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深层文化意蕴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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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深层文化意蕴探析
白鹿原深层文化意蕴探析
《白鹿原》是忠实历时六载所完成的一部巨作。
1998年获得第四届矛盾文学奖。
评论家朱寨称之为“扛鼎之作”。
[1]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肯定了其所达到的艺术水准和在当代文学中所取得的成就。
而在对《白鹿原》的诸多评论中,多与获得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作比较。
诚然,前者对后者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借鉴有目共睹,这也是作者本人所承认的。
但是,我认为,拨开艺术表现手法、结构、语言等表层现象,从深层意义上来讲,我们所需要挖掘的应该是孕育这朵奇葩的肥沃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
也正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没有深层次的原因,那么也就不会有如此成就。
而且,忠实在被问到关于如何构思《白鹿原》的文化意蕴时也这样说道:
“所有思考中,如何表现民族的典型文化特征、文化情感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是一个重头问题……写《白鹿原》,我正是想描述出本民族的一种历史文化运行的状态,揭示出民族深层的演变情况,而这又与民族文化的特征和发展有密切联系。
”[2]再结合《白鹿原》扉页上引用巴尔扎克的那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们也就不难得知,从某种意义上讲,《白鹿原》其实是一部民族的文化秘史以及通过家族史来展现的民族灵魂史。
由此,本文拟从《白鹿原》的艺术表现手法、叙述话语等表层现象入手,结合中国文化以及地域文化的发展史及特征,逐步深入挖掘文本中所蕴含的深层民族文化意蕴,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在的延续性精神进行反思,以期找到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不竭生命力根源所在,以及文化在未来前进走向中我们所需要坚持和摒弃的地方。
一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而‘文化’涵的丰富性决定了它外延围的广泛性。
人们对文化基本结构和分类的划分,根据研究者所从事的不同学科和课题的需要,视实际操作过程的需要而定。
”[3](P4)而中国文化又博大精深,所以我所认同的是江风先生在《中国文化概论》中所作的层次划分,即从文化自身的在逻辑结构和层次上划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四个层次。
因为这四个层次完整地体现了文化本身的基本结构。
而且,在《白鹿原》中,沉淀于民族秘史画卷底层的深层文化在以上四个方面也分别都有所体现。
所以,要深入挖掘《白鹿原》的深层文化意蕴,我们除了要结合文本外,也还要以此为纲来逐步深入探讨分析。
黄河流域是华夏汉族文明的发祥地。
古代这里水草鲜美,先民们在这里狩猎、放牧,进而发展农耕,在这里定居并繁衍生息,奠定了文明的根基。
同时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土壤、气候、水利等自然条件为发达的农业文化提供了优越的物质基础。
而且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即东面、南面临海,西面紧挨沙漠和高山,北面是辽阔的大草原,再加上古时候的交通也不发达,使中国大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与外部世界的相对隔离,以及长期的闭关政策,使中国的经济及文化等一旦形成,便很少受到异质文化的侵袭。
而且由于中华先民的勤劳和智慧,使中国古代的文化尤其是中原地区的文化一直走在同时期世界文明的前列。
所以说,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体就成了中国古代的主要生产方式。
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经济法则,在那样长期不变的经济物质条件下,其政治制度、文化特质等领域必然有所反映且稳定持续发展。
我们虽然不赞成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绝对性,但其对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影响还是应该重视的。
《白鹿原》中的经济物质水平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
这在书中写到白嘉轩抱怨那些抱枪的团丁影响了集会时农民用自家生产的白布交换日用品就可以看得出。
虽然东南沿海经济从明末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在20世纪初,地处中原相对封闭的白鹿原上还是那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
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以下的分析很重要。
因为这是《白鹿原》的一个物质文化背景。
农耕文化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中国封建社会不同于其他民族与国度的政治制度文化,即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
