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跟溯源发现本质谈谈我对目前我国信访稳定工作的认识和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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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跟溯源发现本质谈谈我对目前我国信访稳定工作的认识和思考
剖跟溯源,发掘真像
——谈谈我对目前我国信访稳定工作的认识和思考
(2011.9靳宏伟)
在接到局里要求科长轮流授课的通知后,我和科室同志讨论研究,准备了两个课题,一个是关于公共机构节能减排工作的,另外一个就是此篇关于信访稳定工作的。
权衡一下,我比较倾向于第二个课题:
关于信访。
我过去在市长热线工作、进入节能科之前一直在我局保卫科工作。
纵观我的工作经历,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和信访、安全、稳定打交道。
很多时候都是和信访、公安维稳的同志冲锋在第一线。
特别是我局肩负着市四大班子的安全稳定工作重任,在处理突发、应急、群体性上访事件上,我们局的领导和同志们为此都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对此我深有感触。
我早就有一个念头,就“信访”这个课题和大家做一交流学习。
为此,我私下里非常关注这方面的东西,借鉴、收集、整理了一些资料,最近还通过科室同志联系到一个省级社科院的在读博士社会民情研究员,通过他获取了最新资料。
借此机会,拿出来与同志们一起共享。
不到之处,还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开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是,许多社会信息也表明,中国在经济繁荣的背后积聚着大量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
各种社会纠纷新旧交织、错综复杂。
民众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利益诉求、寻求公权力救济的情况越来越多、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
在此过程中,信访作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
一、目前我国信访工作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信访定位为中央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重要渠道、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监督的重要途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信访制度在运行中偏离其应有的功能定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违背这一制度设计初衷的“乱象”。
我上网查到一些关于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关于信访工作的资料:
时下,信访工作成为影响官员升迁的“帽子工程”。
换言之,“进京上访”人员的数量和规模成为评价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
减少本地上访人员的数量与干部考核被紧密地挂钩。
在社会稳定成为各级党政的“第一责任”之后,“上访”与“维稳”被人为地对立起来。
一些地方政府将信访看成是社会不稳定的征象,是影响其政绩的负面因素。
因此,如何减少本地上访量成为地方维稳工作的主要目标,如何处置越级访、群体访、缠访和闹访事件,很大程度上成为地方政府的“心病”和地方官员的“紧箍咒”。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实践当中,原本是老百姓向政府反映问题、行使民主监督权利、实行“下情上达”的信访活动,在一些地方被演变成党委、政府草木皆兵、如临大敌的危机治理和突发性事件应对。
可以作这样一个比喻,本地百姓“进京上访”就像是悬在地方政府头上的一把随时都可能落下来的利剑,而官员们都怕这把剑掉在自己的身上,从而谈“访”色变。
在“不惜代价、只求稳定”的巨大压力之下,许多地方在处理上访问题上出现了超越法律底线的两种极端做法。
一种是变相安抚,即常说的“天价息访”和“花钱买太平”,通过给付巨额赔偿金、安抚费或给访民分地、安排工作等方式息事宁人。
另一种就是刚性压制,即采取“暴力截访”、将访民投入“黑监狱”“劳动教养”“游街示众”或“被精神病”等强硬方式恐吓、威慑上访群众。
不管是“软”的安抚还是“硬”的压制,这些做法的本意无非是息事宁人、“杀鸡儆猴”、让“访民”断了进京的念想。
但实际上,不管是花钱摆平还是打击迫害,都有可能诱发和推动新一轮的闹事、上访,而使得以前的各种“摆平”“搞定”上访人的成果付之东流。
尤其是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偏离法治轨道的暴力截访、非法侵犯访民人身权等恶性事件频发,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大大动摇了全社会对法治的信心。
在这种没完没了、一轮接一轮的“上访”与“接访”“截访”的斗争和博弈之中,地方政府定然是疲于奔命、防不胜防。
处于中央和上级政府的“上压”和老百姓的“下顶”之间的地方官员,难免身心疲惫、不堪重负。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民众通过进京上访成功地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不管是确有冤情或确实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的,还是通过胡搅蛮缠获得各种“法外利益”的“无理上访”,都会严重助长“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闹不解决”和“越闹越有理”的社会心理,促生和激发更多老百姓在上访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客观上还会大大提高民众对于上访的期望值,错把“进京上访”当做要挟地方
