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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阴影》1全球政治经济失衡
《消费的阴影》
英文书名《TheShadowsofConsumption》
作者:
PeterDauvergne
翻译:
素如秋(自用版,本人翻译功底有限,翻译有误望理解)
导言:
消费增长的生态阴影
1全球政治经济失衡
数千年来,埃利斯冰架一直位于埃尔斯米尔岛的北部海岸外,这是北极以南500英里(800公里)处一片荒凉的冰川和岩石。
2005年8月的一个下午,一块11000个足球场大小的冰突然挣脱出来。
附近没有人作证。
但它使在150英里(250公里)外的地震监视器发出了震颤的声音,而且卫星也记录下了冰架漂流出海的图像。
为什么会这样?
冰架崩塌仅仅是自然的正常过程吗?
大多数科学家不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气候变化至少是部分原因。
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这一点。
有记录以来的五个最温暖的年份都是自1998年以来。
20世纪90年代是最热的十年,2005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最热的一年。
在过去的几年里,数十万平方英里的北极海冰在这些温暖的条件下融化了。
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本世纪末,北极的冰盖可能在夏末完全消失。
北极温暖的昼夜似乎是埃利斯冰架崩塌的合理解释。
但这引发了一个潜在的问题:
为什么气温在上升?
因为,通常科学的答案是,来自人类的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数量正在上升。
目前,全球每年仅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就超过270亿公吨,高于1980年的180亿公吨,现在相当于地球上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大约4公吨的重量,相当于两辆悍马的重量。
然而,这个答案又引出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数量在上升?
温室气体的直接原因涉及数千种活动。
工厂和熔炉都有贡献。
汽车和飞机也是如此,种植水稻和养牛也是如此。
其他环境变化,如森林砍伐、沙漠化和臭氧消耗,也在增加温室气体。
几乎每个地方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似乎都有贡献。
更重要的是,人口总数和人均消费率也在继续上升,环境影响远远超出“仅仅”气候变化。
消费上升
“啊,”儿童故事讲述者埃里克·卡尔(EricCarle)开玩笑地写道,“我们可以从温柔的树懒身上学到的东西,即使只是一点点,它可以慢慢地,缓慢地,缓慢地沿着树枝爬行,吃一点东西,睡很多觉睡,和平地生活。
二十世纪后半叶,全球人口增长了35亿人,这一增长速度是有记录以来最快的速度。
全球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十年增长20%,即从1960年到2002年的总收入增加约为3000美元。
每个月,我们勤劳和繁荣的物种平均继续增加600多万个成员,相当于增加一两个主要城市。
到本世纪中叶,假设过去的趋势保持不变,我们的人口将超过90亿。
96%的人口增长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大约一半在这六个国家:
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
一场席卷每一代人的全球消费飓风正在积聚力量。
50多年来,木材、鱼类和水等自然资源的人均消耗量增长速度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
从许多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这段时间消费的快速增长。
例如,从1960年到2000年,私人消费支出(家庭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增加了四倍多,尽管在此期间全球人口只增加了一倍。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北美和欧洲的生活方式的追求,未来将会有更高的人均消费率。
这有很多的证据说明:
北美和欧洲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却占私人消费总支出的60%以上。
然而,中国正紧随潮流,几乎每个部门的消费都在增长。
消费的政治经济学
人们购物有很多原因:
需要、习惯、信仰、欲望、恐惧。
大多数富有的消费者可以在许多产品中自由选择。
即便如此,全球政治经济既决定了消费者的“选择”,也引导了消费者的集体“选择”。
这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系列的力量在一个漫长的链条上,从开采到生产再到零售再到处置,产生了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力量。
