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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希腊中国洪水神话的异同
三、希伯来、希腊、中国洪水神话的异同
1、洪水缘起上的差别在现存的洪水神话中,“洪水”只是作为一个大的背景出现,在每一则不同的洪水神话中,其侧重点是不同的,以“诺亚方舟”故事为例,一个完整的洪水神话应该有以下内容:
洪水的到来、躲避洪水、遗留的人繁衍生息和重建家园。
但是不同的民族对这些情节和主题取舍有所不同,从中可对其文化传统的不同窥见一斑。
希伯来挪亚方舟神话从头至尾都是上帝一个人的意志在决定一切。
洪水的起因是因为人类违背上帝意志,作恶多端。
上帝看见人类作恶想要毁灭人类,又教给义人挪亚制造方舟的方法使其避开灾难,最后与人类立约使之不再遭受洪水的灭顶之灾。
从中可见希伯来民族至今仍把上帝奉为一切的渊源。
希伯来民族历尽劫难,惨痛的民族历史在希伯来人的心灵中酿成一种带有强烈排他性质的民族情绪和团结统一的希望,反映在宗教上,就是对唯一真神的尊崇。
公元前6世纪的巴比伦之囚后,希伯来人在其亡国灭种的危急之时创立了一神教的思想体系,借以团结人心,抵制异族文化的同化。
亡国后用信仰来统一和维系本民族。
希伯来神话整理汇编在犹太圣典《圣经·旧约》中,《圣经·旧约》不仅记载了神话传说,更是宗教教义的汇编,能抓住希伯来人精神世界。
支配贯穿《圣经·旧约》的根本精神就是对唯一真神的坚信不疑,努力把唯一的神——上帝塑造成具有绝对权威的宇宙主宰,因此其神话的宗教意义远大于其他。
神越是远离人类,上升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就越能给人神秘感和肃穆感,上帝是无所不在和永久绵延的,这加强了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神操纵人的命运,神启示你,你就能免灾;神悦纳你,你就会有幸福。
希伯来洪水神话深刻地表现了希伯来民族的一神信仰、树立上帝的神威、尊崇上帝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念。
希腊丢卡利翁洪水神话中的洪水惩罚是针对青铜时代的人类进行的。
到了青铜期末代,人类变得贪婪、粗鲁且不虔诚,公理与法律不再受到尊重,殷勤好客的风俗被遗忘。
这是奥林匹斯众神决定惩罚人类的根本原因。
洪水惩罚的决定是由宙斯与诸神商议决定的,而且整个惩罚的过程也不只凭借宙斯一神之力,其兄海神波塞东也兴风作浪,帮助宙斯进行破坏。
希腊以宙斯为首的多神体系在此得到明显的展现。
希腊的多神体系显示出一种自然崇拜的倾向,强调自然的威力。
多神体系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城邦林立之时,各个城邦相对分散,会有不同的信仰神,经过后人有意识的整理,造就了以宙斯为首的大一统神系。
另一方面得益于希腊人广泛的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活动,使希腊文明更容易从其他文明那里汲取了广泛的文化要素。
我们知道,希腊位于爱琴海域,气候温和,四季如春。
希腊人性情乐观,轻松自如,对知识和力量极其崇敬。
他们崇尚自由,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充满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不需要严格的宗教教义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苦难,调节生命活动的挫折和悲伤;他们对外来文化不是从宗教信仰意义上去接受,而是从文化上接受,对神的信仰往往也采用感性直观的方式,因而易于把神附上人格,按照自己的形象性格塑造出许多生动活泼的神的形象,从而形成多神体系的格局,体现了希腊人的自由、开放和包容一切的文化精神。
中国鲧(gǔn)禹治水的洪水神话中的洪水并非因神而起,在其中可明显看到颂扬神的伟大的主题和惩罚人类的情节的削减。
可以说其中就没有出现类似希伯来之耶和华、希腊之宙斯的神,也没有涉及洪水因何而起。
它强调“欲以人力抗制自然”,对于这一点梁启超先生也早就注意到:
“惟就其神话剖析比较之,亦可见彼我民族思想之渊源,从古即有差别。
彼中类皆言末俗堕落,婴帝之怒,降罚以剿绝人类。
我先民亦知畏天,然谓天威自有分际,一怒而尽歼含生之族。
我国古来教宗,无此理想也,故不言干天怒而水发,乃言得天佑而水平。
彼中纯视此等巨劫为出于一种不可抗力,绝非人事所能挽救,获全者惟归诸天幸。
我则反是,其在邃古,所谓炼石补天,积灰止水,言诚夸诞,然隐然示人类万能之理想焉。
唐虞之朝,君臣孽孽,以治水为业。
共工鲧禹,相继从事,前级后起务底厥成,盖不甘屈服于自然,而常欲以人力抗制自然。
我先民之特性,盖如是也。
”[2]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注重实践的传统由此即见。
2洪水过程描写的侧重点不同
希伯来挪亚方舟神话在对洪水过程的描写中注重对方舟制造细节的刻画,《旧约·创世记》第六节仔细记载了方舟的尺寸、材料、形状等;希伯来神话还强调了洪水开始和持续的时间及用放乌鸦和鸽子去试探水情的细节,从侧面渲染洪水的规模,这些都表现了上帝的绝对权威。