诸多乱象表明,实际运作已严重偏离了信访制度本来的价值定位和社会功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进京上访”已成为个别民众与地方政府展开博弈、获取“制度外”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段。
事实上,许多老百姓已将“上访”看做优于其他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最管用办法和解决问题的最后希望所在,而将本应作为公民权利救济最主要形式和社会正义最后防线的司法救济置于一旁。
这些实际上都已严重偏离了信访制度本来的价值定位和社会功能。
对于实践当中愈演愈烈的上访乱象,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理,不仅会影响正常的行政秩序、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耗费大量的经济成本,从而动摇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还会给民主法治建设和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也许会有人提出,既然上访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制度设计者的初衷,并且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那就干脆废除信访制度。
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
假如取消了信访制度,现实中的上访行为是否就会因为制度的废除而一定减少、消失?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在民众利益表达途径还不尽完善的状况之下,假如把信访这条道都堵死了,将要发生的结果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一言以蔽之,如果老百姓有了问题既不去司法机关,也不能找党委、政府通过信访寻求救济,而是直接上街、发泄对社会的不满,那才是真正值得担忧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越级上访、激烈上方的现象呢?
到底老百姓在想些什么,为了什么?
就此,请听详细分解:
目前具有我国特色的上访大约可以分为维权、泄愤和骚乱这三种类型,而维权活动又可以分为农民、工人和市民这三部分。
这里主要讲维权,我们接触最多的也是维权。
我先重点分析一下维权活动中工人发生了什么,农民发生了什么,市民发生了什么?
把每一个部分的特点进行一个简单概括。
当前中国农民的问题,曾经有一本书叫做《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
这本书调查的是湖南的农民,写的是2004年以前的中国农村。
我想回答一个问题:
2004年以前中国农村发生了什么?
得出一个结论:
中国农村2004年以前主要是抗税斗争。
基层政府到处在宣传“皇粮国税不可抗拒”。
当时说坚决打击抗粮、抗税、抗合理上交的不法分子。
抗粮,大家知道指不交公粮;抗税,指不交国税或者地税;抗合理上交就是抗费,不交各种名目的税外收费。
后两者我们简称为税费问题。
2002年12月22号,湖南某乡的农民开始组织农会。
当年毛泽东组织第一个农民协会的地方,离那儿不远。
那儿曾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叫夏明翰,说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当年这个地方所有的农民都会告诉你这句话,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某某某,还有后来人。
一位社科院的研究员曾经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组织农会?
他们说,组织农会就是要和地方的贪官污吏抗争到底。
当位学者心中充满了震撼,回去之后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标题叫做《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
他提出来,天下可忧的在民权,天下可惧的在民怨。
这么多农民因地方的贪官污吏而产生民怨的时候,你这个政权要思考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报告出来之后,社科院以要报的形式报给了中央。
后来中央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在2004年的3月5号,温家宝在两会期间宣告取消农业税。
宣布之时,所有的人大代表站起来向他鼓掌。
让我们记住这个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于建嵘。
农业税费的取消实际上与当时的湖南农民很有关系。
这个农民叫彭荣俊,他是当时组织农会的领袖。
2008年12月6号,他被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农民英雄。
由此可以得出一句话,中国的政治改变并不一定是由于中央政治理念的改变,不是由于领导人的爱民或者亲民,而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压力。
当时中央分析,这种社会压力下,征收农业税所获得的利益和成本相比,还不如放弃农业税,从政治上、经济上考量之后,中央才做出了这么个决定。
农业税取消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解决了,其实没有解决,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
据中央焦点访谈的一个数据统计。
每天都有许多人打电话到焦点访谈去投诉,它专门有人记录这些投诉。
进入这个投诉系统,进去就会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告什么人,打什么官司,发生了什么问题。
据一些评论员观察,从2004年6月开始,土地问题成为了中国农村的焦点问题。
我们先分析一下农村土地问题有什么特点。
首先双方当事人发生了变化。
农民在土地问题纠纷中,我们经常发现大量的妇女和老年妇女走到了第一线。
什么原因?