贸易全球化、公司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是全球政治经济的核心。
但新技术、广告和文化塑造了它,而政府政策、活动家网络和全球机构则引导着它。
缓解消费上升引起的全球政治经济对环境的影响,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治理挑战之一,即使不是最大的挑战。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更好地理解消费是如何、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全球环境变化的。
本书的第一章从公司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带来的一些后果开始。
经济全球化正带来许多好处,它不仅对社会有益,而且对环境管理也有好处。
然而,这一进程正使强国和金融机构更容易地将生产、使用和替代消费品的成本转移到遥远的生态系统和全球经济边缘的人们身上。
最终的结果是一个不平衡的变化过程,社会内部不平等,国家之间不平衡,增长中的经济体从自然中吸取的东西是不健全的,正如第二章将要展示的那样,消费增长所带来的生态阴影正不成比例地投射到世界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最贫困的人和他们的后代身上。
生态阴影的全球化
随着全球化经济中贸易、投资、融资和消费者数量的不断增加,消费的生态阴影在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方交错。
当国家和金融机构追求经济增长、利润和金融稳定时,这些全球性的危害模式就会出现,地方利益取代了生产、运输、使用和更换消费品的环境成本。
更具体地说,当来自日本和美国等国的跨国公司从东南亚和南美的热带雨林进口木材或牛肉时,当欧洲和北美富有的消费者将电脑运到中国进行回收利用时,它们就产生了,当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在不考虑大气或公海成本的情况下刺激经济增长时。
当公司在引进产品时不考虑对人类健康或环境稳定性的长期影响,以及当国家允许在国内被禁止的不安全产品出口到国外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全球化通过整合和重组经济、机构和社会,加速了许多投下生态阴影的进程。
许多力量在推动这一进程。
资本主义和西方价值观的持续传播发挥了作用,这些传播在很久以前的现代化和殖民统治下就开始了。
更快的技术,如飞机、电视和计算机,也可以通过为人、资源、金钱和知识提供高效、廉价的传输带。
所有这些都导致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单一的地方”,在那里,遥远土地的变化以更快的速度、力量和频率影响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在那里,尽管有像《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这样的国际协议,但为了金钱、技术、思想和旅游者,而不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边界越来越容易跨越。
全球化带来了关于如何最好地组织世界秩序的基本价值观和假设,这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全球化更多地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系列进程。
一个核心假设是,无限的经济增长是可能和必要的,而且,“新兴”经济体应该走工业发展和集约农业的道路,以确保更多的消费,从而实现繁荣和稳定。
人均消费增加是一切都好的标志,即使在其利益分配严重不均的情况下。
对这种不平等的制度性“解决方案”,有人称之为“贫困地带”,归结为一个相当简单的公式:
依靠投资、贸易、技术和(必要时)法规的全球化,以更高效的方式生产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也就是说,用更少的劳动力、资源、时间和消耗,以及环境影响。
这个公式可以产生许多经济效益,它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并且可以生产出大量的消费品和服务。
它还可以加强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全球化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出现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最常被定义为“既满足当前需要又不损害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
富裕的地方开始要求更清洁、更安全的环境;积极分子开始呼吁采取行动;在第一次抵制之后,各国政府开始采取应对措施,开始“管理”环境,利用更高的税收收入来增强其监管能力。
然后,企业通过制定行为准则、扩大环境市场,以及最重要的是提高产品的效率,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减少损害,从而应对这些消费者和政治压力。
与此同时,各国得以就数百项国际环境协定进行谈判,其中包括一些资助发展中国家去保护全球环境的倡议。
