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批评.docx

社会历史批评.docx

《社会历史批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社会历史批评.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社会历史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

一、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概说：

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

它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社会—历史批评几乎伴随着文学批评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

人们在分析文学现象时，总免不了要考察文学现象与人类社会历史的诸种联系。

据埃德蒙·威尔逊考察，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源于18世纪维柯对荷马史诗的研究，他的研究揭示了希腊诗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

……但使之完全确立的则是一位叫丹纳的法国人，他的名言是：

文学是时代、种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

丹纳在其《<英国文学史>序言》（1863-1864）中提出了著名的“三要素”说。

在丹纳看来，文学艺术是人类所建立的道德形态之一，而“有助于产生这个基本的道德状态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种族’、‘环境’和‘时代’。

我们所谓的种族，是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

这些倾向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

”而所谓“环境”是指种族生存于其中的环境，“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的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倾向，并且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干扰或凝固的作用。

”在丹纳所说的环境中，其实包括了如气候、国家政策、社会的种种情况等诸多因素。

如果说种族的遗传特征是形成一种文化的内在动力的话，那么环境则起重要的外力作用。

显然，丹纳的“环境”既包括了由地理条件和气候状况等构成的物质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

在他的《艺术哲学》中，丹纳首创了“精神气候”重要概念。

丹纳认为，自然界有它的气候，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

“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

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

”可以看出，丹纳的精神气候，就是由一个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构成的，丹纳将此作为决定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乃至出现或消亡的力量。

关于时代，从丹纳的分析来看，主要是指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继承关系。

艺术作品由于处于不同的具体的历史时期，它必然受到先驱者的影响，所以“当民族性格和周围环境发生影响的时候，它们不是影响于一张白纸，而是影响于一个已经印有标记的底子。

”

其实，最早的社会—历史批评文本当属18、19世纪之交法国文坛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斯达尔夫人。

这位以作家和文论家双重身份饮誉世界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先驱在1800年发表的《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一文中，主张从社会环境与文学的关系来考察文学，她的著名观点是：

任何文学，只有把它和创造这种文学的社会和时代的精神状况联系起来，只有把它置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才能被理解，才能加以研究和评析。

从文学受社会环境制约的观点出发，斯达尔夫人强调，时代和社会造就一种文学，也造就一个作家，即使是最罕见的天才，他的水平也总是与同时代人的水平有联系的。

同样的天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也会有完全不同的作为。

斯达尔夫人将当时的欧洲文学分为南方和北方两种文学类型，南方有着清新的空气，茂密的丛林，清澈的溪流，这种自然条件在诗人内心激发起强烈的热情，从而形成南方文学的激情浪漫形态。

而北方阴暗多云的天气条件则使得诗人更关注人生的痛苦，从而使文学趋向忧郁的现实气质。

——斯达尔夫人研究的权威学者、法国文学理论家保尔·梵第根指出：

“把文学的历史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这种思想源于孟德斯鸠，但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维柯，是莱辛还是赫尔德，都没有把这种思想提出来，而把这种思想应用于文学，这在1800年还是前所未有的。

”

真正使社会—历史批评获得广泛而有成效的运用的却是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

在我国近代以来，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中，社会—历史批评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文学十分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鼓吹“小说救国”，甚至把小说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根本问题来对待。

“五四”以后，鲁迅、矛盾、瞿秋白等人受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影响，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评论文章。

他们的批评实践为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的运用提供了范例。

建国以来，我国文坛十分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但由于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受到很大损害和歪曲。

总之，社会—历史批评是当今批评类型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方法体系，也是人们最熟悉的、惯用或滥用的批评方法。

同时，它又是一个在不断发展中、仍有其生命力的方法体系。

二、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

社会—历史批评与其文学观念有直接关系。

文学观的核心是文学的本质问题，即什么是文学的问题。

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认为文学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学本质上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再现。

亚里士多德的摩仿说可以视为西方社会—历史批评观念的源头，亚氏认为悲剧摹仿人的行为，西塞罗说，戏剧是对人生的摹仿，是生活习惯的镜子。

这一观念雄霸欧洲几千年。

歌德说：

“我的全部是都是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

”巴尔扎克说：

“文学是社会的表现。

”“我企图写出整个社会的历史。

”到了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那里，社会历史的文学观念成为鲜明突出的理论主张。

别林斯基认为：

“艺术是现实的再现。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文学脱离了生活，假使也能够产生杰出的作品，这该是一般规律的奇怪例外。

