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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收与GDP增速数据
[食品价格上涨11.7%][PPI涨6.1%][工业增13.3%][消费增18.7%]
[统计局:
食品价格涨幅较大推涨CPI][政策产生明显效果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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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5.1%,环比上涨1.1%。
凤凰网财经第一时间连线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他认为11月份实际CPI上涨远超5.1%,不加息谈控制通胀是不诚心。
谢国忠认为虽然11月份CPI同比上涨5.1%,但并没有反映出通胀实际情况。
仅从今年食品价格上涨百分之二十多就可以看出,实际的CPI会比5.1%高出很多。
谢国忠认为中国的CPI是一直虚假的,国家这次给出新高数字,仍然是不准确的。
谢国忠认为不加息谈控制通胀都是不诚心的。
至于为何国家不愿意加息,谢国忠认为,加息会违背地方政府和国企利益,利益集团自然不愿意这么做。
谢国忠还认为,目前人民币没有遭遇美国方面的升值压力,中国仍有缓冲余地,一旦美国对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了,中国政府就可能会加息。
外贸与房价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复苏远超预期
(2010-12-11)
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际,中国官方昨天公布11月份外贸进出口与房地产价格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复苏水平远超预期,房价反弹压力明显。
傍晚时分,央行做出月内第三次上调金融机构准备金率的宣布,对外释出明确的缩紧信号。
分析人士认为,各种迹象说明2011年价格压力进一步抬头已势所难免,预计央行将加快出台加息等收紧举措以遏制通胀预期,抑通胀将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不过,要在“保增长”与“抑通胀”之间做到准确拿捏,对当局来说殊为不易。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师左小蕾受访时表示,货币政策要有提前量,才能达到控制通胀的作用。
目前通胀已经抬头,再考虑到本月3日中央政治局确定将2011年货币政策定位为“稳健”,说明高层领导的目标是要兼顾经济平稳增长,又要将通胀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之下,这就决定2011年的货币政策将是一项考验当局拿捏技术的挑战。
左小蕾说:
“拿捏得稍微不好,通胀就会变得比较严重。
”
在昨天的两项指数公布后,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
巴克莱资本驻香港分析师常建就指出,央行随时都可能加息,中国政府需要逐步开启升息周期,来遏制通胀预期。
一般认为,在防经济过热的顾虑下,2011年中国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将势在必行。
不过,为了继续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以支持经济平稳增长,专家认为信贷规模不会大幅下降。
左小蕾推算,明年信贷余额增长14%至15%,这个规模足以支持22%至23%的投资增长以及9.5%左右的平稳经济增长。
具有官方背景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不久前接受《新世纪》周刊记者采访时也提出,2011年贷款增长15%至16%,甚至15%左右就可以了。
在通胀方面,中国舆论界近期纷纷猜测当局可能放宽对通胀的容忍水平,这次会议可能会酝酿将2011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目标,从定格了多年的3%上调至4%。
通胀承受度不同
而中国学界也认为,不同经济体对通胀的承受度不同。
对于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来说,每年经济增速在10%左右,通胀即使上升到4%至5%,也在多数人能够承受的范围。
放在中国当前的通胀形势下,超过3%的CPI被认为是比较合理的调控目标。
数据显示,中国10月份的CPI达到4.4%,为两年来最高。
市场更普遍预计即将于今天公布的11月份CPI还会往上冲到接近5的水平,甚至有机构预计11月份CPI将“破5”。
税收增速高于GDP,需要解释多少年?
孔善广
国家税务总局4月13日宣布,今年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达11284亿元,同比增收2296亿元,增长25.5%,创近年来同期税收增速最高。
而每个年度的统计数据一出来后,均有一番议论,连续几年来,均有国家税务总局或财政部的官员对我国税收收入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进行解释。
但是,连续十多年高于GDP的增长,是否要连续解释十多年?