“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远近亲疏为标准,标榜尊崇共同的祖先,区分尊卑长幼,规定继承秩序,确定宗族成员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
”[4](P61)在这种制度下,上至国家,下至家庭,无不纳入到这样一套固定的体系中。
宗族文化虽迥异于西方的宗教文化,但是一旦形成,中国人对它的虔诚与恪守丝毫不亚于他们对宗教的狂热。
《白鹿原》中,白鹿村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宗族。
按照祖先留下的规矩。
当初原上取了白姓的老大白家就一直是这个宗族的族长。
这也符合宗法制下“立嫡立长”的原则。
所以,《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就是这个白、鹿两姓宗族的族长。
他行使着族长的权威也履行着族长的义务。
他修祠堂、办学堂、立乡约、移风易俗、教化百姓,大旱、饥馑时带领族中百姓取水、背粮食。
他公正决断,不偏不倚,救济贫弱,为白鹿村赢得了“仁义白鹿村”的称号。
但是他也自觉地维护着延续了几千年的宗法制度下的礼仪规。
一旦有人触犯它,他会毫不留情的予以处罚,甚至不惜付出血的代价。
所以,说他是封建的卫道士也不为过。
祠堂是宗法制度下的特殊产物。
它是族人共同祭拜祖先和商议族事的地方,是宗族文化演绎的场所。
里面浓缩了中国宗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
白鹿村的祠堂和这个村子的历史一样悠久,可以追溯到“很古很古的时候”。
甚至没有年代的确定性。
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宗族观念和文化的根深蒂固和由来已久。
在《白鹿原》中,多次提到的祠堂除了有它最初的功用外,它还是一个学堂,儒家正统宗族文化中孕育出了白孝文、白孝武这样未来的族长,也培养了鹿兆鹏、鹿兆麟这样新时代的共产党员和军人,和曾经是原上的叛逆者可最终“学为好人”的黑娃,还有白鹿精灵的化身——白灵这样一个白鹿原的反叛者。
在《白鹿原》中,它同样还是历史上演的一个小舞台。
大至历史上可圈可点的事件,小至宗族部的纷争,在这里你都能看到。
作者就让这浓缩了传统文化特质的祠堂负上了揭开新的历史篇章的使命。
再说文化层面中的行为文化。
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复杂的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定势。
是以民风和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生活的具有鲜明民族特性或地域特性的行为模式。
一定的行为文化是一定的精神文化,尤其是观念文化在人们社会实践中的反映。
”[5](P6)中国地处北半球,太由南向北斜照山川河流,人们经过长期的观察,总结出“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即“阴阳”的说法,这成为人们认识和解释自然现象的一种工具,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进而影响到各个方面。
所以,《白鹿原》中的行为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譬如其中关于“阴阳”、“风水”的描写:
有鬼了要请阴阳先儿来捉鬼,捉住的鬼被装在“红布蒙口扎紧了脖颈的瓷罐里,且那蒙口的红布不断弹动,像是有老鼠往外冲撞”。
然后要用滚水把它煮死再焙干;白嘉轩连娶六房而六房却都相继死去,他请风水先儿来看宅基地和祖坟的风水,一旦发现了白鹿精灵显灵的地方,即使有违“仁义”也要不择手段的据为己有。
为的是确保人丁兴旺。
这种风俗习气即使在中国农村的今天亦可见到。
更不用说文本中随处可见的民风、民俗。
例如各个村庄农忙过后的“忙罢会”,请戏班子唱戏;清明节原上不分大小打秋千的风俗;原上大旱,全村百姓跪在忠义化身的关公像前祈求显灵,而不像其他地方求雨要求龙王的习俗。
以及有着关中文化神秘色彩的赶棒槌会。
“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旦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思想、学术以至这个对地方的民风、民俗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
”[6]《白鹿原》中除了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精华体现外还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从作者创作该文本的目的就可见一斑。
作者创作《白鹿原》的雄心,是要写成一段“民族的秘史”,这也是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的。
忠实是人,其创作《白鹿原》的重史目的,自觉的追求史诗效应跟其生与斯长于斯的关中这块土地的文化传统有关。
周秦故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
而重视历史,注重以史为鉴也是华夏民族的重要传统。
写史的传统在两汉时期达到极大的辉煌。
它的两个代表人物,西汉的司马迁和东汉的班固都是关中人。
司马迁以其伟岸的人格和“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太史公书》)为后世文学史学立下了不朽的丰碑。
后人称其为“无韵之《离骚》”。
而班固的《汉书》亦因其严谨而著称于世。
史诗般的巨著,“写出一本两本聊以自慰死后可以垫棺做枕的书”,是促使作者创作的最初动力。
而这在关中地域文化史上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小觑的传统。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在当代秦地的小说家中,始于柳青、杜鹏程,迄于忠实的史诗效应的追求,其渊源可以直溯到周秦两汉。
