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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zmjjdw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看自然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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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打〈败〉了敌人。
②我们‖〔把敌人〕打〈败〉了。
葛剑雄:
从历史地理看自然环境的变化
核心提示:
历史地理是怎么一回事,好多人还不知道,以为就是历史加上地理。
实际我们做的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英语讲起来不是“historyandgeography”,而是“historicalgeography”。
历史时期的地理跟当代地理在研究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同样的科学原理,历史地理研究的依据、信息主要是通过历史文献来搜集,当然也包括其它考古或一些科学技术手段。
而当代地理更主要的还是依靠对现存的地理现象和地理景观的考察。
这是很大的区别。
历史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英语讲起来不是“historyandgeography”,而是“historicalgeography”。
历史时期的地理跟当代地理在研究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同样的科学原理,历史地理研究的依据、信息主要是通过历史文献来搜集,当然也包括其它考古或一些科学技术手段。
而当代地理更主要的还是依靠对现存的地理现象和地理景观的考察。
这是很大的区别。
历史地理是怎么一回事,好多人还不知道,以为就是历史加上地理。
实际我们做的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英语讲起来不是“historyandgeography”,而是“historicalgeography”。
历史时期的地理跟当代地理在研究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同样的科学原理,历史地理研究的依据、信息主要是通过历史文献来搜集,当然也包括其它考古或一些科学技术手段。
而当代地理更主要的还是依靠对现存的地理现象和地理景观的考察。
这是很大的区别。
在这一点上,中国历史地理跟外国的历史地理研究比较起来就占有很大优势,因为现存的文明古国中,中国的文献从甲骨文开始基本上是延续的,而有些国家的文字已经成为死文字,以后就不用了。
另外,从秦朝开始到现在,中国历代王朝主要部分几乎全部覆盖了今天中国的东部、中部的绝大部分地方。
在这样的一个延续的、稳定的空间范围里面,有延续的、丰富的历史文献,根据这些文献来进行的历史地理研究就有可能得到其它国家不能得到的结果。
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包括了很大的范围,包括各种地貌地形,所以这样的研究对世界同时代各种地形地貌、不同纬度的自然环境的变化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正因为这样,我们研究的是过去,但是也有可能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提供一点意见。
我想从以下几方面通过历史地理研究来看一看自然环境的变化。
首先一个,气候的变化。
大家现在都很关心未来气候的变化,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认为从20世纪以来地球越来越变暖,而且速度在加快,又说北半球某些地方气温要升高得更快。
这些话应该肯定是有根据的,20世纪很多数据都显示着年平均气温在逐渐升高。
但是不是只有这么一种可能呢?
英国、美国有少数科学家提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地球很可能要进入一个小冰期,就是说不是变暖,而是不久就要变冷了。
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这样说并不是模棱两可,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对气象变化的科学观测时间不长,用温度计或其它仪器来观测气候变化最多只有160多年,能够有160多年延续的气候资料的在地球上只有50个站点,而这50个站点90%分布在西欧,范围相当有限。
比如中国比较早的上海天文台大概120多年,在这以前就没有记录。
比如说去年北京,我看到的资料说10月份是42年来最冷的。
因为这42年有资料,再往前就没有了,北京的资料我想比上海的可能要短一点,但也是比较长的,中国大多数地方的县城都是1958年以后才建立气象站连续观测记录。
仅凭这些资料要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显然是不够的。
因为气候变化受到很多自然要素的影响,比如太阳的活动有的周期比较短,太阳黑子的爆发一般11年一个周期,但有的周期比较长,如果有一个300年的周期在起作用的话,那么以往的这些资料才刚刚过了它半个周期,气温一直往上升,你怎么知道下一步就不会往下掉呢?
