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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考试重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以变革开辟发展新路径
——回眸2009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一
《人民日报》评论员2010年02月02日
许多事只有回头再看,才能更清楚地理解其不同寻常的意义。
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迎战危机的显著成效,使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科学发展”的伟力。
回眸2009年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印象最深的当是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经济衰退中继续持续较快发展,成功“保八”,在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写出难能可贵的“中国答卷”。
这份漂亮的“中国答卷”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经济率先企稳回升的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代命题有了突破性进展。
这一突破,不仅缓解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当务之急,更以现实的成效,印证了转变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长远之策,预示着我国现代化历程上的重要转折。
经济发展始终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内容,而发展方式的选择,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现代化质量。
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在实现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构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模式的诸多要素条件、内外环境、增长动力与机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
中国急需通过变革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以保证现代化的持续性和协调性。
这种变革在2009年获得突破。
“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客观上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难得机遇”,党中央敏锐果断的科学判断,坚定了人们以变革促转型、从危机看生机的决心。
“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承担起应尽的历史责任”,我们党高度的历史主动性,化作“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具体目标,推动了中国经济在重大挑战、严峻考验下主动变革,寻求新的发展方式,塑造新的发展动力。
就近来看,这样的变革,无疑是2009年中国迎战金融危机的一条主线。
围绕这条主线,全国各地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调结构,脚踏实地促发展,努力为今后更高水平的发展打下基础。
围绕这条主线,从明确政策导向,到加强自主创新,我们形成了加快转变的强大合力,实现了“保八”的目标,有力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长远地看,这样的转变将开启新的航程。
纵观世界各国发展,转变发展方式是现代化进入一定阶段后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
及时转型,应对挑战,就能保持现代化航船持续前行。
在通往现代化的艰辛历程中,我们曾以极大的毅力,推动体制转轨,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
今天,我们又以同样的决心,推动经济转型,促进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这是2009年中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视野,它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奠定了更好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实践基础。
历史总会给与时俱进者更多回报。
将2009年的变革继续下去,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我们将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发展质量会越来越高、发展道路会越走越宽广。
以转型构筑经济新格局
——回眸2009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二
《人民日报》评论员2010年02月03日
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带来经济格局调整的机遇;能否抓住这些机遇,更检验着一个国家主动变革的勇气。
过去的2009年,在“最为困难”的情形下,我国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态势,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划出一道“上行线”。
成绩的取得,极为不易,既有经济实力厚积薄发的原因,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果。
国际金融危机给许多国家带来严峻考验。
如果仅将这样考验归结为“外部冲击”,或满足于“兵来将挡”,而不借此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那么即便能摆脱危机,也很难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回首2009年,中国经济的巨轮之所以能越过金融危机的激流险滩,之所以能书写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的“中国答卷”,就是因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准确研判,深刻思考,认识到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由此作出了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新的“发展机遇点”的战略决策。
正是基于这种科学判断,我们在危机中“逆境突围”,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抢占新型产业制高点、发挥国内市场潜力,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促进工业由大变强、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重塑经济发展的格局。
从东部地区努力减轻外需下降的影响,加快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危机面前,中华大地凝聚起“全国一盘棋”的合力。
一年来,“创新转型”成为各地的自觉行动。
化危为机,天津着力构筑高端产业、自主创新和生态宜居三个高地,全面提高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广东以“三促进一保持”打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攻坚战;上海坚决把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快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青海着力推进资源型循环经济发展,“工业立省”和“生态立省”的双赢理念成为自觉实践;辽宁将“保增长”的压力化为“调结构”的动力,经济发展“不退反进”;山东发展蓝色经济、开发黄三角,奏响“转方式、调结构”的绿色乐章;湖北省保增长不保粗放增长、不保落后企业、不保无竞争力产品,走上质量效益经济之路;湖南借自主创新实现经济“弯道超车”……
不断破解发展难题,不断催生增长活力,正是这种自觉性和主动性,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之变,开始构筑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格局,让我们在面临重大考验的2009年,积累了在复杂经济环境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经验,深化了对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认识。
历史往往蕴藏着未来的答案。
十多年前,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们迎来了经济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
2009年,我们借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创新转型,成效初显。
继续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战略任务,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定不移调结构,脚踏实地促转变,我们就一定能突破各种瓶颈制约,把握增长主动权,开辟发展的新局面。
靠创新打造产业新引擎
——回眸2009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三