亦如关于白鹿原的得名,可以久远到像《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那样。
可见,作者在《白鹿原》中关于民俗民风的描写无非也是想从另一个侧面来显示中国传统文化无所不在的广泛性和深沉魅力。
这一点,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
二
《白鹿原》中所反映的精神文化有表层和深层之分,表层的精神文化譬如《白鹿原》中许多关于鬼魂现象的描写,这在中国司空见惯。
儒、释、道的兼容并蓄,使神仙和圣人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而鬼魂都居住在十八层地狱,鬼魂通常都是恐怖的,是人的对立面。
因为中国文化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重视现世的人伦生活,坚持以人为本,形成了“重人伦,轻鬼神”的文化特质。
譬如《白鹿原》中的田小娥的鬼魂一出现就引起了原上的瘟疫。
而没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鬼魂仍旧像活着一样和亲人自由交谈的现象。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忠实在《白鹿原》中所采用的表现手法,是为了更好的展现其所要表达的容的,也是扎根于深沉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中的。
《白鹿原》中的深层精神文化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即“儒”字。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初步形成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兼容并蓄、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
至汉武帝时期,“罢黜白家,独尊儒术”,使文化大一统,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亘古不变的权威地位。
经孔子的创始,孟子、荀子的发展的儒家伦理对中国文化的浸润,形成了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文化。
在《白鹿原》中,白家首先就是中国传统社会里典型的儒文化家庭。
体现着儒式家文化,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7]的重人伦的稳固的家庭伦理秩序。
同时我认为,要深入分析一个文本中的文化意蕴,除了透过人文景观、风俗礼仪等表层现象来分析外,更不能忽视的是文本中的人物性格。
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透过这种复杂,我们才能更加全面深入的体味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蕴。
分析《白鹿原》亦不例外。
首先说白嘉轩。
他自认为自己是个凡人,但是他所恪守的“耕读传家”的家训是拜他所认为是圣人的姐夫关儒朱先生所赐。
他是个农民,遵守的却是中国封建社会大知识分子的道德信念“学为好人”。
在与农业文明相关联的传统民族精神、性格中的勤劳、节俭,刚强有为、自强不息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他勤劳自守,把劳动视为生命的第一需要。
和长工鹿三一起下地干活。
即使被黑娃他们打折了腰,病愈之后也立马到地里,能劳动了就证明了他“还行”。
他节俭持家。
在家庭成员面前回顾白家的家史,把那个有进无出的木匣子看作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财富,警醒后人要勤俭持家使家族兴旺。
他强令儿子们去山里背粮食,为的是让他们“懂得啥叫粮食”。
他自己身体力行,言传身教,让子接受儒家教育,是希望他们能“知书达理”,通晓儒家礼俗规,然后辍学务农,做一个洁身自好、与世无争的“实实在在的庄稼人”。
他的身上体现出儒家“修身”、“齐家”的处世训条和“身正则令行”的道德规,他的“耕读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的祖训则与源于儒学的“关学”这一地域文化中“经学致用”这样的信条密切相联系。
(有关“关学”的论述见后,此不赘述。
)面对一次又一次几乎是毁灭性的来自于家庭和宗族的打击,他自强不息,挺直腰杆。
也正是白嘉轩这种对深沉积淀的儒家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不移地付诸实践,才使这个家和这个家族度过那个灾难、祸患交替的年代。
而被他讥讽为靠勺勺客发家的鹿家毕竟“祖德太浅”,终究“弄不过白家”。
在这一点上,作者塑造出这样的人物性格及其结局也充分说明了忠实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肯定与赞扬。
“孝”是儒家伦理规的核心。
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所以,当白嘉轩的第七房老婆给他生下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他才能当之无愧、心神安宁地跪在祖宗和父亲的亡灵前。
父亲死后,他每晚都要去母亲屋里坐会儿给母亲解闷。
被黑娃他们打折腰后,他理所当然的接受儿媳们对他尽的孝道。
长子白孝文堕落,他带头惩罚,面对众人的劝阻,他说,如不这样,“毁掉的不仅是白孝文,而是一个白家”。
他不能容忍在三儿子那儿绝后,即使采用卑劣的手段也在所不惜。
“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义”是关中地域文化的特质,自金入元的大学者、诗人元好问曾说道:
“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
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
”[8]二者在白嘉轩的人格上有着集中体现。
《论语》中的“仁”有一个基本含义:
由“爱亲”而推至“爱人”,即推己及人。
在《白鹿原》中,白嘉轩的“仁”和“义”传遍整个白鹿原。
他跟鹿三不分主仆,一起下地劳动,同在一个锅里吃饭,让他做自己宝贝女儿的干大,自己娶儿媳,也忘不了跪拜鹿三。
他真诚地感谢交农事件中代他出头的鹿三说:
“三哥,你是人”;他跟中医堂的冷先生是以“义”世代相交;他以德报怨,去营救曾经打折他腰的黑娃和一直和他暗中作对的鹿子霖。
在他的思想中,只要是这个原上的人,就是这个宗族里的人,注定要回到原上,所以他作为一个族长也有义务去营救去保护他们。
这在书中白嘉轩对这个家族历代族长的追述中就可以看出。
但凡一个优秀的族长,无不为了这个家族鞠躬尽瘁,留下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
这也是在中国传统宗法文化中闪光的一面。
其次说朱先生。
如果说白嘉轩是儒家文化的“行者”的话,那么朱先生算得上儒文化的“知者”。
朱先生和白灵都可以称得上是白鹿原上白鹿精灵的化身。
作家在朱先生身上倾注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挚爱。
在他身上体现着儒家人格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集智慧、仁爱于身而达到的一种完美的人生境界。
他22岁中头名举人,为父守灵不赴公车,朝廷爱其才委以重任,却又被他婉言拒绝。
作为一届书生,只身进入镇压革命的清兵大营,只为给百姓“讨活路”。
他一生只穿家纺白布,连死了给他错穿了一双线袜,他的腿就打弯。
他的行为充满了传统儒家实践理性的精神和忧患意识,不但做到了“独善其身”,更做到了“兼济天下”。
更值得注意的是,朱先生作为关中学派的传人,其思想、性格、行为不免也受到关学的影响。
关学源于儒学,但又跟地域文化融合具有重“实学”、重“经学致用”的特点。
从这一点来看,其道统是儒家积极入世观念。
关中地处北国,水深土厚,生产条件十分艰苦。
所以有以上学术文化特点也不足为怪。
周秦故地孕育出来的尚实的传统,不仅在关学中获得了它的辉煌的学术体现,而且通过“关学”的传统,强化着这一地域本来就有的民间的尚实文化传统。
这些从文学和历史上就有根源可寻。
从关学的鼻祖载至后流落关中的大学者顾炎武,“尚实”都是他们学问的特色。
然而小农经济思想的封闭性使他对政治风云变幻及政党纷争十分厌烦,注定了他必然有“圣贤”式的孤独,他的精魂也化作奔腾的白鹿消失在白鹿原。
他的悲剧也是从封建时代末世转入半封建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悲剧。
也是作者追思文化历史的矛盾心态的外化。
黑娃,这个白鹿原曾经的叛逆者,最后也愿意“学为好人”,拜倒在朱先生的门下,成为朱先生“一生中最好的弟子”。
作者之所以要给黑娃这样一个归宿,也再次证明和体现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伟大魅力。
作者的用心也就清楚明了了。
在《白鹿原》中,寄托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追思,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理想主义的特征。
朱先生是一个半人半神的圣人。
而且也因为白嘉轩在处理族事的权威、公正以及扶贫济弱的“仁义”为白鹿村赢得了“仁义白鹿村”的称号。
就像王安忆《小鲍庄》里的小鲍庄是“仁义”的象征一样,“仁义白鹿村”也成了中国儒式家庭文化规下的一个典,是作者心中传统文化的一个世外桃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白鹿原》中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母性回归意识。
虽然出现的次数很少,但是我们要探析深层次的传统文化,理解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在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以三纲五常来规阶级秩序的,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
而女子则要遵从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然而当夫死子弱时,女性便毫不犹豫地支撑起这个家庭。
例如书中,白秉徳老汉死后,白嘉轩要坚持守孝不肯再续弦,而母亲白氏则毅然决然地坚持即使变卖家产也要为其娶妻。
白嘉轩对一个家庭中女人的作用有过一句精辟的结论:
“男人成不成景戏的关键在女人。
有精明强干的男人遇着个不会理财持家的女人,一辈子都过着烂光景;有仁义道德的男人偏配着个粘浆子女人,一辈子在人前头都撑不起筒子……”,[9](P413)在那个以父权为尊的封建社会里,这无疑是对女性地位的肯定和无意识状态下对女性意识的回归。
而且,在书中曾经有两处提到对母性的回归。
一处是在黑娃学为好人,娶了玉凤,回原上祭祖,晚上住在鹿三的号子里,偎在妻子怀中,心里居然忍不住要叫声“妈”。
无独有偶,玉凤也是出身一个传统的儒式秀才家庭,自幼熟读经书。
所以这实质上还是黑娃皈依儒学的深层写照。
另一处是朱先生临终前,枕在妻子朱白氏的腿上,突然热泪盈眶要叫声“妈”。
一个关儒最后的归宿却是那久违的母性。
这不得不发人深思。
我认为,这不是作者偶然为之,是有着深层的意蕴。
人类社会是首先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然后才进入以父子为主轴的父系社会。
但是对母性的依赖和回归永远深埋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
例如,我们称孕育了华夏民族文明的黄河、长江为母亲。
称我们的祖国为母亲。