希伯来人相信上帝不仅支配自然界,还支配人类的一切活动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使故事本身又带上了强烈的历史真实感。
希腊神话对洪水袭击的过程描述不多,但是对人在洪水中的挣扎自救的描述十分生动。
丢卡利翁是普罗米修斯的儿子,他借助普罗米修斯的警告及其父为他所造的小舟得以和妻子浮到唯一的陆地帕耳那索斯山上。
而丢卡利翁得救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父亲的帮助,而是他和妻子的善良和敬神使宙斯网开一面,放其生路。
洪水的消退也如同来时那样迅速,这和挪亚方舟神话有所不同。
因为希腊的基本精神要素是对“力”的崇拜和追求。
宙斯呼风唤雨体现了一种力度,显示出其宇宙主神的气魄。
在这一点上中国洪水神话与二者有着本质区别,中国洪水神话从洪水暴涨到洪水消停,实际上是神性消亡的过程。
国外的洪水神话,神在其中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无论是洪水的暴发,还是洪水的消退,以至于洪水退后的繁衍生息,重建家园,都是神的意志主宰,而中国洪水神话最有代表性的鲧禹治水神话,则是人占居着绝对主导的地位,鲧禹行事也更接近于一种“文化英雄”的行为。
虽然在典籍中,鲧禹颇多神奇色彩,但单凭他们治水所需的22年,就不像是无所不能的神的行为。
何况鲧禹为了平息洪水、战胜洪魔,经历了诸多磨难,实践了多种方法,他们不但蔑视天条,偷息壤去治洪水,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而且当鲧不幸被杀害以后,他以身为孕,父子相承,把自己的心血和精魂化育为新的一代。
而禹在治理洪水的时候,不断总结经验,寻找合理科学的治水方略,因为鲧以“息壤”填塞式治水效果不明显,所以他通过实地考察,发明了疏导式治水的方法,这些方略的不断实施,从一个侧面暗示了我们先祖在与洪水抗争中崇尚科学,推崇智慧的民族精神,正是由于不断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才使我们治水方略逐渐丰富,完善而更趋科学合理,为我们治理洪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通过这种艰难的治水过程,使我们看到,这些洪水神话更具“英雄”乃至“人”的色彩,而且甚至是对“历史”的描述。
3、洪水神话结果及其影响的差异
在挪亚方舟洪水神话中是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使他们免于洪水灭顶之灾,并在洪水之后和幸存的物种立约使他们“生养众多,遍满了地”[3];在丢卡利翁洪水神话中人类则不是被完全毁灭之后又再造的,而是通过幸存的丢卡利翁夫妻俩繁衍的直系后代;鲧禹治水洪水神话中并不存在人类的毁灭与再生。
挪亚方舟洪水神话中,上帝与人类立约的情节是其他洪水神话没有的。
立约在《圣经·旧约》中屡见不鲜,是希伯来宗教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观念,与其一神教观念紧密相联,不可分割。
历尽苦难的希伯来民族深刻认识到只有加强群体联系,个人对群体尽职,只有自觉接受团体的某些约束,才能获得生存。
立约体现上帝与其选民之间的互助、互有义务的关系。
上帝与挪亚立约,规定神与人、与各种生物的关系,以及彼此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上帝的应许带给人们的是希望,使人认识到为神献身,实际上就是为人献身,这就激发了信徒的积极性,而且选民不是对神单方面的、无限的尽忠尽职,上帝不是单方面压迫和限制人类遵循自己的意志,而是以“应许之物”作为交换来诱使人民遵循戒律,强调神人之间的交感互通,也给人民带来巨大的希望[4]。
用石头再造新人类的情节是希腊洪水神话的独创。
我们知道,在希腊神话中,首先是普罗米修斯用泥土制造了人类,遭到毁灭之后才由普罗米修斯的儿子丢卡利翁肩负起再造新人类的重任,这体现出希腊神话的一种内在延续性。
丢卡利翁及其妻子在洪水过后向女神祈求人类再造的方法,女神忒弥斯用一个谜语启示丢卡利翁,让他把母亲的骨骼掷到身后,聪明的丢卡利翁理解到母亲的骨骼实际上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大地上的石头,并通过向身后掷石头再造了人类。
这一情节反映出希腊人对石头的崇敬心理,因为希腊文明是以海上贸易而不是以农业为主的文明,而且希腊半岛多石少土,所以神话结尾说到:
“他们(新人类)永远不会忘记制造他们的物质”。
[5]这一生动的情节体现了希腊人的智慧和浪漫的性格,也反映出希腊古人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
范文澜先生说:
“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独在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
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
”[6]希伯来洪水的传说是人们消极地躲避在诺亚方舟上,结果仍是神拯救了全人类。
希腊洪水神话的传说人类则躲避在一个大箱子里,幸存的丢卡利翁夫妇借神喻延存了人类。