一、
2006年,全国共入库税款37636亿元,增长21.9%,增收6770亿元。
而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增长10.5%。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在25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又作解释说,“总的税收收入由十多个税种组成,不同的税种有不同的税基。
GDP的构成也很复杂,所以两者不能简单类比。
”具体的是:
税收是按照现价计算的,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长率按不变价计算。
2006年GDP按照不变价预计增长10.5%,如果考虑价格因素,增速将达12.6%,这就与税收增幅的差距缩小了两个多百分点。
近年来税务部门加强税源监控,减少税收流失,同时大量清缴历史上的陈欠。
这也是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长会高于GDP增长的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青年报2007-01-25)
然而,税收的增长已并非是一年的事,而是连续十多年高于GDP的增长,从1994年到2003年,增加了接近300%,而GDP只增长了150%,而财政收入却增加了316%,对比相差一倍。
2005年的GDP比1994年增加GDP280%,但税收收入却比1994年增加461%,财政收入增加507%(附表)。
附表:
GDP、税收、财政收入及其增长速度(单位:
亿元、%)
年份 GDP 增长速度各项税收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消费价格指数
1994 48197.86 13.1 5126.88 20.48 5218.1 20 24.1
1995 60793.73 10.9 6038.04 15.74 6242.2 19.6 17.1
1996 71176.59 10 6909.82 14.44 7407.99 18.7 8.3
1997 78973.03 9.3 8234.04 19.16 8651.14 16.8 2.8
1998 84402.28 7.8 9262.8 12.49 9875.95 14.2 -0.8
1999 89677.05 7.6 10682.5815.33 11444.0815.9 -1.4
2000 99214.55 8.4 12581.5117.78 13395.2317 0.4
2001 109655.2 8.3 15301.3821.62 16386.0422.3 0.7
2002 120332.7 9.1 17636.4515.26 18903.6415.4 -0.8
2003 135822.8 10 20017.3113.5 21715.2514.9 1.2
2004 159878.3 10.1 24165.6820.72 26396.4721.6 3.9
2005 183084.8 10.2 28778.5419.13 31649.2919.9 1.8
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数据计算制作
上述GDP数据来源于官方《中国统计年鉴2005》,就注明是按当年价格计算。
从1997年到2005年,GDP平均增长只是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均上涨不到1%(对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等数据,基本与居民消费指数同平,甚至更低),也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高增长低通胀”。
但税收平均增长却是17.22%。
因此,什么“GDP按照不变价计算,税收是按照现价计算”,“GDP的构成也很复杂,所以两者不能简单类比”理论上成立,但用数据计算并与消费价格指数对比后,实际就根本不成立了。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增大而使税收增加(也是财政收入的增加),但增长幅度应该是基本同步才合理,不可能税收收入的增长大于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是连续多年是这样,因此可以排除了征收和统计的时间差问题。
有解释说是由于企业效益连续良好而使到税收增加的,但目前我国的税种主要以流转税为主,如增值税、营业税成为税收的最大部分,这与企业效益无关却只与经济总量有关。
而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则只会另所得税增加,但所得税在全国税收总额中的比例不大。
以2003年为例,所得税部分只占税收总额不到15%,其它年份则是10%左右,因而可以说与企业效益有关系但影响不大,更不可能连续十多年如此。
二、
对于“近年来税务部门加强税源监控,减少税收流失,同时大量清缴历史上的陈欠”的解释,这本身是严重的问题。
1、税负偏重而不公平。
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表的2005年度“税负痛苦指数”调查报告称,2005年,在全球52个国家及地区中,中国内地税收痛苦指数位居第二,并引起专家对“报告”的质疑和指责。
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不会低于27-28%这样的水平,甚至还会超过这个水平。
因为现在预算内的收入已经占到18%了,而按国际惯例还要加上大概还有5%的政府收费和约5%社保收入,这就已经达到了中等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如果再加上对于各级政府的乱集资、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等这些无法搞清楚数据,就超过了中等高收入国家的税负。
另外,在我国有大量的非税GDP,如地下工商业(包括没有牌照经营和无法统计的、以及假冒伪劣品生产和销售等,这数字也难以弄清),很难将税收上来,但各地一般也估算计入GDP里面上报,如果不计算这部分的GDP(分母减少),那么真实的GDP税负就更高。
对于内外资企业的税负问题,一直以来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那么中资企业的税负更重。
现在是国有重于民营,民营重于外资,是明显存在不平等,有违税负公平及WTO国民待遇的原则。
2、税收的行政色彩。
本来按照税法规定税基是确定的,税率也是确定的,乘起来就是税收额。
税收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经济增长减慢则税收增长也会减慢。
但是我国却存在税收指标性问题,即由上级向下下达税收指标,而且全部是增长性指标,一层层往下“摊派”,这在市场经济国家是罕有的。
而对于税收优惠,出口退税、中央与地方的税收(财政收入)“分成”比例等,也存在行政色彩的随意性。
如地方可以给某些行业或企业减免优惠,出口退税率的反复变化,国家承诺的出口退税不准时,并可临时制定各地的出口退税额度指标等。