所以说,对母性的有意识回归也是我们民族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此可见,在《白鹿原》中,不管是表层还是深层,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地域文化,我们都可以清晰的看到这巨大的成功底下深厚的文化土壤。
三
通过对作品中人物性格以及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文化意蕴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是在反思,反思我们民族生存在的精神和文化。
就拿作者对待白嘉轩的性格和命运安排来说吧,从整体上来看作家自己就是矛盾的,他在充分肯定了在“仁义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身上表现出来的被朱寨称之为“忠诚刚烈坚毅直朴的灵光神韵”的同时也对“五四”运动的主将们所判定的“礼教吃人”的一面在白嘉轩身上的体现不动声色的给予批判,田小娥死后鬼魂为了报怨引来了原上的一场瘟疫就是很好的证明,虽然这样的反抗方式不免有些极端。
雷达在《废墟上的精灵》中对于此有一段独到的论述:
“我始终认为,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
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
”这是一个表述得很深刻的见解。
所以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鹿原》还是一部创作主体外化的心灵秘史。
忠实在《白鹿原》里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历史生活,而他的立足点却站在世纪之末。
这就是说,作者是以20世纪末的历史史实和文化心态为坐标来刻画百年进程中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层演变。
但是整个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从宗法的封建专制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转折期,过渡期。
在这段时间,社会现实中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
一方面是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在外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不可避免的解体,另一方面又是这种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的顽强存在。
但它的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却也是注定了的,无法挽回的。
所以说,作者的整个价值立场和观念本身就是矛盾的。
对白嘉轩的自省、自励、慎独、仁爱的儒家人格和他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朱先生所尊崇的儒家道统,作者是从正面大加肯定和赞扬的。
鹿子霖的悲剧也从反面证明了“祖德太浅”,即没有儒家文化的深层支撑,式微的命运是必然的。
而且,更耐人寻味的是,白鹿原上的反叛的第一代却是从儒家文化的集中地——白鹿村的祠堂里的学堂中孕育和诞生的。
但不同的是,黑娃虽作过土匪,但不失人性本真,最后学为好人,却被争功的白孝文害死;鹿兆海在抗战中为国捐躯,鹿兆鹏在全书的最后却不知所终;白鹿精灵的化身——白灵顽强地反抗着这个家族,躲过了革命工作中的种种危险,却在战中被不清不楚地活埋;白孝文是白家的逆子,被白嘉轩逐出家门。
但有朝一日得了势,居然成了光宗耀祖的好儿子(作了滋水县县长,被允许回家祭祖);他的本性依然没变,变的只是他的社会地位。
那么作者为我们揭示的就是足以令我们目瞪口呆的秘密:
成者王,败着寇。
历史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你瞠目结舌却又无可奈何。
但是在这变幻多端、云笼雾罩的历史面前。
哪些是需要批判继承的,哪些是需要我们肯定发扬的,作者在沉思,我们也不得不深思。
但是螳螂之臂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白嘉轩的悲剧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一种古老文明的走向没落和解体,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任何带有某种恒久性的可供后来者吸收与借鉴的因素。
”[10]所以,民族精神中的精华我们依然需要发扬光大,在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发生撞击时,我们不断的提取精华,去除糟粕,兼容并蓄,使我们的文化永远是一条源头有活水源远流长的大河。
参考文献
[1]朱寨.评《白鹿原》[J].《文艺争鸣》,1984年第三期.
[2]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J]《小说评论》,1993年第三期
[3]、[4]、[5]江凤.《中国文化概论》[M].:
大学,2002.7.
[6]、[10]何西来.《白鹿原》评论集序[M]《〈白鹿原〉评论集》第4页,人民文学2000年版
[7]《礼记·礼运》
[8]转引自何西来.《白鹿原》评论集序[M]《〈白鹿原〉评论集》第4页,人民文学2000年版
[9]忠实.《白鹿原》[M].:
长江文艺,2004.
[11]唐金海,周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M].:
东方出版中心,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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