但这种事情是从来就不会有的。

”这些批评家的观点影响极为深远。

我国东汉时期的何休谈到诗歌时说：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唐白居易说：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与元九书》）他自己的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

这是中国早期比较明确的社会历史文学观念。

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再现，文学也就会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

曹丕《典论·论文》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培根认为，“诗可以使人提高，使人向上。

”狄德罗说：

“假如政府在准备修改某项法律或者取缔某项风俗的时候利用戏剧，那将是多么有效的移风易俗的手段啊。

”这是社会历史文学观念的进一步展开。

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特别注重文学作品的内容，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即使考察文学作品的形式，也是看这种形式能否有利于主题内容的表达。

三、社会—历史批评的评判尺度：

在一定的文学观的指导下，社会—历史批评总是或显或隐地对所评论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评判，从而也就会有一定的评判尺度。

社会—历史批评非常重视对文学作品作出价值评判。

它的评判尺度主要是真实性、倾向性和社会效果。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再现，社会—历史批评十分注重对文学作品中社会历史内容的阐释，而这种内容是否真实就成为首要的尺度。

在社会—历史批评看来，真实性指文学作品所展示的社会生活画面，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它是作者的真情实感、读者的真实感受与艺术形象的真实的统一。

在社会—历史批评中，真实性是判断作品价值的首要条件。

社会—历史批评对文学作品真实性的考察包括各个方面，如时代背景的真实性问题，人物性格的真实性问题，乃至作品细节的真实问题等等。

当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出版后，有人认为作品的结局既没有悲剧性的死亡，也没有大团圆的喜剧。

针对这一指责，别林斯基认为如果是那样，就不是真实的。

奥涅金“绝非魔鬼或浪子，虽然他也绝非是道德的典范。

这是普希金的伟大的优点之一：

他摧毁了那些流行的观点，以为一个人不是十足的恶魔就是纯粹的正人君子；他仅仅描写生活中的平常人。

《奥涅金》是一幅忠实地描写在一定特定时代的俄国社会的诗体画”。

鲁迅说：

“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

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再现，但文学中再现的社会生活经过了作家头脑的创造，因而有一个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的问题。

这就是文学的倾向性。

社会—历史批评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不仅仅应该是真实的，同时对它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即具有正确的倾向性。

所谓“正确的倾向性”，主要是从道德、人性或正义的角度出发去评判作品的主题内容。

譬如杜勃罗留波夫曾这样批评一些创作中的不良倾向：

“有这样的作者，他们把自己的才能都献给歌颂色欲的场面和各种放荡的行为；他们把色欲描写成这样子，如果人要相信他们，就会觉得人类真正的幸福，只有在这里了。

还有另一批更加荒唐的作者，他们歌颂穷兵黩武的封建领主的武功——这些领主使鲜血流成大河，烧毁城市，掳掠自己的臣民。

在对于这些强盗们赫赫武功的描写中，自然不会有彻头彻尾的谎话；可是它们却被作者涂以这样的光彩，致以这样的赞美——这些赞美清楚地证实，在这些歌颂它们的作者的心中，并没有什么人性的真实的感情。

由此可见，无论哪一种片面性和偏狭性都将妨碍艺术家去完整地观察真理。

”——不过我们由此会产生疑问：

如果需要考虑文学的倾向性，要使文学的表达与人类共同的道德律令、公平正义和人性善恶相一致，这样会不会干扰文学的真实性？

或者说，仅从某种倾向出发的所谓真实再现，尤其是从某种政治倾向性出发的所谓真实再现，是否还存在真正意义个的真实性？

社会历史的文学观念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所以文学的社会效果是社会—历史批评的重要尺度。

社会—历史批评要求文学通过创造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学形象以丰富人们的知识，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观，从而维护或破坏某种意识形态。

社会—历史批评对社会效果的注重与文学的倾向性问题颇有关联，倾向性是从作家作品方面讲的，社会效果是从读者方面讲的。

——问题是：

注重社会效果很容易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利用，成为它的传声筒，甚至成为权力阶层利用文学向民众强行灌输国家意志的工具！

或者，注重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也很容易扭曲文学的审美性和真实性，使文学成为一种抽象生硬的道德教条。