两个。
第一,他们是老年人,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块土地;第二,地方官员不敢对老人采取措施。
所以有些文章称她们是软实力。
你不要看这是一些老年人,地方政府的确怕她们,它不怕年轻人站到这里,拖你一下没关系,这个老人一拖可能到医院去了。
其次控告的对象也发生变化。
农民抗税的时候主要控告县乡政府,而农民土地问题则控告市政府、省政府,一直控告到中央。
再次地域也发生了变化。
农民抗税的时候主要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这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农民土地问题则主要发生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这些经济发达地区。
农民抗税主要发生在边远的农村,而农村土地问题就在城市的周边地区。
最后方式也发生变化,农民抗税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找不到人,见不到人,而农民土地问题他主动地走到你面前。
农民抗税的时候,中央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动用警力去收税费。
农民土地问题,现在中央没有明文规定说可以用警力,但是地方政府往往以所谓社会重点工程等为名大量使用武力,包括特警和武警。
所以农民抗税和反对征地时的暴力化程度是不一样的,外力介入程度也不一样。
农民抗税费时,很少有外力介入的;但是农民土地问题大量的外力介入,主要包括律师和黑社会两种势力。
大批律师介入,究其原因两个。
第一,这些年来,社会的公民教育、维权意识、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律师大量产生,他们介入到了农民土地问题。
第二,农民抗税费时,你去代理官司收入很少;而农民土地问题,可能会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
不否定经济利益是错误的,但现实是很多律师介入农民土地问题,是由于农民土地问题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律师费用。
另一方面,黑社会介入中国农民土地问题也很严重。
今天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土地案件都有黑社会的背景。
黑社会势力现在什么事都敢干,甚至真的开枪打农民。
最严重的如2005年6月定州事件。
定州市委书记动用黑社会抢农民的土地,现在判刑了。
记者曾经去访问他,记者说你做市委书记不容易,你可能要请客送礼、开后门,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才做一个市委书记,你怎么会动用黑社会去抢农民的土地呢?
这个市委书记这么回答的:
他说我很冤,我并没有组织黑社会,没要黑社会去,只是这个公司说你政府不能解决,我试着办行不行?
我当时答了他一句话,“你去做吧”。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真的会用黑社会真枪实弹去打农民。
这个市委书记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去做吧。
现在我们发现这句话真是说不得,说了麻烦就大了。
2008年3月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先生向外交部、社科院提出来要访问于建嵘,这个人上面我们提到过。
当时一度让社科院很紧张,因为一般情况,一个国家的大使不会来访问人。
社科院当时做了一个预案,就像我们开讨论会,组织一帮人猜猜他可能问的问题、应该怎么回答。
最后大使来了,社科院所有想到的问题都没有问。
大使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2007年在中国有三个地方的农民宣告土地私有,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农民都宣告土地私有了怎么办?
