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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养老制度研究综述
开题报告
养老制度研究综述
1.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1.1选题的背景
我国第一部老龄事业发展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截至2012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已达到1.94亿,比上年增加891万,占总人口的14.3%。
老年人口增速加快,空巢化趋势日益突出,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照料等压力和社会影响已经凸显。
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式微,政府建设的福利性养老院也难以满足需要,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匮乏。
各种社会因素引发的“空巢老年人家庭”的出现以及传统居家养老观念的转变,共同催生出老年人外出旅游的欲望。
此外,老年人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据全国老年旅游产业发展促进研讨会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老年人口消费规模已达1万亿元;2020年将达到3.3万亿元;2030年将达到8.6万亿元。
随着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养老方式也变得多样化,比如旅游养老、动态养老等方式不断诞生,这些新颖的养老方式带给老人更有趣的生活,成为社会比较追捧的养老形式,由于具备疗养式的功能,“旅游养老”将成未来养老新趋势。
1.1.1选题的社会背景: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也逐渐完善,老年人的生活及健康状况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
老年人寿命的延长,死亡年龄的后移,死亡率的降低,使得老年群体的人数不断上升。
按照国际标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最常用的指标就是老年人口的比例。
当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其人口总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总人口数的7%时,这个国家、城市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当前中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
从现在起的20年里,平均每年约增加1000万老年人,到2033年将突破4亿人。
与此同时,中国老年人口消费规模也在快速增长。
预计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消费规模将达到3.3万亿元。
目前,中国老年出游的比例已高达20%,并且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
1.1.2选题的市场背景:
老年旅游市场的迅速发展
2013年6月2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鲍学全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老年旅游产业发展促进研讨会上指出,中国旅游业应充分认识老年群体的特点,积极主动开发研制适合老年群体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中国的老年旅游产业是一个年轻的产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面临产业市场供给不足、服务项目不全、产品开发单一、开发较慢等问题。
因此,这种形势下,应大力培育和发展老年旅游产业。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党的富民政策使广大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部分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已率先步入了小康,随之而来的是老年人外出旅游迅速“升温”,而且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老年人有着不同的阅历和爱好,要求老年旅游形式多样,而且对旅游服务的要求诸如旅游线路、旅游服务、日程安排、医疗保健等要求逐步提高。
有资料表明,全国有近16%的吃穿不愁、渴望亲情和精神慰藉,需要适合自身特点的休闲和娱乐设施的“空巢老人”,“长三角”城市则高达20%以上,这些老年人已不满足于吃好、穿好,而注重更高层次的精神消费,渴望提高生活质量,结伴外出旅游也就成为他们的共同愿望。
可以预见,“银发浪潮”将给旅游业带来巨大的商机,如何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旅游市场已不单单是旅游业发展的重点,更是养老保障体系中十分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1.2选题的意义
1.2.1老年旅游市场具有特殊带动性——启动家庭旅游市场
年龄是影响旅游者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
由于年龄的差异,不同旅游者在选择旅游产品的种类、品牌以及在旅游过程中的行为都会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当家中老年人决定外出旅游时,家中的其他成员考虑到老年人身体状况等因素就会选择随同出游。
在旅游景区,全家三代共同旅游的越来越多。
因此利用这一特点开发老年旅游市场就可以牵动中年市场,波及青少年市场,以此强化家庭旅游市场。
1.2.2可以缓解食宿利用率下降的矛盾
老年人在旅游目的地的停留时间一般较长,这就可以提高餐饮业、宾馆业的经济效益。
老年人由于腿脚不灵便,每天的活动时间少,游览景点也就相对较少,使得老年旅游周期较长,节奏较慢。
这样老年人在游览地停留的时间就相对较长,缓解了中青年旅游者游速加快,所造成的食宿设施利用率下降的矛盾,提高了旅游目的地餐饮业、旅馆业的经济收益,从而带动整个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益的增长。
1.2.3均衡淡旺季效益
老年旅游呈现出“非假日性”的特点,这是相对于一般旅游者的假日旅游而言的。
由于老年人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
再加上最近几年的双休日制度实行以来,每逢周末节假日,各个景点人满为患,住宿交通全面告急,多数老年人性喜恬淡和缓,他们出游一般不会选择黄金周、大周末、寒暑假等客流量较大的时间,他们更愿意选择在黄金周后出游,以避开客流高峰。
这样就可以均衡淡旺季效益。
老年旅游者已经成为消除旅游淡季影响的主要力量之一。
1.3理论基础
1.3.1生命周期理论
生命周期理论源于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等人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Hypothesis)。
该假说认为:
“一个有代表性的消费者,在任何年龄t分配到的用于消费的资源仅依赖于他的毕生资源(劳动收入加继承遗产的现值),而与当前得到的收入完全无关。
为了追求生命周期内一生效用的最大化,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会导致个人收入和储蓄在其一生中呈‘驼形分布’”。
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就业之前的消费一般是由父母承担,因此自开始工作起,可以将个人生命周期划分为工作年限和退休生涯两方面进行考虑。
随着实际劳动起始年龄在向后推移,在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生命周期中工作年限将缩短,意味着个人的自我供给即储蓄会减少;另外,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在保持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势必会延长退休生涯,使得个人的自我消费需求即支取需求时间、数量增加。
最终,必然会出现工作时间与退休时间之比减小,导致个人自我供给无法满足需求,陷入晚年贫困。
1.3.2社会嵌入理论
嵌入性(embeddedness)的概念是由经济学家卡尔?