3、征收漏洞问题。
征管漏洞各国均有存在,中国一样存在,或许更大。
从上面附表中可以看到,1998、199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但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虽然有下降,但却不是同步下降,这就说明了下面征管漏洞的问题。
如果没有这漏洞,就根本不可能出现经济增长减速而税收没有同步减速的现象,也说明了税收行政指标存在的理由,以及通过不断完善税收机制和手段(如增加人员和实行电子化征税等),在经济增长减速的同时税收仍获得相对高的增长。
但也说明了由于加上非税收费负担,企业的税费负担偏重,造成企业要偷税漏税才能生存,导致低征收的漏洞出现。
三、
还有一个多年来人们所忽视的问题。
连续20年国家财政支出均大于财政收入,近六七年来每年超支2000多亿,在2004年至2006年财政收入每年增收5000亿的基础上仍然如是。
另外,由于按照我国现行的《预算法》以及《预算法实施条例》,超收收入的安排使用由政府自行决定,只需将执行结果报告全国人大,而不需要事先报批;对超收收入的使用,全国人大可提出要求,但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各财政部门会制定出过分保守的预算。
1998—2003年六年中,每年的实际收入增长率基本上高出预算安排增长率的一倍左右,都在千亿元以上,超收规模十分庞大。
这样一来,每到年底,就出现政府各个部门未经过预算审查程序就将财政超收部分突击花出去的现象。
如2006年全年预计财政收入将达到3.9万亿元,而2006年的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则显示,全国财政预算收入为35423.38亿元,这意味着2006年的财政超收收入至少在3000亿元以上,这些多出的收入往往在年底会被突击花掉。
(《第一财经日报》2月6日)实际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本年度的预算或超预算收入不“完成任务”花掉,那么在下一年度的部门预算开支则会被缩减,正是这样的“担心”和超收收入的安排自行决定而导致突击花钱的现象,造成财政支出的失控,不能用于民生所急之处。
而《预算法》中对违反一部经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法律的规定,却只是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由上级机关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并没有明确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
一方面是连续多年来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近几年每年增收约5000亿,每年均需要向公众解释;另一方面是每年的实际收入增长率基本上高出预算安排增长率,每年超收规模在千亿元以上;再一方面是连续20年出现财政赤字,近六七年来每年超支2000多亿,所表现出来的是相当的混乱现象。
四、
1979-2004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6%,而政府的财政收入连续多年来高于GDP增长速度(甚至有超过20%)。
从1978年到2004年,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5倍多,但是,仅仅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超过100倍,而对普通老百姓生活影响最大的社会文教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从1992年至2004年却基本不变,只维持在26-28%之间[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数据并计算]。
连续十多年来,税收均高于GDP的增长,近三年财政收入超过5000亿元的增收,我们不需要每年的那些表面解释,需要的是指出实质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
不管名义税负是否高低,但一定要做到税收公平而透明化。
更重要的是,要压制迅猛增长和规模宏大的财政预算外资金,即各种收费、罚款、基金等政府非税收入,及对财政预算、收入和支出的监督必须进一步加强。
以往政府的财政来源中,纳税主体的是国有企业,财政支出以经济建设和政府行政管理为主,与公众的直接利益相关不大,在普通民众心中财政的概念即等于是政府“收钱”与“花钱”。
但现在的纳税主体正向个人转移(如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目前纳税主体已经是非公有制经济主体,财政收支也直接牵涉到公众的利益,社会公众对公开透明的财政收支诉求越来越高,要建立真正公共财政体制,就必须防止出现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所谓“中介猎食者”的暗箱操作和腐败现象,造成“取之于民易,用之于民难”,更有赖于纳税人权利的回归、公众权力的回归。
财政支出结构必须向民生结构调整,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今年二季度GDP总量统计数据公布之后,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的GDP总量。
日本两亿多人口的国家,其GDP总量和中国13亿多人口GDP总量差不多,这没有什么值得中国太骄傲的地方。
数据显示,日本人口总量仅中国的1/10,这也意味着我们的人均GDP才刚刚赶上日本的1/10。
商务部发言人姚坚17日表示,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105位左右。
商务部17日表示,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
即使按照中国人均收入1300元贫困标准线,还有4000多万人没有脱贫。
此外,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中国公共福利事业仍有待发展和完善。
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达886万人,超过澳大利亚人口的1/3。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中国还必须警惕财富分配的失衡。
世界银行称,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
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
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
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
中国的税收多了还是少了?