《人民日报》评论员2010年02月05日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产业发展、经济繁荣与科学技术进步、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紧密。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发展,近现代产业革命的进程,都充分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和新的科技革命。
从这个意义上讲,依靠科技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就业岗位和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应对经济危机冲击的根本出路;同时,也为产业升级、经济转型提供了动力和契机。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使我们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提高质量效益需要创新,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实现节能减排需要创新,开拓国内市场、带动消费需求同样需要创新……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把这些知易行难的道理刻画在人们心里,落实为自觉自愿的行动。
不在创新中发展,就在守旧中淘汰。
把自主创新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中国经济迎来又一个跃升的新起点。
国际金融危机,是落后生产力之危,是先进生产力之机;是传统发展模式之危,是科学发展模式之机。
过去一年里,中国经济借“换挡”之机实施“创新驱动”的“动力切换”,加快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支持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推出十大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数千亿元资金投向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投向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投向重大科技专项,10多万科技人员下基层了解市场需求、推动成果转化、力助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成为各地各行业应对危机冲击、实现经济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大势者,不足以谋一时。
金融危机的冲击,还让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发展技术含量不高的现实,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缺少核心技术、缺少创新人才、缺少高端产品的制约,更加自觉地把加强原始创新、加快技术改造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根本。
在突围的拼搏中不忘长远的发展,在危机的阴云中瞄准“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把应对危机与转型升级结合起来,把淘汰落后产能与抢占新兴产业制高点结合起来,极具前瞻性地对发展新兴产业进行了战略性和全局性部署。
化蛹成蝶的阵痛之后,我们将获得更加广阔的新的发展舞台。
中国在进步,许多国家也未曾停步。
美国提出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欧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随着“后危机时代”的来临,全球将进入一个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期。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紧紧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窗口期”,继续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不断提高研发能力,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经济才能凝聚起更上层楼的强劲实力。
促进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着力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中国的发展一定会走上创新驱动的崭新轨道。
中国,应保持发展中的清醒与理智
——访中国前APEC高官王(山禺)生
《半月谈》2010年第2期
1月10日,海关总署公布:
2009年中国外贸出口达12016.7亿美元。
而根据德国批发和外贸协会的估算,德国2009年出口总值为11700亿美元。
据此有报道称,这意味着中国将取代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同时有人预测,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时间,西方媒体又开始对中国说三道四。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如何回应世界对中国的“刮目相看”?
围绕着中国是新兴的发展中大国,还是已成“世界超强”的争论,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前APEC(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嵎生。
现在不宜进行国际攀比
半月谈: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
中国发展速度之快,成就之巨大,您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一定深有体会。
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
王嵎生:
几十年的发展成绩喜人、催人奋进,我在外交工作中有深切的体会。
过去在国外,总有人问我:
“你是日本人吗?
”我有时会生气地拿身高说事,问他们:
“你见过有这么高的日本人吗?
”现在他们见到我总是笑脸相迎地说:
“您是中国人吧!
”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巨大变化令世界刮目相看。
这种成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民努力的结果,也与时代变迁和国际形势变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
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中国人感到自豪,鼓舞士气,提振信心!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的人均GDP刚超过3000美元,还只是日本的1/10,与美、德、英等人均GDP三四万美元的国家存在更大差距,即使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差距。
作为生活水平另一个指标的城镇化水平,中国与发达国家也无法相比。
当前支撑我国高速发展的仍是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模式,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积累了很多问题。
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更加内敛,更加注重解决自身不足,而不是进行国际攀比。
中国人应当客观看待自身发展,保持理性与清醒。
专家学者和媒体更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要提醒国人不能飘飘然。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四个“一定”时首先就提到“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
”这绝不是无的放矢。
半月谈:
温家宝总理曾说过,“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
您认为,中国应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建立稳定的核心竞争力?
王嵎生:
首先,从大战略来讲,中国需要制定既适合本国国情、又符合时代潮流的战略和政策,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无国界传播的历史机遇。
第二,中国必须走科技创新的道路。
没有科技创新,中国只能重复低水平的劳动,“中国制造”永远上升不到“中国创造”,中国的发展必然受制于人。
第三,要学会并用好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趋利避害,力争主动。
过去,我们一直在片面强调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实际上,“融入”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国际经济体系的游戏规则都有利于发达国家。
要扭转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国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国际经济制度的变革。
第四,要充分利用新出现的机遇,为我所用。
比如,IMF特别提款权改革、中国-东盟自贸区、上海合作组织,以及正在酝酿的东亚共同体,都为人民币逐步有序的国际化提供了良好机遇。
不要陷入西方话语权的陷阱
半月谈: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要求中国向IMF捐资救助他国和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日高。
中国政府在践行“负责任大国”承诺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您对此有何评价?