例如,这些努力有助于保护政治或经济实力不大的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南极洲的地衣和非洲的大象,仅举两例。
今天,几乎每个国家都在以不妨碍经济增长或阻止跨国投资者、贸易和融资的方式管理全球环境。
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以及执行环境法规(例如通过雇佣员工或购买设备)所必需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国际组织继续推动这么多发展中国家放开投资和贸易规则。
鉴于当前的世界经济,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努力避免货币崩溃和资本流动,这不仅会造成社会和环境的破坏,1997-99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印度尼西亚就是这样。
经济全球化也可以从其他方面促进全球环境管理。
一些跨国公司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其行为守则比政治学家罗尼加西亚·约翰逊(GarciaJohnson)称之为“出口环保主义”的行为准则更为严格。
这一点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跨国公司依赖于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技术,因为社会和市场力量正在迫使他们超越合规,或者因为他们希望避免诉讼和消费者的回击。
这可能是因为金融机构在贸易或市场优势而竞争,或是因为他们采用了行业规范(如化学工业的责任关怀)、国际标准(如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标准)或社会责任的内部政策。
同时,贸易可以刺激更有效的生产,并鼓励转让环境技术。
它还可以鼓励标准相对较低的生产商提高标准,以进入更高标准的市场。
贸易自由化也可以提高环境标准。
相反,从关税到禁运,通过扭曲市场信号来掩盖无能,贸易壁垒会降低环境标准。
在贸易壁垒保护下的制造企业面临的竞争较少,往往缺乏升级设施或避免不必要浪费的动机。
政府补贴,如对种植饲料粮食的农民的税收减免,也会导致财政和环境的无效率。
国际金融组织可以直接支持穷国努力实施环境政策。
一个例子是全球环境基金,该基金于1991年开始作为一个试点方案,现在涉及三个执行机构:
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它的任务是向发展中国家发放赠款和技术援助,用于有全球环境目标的项目(如减缓气候变化或保护生物多样性)。
作为世界上此类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全球环境基金已分发了超过70亿美元的赠款和280亿美元从其他来源筹集的资金。
因此,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加上全球化的环境政策和机构,可以改善环境管理,而且已经在采取一些措施。
然而,正如下一节所解释的那样,这一“进步”至少部分地依赖于一个不平衡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这种进程减少了自然资源,并将消费上升的成本从受益最多的人身上转移到受益最少的人身上。
因此,环境方面的进步似乎发生在一个地方(伦敦、巴黎、洛杉矶),而另一个地方(新德里、里约热内卢、公海)承担了由此产生的成本。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特定消费品的生命周期影响下降的情况下,生物圈的总压力仍在上升。
不平衡的全球化
全球化正在扩大一些人所说的“全球市场”,另一些人则称之为“全球消费文化”。
一些统计数字足以说明这一点。
目前,世界商品出口额已超过10万亿美元,高于2000年的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甚至是1948年的100多倍。
平均而言,目前的外汇交易量约为每天2万亿美元,高于10年前的每天约1万亿美元,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的100亿至200亿美元。
在多个国家投资的跨国母公司数量也从1970年的约7000家增加到如今的78000多家(拥有超过780000个附属公司)。
随着这些跨国公司的不断扩张,流入到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加:
从1990年的220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3800亿美元(有史以来最高)。
贸易和跨国公司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过去几十年的数据显示,在贸易增长和跨国公司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很快。
从1970年到2000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按1995年不变的美元计算)几乎翻了两番:
从13.4万亿美元增至34.1万亿美元。
世界经济也在继续扩张。
从2001年到2006年,它的增长超过了二战以来的任何五年。
在这段时间里,第一世界经济体平均增长超过3%。