波拉尼首先提出来的。
在《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1954年)一文中提出了经济活动实际上是嵌入到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当中的观点,批判了把经济学视为一个单纯的研究领域的思想。
80年代以后格兰诺维特继承并发展了嵌入性的思想,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1985年)提出了社会嵌入性(sociallembeddedness)简称嵌入性,他认为人类行为存在过度社会化和不充分社会化这两种极端倾向,他的嵌入性概念既反对社会化不足也反对过度社会化。
指出行动者无法脱离社会背景采取行动、做出决策,同时行动者也不可能是规则的奴隶,事实上他是在具体的动态的社会关系制度中追求目标的实现。
嵌入性概念在必要的社会联系的基础上,并不完全否定这两种社会化,而是主张两者的相互支持,将人的社会行为嵌入到社会网络中,主张个体社会网络之叫的融合和互动。
1.3.3需求层次理论
老年人需求的满足是养老模式选择和构建过程中的重要考量,也是评判其是否合理有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需求理论在关于实际的养老模式选择的中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心理学中需求被认为是一种人体内部的不平衡状态,是人对维持和发展生命所必须拥有客观条件的反应。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的需求:
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各种需求之间有高低层次和先后顺序之分。
认为这些高低有序的需求是人类个体成长和发展的内在的力量和动机,每一层需求的满足情况,将决定个体人格发展的程度和境界。
这些需求贯穿和影响着人的一生,这些需求的满足情况在人类晚年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年群体作为人口中的特殊群体,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机能衰弱,依赖性逐渐的增强,特别是体弱和患病的老人,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上满足的要求较为迫切,如食物、水、住房、生活的安定、避免遭受疾病痛苦等这些最基本生存的需要;老年人作为社会的一员,需要人际间的情感交流、家庭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自己的生活圈子等这些都构成了老年人的社交的需求;老年群体同样也有被尊重的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老年阶段老年人年纪大、身体弱、独立性差、依赖性强等标签化的特征使得人们在对待老年人的时候,往往从自身有些狭隘的价值观考虑问题,认为老年人处于生命周期的末端,除了消费不创造任何价值,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因此常常忽视老年人的需求和价值,社会上更有弃老、虐老的现象发生。
不能简单只是将老年群体归类为弱势群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照顾上尊重老年人的同时也要尊重老年人的对自身价值的诉求。
1.3.4养老支持系统理论
人口结构中存在不同年龄的人群,养老支持系统是针对老年人而言的,且老年人的自我支持力较弱,需要较多的其他不同层面的外力支援,因而不同代际的人口通过支持力的交换和相互而取得相互的联系。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每个人都会经历从年轻到年老的一个生命周期过程,养老支持系统是贯穿于每个人一生的微观支持系统,它阶段性的反映人们年老时期拥有的系统支持状况。
一位老人的养老支持系统是离不开各个养老支持元素和支持力系统各层面间的元素关系,这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体现的支持力的大小也不尽相同。
在微观支持系统中,个人自我支持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例如个人、家庭、社区这几个因素是起到相互支撑和促进的圆圈状层次性的。
按照此理论,从系统论的角度讲,养老模式研究中所谓的家庭养老、机构养老或居家养老等都不只是强调了整个养老支持系统中起主要支持作用的个别因素,实际上也强调了系统支持力也必然是各力的总和。
因为任何时候系统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养老支持系统的完善需要靠每个因素的共同努力。
1.3.5福利多元主义
在探讨养老模式的选择和构建时,要特别注意服务的提供主体,养老服务供给的主体是养老模式得以运作的执行者和推动者,直接关系到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维持和提高。
福利多元主义主张福利供给主体供给的多元化,在养老模式多元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8年英国的《沃尔芬德志愿组织的未来报告》中首先使用了福利多元主义这一概念,随后在罗斯和伊瓦斯研究中不断的明确和发展。
福利多元主义主张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国家、市场、家庭、雇员、志愿机构等都是福利的供给者,认为国家是主要的福利的生产者,但并不是福利的唯一的来源,让国家去承担福利生产的完全责任是不正确的。
国家在提供福利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绝不是对福利供给的垄断角色;市场也是福利的重要来源之一,无论是家庭还是个人都会与市场提供的福利存在这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家庭一直是福利的基本提供者。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供给的主体也越来越多,单一的供给主体已不太现实,已不能满足社会发挥的需要。
我国现阶段家庭提供养老服务的主体地位不断的减弱是不争的事实;政府在养老方面的政策措施力度不断加大,但仍存在扩面、提质等方面的问题;养老市场逐渐放开和成熟,但仍然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发展头绪;NGO组织的本土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创新,但也遇到重重的障碍。