在场的人一听头就大了,因为预案里面没有这一条。
于建嵘是这样回答的:
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90%以上的农民还没有这个观念。
据于建嵘后来讲,当时没有告诉大使一个内幕,不管怎么样,有三个地方农民宣誓,就说明其他农民有一天可能也会走到这个地步。
农村问题的最新发展,一个是对地下资源的掠夺在增多。
大家可能知道2009年12月12号又打死了四个农民,也是真枪实弹地打,就是为了抢夺地下资源。
第二个是林权纠纷在增加,“十二五”内这个纠纷会成迅猛发展之势。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林地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
第三,农村的环境问题也在增加,并且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从工业性的污染发展到资源性的污染,也就是因采矿等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和水力发电等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
上面讲了农民问题,现在讲工人问题。
有一本书,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写的是安源煤矿当年毛泽东搞工人阶级运动的地方。
共产党真正搞工人运动的地方就是安源煤矿,在这儿成立了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组织,建立了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支部。
中国共青团、少先队都与安源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到过安源。
曾经有人在这里进行了调研,就是安源工人他们在干什么。
调查发现,工人问题和农民问题比较而言更加复杂。
它因国有单位改制,拖欠工资等等原因比较分散,不像农民60%以上都是土地问题。
工人的抗争方式也是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
最新的两个很重要的抗争方式:
散步和旅游。
最著名的是2009年4月3号保定市的工人到北京散步。
保定市到北京市137公里,当工人走到徐水县收费站时,北京方面得知了消息,非常很紧张,石家庄很紧张,保定市很紧张,派了大批的人和工人谈判,说你们不能这么到北京去。
工人回答说我们到北京旅游错了吗?
没有错,哪条法律说我们不能到北京旅游。
劝的人又说你们不能这么多人到北京旅游。
工人马上回答他们,哪一条法律说这么多人不能到北京旅游啊。
再说你们不能这么走到北京旅游。
工人说我没有钱怎么不能到北京走去呢。
形势非常紧张,最后保定市没有办法,当场向工人表态,说你们的问题我们都解决。
工人说我们现在没有问题了,我们只是旅游的问题,你看我们没有拿上访材料,没有打标语口号,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不上访,不告状,我们旅游。
最后当场表态把他们的公司董事长抓了,这些工人才回去。
散步大家可能知道最早是厦门,实际更早的就是安源煤矿。
起因是有些老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没有人理他们,到法院起诉不立案,打报告给公安局说我们要游行示威,公安局不理。
最后这批人到北京上访,因为超过了五个人,抓了一批人。
最后没办法,他们约定在一天两万工人同时走进了安源所在的萍乡市,萍乡是一个地级市,两万人在马路上散步是什么概念?
这种行为合法与非法与否是很难界定的。
更严重的是,工人问题暴力化趋势在增加。
2010年7月24日通化钢铁发生了罢工,把总经理打死了。
之后不少地方的老国企打出了标语口号,其中一个叫做“通化老大哥在行动,我们怎么办?
”吓得很多国有单位改制工厂的老板不敢上班。
为什么?
怕打死。
全国总工会于当年9月份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培训班,把全国各个省市的总工会主席、研究室主任叫到浦东去学习。
工会的人大都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工人不听我们的话了?
当时的讲师还是于建嵘,他说凭什么听你们的话,你们不代表他的利益,他怎么能听你的话。
现在闹事了,你们才想到为什么工人不听你的话了。
按现在的情势,工人暴力化趋势在一个阶段可能会明显,原来已经好像解决了的问题又会重新出现。
安源煤矿早几年闹了,已经停下来了,现在又开始了。
安源工人现在又是散步,又是旅游,各种活动又开始了,原来的历史问题重新掀起。
出租车罢运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最典型的发生在2008年的11月的重庆。
重庆的市委书记当时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他见了这一批人,一件他表态说你们的份子钱减下来,你们可以建立你们的工会。
他一表完态之后,全国一片叫好。
但是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全国其他地方怎么办?
国家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表态?
2008年11月10号三亚市也发生了出租车罢运,当地市委书记叫江泽林,是中国社科院农村所毕业的博士。
他很紧张,不知道该不该见,但他没有办法,必须见。
重庆的市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只不过是海南省的省委委员,你能比过他吗,他都见了你不见。
后来江泽林不得不去见这些人,也不得不表态。
但是中国出租车行业能真正代表司机的工会能不能建立?