第三世界的增长速度更快,2006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继2005年的6.6%和2004年的7.2%)。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国民收入在未来25年内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比1980-2005年更快。
世界银行称之为“下一轮全球化浪潮”,它预测,由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带动的全球经济产出很可能从2005年的35万亿美元扩大到2030年的72万亿美元(以不变的汇率和价格计算)。
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为2.5%。
世界银行还预计,到2030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将增长三倍以上(达到27万亿美元)。
在这段时间内,世界银行预计贸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从四分之一跃升到三分之一以上。
仅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快速经济增长就将使收入在4000美元至1.7万美元之间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数量从4亿增加到12亿。
在接下来的25年里保持这样的增长,将增加数十亿人的购买力,例如,新的中产阶级能够负担起汽车等高级消费品。
到那时,假设趋势不变,世界银行预测,中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的平均生活水平将或多或少达到今天的西班牙水平。
生活在“极度”贫困(定义为每天的收入不到1美元)中的人数,也将从大约11亿下降到5.5亿(尽管最贫穷国家的人口在不断增长)。
然而,到目前为止,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流动人口”并没有给个人或社会带来平等或平衡的结果。
像比尔·盖茨这样的超级富豪现在生活在一个拥有27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的海中的岛屿上。
2006年,世界上有946位亿万富翁,价值3.5万亿美元,超过8亿人仍处于长期营养不良。
超过10亿人甚至得不到干净的水。
《福布斯》杂志将美国人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评为2006年全球最富有的人。
这些人的总资产为1080亿美元(分别为560亿美元和520亿美元)。
世界上第三富有的人以490亿美元紧随其后。
这是卡洛斯·斯利姆·赫尔,一位墨西哥公民和居民,这为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影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正如下面三节所示,造成这种不平等财富的主要因素是公司、贸易和融资,尤其倾向于将消费的生态成本从富人身上转移到穷人和无权者身上,这一过程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试图抵制全球化,或有时为扭转全球化而战。
企业行为的副作用
至少从殖民时代开始,企业家们就一直奔向海外,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服务。
这样的风险是相当大的,但从廉价或外来产品中获利也是相当大的。
第一批来自欧洲的企业家在17世纪开始“收集”自然资源或“收获”农作物。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来自英国的伐木工人跋涉到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中寻找柚木和桃花心木,法国的矿工们深入非洲腹地开采钻石和黄金,而这些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渔民则横渡大西洋,捕捞鳕鱼和海豹。
海外种植园也开始向欧洲富有的消费者提供诸如茶叶、咖啡、香蕉、糖和胡椒等奢侈品,这些奢侈品很快就成了“必需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造商也开始向海外转移,以获得这些廉价的自然资源以及廉价劳动力和基础设施。
18世纪末,欧洲对自然资源和商品的进口明显增加。
到了二十世纪,随着美国开始超越欧洲经济体的进口能力,全球进口的增长速度甚至更快。
贸易和金融的历史以种族主义、残酷战争和文化毁灭为标志。
尽管这一时期出现的跨国公司和贸易链在某些方面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好处,但它们之间的许多结构性关系失衡仍然存在,而且,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这些公司活动今天所产生的生态阴影的强度和范围甚至比过去殖民时代更大。
一个原因是当今跨国公司的数量之多,其中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来自马来西亚(例如伐木业)和中国(例如采矿业)等发展中国家。