四、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操作：

1、侧重对文学作品社会历史内容的阐释

社会—历史批评特别注重对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进行深入具体的阐释。

中国古代的所谓“风雅比兴”之说，就是强调《诗经》中的社会历史内涵。

《毛诗序》说：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汉经学大师郑玄说：

“比，见今之失，不敢直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谄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周礼注》）侧重阐释《诗经》的社会历史内容是中国古代《诗经》批评的重要方面，这当然与早期人们以经视《诗》有关。

杜甫的诗被被称为“诗史”，唐代孟启《本事诗》说：

“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这是典型的社会—历史批评。

近代以来，这方面最突出的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批评。

果戈理的《死魂灵》发表后，不少人贬低甚至辱骂它，认为是一部琐屑无聊之作。

别林斯基针锋相对地指出：

“果戈理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死魂灵》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只有盲目的浅薄之徒才看到那是琐屑和无聊，却不知道就是在这些琐屑和无聊上面，呜呼！

——转动着整个生活幅度。

”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发表后，同样招惹了许多人的非议。

杜勃罗留波夫明确指出：

“关于这个心地善良的懒人奥勃洛摩夫怎样躺着和睡着，以及不论友谊、不论爱情都不能惊醒他，使他振作起来的故事——这到底算不上怎样重要的故事。

然而在它里面，却反映着俄罗斯的全部生活。

”可以看出，社会—历史批评擅长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分析，来达到对作品的时代环境、社会生活和历史内涵的阐释与评价，并将这些与作品的价值和意义直接联系起来。

显然，愈是反映社会历史内涵丰富、复杂而深刻的文学作品，它的价值和意义愈是值得充分肯定，当然，前提是必须符合批评家事前预设的某种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

2、联系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说明其艺术形式

社会—历史批评并不排斥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但它从不就形式谈形式，而是联系社会历史内容来谈形式，或者说，社会—历史批评所讨论的艺术形式必须是为很好的表达社会历史内容服务的形式，用内容对形式的决定性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历史批评的又一特点。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列夫·托尔斯泰作品艺术形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心理描写，他说：

“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

”从而，“托尔斯泰伯爵所最注意的是一些情感和思想怎样发展成别的情感和思想，由某种环境或印象直接产生的一种情感怎样依存于记忆的影响和想象所产生的联想能力而转变为另一些情感，它又重新回到以前的出发点，而且一再循着连串的回忆而游移而变化。

”这里虽然是重在探讨心理描写艺术，却不曾脱离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

可以说，社会—历史批评所谓的艺术形式，只是一个盛装东西的器物，重要的是器物中的东西。

3、注重考察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与作家的关系

文学作品是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内容与作家的生平经历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直接关系。

所以考察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与作家的关系成为社会—历史批评的又一方面。

中国古代的孟子有“知人论世”说：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孟子·万章下》），又有“以意逆志”说：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孟子·万章上》）这里强调的是对作者之志的理解与阐释。

司马迁在谈到《离骚》的时候，把它同屈原的生平联系起来，他说：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离骚者，犹离忧也。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唐李善注阮籍《咏怀》诗说：

“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茲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

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

”（《文选》注卷二十三）法国丹纳认为，“精神著作的产生不就只靠精神。

整个人对他的产生做出了贡献，他的性格，他的教育，他的生活，他的过去和现在……都在他所思考的和写作的东西上留下了痕迹”，他本人也正是这样去考察巴尔扎克的，他接着说，“为理解和评判巴尔扎克，我们必须知道他的性格和生活，这两方面都曾给他的小说以营养。

”

不仅要考察作家的生平经历，性格思想等，还要同时考察作家创作该作品时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特别是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的社会思潮，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与阐释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蕴，尽可能地接近作家创作该文学作品的本旨和原意，因为传统的理解观认为，只有作家的创作本意才对文学作品的唯一正确的阐释与理解。

譬如我们讨论杜甫的“三吏、三别”总是不能不去联系“安史之乱”；分析雨果的作品也必须要先研究法国大革命；而评论鲁迅的《呐喊》小说，总忘不了从辛亥革命及其所谓的不彻底性出发。

这种从作家的生平经历→时代背景（精神气候）→文学作品的主题内容的单一批评模式，固然有它准确而深刻的一面，但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众多新颖理论的启示下，我们也必须开始反思其僵化而独断的一面。