这些发展和不足给多元化的福利供给带来了空间和契机,也给养老模式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服务的供给是任何养老模式赖以生存的基础,养老模式的多元化离不开福利供给的多元化,福利供给的多元化推动着养老模式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在理清老年人需求的基础上构建养老模式仍离不开多元服务供给主体的支持。
1.4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
1.4.1旅游社会学
真正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旅游始于20世纪70年代,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系学者埃里克·科恩发表的《从社会学角度看国际旅游业》,是一篇重要的旅游社会学论文,旅游社会学的研究由此形成。
旅游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社会人口与旅游、社会变迁与旅游、社会文化与旅游、社会交际与旅游、社会群体与旅游、闲暇时间与旅游、旅游的社会功能、旅游社区建设和旅游体制改革。
其中社会人口与旅游方面主要包括研究人口数量、质量以及人口老龄化、人口城市化等人口现象与旅游的关系,分析旅游人口的分布和旅游人口的年龄、性别、职业、种族、文化等结构,以便从宏观上把握旅游市场,合理安排旅游活动。
旅游社会学是界于旅游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交叉、综合学科,其研究对象范围应是旅游者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相关问题的集合。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旅游者包括两层意思,一为旅游者个体,二为旅游者群体。
对前者的研究,构成微观旅游社会学;对后者的研究,构成宏观旅游社会学。
1.4.2养老模式
城市养老模式是指通过在各城市养老实践中总结和探索出來的,为了缓解家庭结构变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从而解决城市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而形成的具有系统性和典型性的方法。
我国现有的养老模式分类标准较为复杂和混乱,学术界也存在很多分类方法和叫法,传统的例如自我养老、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社会养老等,近年来还出现了新型的养老模式如居家养老、异地养老、以房养老、储蓄养老等。
家庭养老是我国最传统的养老模式,机构养老在我国也有很久的发展历程,而居家养老模式目前在中国城市社区由于一些成功的实践经验而成为我国目前城市社区主要的养老模式之一,因此这三种养老模式具有代表性。
此外,还有学者在此分类基础上将这三种养老模式细分,例如将机构养老模式细分为“本地机构养老”与“异地机构养老”这两种模式,结合家庭和居家养老添加了一个“个人家庭养老院模式”等,这些模式的差别体现在老年人个人禀赋的差异上,需要从老人的实际情况出发。
1.4.3旅游养老
我国经济学家于光远1985年对旅游的定义为:
旅游是现代社会中居民的一种短期性的特殊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是:
异地性、业余性和享受性。
这个定义强调的是:
旅游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指出了旅游的一些主要特点,即:
异地性、业余性、享受性。
旅游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就须用发展的观点来认识旅游这一观念。
因为现代社会中的旅游毕竟不同于古代文人的游山玩水或徐霞客式的旅行和科学考察。
它已然成为人类社会中一种不断发展的生活方式。
借用这一定义可以表述本文中旅游养老的概念:
旅游养老是老年人不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为了寻找更舒适的养老环境而离开常住地,连续时间不超过一年的休闲、度假和养生等旅游活动的总称。
旅游养老把养老服务与旅游活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使旅游成为老年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活状态。
它既是一种新型的专项旅游项目,也是一种新型的养老方式。
2.文献综述
2.1关于社会保障的研究
2.1.1国外研究现状
从社会保障价值理念的变化角度观察,一般认为,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经历了以慈善行为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以国家责任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到以国民权利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三个阶段。
在以慈善行为为基础的原始社会保障时期,以1601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布的“济贫法”为主要标志,对贫民实施国家救济为当时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其思想基础是“慈善”、“怜悯”、“做善事”。
它涉及的主要是社会保障的第一层次,也就是最低层次——社会救济。
在以国家责任为基础的社会保障阶段,以1881年德国实施“社会保障法”为主要标志,社会保障突破了“济贫”(社会救济)这一最低层次,拓展到了养老、失业、医疗等较为广泛的社会保险领域,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也从国家对贫民的慈善行为转变成国家理应承担的一种责任。
其代表性的观点是瓦格纳与施穆勒的“社会国家”观念。
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第二层次,成为社会保障的主体部分。
在以国民权利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保障阶段,以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为重要标志,现代社会保障覆盖了全体国民,而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的人群:
从价值理念上看,享受社会保障不仅仅被看作是国家的责任,而且更为重要的,它被看作是全体国民的一种权利,正所谓“国民有生存权,国家有保障生活的义务”。
社会保障把社会福利作为基本目标,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因此,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往往与“福利国家”联系在一起。
这种“福利国家”的现代社会保障理论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以及新、老福利经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了西方新自由主义者的广泛批评。
其理论分歧的焦点仍然是“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这些老问题在更深层次上以新的形式展开。
批评者认为,以“福利国家”为标志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极端完善的社会保障形成了“大锅饭”体制,使人们养成了依赖性与惰性,造成了经济效率的降低与经济发展的停滞;同时它还导致了国家社会保障支出的过分膨胀,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出现了严重的赤字危机。
一些学者对“瑞典病”、“道德风险”等现代社会保障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
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了改革的趋势,社会保障的模式与政策开始出现引人注目的转变,例如一些社会保障项目的私营化。
这些变化在欧洲与美国尤为显著。
应该说,最近几十年来,社会保障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政策中争论最为激烈的热点领域之一。
争论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例如社会保障的财政可持续性、对经济发展的反馈机制与正负效应等等,确实值得我们发展中国家在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时严肃、认真地对待。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保障的全方位挑战及各国的应对战略与策略也是国际学术界目前高度关注的课题,例如,国际社会保障协会2000年度研讨会的主题就是“全球化与社会保障”,这也提醒我们在关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时必须要有全球化的眼光,要关注社会保障的现代发展趋势。
2.1.2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大锅饭”、“铁饭碗”体制,劳动力的单位、社队所有,使得社会保障似乎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问题,因此,大学没有独立的社会保障专业,理论研究中也没有分离出单独的社会保障这一学科。
但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保障问题受到了政府、民众及理论界越来越强烈的关注。
这是因为传统的、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崩溃,而新的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没有及时建立起来。
这就给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城镇原来的国有制企业和国有制单位职工的经济安全,给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性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社会需要是理论发展最好的催化剂。
由于问题的紧迫程度,在一开始,我国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与政策设计的重心放在城市,关注的重点人群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这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理论研究而言,我国的学者大致进行了如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比较广泛地介绍了国外社会保障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二是分析、批判了我国传统社会保障体系理论与实践中的弊端;三是对我国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进行了理论与政策的探索。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保障的研究不仅已成为我国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文献日益丰富,而且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例如世界银行的EstelleJames教授,Dorfaman教授等对我国的社会保障建设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但也必须看到,迄今为止,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理论研究与政策设计是极不平衡的。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理论研究与政策设计远远落后于城市。
客观地说,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农业、农村、农民,即所谓“三农”问题的关注,我国对农村社会保障的研究正在升温,这可以从相关研究专著与论文的急速增长中得到佐证。