王嵎生:
中国责任论是西方话语权的产物,它的潜台词是说中国以前不负责任,这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
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上世纪50年代,在反帝、反殖的时代潮流下,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发展中国家独立与发展。
上世纪70年代后邓小平多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支持在APEC营造“大家庭”精神。
现在,中国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和谐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等,都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在具体问题上,从选择性参加维和,到打击海盗、进行必要的反恐合作,中国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世界是有共识的,即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争论的源头是发达国家推脱责任,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责任。
中国积极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本身就表明了中国负责任的态度。
2009年底的外贸数据显示,亚洲对华出口大幅增长,在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泛滥时,中国的需求成为地区经济复苏的引擎。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IMF改革的严重滞后。
当前,IMF最重大的18项议题仍需85%的通过率,美国和欧盟的投票权仍然足以对重大议题一票否决。
发展中国家必须推动IMF按照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原则进行改革,改变发达国家一票否决的“霸王条款”。
半月谈: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并开始运行。
针对这个发展中国家建立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外界产生了种种猜测,您如何评价与回应?
王嵎生: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一体化相对滞后。
东亚自由贸易区是东亚共同体的第一步,而中国-东盟自贸区作为东亚贸易区的开始,意义很大。
对此,西方国家不必紧张,东亚经济一体化不是排他的。
除了自贸区,东亚地区还有涵盖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形式,比如东亚峰会。
和过去不同,日本现在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变迁的需要,适应了日本自身重新定位的需要。
因为日本想拉开和美国的距离,强调其自身的生存空间在亚洲。
美国在东亚有传统的利益和影响,我们欢迎美国在构建东亚共同体过程中以某种形式发挥积极作用。
但现在有些美国媒体强调,美国是东亚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成员,甚至宣称加入东亚共同体的目的是在维护和加强在这一地域的重要地位,这是亚洲国家难以认同的。
我们不反对美国以10+1、东亚共同体对话国的形式参与,但是美国要主导这一共同体是不可取的。
要实现东亚共同体的战略目标,必须循序渐进。
欧盟也是先从煤钢联营等具体领域合作起步的。
我们可以从能够合作的领域起步,比如环保、能源、金融等领域。
为强化本区域防范风险和应对挑战能力而达成的清迈协议实际上已开始发挥作用。
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辩证的统一
半月谈:
正如胡锦涛主席在2010年新年贺词中所言,“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金融危机发生后,G20发挥的作用反映出新兴国家国际地位的上升。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曾多次明确表态:
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
在外交领域,中国应该怎样适应新形势?
王嵎生:
从G7到G8,2005年到G8+5,再到G20,这是时代变迁推动国际力量对比加速变化的结果。
它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G8+5时期,G8仍占绝对主导地位,5国仅是“被加进去”的对话国。
最开始所谓“+5”不过就是个工作午餐,且议题也要由G8决定。
到2008年的洞爷湖会议,5国开始主动设置议题,参会时间也得到延长。
现在的G20会议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某种程度上平等对话的场所。
G20地位加强表明,发达国家已经承认很多国际问题的解决必须与新兴国家进行协商。
但是,对有些舆论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如:
G20的核心是G2(中美)、推动中美共治世界利大于弊、中美两超引领的多极秩序已经形成、中国军力世界第二等等。
一来,事实并非如此;二来,这些观点容易刺激国内本来已经存在的浮躁情绪;容易使国际上的友好人士、友好国家产生误解;容易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生不切实际的期盼;容易给西方尤其是美国提供向中国施压的借口;容易引起俄、印、日等邻国的猜疑和担心。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然要坚持韬光养晦战略,增强积极有所作为的意识。
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辩证的统一。
过分强调韬光养晦,容易陷入无所作为和被动;过分强调有所作为,容易自不量力,引火烧身。
随着综合国力提升,中国应当更加“有所作为”的领域集中在:
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安全和其他核心利益;构建和谐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包括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当前主要表现为国际金融秩序;积极援助贫困国家和弱势群体;主持公道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强权政治。
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典型经验的启示
《人民日报》评论员2010年03月17日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仍处在深刻复杂变化之中,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都很突出。
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既是我们必须应对的新的重大考验,又是我们必须完成的新的重大任务。
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全党全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考验中,既取得了显著经济成果,又积累了在复杂经济环境中创新发展模式、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经验。