按目前我国现状和高层人士执政理念,这样子的公会不可能建立。
第二重庆的出租车行业能否就此健康发展下去?
现在情况有些变化,所有的领导不再见这些人了。
而被判刑二十年的黑老大黎强,被指控的罪状就涉及到组织重庆“11.3出租车罢运”。
2008年以来教师停课的情况也比较严重。
教师很聪明,没有一个教师说我们罢课的,他们只叫停课。
为什么发生?
主要的原因在于有关法律规定教师的工资不能低于同地区的、同类型的公务员的工资,这一点做不到。
最新情况是由绩效工资不公平引起的。
对于工人问题,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国有单位改制,劳资冲突将是工人问题的关键。
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资冲突应该是工人将来发生的主要问题。
对于市民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市民维权了,根据他们的研究,房屋拆迁问题是市民维权的一个关键问题。
因房屋拆迁发生的纠纷最严重的是甘肃陇南,去年11月17号把市委砸了。
近阶段市民的维权活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会增加,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最新的事例是昆明螺丝湾拆迁引发的较大群体性事件,这个事件后来在网上找不到了。
对于工人、农民、市民的维权行为,最后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第一,市民维权就是为了利益。
不论工人、农民或市民,维权活动最大的特点是:
维权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
最近的例子就是围堵市政府、市水利局两周之久的那起纠纷,原因很简单,水利局水坝泄水把人冲走了,死者家人和水利局讨价还价赔钱。
由此可见一斑,简单说要钱不要命。
他只是要钱,不要你的权力,不是要你的官位;要钱也不是要命的要法,不搞革命,只是争钱。
还没有人走向街头说什么什么必须交出政权,没有人提出来像文革一样造反夺权,哪怕把政府、公安局给砸了,也是争利,而不是要你的权力。
所以说利益之争是现在工人、农民、市民维权活动的主要特点。
二、实际操作中的措施和手段
言归正传,诸多上访乱象,折射出当前信访工作面临的三大矛盾或三大困境。
只有充分理解和化解这三个困境,才能找到产生“上访乱象”的深层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改革与完善现行信访立法和相关政策,才能最终理清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找到遏止与治理“上访乱象”的突破口。
这部分内容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既反映我市又是全国共性存在的处理信访稳定问题普遍采用的措施和手段,没有褒贬之意,仅代表个人看法。
其一,“敏感时期零进京”与保障公民的信访权利。
根据中国宪法、信访条例及相关规定,信访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民主监督权利,也是实现公民权利救济的特殊形式。
从执政党的信访政策来看,也是允许甚至是鼓励民众通过信访渠道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实现“民情上达”。
然而,如果老百姓主要以信访这种本应起辅助功能的行政救济方式来维护权益,那么,在社会矛盾解决方式上就会“喧宾夺主”,构成对诉讼等司法渠道的挑战,浪费司法资源、冲击司法权威,增加化解社会矛盾成本。
绝非危言耸听的是,如果全国的老百姓有冤屈或其他利益诉求都到北京来“告御状”、到北京去找“青天大老爷”,到中南海、使馆区等敏感地区喊冤,那么,不仅是“京无宁日”,而且是“国无宁日”。
因此,中央就信访问题再次强调“人要回去、事要解决”“敏感时期零进京”。
面对中央进京上访“零指标”的压力,一些地方就不惜代价、想方设法要将访民稳控在本地、或将进京访民接回原籍。
这样就容易给老百姓一个错觉:
“上头让上访,下头不让上访”。
而这势必激化基层政府与底层民众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从而大大增加地方治理的难度。
其二,“问题回到基层解决”与老百姓“信上不信下”。
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焦点都堆积到中央,而中央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如果大量访民的利益诉求在北京得不到解决,他们就会对整个国家和执政党产生怨言,容易导致中央政治权威的流失。
因此,在处理进京上访问题上,中央一直要求“谁家的孩子谁抱回去”和“问题回到基层解决”。
然而,老百姓一直心存“信上不信下”的观念,认为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只是到了地方“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村里都是坏人,乡里都是敌人,北京才有好人,中央才是恩人”、以及“中央不批不办,中央一批就办”的顺口溜,就反映出访民的这种普遍心理。
只要老百姓的这种心理没有改变,很多上访案件就不可能回到基层解决。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消极不作为、不愿意解决问题,许多问题不是哪一个地方政府就可以解决的。
实践当中,中央要求“问题在基层解决”,在很多地方看来,就是千方百计不让本地的百姓进京上访。