到21世纪初,跨国公司已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而金融内部贸易占世界出口的三分之一。
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开放市场和鼓励并购,花旗集团、通用电气、埃克森美孚、沃尔玛、微软、福特、通用汽车等大公司的金融影响力持续增长。
在投资时,这些公司往往带来“先进”的技术、融资和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
这种投资倾向于提高“效率”,扩大市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些跨国公司也倾向于开采更多的自然资源,无论是木材、鱼类或矿物,或制造比当地企业更多的商品;许多跨国公司都尽可能的更快做,向富裕市场出口以赚取外汇。
许多农业公司继续投资于出口食品的生产,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外岛的棕榈油种植园(供应人造黄油和快餐食用油市场),或在亚马逊雨林的养牛场(以满足全球对廉价牛肉日益增长的需求)。
这类业务通常依赖于化学品和化肥的投入,这些投入往往是由遥远的跨国公司提供的,而这些生产企业往往要付出长期的环境代价。
随着自给农业的减少,转向出口作物和依赖化学品和化肥可能导致当地居民营养不足。
此外,在环境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生产的产品往往会污染河流、土壤和水源。
第一世界的一些公司也将垃圾和危险废物运往较贫穷的国家(如电脑垃圾运往中国)。
在任何地方,企业也会向空气中喷射危险物质(二恶英、呋喃、多氯联苯、滴滴涕),这些有毒物质最终会返回土地。
诚然,现在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在一个环境计划内工作,给它贴上“可持续收益”、“可持续管理”或“可持续投资”的标签。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计划要么不切实际,要么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完全)用于公共关系。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每单位产出产生的环境损害确实会减少,但同时,它往往会扩大市场,这反过来又会在单位损害减少的情况下带来更大的消费生态阴影。
跨国公司也在其他方面投下了生态阴影。
他们倾向于在供应商、融资商、生产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组成的复杂贸易链中工作。
这种网络往往会降低问责制和透明度,使任何一个公司实体都难以对环境成本负责。
其中一些公司通过非法活动隐藏成本。
例如,在跨国公司砍伐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热带雨林中,走私、逃税和转让定价都是司空见惯的,贿赂执法官员、海关官员、军事官员和政客也是如此。
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采用双重标准,在国内遵守比东道国更高的标准。
对于劳动标准来说尤其如此,比如工资、养老金和意外保险,但许多环境标准也是如此。
尽管可以说,双重标准允许企业“尊重”当地法律和传统,但对这些双重标准的反对意味着,许多旨在保护公民免受环境损害的国家政策反而会激励企业以较低的标准进军海外市场。
更高标准的政府通常忽略这些“意外后果”,以安抚企业的反对,允许在国内更有效地实施环境法规,同时确保企业保持盈利。
由于这些原因,跨国公司的双重标准仍然是给世界上最贫穷地区投下消费生态阴影的核心力量。
对企业利润的积极追求往往会投下更长时间的生态阴影。
国家鼓励经济持续增长或对有害环境的行为缺乏惩罚,都会加剧这种趋势。
同样,广告商通过品牌战略来扩大或保持市场的努力也是如此。
企业可以从故意无视环境成本中获利,例如,将未经处理的废物倾倒到附近的河流中。
企业也可以从引入具有不确定风险的新产品或服务中获利,实际上是对消费者的健康或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进行实验。
上个世纪一些利润最大的企业“创新”,比如1928年发现的冰箱和空调用“安全”和“稳定”的氟氯化碳(CFC),已经将持久的危害分散到了遥远的未来。
在这种情况下,消耗臭氧层的后果是40多年来科学界所不知道的。
但是,对于无数其他的创新,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汽油中添加四乙基铅,可能的后果从一开始就让一些科学家感到震惊。
在这种情况下,行业科学家和企业首席执行官努力让批评者处于守势。
企业高管游说政客,要求提供直接损害的“证据”,提出“科学化”的怀疑,依靠旷日持久的法律战来拖延监管或逐步取消。
正是在国内的“艰难”时期,一些跨国公司拓展了海外市场(烟草行业就是如此)。
公司也可能开始寻找利润的替代品。
有时,这些替代品消除了危害;但有时,他们开始用另一种“改良”产品(如无铅汽油中的苯或冰箱中的氢氟烃)对消费者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试验。
企业研究团队总是在寻找下一个前沿的工艺或新产品,以占领或扩大市场。
引入许多这些“创新”的效果可能在数年内,有时是几代人的时间里仍然不确定。
例如,谁能真正预测转基因生物或纳米技术的未来后果?