影响地球的气温变化的究竟主要是人类的活动、二氧化碳的产生量,还是地球本身的变化,地球跟其它星球在宇宙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人类的活动可以加剧它的变化,可以使它向某一方面发展,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自然本身的变化,恰恰对这一漫长的变化我们掌握的资料太少。
历史地理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弥补这个不足。
在这一方面已故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做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早就注意到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间有很丰富的气候资料。
在他做了这开创性的贡献以后,有很多科学家,包括很多搞历史地理的学者,继续做这个工作,比如我们研究所曾经把元朝以前所有能找到的历史文献里有关气候的资料全部整理出来。
资料中有些是直接的,如“某年某日,大雪”,有的是间接的。
竺可桢先生就指出有的应该通过物候学的方法来推测气候,因为自然界的生物生长都是有规律的,在不受人类活动干扰的情况下这个规律往往是受气候的影响。
比如唐诗里面讲到某地某月某日“梅花初放”,那么我们可以跟今天比较一下,今天这个地方梅花什么时候开的,如果开得比那时候早,一般就说明气候暖了,如果比那时候晚,说明气候比较冷。
又如元朝时有记载说北京哪一天开始看到燕子了,当然现在城里房子太多燕子不来是另外一回事,北京的农村肯定燕子还会来,燕子什么时候来的跟当时作一下比较,就可以看出作记载的那一年跟今天的气候寒暖的变化。
还有一些就是通过那些历史文献里面找到的某些自然现象、物候现象来推测当时的气温高低,或者当时某一种特殊的气候。
这种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的时代,现在甲骨文里留下的10万多篇基本上都破解了,里面就有个比较奇怪的现象,里面没有“冰”字,这说明那时气候比较暖和,否则“冰”字总要创造出来的。
到以后的《诗经》就有“冰”了,《左传》里面多次提到“冰”,像《春秋》里面提到鲁国哪一年王宫里面没办法储藏冰,以前都是冬天把冰收下来,夏天用的,但那一年收不到冰,也就是那年气候比较暖和。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甲骨文里面有七个地方提到了“象”,比如有一条讲到王打猎打到了几头象,又一条讲到傍晚已经天阴了,晚上还能不能去打猎打象呢,这说明当时商的王都附近有野象,商的王都就在今天河南安阳及黄河以北,离今天大象分布的地方很远。
当然如果这样一条例子可能是误证,但把大量这样的例子搜集起来,就可以做出比较可靠的结论,就是商朝时年平均气温在黄河中游这一带要比今天高摄氏1到2度。
气温低的例子也有,如历史上关于黄河什么时候结冰的记录不少,可以跟今天作比较;又如历史上记载有几次长江几乎冰住了,再比如渤海湾什么时候封冻的,像这些记录我们都可以找到。
上海附近的太湖现在冬天根本没有冰,但是南宋的时候有记载说太湖全部结冰,人可以在上面走,车在上面开。
南宋的诗人范成大曾经描写苏州附近的运河里面开船的时候,前面除了竹篙还要拿一个铁锤把冰砸碎,证明当时冬天气温比现在低。
关于自然灾害,历史上也有很多记载。
比如最早的记载,周朝时山崩、地震,还有各种各样的灾害。
中国历史上关于地震的记载相当丰富,现在已经编了《中国古代地震史料》,很多都是地方志里的,我们研究所跟科学院的地球物理所和地震研究所一起编了三本《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把中国历史上从周朝开始的地震,每一次震中在什么地方,震级是几级,波及的范围在哪里,用地图的方式画出来。
其它像水灾、风灾、虫灾,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包括我们最近在研究传染病,历史上的鼠疫、霍乱,这都是自然灾害。
有几位学者提出现在的自然灾害是越来越多,认为根据史料的统计,中国的灾害周朝一次,商朝两次,到了唐朝五次,宋朝八次,清朝二十次,民国三十次,现在八十次,就给大家造成这么一个印象。
这个印象应该讲相当片面,因为大家知道,历史地理研究本质的东西是依靠历史文献,历史上留下的文献是越早越少,越后的越多,所以仅仅依靠文献统计出来当然是越来越多了。
比如我举个例子,地方志是很重要的来源,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志是宋元时代的,宋朝元朝的地方志加在一起全国不到100种,明朝清朝民国的地方志加在一起8000多种,如果平均每一种方志记载一个灾害的话,那么宋元就不到100次,而明清民国加在一起就8000多次,那怎么可以?