2010年中国全年财政收入有望突破8万亿元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7.6%,远高于GDP增速。
对于中国人的税负水平,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实际上是偏低了。
因为全面考量财政收入负担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不是财政收入的绝对数,而是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
宏观税负是指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它是衡量政府收入规模的重要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从总体上看,我国宏观税负低于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IMF出版的《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8)对2007年全部有数据的53个国家的宏观税负进行了计算。
这53个国家宏观税负平均为39.9%,其中24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5.3%,29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5%。
按这一口径计算,2007年至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人均指标上看,我国人均财政收入与国外相比差距更大。
2009年我国人均公共财政收入5130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仅为751美元,大大低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1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
我们把以上两则报道合并在一起比较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专家解读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之时,用的是平均数据,就是中国的人均GDP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排名在全球105名。
同时比较人均财政收入指标时,财政部专家也是用的人均指标,就是人均税收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似乎都比较的平均指标没有什么问题,都很公平。
但是细想起来,中国的人均收入不到发达国家的10分之一,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
但是缺仍然使用人均税收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是不是有失公平?
是不是中国的税收水平应该和全球GDP排名100的国家相比较更加公平?
即使是按照目前财政部的数据,《福布斯》杂志2009年底的调查显示,中国税负排名仅次于法国,列全球第二,和财政部专家说中国税负水平偏低论点完全相反,我们的人均税负水平也是全球第二。
其实,细查起来,我们突发发现了更多的问题,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提供了什么服务。
首先是医疗服务,人家是全民医保,我们有吗?
其次是住房,西方发达国家的住房价格和北京的价格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人家可以提供大量的廉租房,而我们中国的住房要老百姓自己购买解决。
而且老百姓购买住房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土地出让金,税收,而且很多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益超过了税收,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年终盘点报告。
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
显然,如果把中国的土地出让金等隐性财政收入加上去,恐怕就不是财政部专家的比例了吧?
还有更大的问题是养老问题。
中国的收入里面还包括了子女的教育和依靠子女养老的钱。
而西方发达国家您不就业有救济金,同时有养老金,这些加起来一看,我们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的实际税负水平全球其实很高,但是是谁在享受作为公共产品的医疗,养老,住房服务?
有没有数据?
我看中国大多数人都没有享受这些服务。
离实现公平公正的公共财政还差的很远。
我想未来中国的十二五计划也不会彻底解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问题,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统一的解决有一定的苦难,但是我们希望要逐步的推进改革进程,同时要逐步的建立公平公正的监督制度,无限责任政府的钱永远不够花,因此未来把财政投入到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
教育,环保,医疗,养老,保障住房上来,减少政府机构臃肿和政府权力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加强对财政支出的民主监督,应当是紧急要务。
由于中国的财富过于集中,资产性收入占的比例过大,是否考虑对从股市里圈到钱的上市公司高管征收更高的税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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