五、社会—历史批评的功绩与流弊：

文学作品描写人们的生活，这种生活整体上必然是社会的和历史的。

阐释这些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内容，显然是文学批评的重大任务。

无视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可以说是文学批评的失职。

有的文学作品社会历史内容非常鲜明，阐释就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大量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常常蕴含在具体形象的描写中，有时甚至连作家本人都未意识到，正是依赖于社会—历史批评，这些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才得以揭示。

从那些表面平淡无奇的事件中揭示出蕴含其中的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使之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这正是社会—历史批评的功绩所在。

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譬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时，尤其要求社会—历史批评具有这样的功用。

文学作品都具有社会历史内容的可能性，但并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具有社会历史内容。

社会—历史批评试图到所有文学作品中去发现寻找社会历史内容，就不能不产生许多弊端。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人们甚至对某些文学作品没有表现出鲜明的社会历史内容而表示不满，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白居易《与元九书》说：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

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

”认为这样的文学作品没有创作的必要，这对那些纯粹写景抒情的作品显然是不公的。

建国初，萧也牧写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主要反映夫妻感情问题，有论者认为没有表现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进而批判有加，这可以说是社会—历史批评的流弊所在。

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论文艺学主宰一切的特殊历史时期，因为没有涉及表现工农兵或火热的阶级斗争内容而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文学作品，委实多矣！

由于社会—历史批评十分注重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因而相对忽略了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的研究，包括文学形式本身的继承与发展，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历史批评的先天缺陷。

即使是那些先锋探索性的尝试，如果没有浓厚的社会历史气息，其价值也会遭到批判。

此外，由于社会—历史批评赋予文学作品太重的社会功用，降低了文学作品的单纯审美的超功利性和超越现实的意义，从而使得文学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它成了训导读者、服务社会的工具，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品格和价值，很多时候难以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区分开来，甚至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演绎，沦为向民众灌输某种社会历史观念的宣传机器，从而使得文学远离自己的审美本位，也使得民众产生对文学的厌弃心理。

六、社会—历史批评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社会—历史批评尽管受到庸俗社会学的侵蚀，使其形象受到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历史批评可以被取消。

社会—历史批评毕竟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一套完整批评理论体系的批评方法，它有其存在的深厚基础和运用价值。

1、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论证其必要性和必然性

美国著名文论家韦勒克在其《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

“文学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下面三方面的问题：

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等。

”这三方面构成了文学与社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文学是作家创作的，而这个创作主体本身就是社会的一员。

尽管有些作家试图超凡脱俗，但他不可能完全脱离其生存环境，必然处于某一特定的社会位置上；同时这个主体必然要向他设想的读者讲话，而在表达中将会有意无意流露出对生活的追求、反抗或厌倦；并且这个主体最终希翼获得某种程度的社会的公认和奖赏。

第二，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与社会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文学所再现或表现的内容都直接或间接来自社会生活，这种生活既可以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也包括人的主观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所有题材都与生活有关。

第三，文学作品一经产生，必然要回到社会中去，“藏之名山”之作也是为了“传之后世”。

从接受的角度讲，文学作品只有被人阅读才有存在的价值，否则仅仅是一堆印刷品；并且一部作品的成功或流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历史内涵的社会现象，值得研究。

简言之，只要文学与社会的联系不被割断，社会—历史批评就有其存在的价值。

美国批评理论家司各特曾表示：

“显而易见，只要文学保持着与社会的联系——永远会如此——社会批评无论具有特定的理论与否，都将是文艺批评的一支活跃力量。

”

2、从评论对象和评论者两方面论证其必要性和必然性：

文学史上出现过多种多样的创作思潮和流派，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等。

标举客观再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式之一，而社会—历史批评尤为适合分析和评论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直接描写或再现了社会生活中种种现象，揭露了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将能更好地揭示这类作品的思想深度。

可以说，只要现实主义创作方式永存，则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也必将永存。

就文学评论工作者而言，他们中思想旨趣、知识结构也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批评家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并注重文学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功能，这些批评家将易于选择和接受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希望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宣泄他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和焦虑，抒发他对真实的渴望和对理想的追求。

当然，这并不是说选用其他批评方法的评论家就缺乏历史感，区别只是评论者个人的素养和对作品关注的焦点不同而已。

社会在发展，文学观念在更新，社会—历史批评也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充实。

固守是没有出路的，未来需要拓展。

社会—历史批评必须在突出自身特征的前提下吸收、消化新的知识和思想，不断修正和完善自身的理论结构，以迎接新的时代，新的文学批评观念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