这样算下来,再往前,周朝、三皇五帝一次灾害都没有,因为没有历史文献啊。
另外一个还要看到当时做记录并且传下来的,一般都是文化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如果当时的人们都没有文化,他们就口耳相传,传下来最多留下什么“大禹治水”这样的传说,不会讲什么精确的记载。
今天到非洲、南美洲有一些调查,当地老人会告诉你历史上有很多水灾,他就讲不出哪一年代,因为没有文字记载,随他讲,都是凭印象。
这样讲的话,中国的什么地方根据历史资料的统计下来灾害最多呢?
是首都附近,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
因为首都附近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对自然灾害做记录的人多,留下来的东西也多,所以才会有这个结果。
而且同样的灾害如果发生在首都附近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人烟稠密的地方,引起的社会影响要比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地方大得多。
北京附近如果地抖一下,三级地震,大家很紧张,报上肯定要讲。
那年上海附近发生了一个很小的地震,我们许多学生吓得全从楼上跑下来,有的还赶快从窗子往下跳。
但如果报上登西藏尼玛县发生七级地震,大家听过就算了,因为后面有句话,“当地人烟稀少,没有什么影响”。
现在因为科学技术发达,记载方便,尽管没有人,地震测到了,也就给报了,那古代呢,难道张衡的什么地动仪能够记载这些吗?
肯定没有了。
所以仅仅根据文献记载的统计结果说自然灾害必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是不够的。
譬如说我们曾讨论,要根据现存的文献数量再来考查自然灾害。
比如刚才讲的把方志平均,看每种方志记载多少种,那可能比现在纯粹根据数量统计好得多。
所以也就有一个学科交叉的问题,光是搞历史的人恐怕只会这样统计,如果跟进行数理统计的、做抽样调查研究的人一起商量的话,可能就比较好。
我知道国外研究这种资料有一种插入法,人工还要对数据进行一种整理,整理的过程就充分考虑到不同的标准,也考虑到史料留下来的数据本身的稀密度,这样结果就比较好。
但是即使这样,是不是一定能证明发展到现在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呢?
也不见得。
当然我们也承认,从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地球上要找到完全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环境恐怕已经很困难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人类的活动就是产生或扩大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
从历史地理研究看也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所知道的最大的一些灾害,或者说造成破坏性最大的一些灾害,恰恰是发生在工业化之前。
比如说地震,大家知道解放后最大破坏的地震是1976年唐山的地震,死了24万,伤了16万,这在世界上是排在前几位的,但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全世界死人最多的地震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陕西华县的地震,当时统计到死的人有89万,再加上其它地方间接死亡,加起来超过100万,证明这一次地震力度很大,而且波及范围非常广。
如果把当时陕西华县的环境跟河北唐山相比,没有任何工业化,附近没有什么高速公路、水库、水坝,照样发生了这样大的灾害,这只能证明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地震的原理还不知道。
那年唐山地震前,我们刚刚还很愉快,因为海城地震以前发了预报,就在愉快的时候一下子唐山来了个地震,什么都没有报。
所以最近这几年有个规定,不能随便地发布地震预测,因为地震预报乱发的话造成的社会影响不比灾害本身小。
再比如说洪水,我们解放以后发过好几次大的洪水。
50年代的时候黄河的洪水曾经把郑州的黄河铁桥冲垮,长江1998年的洪水到现在大家还记忆犹新。
但就拿黄河来说,现在所知道的最大洪水发生在清朝道光年间。
洪水有指标,就是流量,一秒钟流过截面的水是多少立方米,那个时候在今天河南陕县这一带洪峰的流量达到3.6万,即每秒钟有3.6万立方米的水流过这个地方。
40年代到50年代的时候黄河最大的洪水达到1.8万到2.2万,也就是说仅仅是那个时候洪水流量的一半多一点。
那你说清朝道光年间人口比现在多吗?
水土流失比现在严重吗?
环境比现在还差吗?
都谈不上,但这么大的洪水就是发生了。
所以仅仅在人的方面去找原因恐怕还是不够的。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这个说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还是自然本身的变化,而这个规律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没有了解。
我们关注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很有必要,但并不因此就认为只要我们人约束自己注意保护环境灾害就能消灭了,还是要用主要的精力来关注自然界本身的变化规律,才能从根本上找到产生自然灾害的原因以及防止的办法。
这几年大家很关注沙尘暴。
北京的沙尘暴越来越严重,时间越来越长,有的说已经吹到上海了。
但沙尘暴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不是以前没有?