而我国的传说是大禹率领民众与洪水作斗争,变水害为水利,这种艰苦奋斗,积极进取,勇于斗争,舍己从人的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在中华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无数风流人物粉墨登场,但唯一被一致认可的只有大禹。
这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大禹是我国传统文化精神最典型的象征[7]。
《周易·大传》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是中华文化精神的集中表述。
“自强不息”就是自尊自强,积极进取,艰苦奋斗的精神。
“厚德载物”就是宽容博厚,融和协调,兼收并蓄的精神。
这种精神在大禹那里己经体现,父亲鲧治水不成而被帝舜延死是一个潜伏在心头驱不散的阴影,现实生活中的滔天洪水构成巨大的压力,内忧外患,然而这些并没有使禹为之退缩,未因杀父之仇而怨恨,未因治水艰难而推辞,而是勇挑治水重担,采用了疏导方法,顺应水性,最后取得了巨大成功。
大禹为了治水,救民于倒悬,不仅可以不顾自己的鞋、帽,不顾自己的住房、家庭,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
为了治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8],与广大的劳动人民共同斗争在第一线达十三年之久,以至于“胖无肪,胫无毛”,劳身焦思,弹精竭虑,而他的目的就是“施泽与民”,“以利黔首”。
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大禹最高尚的道德境界,最坚强的精神力量。
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标准与思想内涵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传承和发展,并且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9]。
大禹治水中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与道德精神,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影响着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各个方面。
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靠的就是这种价值与精神。
今天,我们的民族仍崇尚自尊自强、艰苦奋斗、勤劳节俭、谦逊好学、平和宽容等美德,强调以社会集体为重,对待国际关系主张和平共处,这就是传统文化价值的延续与发扬。
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大禹治水中所形成的优秀文化与精神,它不仅影响中国数千年,而且还广为传播,影响东南亚诸国,近代以后又传遍全球。
所以说,大禹治水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也是全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10]。
原始的洪水神话是古代人类历史的真实回声,已不单纯是解释自然现象,而是融合了人类思想的产物,对理解人类的发展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希伯来、希腊、中国虽然相隔遥远,背景迥异,但他们的洪水神话都反映出人类社会同一时代的面貌,其精神是一脉相通的。
但是由于这三个民族主体的人和客体的自然界的不同,心理结构的不一样,他们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幻想,因而产生的神话也就有着明显的差异,希伯来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中国人是在传承属于自己的民族精神。
希伯来洪水神话表现出希伯来民族从古至今始终把上帝奉为一切的渊源,以及其一神信仰,尊崇上帝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希腊洪水神话展现出希腊的多神体系,从中可见其对自然力的崇拜和追求。
中国洪水神话则孕育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而“文化英雄”鲧禹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已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之中。
四、犹太人的慈善观念
比尔·盖茨这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拥有大约407亿美元的个人财富。
至今他已经为慈善事业捐赠了256亿美元。
最近比尔·盖茨向外界公开了遗嘱,其中宣布将把全部财产的98%留给自己创办的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这个以他们夫妇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将负责把这笔钱用于研究艾滋病和疟疾的疫苗,并为世界贫穷国家抵御这两种疾病提供援助。