嘉兴市、连云港市、佛山市、成都市、鄂尔多斯市等地区和中国建设银行、联想集团等企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创新发展模式的典型经验报道,是对我们所积累的一些重要经验的生动展现,也为我们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应对新的重大考验、完成新的重大任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这五个地区和两家企业分属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具体冲击各有所异,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也各不相同。
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以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狠下功夫,切实做到了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在一定意义上说,国际金融危机是传统发展模式之危、科学发展模式之机。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这五个地区和两家企业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一主题,紧密结合各自实际,在要不要转变发展方式、能不能转变发展方式、怎么样转变发展方式等重大问题上,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共识。
比如,嘉兴在深入调研中谋思路,坚定应对危机信心、完善应对危机举措、找准应对危机抓手;连云港创新思维模式,从外因思维转向内因思维、从一域思维转向全局思维、从策略思维转向战略思维;联想集团准确把握管理基本规律,牢固树立国际视野和长远战略,形成自己独特的经营战略和发展思路,等等。
谋略决定动向,思路决定出路。
这五个地区和两家企业所形成的发展方式转变共识、所理清的科学发展思路,为它们化危机为契机、变挑战为机遇,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之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这五个地区和两家企业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创新发展模式,突破重点难题,探索转变措施,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
从佛山激发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全力推进产业转型、城市转型和环境再造,到成都优先发展服务业、带动经济转型发展;从鄂尔多斯发挥资源优势,实施“结构转型、创新强市”,到中国建设银行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提升客户服务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等等。
这五个地区和两家企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告诉我们,在发展方式上转变得越快、越自觉、越主动,在转变上的实质性进展越大,发展成效就越明显,发展质量就越高,发展后劲就越足。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充满了挑战,也充满了机遇。
只要我们切实增强主动性、紧迫感、责任感,进一步完善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和举措,努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就必定能够使我国发展质量越来越高、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发展道路越来越宽。
穿越转型之痛
【半月评论2010年第5期】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是当下中国推进强国战略的最重要主题。
转型,意味着变革。
要解放思想,转换观念,打破深层次的制度瓶颈,摆脱模式化得路径依赖。
转型,意味着新生。
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进入创新驱动,从高碳增长进入低碳时代。
转型,也意味着痛苦。
要支付转型的成本和代价,从我们如何顺畅地、勇敢地去承受,去化解,去穿越?
转型,就像弯道超车,难免影响经济增速,这是政府难言之痛,与速度链接的,不仅是政府的政绩考核、形象塑造,还有财政收入、就业机会等刚性的无法回避的巨大压力。
转型,对众多在市场红海的狂风巨浪中沉浮的企业而言,更有切肤之痛。
本来就在利润的刀片上跳舞,如今更难立足。
产品的淘汰,行业的消失,产业链条断裂,渠道体系破坏,经营模式再造,这些在经济学大家熊彼特口中的“创造性破坏”,拷问着企业的竞争力、生命力。
尤须直面的,是转型牵扯的劳动群体在深切利害关系中难以承受之痛:
资本机器对劳动密集的投入替代,转型过程对在企业工的利益调整,产业升级对就业市场的直接冲击。
更其痛苦的,是我们对转型痛苦无法回避、无法超越的境遇。
我们不是第一次面临调整、改革、转型的压力,也不是第一次痛下调整、改革、转型的决心,只是每一次我们都心存侥幸,雨过天晴,在“等一等”、“挺一挺”的应对中将挑战一再拖后,与机遇擦肩而过。
有人调侃地方的“煤改”:
“我们煤价一跌就调产,煤价一涨就好了疮疤忘了痛,就像那只一到冬天就喊冷的寒号鸟。
”当我们虚掷了一个个冬天之后,等过来、挺过来,我们还能充分享有春天里那阳光的明媚和希望的蓬勃吗?
延续30多年的发展方式带给我们许多令世人称奇的业绩,但它埋下的许多沉重的伏笔也开始显现。
贫富分化日显,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破坏加剧,利益矛盾突出,由此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警钟在我们耳边一再敲响。
进入后危机时代,再放眼全球经济,“山也不是那座山,梁也不是那道梁”,中国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发达国家在金融业泡沫破裂之后,纷纷回归实业,喊出“重振制造业”的口号,全力推涌科技革命、能源革命新浪潮,寻找抢占未来经济竞争和减排道德制高点新引擎。
“全球经济再平衡”中,世界市场格局在转换,国际分工体系在重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遭遇强势进逼和更多挤压。
而我们的周围,还有不少人一味沉醉于“改革奇迹”、“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赞美和羡慕而不能自省。
听一听专家提醒:
当年巴西从“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的“奇迹年代”,陷入“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宁”的“丢失的十年”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我们还是多想一想“中国风险”、“中国转型”、“中国道路”吧!
历史在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同时也会给你打开更多的机会之窗。
汹涌而来的“用工荒”,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充裕的人口红利,是一个强烈的冲击,对经济结构升级、发展方式转型,则是一个强力的倒逼。
我们从战略性产业的新兴、低碳型经济的生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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