贸易的副作用
贸易全球化可以与企业互动,以其他方式延长生态阴影。
许多贸易产品(如木材和牛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价格并不反映采伐、加工、生产、销售或处置这些产品的全部生态或社会成本。
由此产生的低消费价格反过来又会导致浪费性消费和过度消费(被定义为对幸福毫无益处的消费,比如暴饮暴食直至肥胖)。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像“超大型化”这样的策略对快餐连锁店如此有利,以及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肥胖率正在上升,尽管数百万人仍在挨饿。
浪费性的消费反过来又会给生态带来更大的破坏。
二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历史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日本的贸易公司,如三菱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开始为企业网络融资,以将大量廉价的自然资源输入快速增长的日本经济中。
这些资源大部分来自东南亚,比如木材。
例如,在菲律宾(1964年至1973年)和马来西亚沙巴州(1972年至1987年)伐木高峰期,日本进口量为原木总产量的60%,而在印度尼西亚(1970年至1980年)原木出口激增期间,日本进口了40%。
在菲律宾和沙巴的廉价和可获得的原木供应急剧下降,以及印度尼西亚限制原木出口以支撑其国内胶合板行业之后,这些公司转而从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和美拉尼西亚进口。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从沙捞越、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吸收了大约一半的原木出口。
日本加工者将这些原木的大部分加工成胶合板,为蓬勃发展的建筑业寻找廉价的混凝土成型方法提供了条件。
这些面板在日语中被称为“konpane”,通常在使用几次之后就被烧毁或腐烂。
造成这种“浪费”的原因很简单:
买新面板比清理旧面板便宜。
日本没有马基雅维利安人的阴谋,牺牲他人的利益来保护自己的森林。
由于日本国内供应不足(不足或质量较低)且价格较高,日本企业前往海外寻找木材。
此外,日本的消费并不仅仅是罪魁祸首:
砍伐森林、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水土流失问题至今仍在横扫东南亚和美拉尼西亚,这是全球到地方政治、社会经济和生态力量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
尽管如此,日本林业厅在20世纪90年代初吹嘘日本现在是“世界上森林最稠密的国家之一”的言论,揭示了当今各国政府仍然普遍存在的对环境进步的妄想核算。
全球贸易也可以在其他方面拉长生态阴影。
为了增加贸易或参与贸易协定,各国政府有时会降低或可能无法加强环境规则。
这可能导致各国之间“竞相抄底”;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使各国“陷于谷底”。
此外,富国所标榜的“健全的贸易惯例”——即使在所谓的贸易自由化之后,也很难“自由”或“公平”,许多贸易规则继续保护强国的利益(如美国和西欧的农民)。
贸易全球化也在拉长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因此用户不会察觉到或至少可以更容易地忽略其影响。
贸易全球化还创造了更大和更多样化的市场,给越来越遥远的土地投下阴影。
即使市场崩溃,就像上世纪80年代欧洲禁止进口格陵兰海豹皮之后发生的那样,新的市场很容易形成,消费者的需求会更大,就像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对海豹毛皮的需求一样。
融资的副作用
外国援助支撑了许多贸易和企业结构,给发展中国家投下了生态阴影。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组织对援助施加条件,要求各国政府放开贸易和投资。
毫无疑问,像取消关税壁垒这样的改革可以通过减少浪费和效率低下来改善环境管理。
然而,数十年的对外援助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不断膨胀。
197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略高于720亿美元。
十年后,外债总额超过了6000亿美元。
在这之后的十年里,外债总额接近1.5万亿美元。
到21世纪初,外债总额徘徊在2.4万亿美元左右。
2001年,发展中国家还本付息总额超过3770亿美元,其中1160亿美元用于偿还利息。
自那时以来,尽管国际社会最近努力为最重债国提供一些减免,但半数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继续恶化。
如此沉重的外债迫使各国政府寻求发展的道路,使它们能够赚取足够的外汇去服务或偿还贷款。
这往往意味着出口黄金、木材和石油,或者为咖啡和糖等经济作物开垦土地。
它还鼓励发展中国家政府建设基础设施,以吸引对自然资源、种植园和低端制造业的进一步投资。
所有这些再次强化了一种全球化的秩序,这种秩序将消费的生态成本转移到遥远的地方和时代。
无视成本和责任
在国家内部,这些成本往往被分解到工业区或土著社区等地方:
这一结果往往强化了现有的不平等和种族主义模式。
在各个国家,它们(成本)往往从富裕的国家和城市转向较贫穷的国家和地区:
这一结果加剧了现有的南北不平等。
在全球范围内,成本往往被吸引到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
非洲的沙漠、亚马逊河的雨林、北极的海洋生物、太平洋的深处、平流层的高度。
成本也趋向于流向未来,这样往往会带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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