他为自己的3个孩子每人留下了1000万美元和价值1亿美元的家族住宅。
在世界富翁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的美国银行家沃伦·巴菲特至今已经向社会公益事业捐赠了2.3亿美元。
在他的遗嘱中,他将总值约305亿美元的个人财产的99%捐赠给了慈善事业。
巴菲特也指定了遗产的用途:
用于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及为计划生育方面的医学研究提供资金。
“我希望我的3个孩子有足够的钱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而不是有太多的钱却什么都不做。
”
在美国,虽然富翁们的捐献创造了很多惊人的纪录,但每年天文数字般的捐献中,据有关统计,来自公司企业和其他机构的捐款仅占15%,85%是民众个人捐的,其中又有70%来自普通人。
根据2005年11月20日举行的中国慈善大会召开期间披露的统计资料表明,截至2004年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捐助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05%,而美国同类数字为2.17%,英国为0.88%。
会上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透露的信息:
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相差38倍,但是中国的人均慈善捐款和美国相差7300倍。
1、犹太慈善捐赠思想的形成
在犹太人的日常家庭生活中,人们常常能够看到这样一幕:
每逢安息日到来,全家人围在餐桌旁,在享用丰盛安息日晚餐前的祈祷开始时,会目睹家中最年幼子女将一枚或数枚钱币投入一个叫“储达卡”的慈善捐赠盒。
尽管这个叫“储达卡”的慈善捐赠盒在外观形状上很像我们所熟悉的“储蓄罐”,但所有的人,包括投币的孩子,都十分清楚,钱币一旦投入其中便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归穷人所有。
从家庭教育层面看,这是犹太父母在犹太人的节日期间、以犹太民族的这一传统方式具体地教育自己的孩子(犹太民族的年轻一代)不忘社会上穷人的存在以及自己有帮助他们的义务。
从社会层面上看,这是犹太民族在进行已经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犹太民族追求社会公义的实战演习。
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在世界上这么一个乐施好善的民族传统语言——希伯来语中并没有专门用来表达“慈善、捐赠”的词语,表达相近思想的是“Tzedakah”一词,而该词的确切含义是“公义”。
我们刚刚提及的捐赠箱(盒)被称为“Tzedakahbox”(即“公义”盒,音译则为“储达卡”盒)。
这样,在犹太人看来,慈善捐赠实际上是在施行公义,捐赠者通过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捐赠的方式从事一种正义的行动。
犹太人的这种把慈善捐赠看成是施行公义的思想最初是从如何形成的呢?
应该说,它直接根植于犹太民族的宗教观——一神思想。
根据犹太人的一神思想,创造了世界的上帝是世界的统治者,而“公义”是上帝的品行之一,因此,追求“公义”是上帝对人类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是世人的生活义务。
此外,由于上帝创造了世上的一切,因此世上的一切都应被视为是“上帝之物”,人的一切所得都是来源于上帝,人在一生中所拥有的财富也不例外,都属于“上帝之物”。
从这一点出发,犹太人认为:
任何人的慈善捐赠只不过是将“上帝之物”分给需要的人的举动而已,是使上帝赐予人的物产得到更为平均的分配而已。
正因如此,慈善捐赠之举被犹太人总结为:
“把属于上帝的还给他,因为你和你所拥有的都是他的。
”1了解这一点,再听听现代慈善业的开创者、全球闻名的大慈善家、美国钢铁大王、犹太人卡耐基曾经说过的“有钱人在道义上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因为所有超过家用之外的个人财产都应该被认为是让社会受益的信托基金”的这番话,就不难看出起源于犹太教宗教思想的犹太慈善捐赠观对犹太人的影响。
记录着犹太人宗教思想的《圣经》对慈善捐赠之举多有叙述和规定,如规定在收割庄稼时不可割尽田地的四角,要为那些不幸的人留下一部分,也不可在摘取果园和葡萄园中果实时摘取所有的果实,为的是让穷人、孤儿寡母和寄居者有充饥之物。
2后来的人们根据《圣经》中的有关规定梳理出若干诫命,教导犹太人遵守。
犹太人的慈善捐赠思想由此形成。
在随后的发展中,犹太教把这种“热切渴望去为孤立无援的人提供尽可能的帮助”的慈善捐赠视为一种“道德生活”,是人卓越品性的一种表现,是对“公义”的追求,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慈善捐赠行为的道德品性。
为了确保人们对这些诫命的遵守,《圣经》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此涉及慈善捐赠的内容作出规定,既在训诫中规定了犹太人应如何行之后,又在禁诫中严明“不可”的内容。