其实有,我在《后汉书·五行志》里面找到了,当然沙尘暴这个名字是现代的。
东汉时候,有一天,春夏之交,上面记载“黄雾四散”,仔细看都是细细的灰尘从上面掉下来,就像土一样,整整一天一夜,地方就在长安,今天的西安这一带。
我注意了黄雾,再去找,那就不止一次了,有的发生在河西走廊,有的甚至还要在长安的东面,就证明已经有了沙尘暴,不是近代的事情。
又比如西北的环境,西北原来都是茂密的森林,绿油油的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游人越来越多,有沙漠、戈壁,光秃秃的黄土。
这话对不对呢?
没错,是这样的,但从历史角度看,秦汉的时候,罗布泊、蒙古高原南面这一带已经是沙漠。
所以《史记》、《汉书》里面,有“漠南”“漠北”,有的时候写成“幕布”的“幕”,有的时候写成“沙漠”的“漠”,其实就是指一大片沙漠和戈壁。
在当时已经有了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是寸草不生的,黄土高原也好,整个西北也好,有很茂密的森林,但是2000多年前已经有了今天的戈壁和沙漠,只是面积分布和今天不同而已。
如果不知道这一点,盲目地认为凡是西北地区都要大规模地修补,是不对的。
所以真正比较准确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能种树的种树,不能种树的种草,不能种草的变成荒漠也没办法,自然本身就是这样的嘛。
我们活动目标的制定一方面要根据我们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历史上附近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由于历史文献的疏漏、不确定,历史地理的研究者如果不注意研究的科学性的话,很容易会得出错误的、模糊的、片面的结论,对现实会产生一种误导。
以前的史料一方面非常丰富,但是另一方面多数史料都不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记录的,而且中国的史料有一个先天的不足,以前的学者文人写惯了程度的表述,甚至是夸大性的描述,而缺少精确的量化。
我们看到历史文献上讲灾害很大,“人相食”,人吃人了,但是不大讲灾害到底有多大。
比如说大旱,那你给我讲清楚哪一天到哪一天不下雨,可只写了“大旱,人相食”。
这个人吃人很复杂的,有些地方的官救济工作做得比较好,尽管灾很大,没有人吃人,有些贪官把救济粮都搜刮了,刚刚有点灾就人吃人了。
还有一些官喜欢通过这个来跟上面要救济,把灾害报得比较大,一有人吃人马上上报,有些官就粉饰太平,说这里风调雨顺,自己要升官。
史料本身怎么样制造出来的呢?
昨天才下大雨,今天已经报了这次造成损失100多亿,巴不得马上给他们减税,我也不晓得怎么这么快就统计出来了。
这样即使统计出中国的灾有多少,你说顶用吗?
不顶用。
那么历史上也是一样,而且更严重。
还有,有的时候多是一些描述,描述的人的参照物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而我们研究中如果不注意这一点,那么同样的事物、灾害和环境变化,不同的人就可以大相径庭。
比如说来自西北干旱地区的人看到一片稀稀拉拉的树就会说“这个树林真好啊”,相反如果从福建林区去的人会说“这里的树真差”,这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正像光看介绍的话,以为敦煌的月牙泉怎么好,到那里才知道是个小池子,而且还是人工的。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历史地理研究本身有弱点,就是这些资料往往是很难量化的,不精确的,如果自己缺少科学的头脑,很容易被资料误导,或者被现实误导。
所以对历史上的记载仅仅根据它本身进行量化是很困难的,一定要用现在科学的眼光认真地作比较,看看它采用什么标准,然后才能比较科学地把它复原。
否则就很容易没有自己的主见,为现时的一些需要或者比较流行的说法所左右。
讲演者小传
葛剑雄
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湖州。
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并任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
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
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统一与分裂:
中国历史的启示》、《简明中国移民史》合著)、《中国移民史》(一、二卷)、《往事与近事》、《泱泱汉风》、《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悠悠长水:
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
谭其骧后传》、《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碎石集》、《走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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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考察记》、《剑桥札记》、《中国古代的疆域变迁》、《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合著)等及论文百余篇。
见报日期:
2003.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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