作所需要的钱,以及许多同志来来往往的路费,都是由当地同志筹措的,现在经济已经无能为力了。
”(59)由于此,通过上层活动为自己谋取固定职业,对地下党人保证自己的生活来源大有助益。
当然,长期浸润社会上流阶层对地下党人保持对中共的忠诚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尤其是抗战后期地下党进入深度隐蔽,与上级机关失去联系时,更是如此。
当时确有党员“在思想上曾发生一些问题”,“当形势恶化,他有地位那就消极害怕,贪污腐化”(60),应该说,这样的反应并不足怪。
在恶劣的形势下,地下党始终面临着选择与诱惑,因此也不得不时时面对弄假成真的可能。
倒是另外一些党员的表现,让人对中共组织的坚强印象深刻。
中共报告谈到:
“真正好党员几年虽没有联系,他们仍没有消极失望,天天派人来找,希望八路军打出来,环境最坏时还买子弹(存有两箱),收拾枪支,不顾危险与非法武装打通关系,准备不能立足,就去山里。
”(61)在前途渺茫的背景下,能够如此择善固执,当非一朝一夕之功,与当年中共党人的理念、原则、信仰密不可分。
比如山炯堂在地下党多方活动下,“被推荐为伏家镇镇长兼校长,并兼自卫队长等职,他对国民党统治深恶痛绝,有些清高思想,对党决定叫他任伏家镇镇长表示不满意,认为是不光荣的”。
(62)尽管山炯堂最终服从组织决定出任镇长,但他“还要穿着‘开花’衣服,以表示无产阶级作风”。
(63)而另一些党员则“在群众工作中,总愿意特别现出锋芒,诚恐人不知其为共产党也。
如1941年儿童节,徽县举行小学歌咏竞赛会,我们影响下的学校,就特别唱出高尔基的‘工人歌’,以示先进。
在另一个学校的壁报,名字叫《星火》,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
”(64)
在地下党的报告中,山炯堂等的做法其实并不受到鼓励,相反是作为批评对象。
对于地下党而言,和彰显中共的作风比,生存当然更为关键。
上述行为之所以没有导致地下党悲剧的发生,应该归因于徽县不处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南京政府时代意识形态渗透又有限,国共的政治理念及差异社会上知之不多,这使其不会过于引人注目,不过这毕竟与地下党的生存方式凿枘不入。
1942年中共西北中央局给甘肃党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地下党的活动方式:
“1、它是改良的斗争,而非为了推翻统治阶级。
2、它是部分的斗争,是在某一地区或部门内求得个别问题的解决,而非要求普遍的解决。
3、它是在获得中间分子同情的基础上,去发动与求得解决,而非脱离中间分子的少数人的行动。
”(65)因此,对于地下党人而言,尽管面对的可能是温柔乡,却要抱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态度,这听起来有点吊诡,但确为地下党人需要直面的境遇。
应该说,总体上看,徽县地下党的生存与发展,和1942年西北局指示中提示的几点原则若相契合,其中体现的实际是成功者的生存智慧。
徽县地下党成立后,首先把活动重点放在伏家镇小学。
伏家镇为徽县第一大镇,伏家镇小学在知识还是一种奢侈品的时代,在徽县有很大的影响力。
校长山炯堂、曾任教员的吴治国、葛维西都是徽县地下党的创建人,对于主要依靠人际网络和自身优势寻求发展的徽县地下党,伏家镇小学是当然的中心。
因此,“组织决定把活动重点放在伏家镇学校,先把学校办好,以取得社会拥护与伪政府的信任”(66),以取得拥护和信任作为行动的首要目标,这是谨慎而又现实的建设性思路。
秉持此一思路,山炯堂连任该校校长多年,伏家镇小学乃至伏家镇成为中共徽县党重要的大本营。
1942年徽县38名党员中,来自于伏家镇小学的就有11人(67),其中姚承祖、李如桂等成为日后徽县党的骨干,李如桂、张力冲1940年代后期为地下党掌握着伏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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