例如,在训诫的第120条至第124条中告诫民众:
要在收割庄稼时留下田角。
(《利未记》第19章9节)
要在收割庄稼时留下遗落的部分。
(《利未记》第19章9节)
要在收割庄稼时留下忘却的禾捆。
(《申命记》第24章19节)
要在收获时留下一些葡萄园的果子。
(《利未记》第19章10节)
要让穷人拾捡收获季节葡萄园落下的果实。
(《利未记》第19章10节)
而在禁诫的第210条至第214条中又这样规定:
不可在收割庄稼时割尽田角的庄稼。
(《利未记》第23章22节)
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谷穗。
(《利未记》第19章9节)
不可拾取葡萄园掉落的果子。
(《利未记》第19章10节)
不可回去再取忘掉的禾捆。
(《申命记》第24章19节)
这种从正反两个方面重申同一种思想显然是为了强调其重要性。
此外,这些最早奠定犹太人慈善捐赠思想的诫命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方面的捐赠。
一是要求有意识地捐赠,把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有意留一部分给穷人。
无论是要求农人在收割庄稼时留下田角,还是在收获葡萄园果实时留下一些果子,都包括了这层含义。
二是要求无意识地捐赠,把因自己一时疏忽的东西无偿地留给需要的人。
无论是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谷穗,还是不可回去再取忘掉的禾捆,都包括了这层含义。
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义。
在两千多年前就用诫命的形式和道德的教化对人们的慈善捐赠行为作出如此规定,应该说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是第一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这些诫命看似只涉及与土地有关的庄稼,但是不要忘记,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在土地是人民赖以生存的时代,这些诫命却已经触及社会经济的最重要方面。
为了追求社会的公平公正公义,犹太教还在其他方面作出若干规定,特别照顾到社会弱势群体的福祉,以平易社会的贫富差别。
例如,犹太文化中有关安息年的律例。
该律例规定每逢安息年(每七年一次),不论地里长出什么都属于全社会所公有(包括穷人、孤儿寡母和寄居者),为全社会享用。
而且所有的借贷都要在这一年豁免。
此外,还有禧年(七个安息年后的第五十年)的律例。
在这一年里,犹太人除了要相互勾销彼此所欠的债务外,以前因生活所迫卖出的房产和地产均可以无偿收回,重新归原主人所有;以前卖身为奴的人也将获得自由。
因此,在犹太人社会,房产和地产均可以在50年内无偿回到原主人的手中,没有世代为奴的人。
在当时的社会(一般认为是奴隶制社会),把已经属于自己的物品和奴隶这样“放弃”在上古时代显然是极具革命性的,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实现和弘扬犹太人以追求公义为目的的慈善捐赠思想。
犹太民族在上古时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慈善捐赠思想在犹太人的散居时期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成为指导犹太人生活的法典的一部分。
例如,16世纪涌现出的最伟大法典编纂家约瑟·卡罗在他的著名法典《就之席》中用法的形式将犹太人的捐赠行为固定下来,成为规范犹太人宗教活动和生活方面的行为准则。
2、犹太慈善捐赠思想的独特含义
首先,犹太人捐赠观的基础和提出主要不是出于“爱”的思想而是出于“义务”的观念,出于一种道德的无上命令。
不管其个人是否“喜欢”或者“爱”受施者,有财产者(即可以说是富人)都有义务为减轻穷人因贫穷造成的不幸或痛苦而实施救助。
而这种救助已经超越通过税收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自觉捐赠的方式实现的。
换言之,对穷人的救助不再仅仅被视为是一种舍施,或者是一种“爱心”的显示,而更多地看成是社会的义务,是必须去完成的社会义务,是一种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公义,或者,用当下十分时髦的话语来说,是为了建设“和谐”社会之必需。
尽管当下人们在大力提倡慈善捐赠时常常借用出于基督教思想的口号,呼吁人们“献出一片爱心”,“拿出爱心行动”,试图用“爱心”这一词语去打动人心,鼓励人们捐赠和多捐献一点,并在事实上取得了成绩。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若是将献“爱心”的口号与犹太人所提倡的出于“义务”的思想相比,两者的差距还是明显的,是在两个不同道德层面上展开的。
对于犹太人而言,如果看到有需要救助的人,无论是爱他,还是不爱他,都得进行救助,不允许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熟视无睹,因为,救助是一种道德的无上命令,是你的义务,你必须去做。
正因为如此,美国犹太历史学家马库斯在回答“犹太人为什么要捐赠?