地方越是怕老百姓进京上访、越是压制上访人员,老百姓就越是要进京上访,并以此迫使地方政府解决自己的问题。
其三,“集中处理问题”与社会的常态、长效治理。
为了化解社会矛盾,一些地方主要领导甚至是一把手“大接访”“大排查”,集中处理大批信访案件。
有些地方还提出“万人千案大下访”。
这些实践做法在短时期内的确起到了安抚民心、集中时间和精力解决当地重大社会问题的作用。
但是,这毕竟只是一种非常态、运动式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也容易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的情况。
信访工作呈现出“一刀切”“一阵风”的“运动式”特点。
这些做法不仅可能增加化解社会矛盾的成本,还会助长民众的机会主义心理。
这与社会的常态化、长效治理,与规范化、法治化的信访工作局面,与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上访乱象”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是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我国社会在不断成长、壮大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痛苦。
从一定意义上说,上访乱象的治理、走出当前信访工作的困境,理应成为中国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个重要拐点,关系到民主法治建设的命运和国家的未来。
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要让信访制度回归其本来的公民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两项功能。
在信访与司法二者关系的处理上,一定要明确信访只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辅助、补充性质的渠道。
大量的矛盾化解、权利救济只能依靠国家解决社会纠纷的正式机制——司法去解决。
应有效实现信访制度与司法制度的对接,确立司法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解决机制的地位与权威。
解决问题的价值取向,就是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将信访工作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严守信访制度的法治底线。
这需要正确处理信访立法与信访政策的关系,改革信访机制和规范信访法律关系。
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开辟公民利益表达的新渠道,拓展权利救济的多种途径。
只有当民众拥有多种合法、便捷、有效的利益表达、权利救济的途径和方法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才不会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走上访一条路。
三、解决信访问题的对策
解决信访问题要坚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办事,妥善进行处理。
同时,针对成功解决的信访问题,及时总结其产生的原因及在解决过程中派生出的新问题,使相关部门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体制,防止类似问题的再度发生。
通过与信访局的同志沟通,我了解到现在国家普遍推行一种处理信访稳定的工作方法,在此我们共同学习一下:
即“三三”工作法:
解决信访问题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压实责任,实行领导包案、挂牌督办,用群众信得过的人做群众工作,用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解决信访问题,集中力量,破难攻坚,一案一策、逐案化解,努力做到案结事了。
1、接触信访问题时,要树立“三个推定”观念,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
一是对群众信访首先做“有理推定”。
群众找政府反映问题,本身就是信任政府的一种表现,无论有理还是无理,我们都应想方设法解决或者解释。
先设“有理”是立案办理的前提,如果认定其反映的问题系无理要求,那就没有立案查处的必要了。
二是对造成信访问题的部门和单位首先做“有过推定”。
“有过才会有访”应该成为信访工作者的基本判决。
凡事先“三省吾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失误。
三是对群众信访问题首先做“有解推定”。
群众信访的原因多种多样,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最为集中的还是事关民生的诉求,通过努力大部分是可以解决的。
这些诉求,有的看来只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但如果职能部门不关心群众痛痒,迟迟不予解决,结果小事就会酿成“大事”。
于是一个小小的粪池或是垃圾箱就可能惊动上级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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