从文献中看,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城乡一体的一元化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最终的社会保障模式,但对当前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保障模式,研究者的认识则存在较大分歧。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保障模式还是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我国社会保障模式的必然选择,因此有必要探讨农村特殊的社会保障模式,而不可能把农村社会保障与城市的社会保障等同一体。
笔者虽然也认同大多数研究者的这一观点,但同时希望弥补目前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缺乏对二元保障向最终一元化保障过渡的动态把握。
而研究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殊社会保障问题,是这种动态把握的关键。
我们认为,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即使暂时不能完全纳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也不能按农村农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原则来设计。
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设计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更应偏重于向城市社会保障机制的过渡。
这是因为城市化的进程最终会使这一群体的绝大多数成为城镇居民,而且他们理应是进入城市的先行者,他们的未来走向是城市,而不是农村。
这一问题的特殊意义至今尚未引起决策者与理论界的广泛注意,理论研究文献有限,政策设计也没有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2.2养老模式研究综述
很多学者从不同彻度对养老模式进行了不同类型的划分,相对于城市來说,国内学者对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研究文献较多。
穆光宗(1999)提出的根据养老支持力的来源不同,可以将养老模式划分为自我养老、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他提出的著名的养老三要素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目前在学术界广为学者使用;杨宗传(2000)等学者则从经济来源和居住方式两个维度来定义养老模式,认为主要可以划分为依靠自身收入支持的自我养老模式,依靠政府、各级社会保障机构、老人所处的企事业单位等提供的属于社会养老模式,依靠由子女配偶等家庭成员提供者为家庭养老保障模式,集中居住敬老院、托老所、老年公寓等的为机构养老模式。
对于今后新型养老模式的发展方向,国内学术界也有一些探讨。
柴效武(2004)提出可以进一步推动公寓养老、异地养老、以房养老等新模式來应对趋势渐强的老龄化危机,从而调整现有的养老方式的不足、田晓虹(2005)对新型“异地养老”模式的可能性作了深入分析,其中从制度、环境、地点层面对“异地养老”作出了肯定并提出了具体建议,例如相对来说不需要生活照料的老人可以资源共享所处的养老环境,而这样可以将城市社区本地的、有限的养老资源向身体状况不好的老人倾斜等。
当然,更多学者釆取折中的观点,提出应多种模式相结合。
谭克检(2002)在建立和健全养老保障机制时应该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障机制,即是不拘泥于一种机制的多种机制的优化组合,充分利用和发挥每种机制的优势、杨燕绥等(2004)认为应形成“养老金(退休金)+家庭供养+社区服务+国家最低保障”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满足多样化的养老需求,解决养老问题I7;杨翠迎(2005)认为中国在社会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应发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社区养老三种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建立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赵书霞、刘立国(2008)认为家庭养老作为中国的优秀传统,应该继续保持下去,但至于家庭养老在未来社会保障所处地位和作用值得商榷。
国外关于家庭结构和养老问题相关的具有典型性的理论有世代交叠模型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等。
世代交叠模型被运用在养老保障中是因为这个理论提倡在年轻的时候应该为年老的阶段储蓄经济资本,以达到养老保障所需的养老资源,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又主张多元化的主体來承担福利责任,应该由国家、市场和家庭共同联合起来,共同承担社会福利的责任,改变政府和国家作为唯一的社会福利角色,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进而减少约束和限制并弥补政府服务的空白。
关于家庭与养老问题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考吉尔和霍姆斯(1986)认为西方社会目前发生着变化,个人价值体系的变化造成老人经济保障的减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使得经济保障的义务转移到了政府身上,因此老人丧失了家庭的经济权威性W.F.奥格本(1989)认为,现代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家庭养老功能的衰弱,体现在经济、教育、文化等多个方面帕森斯(1992)认为工业化使传统的联合型大家庭逐渐过渡到以核心家庭为主的模式,这也满足了工业经济发展的需要马克(1998)指出:
核心家庭的扩大导致老年人的权威性家庭地位下降;L.沃思(19%)认为,城市中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对传统家庭养老产生了冲击,一些历史功能如亲属关系等被削弱同时,联合国有关会议的文件中也多次提到养老问题,如1982年9月的《联合国关于老龄问题的决议和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中就提到了要重视老龄问题、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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