”问题时,给出了一个十分简洁明了的答案:
“捐赠是诫命,慈善行为是上帝规定的。
”3
其次,犹太人把捐助看成是尽社会义务,特别是富人应该尽的社会义务。
这里涉及的“富人的义务”的思想实际上是提出了要求“富人应该多考虑一些自己的社会责任”的问题。
犹太人认为,一个人一旦财富多了,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也同时多了。
如同人们常说的“权力和社会责任是同等的”,犹太人的慈善捐赠思想认为:
财富和社会义务也是同等的。
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在犹太人中,可以说不将自己财产中的一部分捐给社会慈善事业的富人几乎没有。
正因如此,人们才做出这样的论说:
“对于富有的犹太人来说,聚敛金钱从不使其满足。
赈济行为作为犹太宗教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犹太人家庭和机构努力奋斗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动力。
”4
第三,在犹太人的慈善捐赠思想中,除了把捐助看成是“富人的义务”,还把穷人接受救助之举当成“穷人的权利”。
换言之,穷人要求得到救助之举在这里不仅没有被看成是一种乞讨,而成为了一种权利。
关于这一点《塔木德》中有一则经典的故事把“穷人的权利”思想演绎到了极致。
故事是这样说的:
在一个小镇上,一位富人和一位穷人毗邻而住。
富人每月都拿出一些钱接济自己的邻人并形成了惯例。
一月,富人因儿子出事用去了大笔的钱,一时手紧,就把给穷人钱的事给忘了。
到了该把钱送上的日子,富人并没有出现,穷人想可能是富人有事,一时给忘了,于是,就耐心等待。
谁知,过了第二天,仍然不见富人送钱来,第三天也还是如此。
这下穷人坐不住了,因为富人定期给的那笔钱是他们的命钱,一家老小得吃饭。
于是,到了第四天上午,实在不能再等的穷人来到了富人家的门口,伸手敲门。
富人应声开门,一看到来人是隔壁的穷人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连忙主动打招呼,赔不是,并解释没有及时送钱去他家的原委,答应下个月一定不会忘记不给,希望能够给予原谅。
谁知穷人听了以后却大声说道:
“那不行,你儿子的事我不管,也与我无关。
我是来拿我的那份钱的!
我一家老小还等着这钱开锅呢。
”
从这则故事我们可以看出,犹太人的这一观点(即“穷人的权利”)起码是在《塔木德》时代的后期(一般认为在3-5世纪)就已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意识,成为犹太人的教育内容,成为犹太人一种重要的传统思想。
为了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的叙述。
上面提及的古代犹太律法规定:
农人在收割时不得收割自己庄稼地四角的庄稼。
这些留下来的庄稼是给穷人去收割的,以便他们也能够有粮食可吃。
请注意,在犹太人看来农人(土地所有者)在这里将这些田角粮食留给穷人去收割并不是出于一种舍施之举,而是在实行一项义务,一项犹太律法上规定的义务。
他必须这样做,因为从律法上说这些庄稼属于穷人。
这就好比犹太人的什一捐,每个人都必须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上帝一样。
对于无地无产的穷人来说,或者对于需要粮食的人而言,既然这些留下来的庄稼是给穷人去收割的,那它们就属于穷人的。
鉴此,穷人根本就用不必经过任何人的许可,更不用低三下四地拿自己的尊严去换得这些粮食,而是尽管去收割、去捡便可。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犹太人慈善捐赠思想中“穷人的权利”所包含的含义。
因此,在犹太人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不会看到,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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